史蒂芬·罗奇：重塑中美经济关系（一）-斯蒂芬·罗奇
本文是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为2019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独家撰写的背景报告。报告共计一万余字，共分为六个部分。观察者网将分两次刊发此文。
【文/史蒂芬·罗奇】
很少会有人否认美中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也很少会有人否认中美经济关系目前正深陷危机之中。
尽管两国近期有望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业已形成的关税战仍可能将两国关系拖入更为糟糕的境地。两国关税之战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方能避免一场更为严重且持久的争端？为了寻求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这里有必要对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之特点加以剖析。
从本质来看，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依存关系，二者之间不可分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由来已久，后者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需来源——对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奇迹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储蓄短缺的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很明显。中国是美国储蓄盈余的重要来源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国外债权人，同时还是美国第三大以及增长最为迅猛的重要出口市场。
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一样，美中关系如今也步入了第40个年头——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难题。
当时，美国正深陷“滞涨”泥潭而无法自拔。而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经济发展也几近停滞。因此，美中都极度渴望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认识到彼此之间互为依存的经济关系蕴含着有利于彼此的巨大机遇。从多方面来看，这在当时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佳手段。
不幸的是，同人际关系一样，这种相互依存并没有帮助美中两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在合作过程中，面对某些随之而来的问题，合作的一方通常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开始谋求改变。而这种发展趋势正在美中两国的经济领域上演。
中国正在经历调整，意欲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改变其自身经济结构，即从出口转向国内个人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储蓄盈余转向储蓄吸收，以及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
然而，相互依存又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关系。当合作的一方做出改变，而另一方未做调整时——尤其是当美国经济无法改善国内过低的储蓄水平之时——未调整的一方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到蔑视的感觉，而冲突也将随之产生。实际上，美中之间的贸易和关税战标志着两国已经进入相互依存关系当中典型的“冲突阶段”。
1.一场错误的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的矛头指向的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而对美中造成极大困扰的却是巨额储蓄失衡所造成的多边贸易问题。
长期存在国内储蓄短缺问题的美国，2018年同102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盈余国，中国在2017年同169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
因此，采用双边的修复办法是无法解决多边问题的——任何企图通过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来解决此类问题的尝试只能改变国家之间的逆差（或顺差）现状，而无法缓解整体的失衡状态。
尽管面临当前的宏观经济对立形势，中国仍试图在贸易层面，通过相关手段协商解决同美国贸易层面的经济冲突，包括同意多年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大豆）、能源（液化天然气），可能还包括电子产品（半导体）和机械产品（飞机）。
然而，中国的这种非常典型的应对方案无法帮其化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美国多边逆差当中中国所占据的部分转移到美国的另一个逆差国上——最有可能转移到能够给美国造成更高成本的逆差国上。
从实际作用来看，这相当于将高企的关税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而对于中美贸易而言，这里的最终消费者就是美国消费者。
对于国际经济问题来说，双边解决方案和多边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930年5月，1028位美国主要理论经济学家向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撰写了一份公开信，呼吁总统否决待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bill）。
胡佛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而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战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萧条现象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为了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其所采用的手段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粉饰性说辞。
长久以来，政客们喜欢以双边的视角来处理此类争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矛头有明确指向：这样，你便可以将某个特定国家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并以此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大多数经济学家更青睐多边解决方案，原因在于，它更强调因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错配而产生的国际收支扭曲。
这种简单和复杂方案之间的对比是导致经济学家经常丧失公开讨论机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因为晦涩的科学道理从来都不以简单易懂而著称。
对美中关系的讨论完全符合上述特点。
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目标。因为在美国2018年高达891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一国便占据了47%的份额。此外，中国还被指责严重违反国际规则，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黑客入侵，到早期的货币操纵以及以国家补贴对过剩产能进行倾销的各类指控。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还在舆论战中败下阵来——包括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知名学者在内的西方人士指责中国未遵守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达成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的相关要求。
由两名奥巴马政府的前高级官员在《外交季刊》所发表的一篇最新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像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引导或约束中国”。同对待朝鲜、叙利亚和伊朗一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再进行“战略忍耐”，而是变得毫无耐心。奉行国家主义的特朗普政府牵头对中国进行指责便说明了这一切。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从多边的角度看待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本人）的观点就显得空洞不切实际。
将巨额往来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国国内储蓄的一般性短缺——2018年仅占国家收入的3%，相比之下，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平均储蓄水平为6.3%——这种观点完全得不到公众的重视。同样，这种观点也无助于让人们更加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仅仅是美国所面临的一整个复杂多边问题当中的一个占比较大的双边部分。
此外，它也无法帮助我们说明：若对供应链扭曲加以校正，真正反映出其他国家向中国装配平台提供的输入要素，那么美中双边贸易失衡的比例将会减少35-40%。
相反，政客们完全无视对存有缺陷的双边修复方案进行多边性评估的关键意义：对美国低成本供应商（中国）施加关税和供应链惩戒手段，将直接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造成新的沉重负担——该分析结论得到了最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尽管双边的观点在理论和实际方面都存在瑕疵，但它却在美国拥有大片市场。因为处境不佳的美国中产阶级所表现的焦虑情绪，让当今美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持双边观点的人认为，是贸易逆差导致了失业和工资下降。此外，由于2018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GDP的4.3%，使得这种政治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加剧。
因此，瞄准中国变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政治诉求。
我们该如何解读可能会达成的包含为了减少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共同承诺的协定？考虑到美国多边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协定将基本于事无补。
此外，2017年末不合时宜的巨额减税将会导致未来数年内预算赤字大幅增加，美国储蓄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这将造成国际收支逆差和多边贸易逆差的不断加剧，而这些都无法通过针对某一国家的定向双边措施加以解决。
不幸的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居然希望就此同美国达成一份协议，这让美国政客们的说辞显得理由更加充分，即中国是在主动认罪。
资料图：东方IC
2.不可靠的证据
尽管可能试图寻求一种双边修复方案来解决一个多边问题，美国还是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其采取了强硬态度。
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301条款”报告（下称《301报告》）为揭露中国的这一野蛮做法提供了有力证据。该报告长达182页，包含1139个脚注和五个附录，是一份足够让任何律师团都感到底气十足的报告。
《301报告》并非凭空捏造，它是基于近年来所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制定而成的，似乎有力证明了中国的技术窃取行为，令人几乎难以辩驳。
但这里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它所依据的都是不可靠的证据，在美国的任何一家法庭都站不住脚。
《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IP Commission Report）的调查结果为上述指控提供了基础，也为《301报告》提供了根据。
该委员会由两位知名的美国公务员担任联合主席，包括前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和前犹他州州长及前美国驻华大使和现任美国驻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
2017年，根据该委员会的估算，美国经济因知识产权窃取而遭受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范围之大令人生疑。商业机密窃取占知识产权窃取案件总数的80-90%，其余的是假冒或盗版软硬件。
然而，涉及到商业机密窃取具体数额时，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确凿数据能够支持上述声明。
这里便是令人值得寻味的地方。
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调查参考的是另一项研究，即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责任企业与贸易中心于2014年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
事实证明，该调查所依赖的是不可靠的“代理模型”——从本质来看，相当于企图在统计方面通过制造与犯罪行为数据有关的联系来解读商业机密窃取，包括贩毒、腐败、职业欺诈和非法资金流动。
尽管对任何国家而言，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问题，但将此解读为美国遭受了相当于其GDP总量的1%-3%的损失（即知识产权委员会所声称的因知识产权窃取而使美国遭受的损失）则显得非常牵强，令人难以想象。
在知识产权委员会的估算中，关于中国在这些损失中的占比结果则更加令人生疑。
这些结果来自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根据该局的报告，2015年起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价值总计13.5亿美元。实际上，这里采用了另外一个模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人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将此全部归为美国的损失。按此计算，中国占据了其中的87%——其中52%来自中国大陆，35%来自中国香港。对于盗版软件，另外一个“模型”在没有直接可用记录的情况下，将61%的总体损失归咎于亚太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量化中国在商业机密窃取中的占比，如上所述，商业机密窃取在美国总体知识产权损失估算结果中占据了很高份额。
总结：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即使这种论断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些指控只是得到了并不足信的证据的支持，而这些证据则源于那些相关性和可信度都很低的模型。
3.愚蠢的301条款
301条款这个背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出了类似的不可靠论断。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是利用这些论断指责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涉嫌采用不公平贸易行为。
发表于一年前的《301报告》如今已迅速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关税和其他惩罚性贸易措施提供了基础。在目前的贸易战中，该报告已成为美方有力的进攻武器。
然而，千万不要被该报告所迷惑了。同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样，《301报告》在一些关键方面同样不足信。
首先，在其提出的大量指控中，该报告声称中国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行为，并指出美国企业为了在中国运营，必须转让其专利技术蓝图和运营系统。据称，这种转让是在合资企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
合资企业制度是一种外企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长期以来赖以发展和扩张新行业的模型。目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成立的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则超过了110000家，在中国就有超过8000家合资企业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美国和其他多边企业希望进入这些经过合法协商的制度之内——不仅可以在中国迅速壮大的国内市场去的立足点，还可以将高成本的国内生产过程转移到低成本的海外中国平台。
相比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将美国公司描绘成迫于中国压力的无辜受害者——这与高度精密的多边企业所具备的出众战略能力极不匹配。
讽刺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际上承认了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种技术共享是强制性的——是否具有强制性是控告的核心所在。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长达182页的报告当中，第19页掩藏着这样一段带有承认意味的内容，即“转让政策和措施变得愈加隐蔽，往往以口头命令的形式‘秘密’传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此调用了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中的一页内容，并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所开展的调查作为其指控的依据。
这些调查显示，19%的调查对象声称其曾被迫向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转让。有趣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8年开展的最新调查显示，99%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并未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存在变坏的趋势。
第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报告》将中国注重对外投资的战略（即“走出去”战略）刻画成一种国家主导的特别计划，旨在快速吞并美国新兴企业及其专利技术。
这种指控被解读为，中国公然地掠夺攫取作为全球创新领军者的美国最为珍贵的资产。
这种论断自然也找不到确凿的数据支持。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制作的一份关于中国对美国进行的海外并购活动年度统计显示，在2005-2017的13年内，科技领域仅仅发生了17桩并购案。
相比之下，房地产领域的并购交易却达到了52桩。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并购交易量还落后于金融、能源、交通和娱乐领域的交易量。
尽管缺乏证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坚称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显是该国为了获得关键行业的未来全球主导权，而采取的一项别有用心的社会主义阴谋。
这些行业包括：自动驾驶汽车、高铁、先进信息技术和机床、特殊新材料、生物制药和精密医疗产品以及新型电源和先进农业设备。
此外，对于力图通过从引进技术转为自主创新的方式来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时间考验的战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对一大批带有国家引导和大力补贴性质的特别行业政策提供支持——企图从以自由开放市场为主导的体系中抢夺竞争优势，而具备此类体系的美国会受到各类规则的制约。
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因长期依托其本国的产业政策而实现国家经济和竞争目标的。而这正是日本所谓的计划理性发展状态的核心。
它帮助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取得了飞速发展。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巧妙运用了国家补贴信用分配和税收手段保护了日本的新兴行业。德国也取得了令人同样印象深刻的经济奇迹，德国对中小企业进行的大力支持加速了其经济腾飞。
1961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开始强调美国强大的军工联合体，将其作为美国以国家补贴和税收为支撑的创新的关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相关创新、互联网、GPS、半导体领域的突破、核能、成像技术、医药创新等都是美国独特工业政策的重要直观体现。美国直接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规划联邦国防预算来落实上述政策——美国今年的总体军费开支接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俄国、英国、印度、法国、日本、沙特阿拉伯和德国这些国家的合计专项国防开支总额。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强调创新在塑造国家未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也许，这正是特朗普总统前不久签署总统令提出“美国人工智能倡议”的原因所在。但是，声称中国以工业政策为工具并以一己之力来实现这一目的则完全是在天方夜谭。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的指控中，第三点是网络间谍活动。
两国于2015年达成了一份美中联合网络协议。在此之后，绝大多数相关报告都报告了中国网络入侵行为的下降趋势。不幸的是，在与网络有关的贸易违规行为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引用的证据基本都早于2015年两国签署的网络协议。
总而言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看似令人印象深刻的《301报告》基本上是一份具有倾向性的政治文件，进一步点燃了美国的反华情绪。
因此，对于日益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的美国来说，由中国支持的知识产权窃取如今已被其认定为一种已发生的事实。
实际上，同我们一样，中国人也是很难对付的竞争者，他们并不总是按规则行事。对于那些违规行为，中国必须负责。
但是，加征关税不仅有可能引发一场不断加剧的贸易战，还将在本已错误的基础上渐行渐远，因为加征关税不仅需要确凿无误的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而且还需要继续对此加以判定。
相反，在不可靠的证据基础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包装的指控以及与之同谋的美国政治团体给这场极为重要的讨论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