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基建市场天然存在道德风险”？金立群回应
亚投行走入了第四个年头。
它不仅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与其他国际开发性机构的不同之处日趋凸显。
据澎湃新闻4月8日报道，在此之际，3月26日，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在位于北京金融街的总部接受了专访。现年69岁的金立群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首任行长。
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 澎湃新闻记者 贾亚男 摄
除了在财政部任职多年，娴熟的外语功底，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熟稔，以及全球主义的视野，均成为金立群无可替代的优势，让他在头发花白时承接下这一新使命，成为破旧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新兴力量的代表。
2015年末，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行正式成立，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增加了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新成员，也体现了中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凌云壮志。
经过两年筹建、三年运行，亚投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员数量从57个创始国上升到93个。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皆给予亚投行3A级的最高信用评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给予亚投行零风险的权重。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国际多边金融组织的领导人，亚投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摆在金立群面前的头号问题。
金立群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国政府从来都不主张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但是认为需要改革，需要能够更多体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与经验，亚投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办和运营的。
从亚投行与成员国的关系，对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作出的努力，如何不亦步亦趋，作出创新，不让成员国受制于债务之苦，再到“一带一路”倡议，金立群向澎湃新闻畅谈亚投行“启航”五年来积累的经验与他本人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辈学人与官员，金立群大量阅读哲学、历史与宗教的书籍，因为“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人心需要相通”。
对腐败零容忍
澎湃新闻：亚投行是中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作为第一任“拓荒者”，你是如何处理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关系的？在应对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问题上，亚投行积累了哪些经验？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金立群：中国领导人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定位就是要把它建成一个高标准的、具有21世纪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多边机构。这个目的就决定了亚投行必须尽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加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机构。所以，中国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商量着办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开始筹建时，中国政府就表现了这样的诚意。我最初代表中国政府作为中方工作组的组长，后来又当选为国际多边临时筹备组的秘书长，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跟大家协商的精神。这一点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否则亚投行成员国不可能从57个国家发展成为93个国家。
两年筹建三年运行，现在进入第四年，有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这么多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把目光集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上，其他方面都需要大家互相理解、互相谦让和互相尊重。
我们从创办这个银行开始就这样做，主要通过管理部门与董事会来实现。我们有12个董事席位，3个是域外的，9个是域内的，12个董事代表了93个国家，所以我们处理管理部门与董事会的关系时同样也要遵循这样一种合作的原则。管理部门充分听取各个成员国的意见，通过董事反映他们的意见，在吸收他们的意见后，尽量能够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满足大家的需要。从内部而言，我们有来自44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同样也具有不同的背景。
（注：根据亚投行章程，亚投行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亚洲域内9名，域外3名；亚投行设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
澎湃新闻：如你刚才所言，亚投行的成员国非常不同，而很多成员国又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如腐败、宗教种族矛盾等，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似乎天然存在着部分的道德风险，对此亚投行是如何应对的？
金立群：我们有个基本原则：我们的银行应当是精干、廉洁、绿色的。我们不能搞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我们的资本都来自各个国家，认缴的资本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一定要有效利用这些资金，对腐败零容忍度。同时也要保证我们在每一个国家所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一定不能流入私人的口袋，一定不能流到别的地方去，必须把每一分钱都花到我们支持的项目中去。
对内部，我们要求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我们的程序和政策，绝对不允许腐败。我们树立的是高标准，要推动经济的绿色发展。所以将这个目标确立并且严格执行后，就能看到我们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和我们合作的国家、利用我们的资金的国家都知道我们的标准，如果对一个项目评估后发现不符合这个要求，我们需要帮助它达到这个要求后才可以给它进行贷款。另外一点很重要，当我们树立了这个高标准的时候，对低收入国家的治理和管理水平同样有促进作用，所以应该说我们是具有充分的正能量的。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亚投行的目标
澎湃新闻：逆全球化趋势的蔓延是否暴露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足？亚投行提倡的“精干、廉洁、绿色”（lean,clean,green）模式对改良这一体系是否做出了贡献？当前国际合作的框架中还有哪些需要变革之处？
金立群：1945年成立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在过去的70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话语权的，当时亚洲很多国家还是殖民地状态。
但是经过70多年的发展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能力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他们在国际事务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如何吸取他们这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到需要有一个国际多边体系来推动共同的发展，但是经过几十年后，这个体系需要改进和改革。
中国政府从来都不主张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但是认为需要改革，需要能够更多体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与经验，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创办和运营这家银行的。
亚投行作为国际多边机构，它的治理结构跟现有的机构有些不同。但是总体上是由多个成员国加入组成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来进行管理，工作人员也来自世界各国，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环境。那么亚投行跟它们的区别在哪呢？它是新的，是21世纪成立的，吸取了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的经验来设置定位。我们希望通过我们银行的工作来达到这些目的：要巩固人们对多边体系的信念。因为只有我们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又不能完全按照几十年前建立的体系来操作。
比如说，在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投票权发生了改变，中国在IMF、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地位在上升，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上升。而亚投行设立伊始，发展中国家的股份就超过了75%，我们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大股东而成立的银行。那么这个银行以什么样的标准来从事业务，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通过推动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关心低收入国家的人民等一系列工作，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我认为这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会有推动作用。
不增加成员国家的公共债务与外债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亚投行做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尝试，试图引入更多的私营部门资本，这是否是一种让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免于“债务的魔鬼”的尝试？在推进的过程中又是否遇到一些难题？
金立群：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债务有两种，一种是外债，另一种是内债。一个国家受困于内债时，往往会通过发行货币，提高通货膨胀率来把债务消化掉。但是外债不是这样，外债无法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所以外债永远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很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尤其是外债，但要消化掉外债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这里难题在于，是等到外债消化完了或者降到一定的水平再去借新债，还是一边还债一边继续筹集资金发展经济？
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老债还没还清，再继续用外部的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加剧了债务的问题吗？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有两点需要说明。如果停止建设，那么今后发展的动力就没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是要让政府有空间和时间来消除过高的债务，第二是要开辟新的税收和国民收入的来源。那么，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调动民营资本和私营部门的资本，这样既不会增加国家的公共债务，同时基础建设也能够继续往前推进。三五年后，国家的基础设施起来了，其他生产发展起来了，国家就会有足够的财力来更好地清还他们的债务。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不要增加成员国家的公共债务，尽可能通过民间的资本，包括本国的民间资本，来推动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比如我们现在在考虑，在一些国家从今年开始提供以当地货币结算的贷款，这样就能够把当地的储蓄调动起来。
我们要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困难有这么几方面：第一，私营部门的能力如何？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我们很难找到有足够能力来做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者，所以我们需要开发这样一些资源。第二，（基于）项目本身具备的条件，私营部门有没有兴趣去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期很长，而且还有一定的政策风险，最怕的就是政府政策发生变化，这样的话一个好好的项目可能便会遇到困难，这就需要我们来培育市场，并和当地的一些项目主管部门进行研究以做好适当的解决方案。比如修一条收费公路，可以算出来这个收费应该是多少，多少年可以还清，但是如果这个国家遇到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又不愿意提高收费，本来好好的一条路就可能会亏损了。像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不仅仅要跟民营企业商量，还要跟政府商量如何防止这些风险，以确保我们的项目成功。所以困难还是不少的。
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机构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帮助低收入国家、机构能力弱的国家，即便是私营部门的项目，我们也要考虑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最大差别体现在风险担保方面，公共部门具有主权担保，私营部门的项目我们要风险自担，需要比较谨慎。
澎湃新闻：亚投行的成员国已经发展到了拉美和非洲等地区，由于汇率危机这些区域的部分国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亚投行对此又如何应对？
金立群：我们在拉美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我们将会与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合作。北非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成员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有不少国家参与。在非洲，我们只在埃及做了两个项目，将来还会延伸出去，你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将来需要考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总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些问题。比如我们提供了以本地货币结算的方案，也可以采取必要的一些金融手段，比如货币掉期来保证我们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同时又帮助建设他们的项目。
澎湃新闻：亚投行建立了一只5亿美元的基金，而且是按照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理念成立的多元化的债务组合，以后会做更多这样的尝试吗？
金立群：这个项目的反响很好，推动ESG，注意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我们挑选合格的私营部门投资者，给他们提供资金，所以我们先看一看，还可以继续考虑，这个模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还得给一点时间，希望能够看到比较积极的效果。
我们在探索，亚投行作为一家新的银行不应该墨守成规，不应该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应当有创新，应当用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资金利用率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很有信心，前三年我们做了75亿美元的业务，撬动总投资400多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一般而言，一个机构刚刚成立第一二年做不了多少业务的，但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就一路走来，这三年取得这个成果非常不易。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兄弟单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都给予了我们支持和联合投资。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培养自身独立做项目的能力，我们现在独立做的项目占40%左右，以后逐步会加大，但是跟其他银行联合融资一起的合作将会是长期的。为什么？首先，多边开发机构本身就需要一起合作。其次，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数目庞大，动辄几十亿，不可能以一个银行出资来帮忙解决的，所以我们认为大型或特大型的基础项目一定需要大家一起来合作。
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是一架飞机的两个引擎
澎湃新闻：如何界定亚投行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一带一路”通过带动中国及其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而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是在政治层面，外界却有一定的疑虑，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解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金立群：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的，我把它们比喻为一个飞机的两个引擎，它们有联系，但是又互相独立，联系在于共同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间的合作，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亚投行是个国际多边机构，要按照国际机构的那套标准来运行，通过董事会管理部门来执行项目。而“一带一路”是一个世界合作的大平台，邀请各方来共同参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各自发挥作用。
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目标一样，但功能不一样。亚投行还有一个目标，希望能够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所以我们和“一带一路”有合作，对我们在93个成员国做基础设施项目有带动关系,很多项目都是“一带一路”提出来的。
还有一点我需要强调，我们有三个标准来选择我们的项目。第一，财务的可持续性。不能赔钱，不能引起债务问题；第二，推动环境的改善；第三，项目必须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我们按这个标准来做项目，我们的要求是做一个就要做好一个。这样一定可以增强人们对“一带一路”的信心，所以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贡献不仅仅是参与建设，还要提高人们对沿线项目的信心，让他们感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不会产生很多国家所担心的债务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更能理解“一带一路”，包括最近习主席到意大利签署的（协议），我认为都很好。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推广战略，将能够发挥积极的应有的作用。
澎湃新闻：所以相比于通过语言来解释，实际的行动更重要？
金立群：对，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来说明。我认为疑虑在逐渐得到消除，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可能比以前更加深刻一些。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需要我们去做，通过行动来说服国际社会。我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很愿意倾听各方面的声音，愿意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
澎湃新闻：英国也是亚投行的成员国，现在却陷入了脱欧泥潭，欧洲的动态与变局对亚投行是否造成一定的影响？
金立群：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欧洲成员国都是很支持我们这家银行的，所以不管他们本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对于亚投行的支持应该是肯定的。
人文基础很重要，人心需要相通
澎湃新闻：你在很多场合都引用过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理解在你推动亚投行的工作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从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角度而言，你的这一个人经验是否有推广意义？
金立群：我在从事国际多边机构的工作，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一定要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作为中国人，我们肯定要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不能忘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利益。就像亚投行，肯定要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维护中国利益最好的方式是让大家都得到利益。
第二点，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必须了解和理解别人。所以我比较注重看哲学与历史。我也会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了解不同宗教的情况，乃至音乐、舞蹈、艺术、绘画的书，我都要看。另外再大量浏览当代各种期刊报刊杂志，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发生的一些情况，以便更好地跟大家进行沟通。
所以从这些工作来看，我认为人文教育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仅仅从技术和专业上来谈问题，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谈得很透彻，因为人心还需要相通。比如我们怎么说服别的国家来加入我们创办的这个银行?你得让他们了解你的想法，你也要了解他们有什么的担忧。所以我很注重平时在这些方面丰富自己的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读多了有体会还是很有用的。历史和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亚洲的历史，欧洲的历史，拉美的历史，我都会经常看一看。
（记者 蒋梦莹实习生苏琦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