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克：这一轮印巴冲突，莫迪占到便宜了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孟克】

2月14日，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爆发了一起针对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45名印度官兵死亡，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不久，“穆罕默德军”宣布对事件负责。印度随即指认巴基斯坦为袭击的幕后支持者，采取了取消对巴的最惠国待遇、加速印度河上游水坝建设、召回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大使）等行动回击。

巴基斯坦则强烈反对印方的指责，同时倡议印巴双方就相关问题对话，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2月26日起，印巴间的冲突升级，双方的战机在克区上空多次交锋，并伴之以控制线附近的交火。

这一轮事件又为1947年以来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恩怨情仇续写了血腥的新篇章。分析印巴两国以克什米尔地区为核心的交锋，印度的对巴政策、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状况、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治理状况从来都是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同样，也必须把印巴争端放在全球格局和历史的大进程中审视。

2月27日，一架印度米格战机在克什米尔布德加姆一带坠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强硬施压：莫迪对巴基斯坦的一贯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对巴强硬，是莫迪的一贯政策。这不仅仅源于莫迪个人及其所属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意识形态，而且基于莫迪曾在古吉拉特邦长期担任首席部长的事实。古吉拉特邦由于邻近巴基斯坦，且宗教社群间矛盾尖锐，因而恐巴、厌巴情绪较为强烈。

但在2014年当选后不久，莫迪就邀请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释放出了缓和的信号。之后不久，印度开启了一轮主要与巴基斯坦政府进行互动的对巴缓和进程。

但考虑到当时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状况，不得不说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间莫迪对巴缓和的“纯度”不足。自2013年第三次出任总理以来，谢里夫就与巴军方矛盾重重，军政关系错综复杂。上台后，谢里夫立即推动对前巴军方领导人穆沙拉夫的起诉和审判。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势力方面，谢里夫政府主张与当时盘踞在巴联邦部落区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势力进行谈判。

时间进入2014年，巴国内局势走向已经逐渐明朗： 6月，巴军方发起“利剑行动”，以武力清缴了北瓦济里斯坦的极端分子； 8月，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联合人民运动党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冲击伊斯兰堡政府区。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2015年底，巴方任命退役中将纳西尔·詹朱亚为国家安全顾问。2015年12月6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与詹纳朱会面。至此，巴军方已经正式为印巴“缓和”背书。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12月25日，莫迪突访拉合尔，与谢里夫会晤，现场没有巴军方人员。这里必须知道的是，巴军方一贯视国家安全事务为自身的“本职”，对巴基斯坦来说至关重要的对印外交尤为如此。但莫迪政府刚拉巴军方给缓和背书，却又立即去与总理谢里夫会谈。

印度总理莫迪突访巴基斯坦并与巴总理谢里夫举行会谈。图片来源：东方IC

2016年1月2日，印度帕坦果德空军基地遭到“穆罕默德军”袭击，发生时间与莫迪谢里夫会晤间隔不过一周。此次事件从各个方面都令人想起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而恰好两次事件发生时的巴总理都是谢里夫。事件后，印巴“缓和”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克什米尔的局势演变也助推了印巴间的敌对情绪。

2016年7月8日，印度安全部队在一次行动中打死“圣战者组织”头目布尔汗·瓦尼，印控克什米尔民众随即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整个印控克什米尔陷入动荡。这也直接引发了9月18日“穆罕默德军”发起的乌里袭击事件。印度方面指认巴基斯坦为此次袭击的支持者，并决定回击其所声称的“越境恐怖主义袭击”。

9月29日，印军作战部长宣布，在9月28日深夜至9月29日凌晨印军对巴控克什米尔的武装组织营地发动了“外科手术式打击”：1.袭击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是回应式的、防御性的；2.袭击不深入巴控制区域；3.袭击后主动向巴方通报情况。

从此，莫迪政府将“外科手术式打击”当做了其“应对巴基斯坦”的“基本国策”，即主张以“小规模可控”的“对等”越境袭击回应印度所声称的来自巴基斯坦的“越境袭击”。

实质上，莫迪及其所属的印度人民党早就想对巴实行高压政策。2016年9月以来，印度对巴在军事上以“外科手术式打击”威慑，外交上利用印度对巴基斯坦压倒性的综合国力实行对巴孤立。而2016年“穆罕默德军”发起的一轮袭击恰恰给了莫迪政府以口实。

乌里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印度就联合数个南亚国家发起了对原定当年11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峰会的抵制，导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个唯一同时包含印巴两国的南亚地区合作机制停摆，至今仍处于瘫痪状态。

印度还加强和发起了一系列旨在绕开巴基斯坦的南亚区域合作机制，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莫迪几乎逢出访必谈“越境恐怖主义袭击”，在国际上发起针对巴基斯坦的造势。

莫迪政府的对巴政策，就是要把巴基斯坦打造为国际上的“贱民”。再加上2017年中以来美国也开始对巴基斯坦实行强硬政策，巴基斯坦的处境一度非常被动。

军事实力不足：莫迪的失算

军事实力无疑是莫迪政府对巴强硬政策基础。据报道，莫迪和国民志愿服务团高层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政策非常欣赏，并有意模仿。而以色列的政策无疑有赖于其相较于周边国家的压倒性军事实力，尤其是在小规模军事冲突方面。

相比巴基斯坦，印度的综合国力优势是压倒性的，其无疑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击败巴基斯坦。但莫迪的失算在于，如果将冲突局限在较小的规模，那么印军将很难占到便宜。

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士兵。图片来源：东方IC

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情况，在所有大国的军队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建国之初，出于对军人执政的恐惧，尼赫鲁确立了严格限制军方权力的原则。

首先，印度军队至今仍没有建立有效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机制，因为三军割裂便于政府对其实行控制。

其次，印军实行全面的文官领导原则，如印度国防部官员很多都是财政部派过去轮岗的，这些官员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预算。

再次，印军对外交安全政策制定、国防政策乃至军购和军工科研的参与都被严格限制。

这一系列安排还使得涉及印军的事务成为其他各个部门大捞油水的绝好机会，20世纪80年代末导致拉吉夫·甘地政府倒台的博福尔斯军购案丑闻就是最佳例证。

军队与军工科研的“脱钩”还导致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中文网络热传的阿琼坦克和光辉战机的研发。为其供应军事装备的公共国防企业系统和国营兵工厂委员会更是效率低下、人员冗余、技术落后。

据2018年12月印度军方发布的一份报告，2013年~2014年间，印军每年平均因为粗制滥造的弹药要发生70起事故，2016年5月的一起事故就造成了19人死亡。劣质弹药甚至使印军使用的L-70型防空火炮完全瘫痪。比较地看，劣质弹药对印军的危害恐怕要比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更大一些。

必须指出的是，印度独立以来的几场战争已经显示，印军官兵并不缺乏英勇的战斗意志。但在官僚系统、政党分肥、国营企业的“围剿”下，印军的战斗力无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因而，“强军”也是莫迪改革中的重要一环。2018年的排灯节和2019年元旦，莫迪都在边疆地区与守边官兵度过，这无疑是在社会氛围上提高印军的地位。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莫迪在2018年宣布将每年的9月28日定为“外科式手术打击日”，利用这个机会，莫迪大肆宣扬印军的英勇和印人党政府在对巴政策上的“领导有方”。

这就表明，莫迪的强硬排巴政策不仅仅是出于在国际上孤立巴基斯坦的目的，而且也是在国内推行强军政策和为印人党争取政治支持的关键环节。与印度的情况截然相反，巴基斯坦军队不但在国内地位较高，而且其也被国际上普遍公认为效率较高、素质较强。

时间推进到2018年8月，以伊姆兰·汗就任新一任巴总理为标志，巴基斯坦自2007年开始的一轮政治动荡已经尘埃落定，一段时间内的稳定和发展可以预期。在对印外交方面，无论是总理伊姆兰·汗还是陆军参谋长巴杰瓦都数次伸出了橄榄枝。考虑到巴的内外局势，应该说这种表态是真诚的。

但莫迪政府方面还是维持强硬的“不接触”“不谈判”政策。在2018年联大期间取消了原定的两国外长会面。在巴基斯坦于2018年11月底单方面开放锡克教圣地卡塔普尔时，莫迪政府慑于国内锡克教群体不敢直接予以反对，但却纵容对受邀参加仪式的旁遮普邦旅游部长纳夫乔特·辛杜·辛格的围攻。

事后，莫迪又在一场选举活动中表示，卡塔普尔原本就应该在分治中划给印度，划给巴基斯坦都是国大党的错，而巴基斯坦之所以会开放卡塔普尔也都是自己的功劳。

进入2018年后半程，事实上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已经大为好转：

首先，美国对巴“极限施压”的“新阿巴政策”因为在阿富汗遭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强硬反制而宣告破产，不得不开始寻求巴协助其与阿塔的谈判；

中东地区沙特与伊朗的博弈不断升级，尤其是卡舒吉案后沙特面临空前的外交困境，亟需巴基斯坦这个传统安全伙伴的支持；

2018年11月，伊姆兰汗总理访华时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两国宣布“打造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巴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就连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都出现了诸多进展。

沙特王储访问巴基斯坦，并与巴方签署了200亿美元的投资协定

考虑到当前巴基斯坦国内局势较为稳定，军政关系和谐，其实正是莫迪政府主动改善印巴关系，谋求双边稳定的大好时机，但莫迪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政策。这无疑是基于国内选举的考虑，但更多地可能还是出于对印度之于巴基斯坦实力优势的高度自信。在求缓和而不得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无疑需要等来一个事件，以打破印度的这种“自信”，以实现对印外交“破局”，突破2016年以来的孤立状态。

莫迪政府陷入尴尬境地

2019年2月14日发生的普尔瓦马事件无疑是巴基斯坦所等待的那个事件，也构成了对莫迪政府的严峻考验。

这次袭击的时间点非常赶巧，恰恰在印度人民院选举即将进行前夕。在国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莫迪政府之前对“外科手术式打击”的高调宣传使其不得不采取行动回击印方所声称的“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而且必须是印军”雄赳赳气昂昂越过控制线“的那一种，时间必须在4月至5月之间的人民院选举之前。

但“外科手术式打击”要求出其不意，要求印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戒备森严的巴军阻挠而执行一场成功的“越界打击恐怖主义”的地面行动，其难度无异于登陆火星。因而印军另辟蹊径，选择了空中打击。

2月26日，印军宣称派出多架战机，投下了以色列的“高科技精确制导炸弹”，炸死了“300多名恐怖分子”。巴方则称印军战机确实有越境行为，但巴军战机也紧急起飞予以应对，致使其不得不慌忙将载弹投出，落在了“开阔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失。

2月27日，巴基斯坦方面宣布击落两架印军战机，并俘虏一名飞行员。印方回应称巴方只击落了一架，并要求巴方尽快放人。

从目前的讯息看，巴方针对自己描述版本的事实都公布了照片和视频的证据，而印度方面则缺少“实锤”。恐怕印度当前需要的不只是以色列的“高科技炸弹”，而且需要以色列的特效团队施以援手。在武装冲突升级的同时，巴基斯坦方面也不断的释放善意，包括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同意在双边会谈中列入恐怖主义议题，并单方面释放被俘的印军飞行员回国。从整个事件看，巴方此次军政配合得当，军事和外交动作都颇为出彩。

当前的局面，无疑已经使莫迪政府陷入了“进而受损，退而丢脸”的尴尬境地。如果直接接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谈判提议，那无疑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巴基斯坦的孤立政策，并在国内观众面前丢失颜面。如果选择进一步推升局势，那么由于巴基斯坦一贯的“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一场代价高昂的对巴“胜利”无疑是印度难以承受的。即使仅仅是全面紧张的对峙，也会严重影响莫迪的选情。

这就涉及到了印度这个国家国内政治的特性：其不同地区对巴基斯坦“威胁”的感知是不同的，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对巴“威胁”的感知较强，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相对较弱。

东部大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玛玛塔·班纳吉就已经针对本次事件数次发言，要求莫迪不要“裹挟”整个印度走向与巴基斯坦的战争。而尴尬的是，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恰恰是印人党的“基本盘”，但由于前一轮国内政局变动，莫迪又不得不在本轮选举中尽可能谋求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支持。

而如果选择继续以小规模军事行动予以回击，莫迪恐怕将有很高的概率面临他最想避免的局面：军事作战上无可辩驳的失败。同时，克什米尔地区的持续紧张也将实现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的夙愿：克什米尔问题的“国际化“。

当前，莫迪在表面强硬的同时，已经不得不开始寻求出路。

在国内层面，莫迪再次发挥了宣传方面的鬼才，接连举办国家安全会议直播、演讲直播等活动，要求在被俘飞行员回国前暂停政治活动，并在飞行员回国会对其英勇举动进行高调宣传——这些无疑都是出于“损伤控制”的目的。与此同时，3月2日，印度驻俄大使也表示愿意与巴基斯坦共同推动局势稳定，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俄罗斯的调停。

种种迹象表明，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孤立已经因为此次事件而难以为继，俄罗斯的介入也增强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国际化”，莫迪的国内政治声誉也因此遭到了削弱。至此，莫迪对巴战略与手段的失配状态已经显露无疑，外交姿态缺乏回旋余地，陷入被动。莫迪面临的局面已经是“在一筐烂水果里选出不是那么烂的那个”那一种，进一步加强军备建设、调整对巴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要以全面和历史的视野审视克什米尔问题和印巴冲突

首先，要认识到印巴关系的复杂性。

自独立之日起，事实上印巴两国都以在以对方作为“他者”推进国家构建进程。巴基斯坦对自身的定位就是保护“印度穆斯林”免受“占多数印度教徒迫害”的堡垒；而在印度眼中，国大党占优势年代巴基斯坦是与“世俗主义”相对立的“社群主义”的典型，印人党占优势年代巴基斯坦又成为了威胁“印度教文明”的“外来势力”的堡垒。

印巴对彼此的外交活动从来都与其彼此国内政治高度相关、浑然一体。分治时期以来不间断的教派仇杀、数次战争都为印巴关系增添了浓厚的仇恨色彩。历史上美国和苏联在南亚地区争夺又使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就给南亚格局留下了延续至今的“遗产”。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对涉及印巴关系的议题，一定要避免下简单粗暴的判断。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

其次，要对当今南亚格局的历史进程有确切的判断。

必须要看到，印度崛起的势头是难以阻挡的。虽然仍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印度这个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都保持着持续的上升轨迹：政治建设沿着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轨道持续推进，人民权利的保障不断完善；较好地处理了地方分离主义问题，民众对“印度文明”的认同感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改革虽然推动缓慢，但一经启动基本上都呈持续向前姿态。

因此不应该被印度表面的“混乱”状况所迷惑，要看到根植于其“多元一体”文化所反映出的文明韧性。

还要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加强经济社会政治建设的决心。经历了自建国以来数次军政交替的周期，可以说巴基斯坦全社会已经认识到，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最后，要认识到中国在南亚的根本利益在于坚定奉行同时与印巴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不动摇。

对印度，在坚定维护我国在主权、领土和地区层面合法权益、坚持在一些国际机制中正确正当主张的同时，应持续保持友好接触，加强实质性合作，推进经济融合和人民交流。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武汉会晤”就为中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巴基斯坦，也要大力加强合作，坚持帮助巴发展经济、完善社会治理的立场不动摇。要充分理解和包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复杂性。

在印巴冲突中保持“中立劝和”态度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月27日所指出的：“作为印巴共同的朋友，我们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查明真相，管控局势，解决问题，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愿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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