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勒比：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急迫需求下，我们法国人却进行了一场假讨论？ -皮埃尔·塔勒比
【法国的“国民大讨论”已经落下帷幕，但大众依然“迷惘”。法国经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皮埃尔·塔勒比，应本网邀约，为中国读者解读法国的“极化”根源。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皮埃尔·塔勒比；翻译/ 勃艮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赵晓天】
为了回应“黄背心运动”的诉求， 马克龙总统在法国人民之中发起了“国民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最近刚刚在大众的各种迷惘中结束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其实也不可能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2019年黄背心运动期间的《陈情表》
1789年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陈情表》
稍稍对黄背心运动有所关注的读者会发现，这个运动所提的诉求其实融合了各种政治派别和势力的不同意见，所以其本身就显得非常混乱和繁杂。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些不同的杂音，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其中蕴含的是所谓欧洲工业化社会正在上演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
法国，从其历史和政治结构来说，又是衡量所谓“西方社会”冷热的一支很好的温度计，所以我们可以从其所遇到的问题来研究隐藏在这个社会后面的真正问题：目前我们所知的这个价值创造及价值分配体系的转型，它到底会进行到哪一步？
法国国民大讨论：一个转移民众对系统性问题目光的绝佳政治伎俩
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是个精致的政治人物，这点从他通过发起“国民大讨论”从而转移问题的能力上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克龙发起国民大讨论运动，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参与其中，一方面已经显得他的行为超越了党派争斗（而不是为了他的“共和国前进”党造势），另一方面，在即将于五月底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马克龙如此做也显得他的举措得到法国全体民众的支持，从而有望增加他们党派进入欧洲议会的席位。
真是一个好厨子，他知道盖着盖的汤锅里，水开了就会溢出来。
鉴于黄背心运动的诉求及其多样化，法国政府面对如此一个“繁杂、多样、无序的民粹运动”， 也没有理出一个真正的并值得探讨的诉求清单以资“大讨论”之用——其实这也是法国政府故意不想去面对真实问题的结果，反而任由民怨继续发酵。
但是在面对这些“民粹”诉求的时候，法国的政治权力却出奇一致地抛出了一个概念，“开诚布公”（la transparence）。
此“开诚布公”的概念，反映了法国政界面对问题所采取的回避态度，而且这种回避态度，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成功。在目前黄背心运动的背景下，所谓“开诚布公“的做法，就是直接和法国民众进行清晰的沟通。
然而法国民众其实对此也清楚得很。有关机构对“国民大讨论”相关议题的接受度做过调查，6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这个讨论议题不会产生对国家情况之改善有任何意义的措施。
引自法国政府“国民大讨论”网站（https://www.gouvernement.fr/le-grand-debat-national）（绿色为“是”，红色为否定回答）
第一个问题：您是否听说过国民大讨论？
第二：您是否知道国民大讨论所需要讨论的议题？
第三：您是否认为国民大讨论会产生出对改善国家情况有益的措施？
第四：您认为这个国民大讨论是不受权力机构影响而进行的独立行为吗？
第五：您是否认为国民大讨论的主题触及到所有真正的问题？
第六：您是否打算参加国民大讨论？
法国的政治阶层维护当下经济系统既得利益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把争论的议题局限在不那么危险或者说不那么敏感的税制问题上。同样的调查也表明，71%的被调查者认为国民大讨论的议题并没有真正触及到那些真的需要被讨论的问题，同时其讨论的导向也值得怀疑，并不是所宣称的独立进行的。
国民大讨论通过对税务问题或者其它次要问题[1]和国民进行“开诚布公”地讨论，从而完美地规避了西方社会遇到的深层次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怎么规避这些议题，法国社会贫富悬殊继续扩大的事实是清晰无误地摆在那里的。
通过对外宣称是社会经济救火车的“国民大讨论”来灭掉社会民众燃起来的火，却不能真正重塑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模式，这样的讨论，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计时器还没有到零的定时炸弹罢了。
对于法国一些有识之士来说，他们也对国民大讨论的议题感到非常失望。
这是法国政权难以平息的民怨爆发，西方世界不愿见到的社会动荡
对法国或者其它所谓“西方工业化国家”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已经不能用“危机”两个字来表述了。如果只是一般的“经济危机”，那么至少还有短期内复苏的“机”会。
而西方社会目前所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的贫困化和社会退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时间的延展度上起码会有二十年或者更久，所以我们已经不能单纯地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危机。
法国是欧盟中正大步走在去工业化路径当中的成员之一，其目前面对两个问题：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构建实际上采用了金融资本主义里盛行的自由主义理论学说，通过剥夺成员国政府的货币主权强制推广一种单一货币，从而为金融资本打开市场、获取回报率提供一切便利。
·在一个本身不健全的货币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强制推广单一货币的同时，却没有一个中央货币或者财政机构去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社会（福利发展等）或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故丧失货币主权的成员国丢失了调节它们之间经济往来关系的能力，成员国内部陷入无序竞争。也无怪乎很多人都会认为，所谓欧元，其实就是德国马克的变种。
法国加入欧元区对其经济所带来的损失尤其巨大。法国在加入欧元之初，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和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就走在欧盟国家之前列。加入欧元区的行为，不考虑社会发展状况、同时又通过一个人为设定的（且高估的）法郎—欧元兑换比例，如此可以说是让法国经济强行并入欧元区，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没有考虑到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如此把所有法国实体经济行业的竞争优势都给抹除了（当然，这么做，对金融资产持有者自然是十分有利）。
我们可以拿位于德国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的一项研究结果来支持我们以上的论述。此政策研究中心论断，加入欧元区的二十年来，法国国内人均经济生产总值相较二十年前下降了5万6千欧元。
欧元区国家 1999-2017年间经济增减量 1999-2017年人均经济增减量（欧元）
来源: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我们无法对这张表格的数据和其研究提出质疑，因为其本身就是由倡导目前欧元单一货币体系的属于弗里德堡学派的德国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他们倡导的欧元，其实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维范畴下德国马克的升级版本，总体目的就是为了使欧元这一工具有利于德国经济、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增值。
下图，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显示，欧元区成立后、尤其在2010年之后，其货币结算带来的不平衡日益扩大。而欧盟又缺少中央财政调配机构进行经济的区域调节。
欧盟统一财政和各地区经济的关系其实很好理解，试想，让一片广大的行政区域统一使用相同的货币，那工业产业自然会向用工成本低的地方移动，在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家，用工成本高的地方，就会逐渐失去工业等等各类产业，产业人才流失，社会的总产值自然不会增加。
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也就更加支撑不起各类健康及养老等社会福利——因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社会福利必须依靠转移支付来支撑。而金融资本的所有者则只是希望保留住金融回报率更高的产业（往往是虚拟投机活动），维持源源不断的金融流入，从而维持其地位。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992年，当年法国人民在密特朗总统的倡导和带领下，带头和欧洲各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些事情都得到了法国人民的支持。
但是二十年来，统一的欧元所带来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就业和经济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加上新自由主义者倡导欧盟政府和政策不干预的思想——也就是在各国间不进行对各自经济产业门类的财政平衡，那么欧洲各国只会陷入无休止的内部竞争和消耗当中去。
根据一份2017年法国市场调研机构益普索（Ipos）和法国民间救援组织（Secours populaire）的联合调查报告，十余项指标已经显示法国正在加速贫困化。
仅拿加入欧元区二十年来，法国人均年收入下降了56000欧元这点来说：
·到2017年为止，37%的法国人已经体会了贫穷的滋味。另外，对差不多一半的产业基础工人（47%）或者那些每个月净收入低于1200欧元在基础岗位的员工（61%）来说，他们的情况也非常脆弱。
这个报告可以说非常典型，我们从那些不能获取健康饮食的人群比例中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在饮食方面，44%被调查的中低收入家庭表示，对获得一日三餐健康的饮食水平感到有难度。
另外一个受贫困化严重影响的是养老领域。之前，由于战后婴儿潮和黄金经济三十年（1945-1975）的存在，这个领域的状况并不令人担忧。
·根据这份报告，超过五十岁的中低收入人群中，有40%的人表示，没有能力完全按照标准去享用一日三餐。
来源：IPSOS和法国民间救援组织2017年调查
同样，如上图的调查也显示，84%的受访者认为法国以后的年轻一代会面对比现今人们更大的贫困风险。
很显然，在法国，人们对未来都感到很沮丧，似乎只有上街游行抗议、提出各种貌似合理但又纷繁复杂的不同意见，去挑战已有权威和已建立的系统才是唯一出路。但是沮丧和抗议也并不代表人民都明白逃脱困境的解决办法，更遑论大家都能明白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法国社会的极化发展会带来西方经济社会系统的深刻转变
由马克龙代表的法国政治力量，自然也是不能明白地去告诉民众本国政府无力纠正当前糟糕局面的事实。因为法国早已把货币主权让渡给第三方机构了。
同时，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国民大讨论所有的主题，我们会发现，关于涉及欧洲统一货币的议题完全没有被提及，而是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例如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减公共服务等内容所占据。
法国国民大讨论最被人关心的问题调查（翻译得票率20%以上的。来源：法国费加罗报）。
1.退休金根据通胀水平适时调整。35%
2.某些产品调低增值税。32%
3.增加最低工资水平。30%
4.减少国民议会议员数目。26%
5.重新建立财产税。24%
6.更加严厉地打击骗取社会保障金的行为。24%
等等。
“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今天，法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却没有能力再去碰触属于“凯撒”的蛋糕（货币主权），所以也只能让人民在这些次要问题中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中，殊不知，在这样无尽的消耗中，已经有10%的法国人口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处境当中。
或许法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只盼望通过国民大讨论，让人民对真正根源问题感兴趣的时间延迟一些、再延迟一些，至少在这些大人物的任上，人民不要对现行的经济和社会规则提出过多质疑。
法国的社会反抗：在西方社会坚固围墙上的一道裂缝
法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同一个人民主体之中又被分出了“精英”和“民粹”概念两相对立。“黄马甲”运动自然被西方主流社会分类为“民粹主义”运动，源于对其来源阶级的藐视和对其申诉主张的不齿。
一部分法国舆论评论家认为，法国政府不明白人民的所想所求是什么，但这话并不正确。法国和欧盟的政治权力机构并不是能够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机构，真正有决策权的，是在幕后的投机金融利益阶层——他们通过欧洲单一货币系统本身存在的内部缺陷，在各处不断制造危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无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所导致的欧盟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愈加严重。同时，为了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的国家财政赤字目标（一年不超过GDP的3%）保持一致，法国越来越多的社会转移支付（本是为了救济穷人而产生）纷纷被叫停 。
同时，由于欧盟国家之间的用工成本恶性竞争（“社会倾销”），法国作为一个社会机体其产生价值的渠道越来越少，为了弥补这些转移支付的开销，越来越多的赋税只能强加到各类中小企业和手工业者头上。另外，个税方面，从2012年起，法国政府已经把年收入超过15万欧元者的个人所得税从41%增加到了45%。
这种情况是一种恶性循环。如同法国沃邦税务研究院（Institut Fiscal Vauban）的院长Virginie Pradel女士所说，“我们最近几届政府，都把中产阶级作为首要课税目标。但是他们都是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唯一的区别仅仅是没有像那些巨富者们携财富逃出法国罢了”。
国家削减社会转移支付的支出[2]的同时把更重的赋税负担加到中产阶级头上。
在国民大讨论中，马克龙总统告知国民们法国马上会有新的所得税征收方式，但是无论如何设计，这些所得税并不能触及大金融资本集团或者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早已经把各种财富和收入都隐蔽到海外的避税天堂里去了。
法国被称为天主教会的大女儿，同时也被称为大革命的长子。在其境内诞生了一个播撒了社会主义思想种子的大革命。但是大革命的果实却慢慢地被资产阶级、也就是后来的各类资本所有者慢慢侵吞并异化，最终还是回到了老路子上去。
目前在法国社会蔓延的抗议行动将会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转变进程。但是在朝着一个新社会法则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暴力和变化会将把我们引至何方，谁又会是最终的受益者。
对中国读者来说，如果想用金融寡头掠夺并积累财富，同时用财富的积累反哺于金融寡头，那么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走金融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案例就在不远的眼前。
注释：
1. 依据一个费加罗报的调查，所谓法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排名：1.退休金按照通胀率相应增长。2.降低增值税。3.增加最低工资。4.重建财产税。
2. 注意：法国社会转移支付中，健康和养老支出占据全部转移收入支出的81%。接下来是家庭补助支出（各类生育保障等）占比8%。和再就业、失业保险有关的支出占据6%。最后是抗击贫困和社会扶助等共计3%。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译文根据中文阅读习惯略有调整，以下为法语原文，图表略。）
Le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 annonciateur d’un faux débat et d’une reconstitution d’un systè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Vers une « recomposition » au long-court et annonciatrice de profonds changements dans les économies des pays dits « industrialisés »
Le Président Macron a répondu à une vague de protestations sous l’étiquette dite des « gilets jaunes » par l’organisation d’un « Grand débat National des citoyens » qui vient de se terminer dans une grande confusion des esprits. Il ne pouvait qu’en être autrement.
Il est important -pour le lecteur attentif- de comprendre que les « gilets jaunes » sont un mouvement très hétéroclite par les revendications et les idées portées, allant d’un échiquier politique mêlant tous les tendances politiques.
Au-delà de cette confusion et de cette cacophonie intégrale, il se cache un réel problème systémique pouvant augurer d’une profonde reconstitution d’un systè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en Europe.
La France étant un des thermomètres de la situation « du corps social européen et du monde dit occidental » du monde « occidental », il est donc intéressant d’analyser ce qui se passe et de questionner une des seules inconnues actuelles : de quelle intensité sera la transition vers une recomposition du système de création et de redistribution de la valeur.
Le Grand débat National : une habile ruse politique pour disperser le problème systémique de la France
Le Président Macron est un fin politicien, et, il vient de le démontrer en introduisant ce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pour détourner les protestations du problème d’origine.
Le Président Macron s’est appuyé sur le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pour démontrer qu’il se plaçait au-dessus des débats partisans (au-delà de son parti politique LAREM), pour représenter tous les français. Dans un contexte d’élection européenne imminente, le Président Macron a eu recours au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comme si c’était un mouvement national de citoyens pouvant le soutenir.
Tel un bon Chef cuisinier, il a su anticiper le fait que l’eau de la marmite allait déborder.
Aux revendications dispersées et brouillonnes des « Gilets jaunes », le pouvoir politique français a répondu à ce mécontentement populaire « variés, multiforme et non structurés » par une discussion « le grand débat national » qui n’avait pas de problématiques bien définies, et encore moins, de structuration intellectuelle suffisante à un résultat probant.
La problématique n’ayant pas été définie au préalable – et de manière tout à fait volontaire- des solutions concrètes ne peuvent pas en ressortir pour répondre à ce mécontentement populaire (très disparate et éparpillé).
Le pouvoir politique a avancé comme mot d’ordre pour ce « Grand débat » : la transparence.
Le choix du lexique « transparence » est très révélateur de la stratégie d’évitement que le pouvoir politique a entrepris et qu’il réalise avec un certain succès.
Dans ce contexte précis, la réponse du pouvoir politique correspond à être transparent, c’est-à-dire à communiquer directement et clairement avec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Dans ce dialogue « pouvoir politique/corps social français », le corps social français-un échantillon de personnes interrogées- a parfaitement compris la teneur de l’exercice proposé, en estimant à 68% que les mesures issues du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n’aboutiront à pas grand-chose pour améliorer la situation du pays.
La finesse du pouvoir politique aura été d’orienter les débats vers des problématiques fiscales non dangereuses pour le maintien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en l’état actuel. Ce même sondage révèle que 71% des sondés ont jugé que le Grand débat n’aura pas permis d’appréhender tous les sujets et que le « débat national » n’aura pas été mené de façon indépendante du pouvoir (toujours pour 71% des sondés).
La ruse politique a donc bien fonctionné puisque les réels problématiques ont été dispersés pour laisser place à des questions fiscales fort secondaires[ Pour un sondage Le Figaro-France Info, les attentes des français se portent sur les attentes des Français sont très claires et tournent pour l’essentiel autour des questions de pouvoir d’achat et de fiscalité avec dans le palmarès de tête la réindexassions des pensions retraites sur l’inflation (1ère mesure citée unanimement par tous), la hausse du SMIC (3ème), la baisse de la TVA (2ème) ou encore le rétablissement de l’ISF) Impôt sur la fortune (5ème).] eu égard à la réalité des problèmes que traversent la France et le Monde « occidental ».
Dans le cas où une discussion « le Grand débat national » a pour mot d’ordre la transparence, c’est le symbole d’une démarche habile pour évoquer des réels problématiques.
La ruse politique « du Grand débat National » ne pourrait masquer la triste réalité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t l’extrême polarisation du corps social français et qui préfigure une situation de recomposition du système social et économique français.
Le fait d’avoir éteint « l’incendie social et économique » par l’introduction du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ne pourra pas empêcher une remise en cause du système de création et de répartition de la valeur créée.
C’est une bombe à retardement.
Pour ceux qui chercheraient des résultats concrets du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ils seront déçus mis à part d’entendre que la fiscalité
La France : les éruptions sociales que le « monde occidental » ne souhaite pas voir et que le pouvoir politique français tente de dissiper dans bien que mal
Dans le cas de la situation française et des économies dites « industrialisées occidentales », il ne serait pas judicieux d’évoquer le terme de « crise », puisqu’une crise se veut par conséquent limitée dans le temps.
La dégradation sociale et l’accélération de la paupérisation s’étendent sur un temps long, au moins deux décennies au minimum, donc, cela ne pas être une crise (temporaire et bref dans le temps).
Les économies en cours de désindustrialisation de l’Union monétaire européenne, dont un des membres les plus éminents, la France, fait face à deux phénomènes qui sont les suivants :
-La marche forcée et doctrinaire vers un système ayant adopté le capitalisme financier et la réduc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l’État en tant que corps social (une réaction de cause à effets),
-L’adoption de la monnaie unique « l’Euro », une monnaie qui est en réalité une monnaie allemande par sa valeur monétaire ; les effets néfastes de l’Euro sur de nombreuses économies sont issues d’un système monétaire non aboutis et qui exclut la péréquation entre ses membres (pas de politique budgétaire uniqu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souffre -particulièrement- des externalités négatives de l’adoption du capitalisme financier, de la création/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non fixées selon les règles de l’économie salariale et d’une monnaie (L’Euro), dont la valeur monétaire est plus élevée que le taux de l’Euro (français).
Pour preuve, un centre de rechercher allemand (Centre pour l’European Study) proche idéologiquement de l’École d’économie de Fribourg (courant libéral) conclut que les revenus des français depuis l’adoption de l’Euro (sur une période de 20 ans) ont baissé de près de 56.000,00 euros.
La véracité de cette étude ne put être contestée, elle a été réalisée par un centre de recherche libérale et en faveur de l’Euro. Sans grande surprise, l’Allemagne est le grand bénéficiaire de l’Euro, puisque l’Euro actuel, c’est un « deutsche mark » et dont l’objectif est que la monnaie unique puisse profiter à l’économie allemande (voir la balance Target 2- système de paiement entre les pays dans l’Euro zone).
Le lecteur ne doit pas négliger que les deux crises de l’Euro (2010 et 2012) sont imputables au fait que la monnaie unique n’a pas de budget commun entre les pays de la zone monétaire et qu’il n’y a pas de mécanismes de péréquation.
Pour rappel, c’est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François Mitterrand qui avait soumis le traité de Maastricht (1992) - introduisant les mécanismes devant créer une monnaie unique- aux français et ces derniers avaient en sa faveur.
Les déséquilibres qui sont créés par l’Euro pour l’économie français et, à fortiori, pour les salariés français. Vingt ans de déséquilibres monétaires et s’ajoutant à une politique très libérale, conduisent inévitablement à une destruction des emplois (en concurrence avec les autres pays membres de l’Euro-zone).
En liaison avec la perte de richesse global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une étude annuel Ipsos-Secours populaire 2017 (11 baromètres) dresse le portrait d’une France en voie d’appauvrissement accéléré.
Si l’on relie le chiffre de la perte de revenu par habitant sur une période de vingt ans, soit 56.000,00 euros/habitant en France, il est fort logique que le rapport souligne le constat suivant :
·Ainsi, en 2017, plus d’un tiers des Français (37 %) ont déjà fait l’expérience de la pauvreté. Et près de la moitié (47 %) des ouvriers et employés, ainsi que les personnes au revenu mensuel net inférieur à 1200 euros (61 %) sont aujourd’hui plus fragilisés.
Ce même rapport permet de saisir les marqueurs de cette accélération de la paupérisation, à savoir, des difficultés à se procurer une alimentation saine :
·Au plan de l’alimentation, 44 % des foyers dits modestes assurent avoir du mal à se procurer une nourriture saine et avoir trois repas par jour.
Un autre indice de la paupérisation croissante en France touche des retraités, auparavant, cette catégorie était épargnée du fait des avantages sociaux acquis lors des « trente glorieuses- 1945-1975 ».
·Les personnes âgées – dites les seniors, « les jeunes seniors» sont des personnes dans la cinquantaine ou la soixantaine, les seniors au-delà de cette limite – les plus modestes sont au nombre de 40 % qui ne disposent les moyens pour se nourrir de manière adéquate (selon eux).
Ce diagramme démontre que 89% des sondés pensent que la génération suivante connaitra (47% beaucoup plus élevés et un peu plus élèves) une situation de pauvreté.
En clair, les sondés n’ont pas d’espoir qu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les caractérisant puissent s’améliorer.
Lorsqu’un corps social n’a pas d’espoir d’amélioration de sa conditions sociale, il n’est guère étonnant qu’un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 très éparse et contradictoire » émerge de manière chaotique pour contester un ordre établi. La contestation qui se produit ne signifie pas pour autant que les origines du mal sont connues, caractérisées et intellectuellement résolues.
Une polarisation du corps social français qui va entrainer une mutation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social en Occident
Le pouvoir politique français, emmené par son Président Macron, ne peut pas dire aux français que l’État français n’a plus les moyens d’agir sur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puisque la France a cédé sa souveraineté monétaire à une autorité monétaire sous juridiction allemande.
D’ailleurs, si l’on revient aux attentes des français concernant le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on ne retrouve pas le problème de la monnaie unique et des orientations ultra-libérales de réductions des services sociaux aux plus pauvres.
Les attentes des français ayant répondus aux sollicitations de l’État pour connaitre abordent des problématiques secondaires et non décisives dans le problème actuel : une paupérisation très rapid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et un décrochage social des 10% des français les plus pauvres.
Il faut rendre à « César ce qui appartient à César » : le pouvoir politique n’avait pas d’autres choix de disperser les sujets pour ne pas aborder le réel problème, puisqu’il n’a pas les moyens d’agir dessus.
A une contestation sociale « les gilets jaunes » très dispersées et porteuses de revendications contradictoires, le pouvoir politique a répondu par « un vent de transparence » par le biais du « Grand débat National » et avec l’espoir que la contestation populaire ne puisse pas remettre en cause les règl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La contestation sociale française : des fissures dans le mur « occidental » qui préfigurent une reconfiguration complète du système social et économique
Le corps social est polarisé (une cassure nette entre élites et peuples) de manière extrême et surtout, à propos des revenus. C’est un effritement des classes moyennes sur deux décennies.
La situation de polarisation extrême, ce qui caractérise le corps social français et s’exprimant par la mobilisation des « mouvements des gilets jaunes » dans une démarche non précises.
Une expression populaire française énonce le dicton suivant : «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 ; ce dicton exprime bien le danger de la situation.
L’impossibilité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aux déséquilibres économiques/monétaires et une politique favorisant le capitalisme financier spéculatif favorisent la paupérisation en France et dans le reste de la zone Euro.
De nombreux commentateurs français affirment que le pouvoir politique ne comprend pas les revendications de la population, mais c’est en partie inexacte. Le pouvoir politique français et européen ne sont les décideurs finaux, mais ce sont les milieux financiers (les détenteurs des capitaux spéculatifs) qui profitent- pleinement- du système actuel financier et économique : de la monnaie unique.
Les dés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dans la zone euro entrainement une paupérisation qui va encore augmenter, puisqu’un pays comme la France pouvait compenser cette paupérisation avant 2008, par des transferts sociaux importants vers les plus précaires.
La France est incitée -fortement- à réduire ses transferts sociaux[ Le Président Macron a précisé-au début de son mandat- qu’il s’agit de ramener le niveau de dépenses publiques (hors crédits d’impôt) de 54,7 % du PIB par an à 51,1 % à l’horizon 2022, soit une baisse de 3,6 points. Les économies prévues sont de l’ordre de 25 Milliards sur 3 ans, mais le Président n’a pas énoncé où se porteraient l’effort budgétaire.
] vers les plus précaires pour rester dans les critères budgétaires de Maastricht, en dessous d’un déficit budgétaire de 3% du PIB[ Pacte de Stabilité et budgétaire de la Zone Euro.]. Pendant ce temps, la fiscalité n’a pas cessé d’accabler ce qui reste « de classe moyennes par le revenu » et des artisans/PME.
Depuis 2012, tous les gouvernements français ont augmenté le taux maximal d’imposition (impôt sur le revenu) de 41 % à 45 % pour les revenus supérieurs à 150 000 euros.
Comme le décrit Virginie Pradel[ Chef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fiscal et économique Vauban], en somme, la classe moyenne supérieure s’est révélée être une cible fiscale de premier choix pour nos derniers gouvernements. Et tout laisse malheureusement à penser qu’elle le restera dans les prochaines années faute de pouvoir optimiser ou s’exiler comme les contribuables les plus aisés.
L’État réduit le volume de transferts sociaux[Santé et vieillesse représentent ensemble 81% des dépenses de protection sociale, suivies des prestations familiales (8%) et de celles liée à l’emploi (chômage, insertion, 6%). Comme le logement, la lutte contre la pauvreté et l’exclusion sociale représente 3% des dépenses.] qui permettaient tant bien mal de protéger les populations précaires, mais les prélèvements fiscaux se sont portés vers les classes moyennes : communément des cadres.
Lors du Grand débat National, le Président Macron a annoncé qu’une nouvelle réforme de la fiscalité allait être initiée, mais cette réforme fiscale ne touchera pas les détenteurs de capitaux importants ; ils ont tous quitté la France et ont déplacés des capitaux spéculatifs au sein des « paradis fiscaux » de la zone euro.
La France est le laboratoire social du « monde occidental » et à la vue des éléments développés, ci-dessus, la polarisation des revenus annonce une situation prérévolutionnaire et d’une mutation du modèle de création de richesse et de répartition du capital.
Les gilets jaunes ne sont qu’un signale annonciateur d’une plus grande contestation à venir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La France était la fille ainée de l’Église, comme elle est la fille ainée de la «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une Révolution portant les germes d’un changement social mais qui a été repris habillement par la bourgeoisie « les détenteurs des capitaux ».
L’expérience française de la contestation sociale va aboutir – à un épisode long- de restructuration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actuel ; mais on ne sait pas encore l’intensité de la violence de la transition et à qui profitera les règles du nouveau systè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création de richesse.
Pour les lecteurs chinois qui cherchent les failles du système occidental « d’un capitalisme financier pour les financiers et par les financiers », ils voient sous leurs yeux la décrépitation du système actuel occidental et de l’UE « son produit le plus abou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