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突破关键技术是让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据经济日报3月2日消息，2月21日至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9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江苏南京召开。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哪些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妥善应对经济运行“变”与“忧”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形势？
李伟：2018年，国际经济分化特征明显，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日、德、法、英等国经济增速下降0.3至0.6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除印度、越南等表现抢眼外，多数国家经济增速回落甚至负增长。2019年，受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叠加困扰，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期不容乐观，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因素进一步积聚，贸易投资环境更趋复杂，国际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多边体制面临危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2018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结构继续改善，新旧动能持续转换，高质量发展开局良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但也要注意到，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国内去杠杆滞后效应等影响显现，市场信心不足，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变，主要是面临全球经济周期之变、经贸摩擦之变、产业转移和升级之变、风险应对的优先次序之变等。这些重要变化具有长期性、联动性、累积性特点，如果应对不当，可能影响经济运行全局，拖累高质量发展步伐。忧，主要是国际规则调整中被边缘化之忧、资金传导机制不畅之忧、经济下行引发失业之忧、政策协调不当之忧。
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在供给侧，但全球总需求减速和内需走弱叠加增大了短期下行压力。应对这些“变”与“忧”，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字方针”，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兼顾需求管理。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努力创造良好宏观环境；结构性政策重点在于增强微观活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社会政策强化兜底保障功能，保障社会大局稳定。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记者：如何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
李伟：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交汇期，要针对多数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已经脱贫摘帽的新形势，把防止返贫和新增贫困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真正实现稳定、长效、高质量地脱贫。
要研究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及早谋划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做好前后衔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是乡村振兴“第一仗”，今年将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推开。**这一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但面临的挑战也是明显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如何因地制宜选择技术路线，如何长效管护等，都需要研究。
要研究如何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既符合市场化导向，又能稳住产能、保护农民利益，保供给、稳物价；要因势利导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继续推进农村土地、金融、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破解制约乡村产业发展、农村创新创业的难题，开渠道、稳就业。此外，还要研究如何构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使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从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上优先保障农业农村发展，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行动自觉和制度规则。
依靠创新培育新优势新动能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对此您怎么看？
李伟：在我国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这些年，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要实现经济转型和新旧动能顺利转换，就需要把创新摆在更加核心的位置上。
一是加快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全球制造业正向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面临重大调整。但是，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基础还很薄弱，大多数企业和产业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压力下，转型进展缓慢。如何采取有效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竞争力，形成新形势下的产业集群新优势，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二是更好发挥市场力量，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与形成新优势新动能紧密结合。我们要更大力度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有所突破。但是，突破关键技术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在开放创新中让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而且要避免形成新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不少所谓关键技术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竞争问题，是产业生态是否有竞争力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有利条件更多，国内对自主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更大，不少企业已经具备进军高端技术的实力。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要研究如何在强化市场导向和开放创新背景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更加协调，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在关键技术市场化产业化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记者：面对去杠杆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新形势，如何更好地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李伟：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宏观杠杆率已基本保持稳定，但结构性压力仍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推动结构性去杠杆。
居民部门稳杠杆，关键是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就金融领域而言，要及时完善和适时调整房地产宏观审慎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货币环境稳健中性。
国有企业去杠杆，要以优化去杠杆考核指标为重点完善国企债务约束机制。目前，国企去杠杆的考核指标主要是资产负债率，但这一指标行业差异性强、操作空间大，可考虑将债务增速等作为去杠杆的考核指标。此外，还应继续大力推动僵尸企业处置等。
从过去的经验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与经济下行压力关联性较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需要特别重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实际上，中央提出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就是“开正门”，为防范隐性债务风险提供支持。2019年，要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全口径监测预警；推动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机制的有效落地；着力强化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约束机制并积极推动其市场化转型；强化金融监管和加强监管协调，严控金融体系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提供支持。
区域发展进一步分化
记者：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
李伟：201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在各个区域中都有所反映，但中低收入地区面临的下行压力更大、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进一步加重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面临的压力最大。四大板块内部的区域差异也在加大，各区域板块内部南方地区整体上好于北方地区。具体来看，欠发达地区的转型压力不同于相对发达的地区，结构短板在于制造业发展滞后。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相对不足的投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结构矛盾。在打造创新动能方面，区域不平衡也十分突出。
首先，今年要重点研究如何稳定及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把稳增长与补发展能力短板、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重点研究如何推动区域内企业提质增效，继续深化结构改革，着力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效益；第三，要重点研究如何落实中央开放发展新战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陆海贸易通道”、推动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如何推动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更加有效统筹使用创新资源。
就业结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如何看待当前稳就业的重点和难点？
李伟：就业不仅关系民生与社会稳定，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2018年，面对一系列复杂因素，党中央、国务院继续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而且是稳中向好。但是，未来一个时期特别是2019年，就业结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2019年部分受影响突出的领域就业压力可能会逐步显现；二是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就业压力仍然突出；三是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乃至部分存在“泡沫”的行业失业压力不可低估；四是过去对就业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仍面临不少发展压力，对就业的贡献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明显弱化；五是技术进步加速，在一些领域机器替代人的趋势明显，部分大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大；六是2019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达到860万，不仅数量再创新高，对就业岗位和收入的诉求也较高，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的矛盾会更加突出。此外，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农业对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已经明显下滑，部分隐性失业可能进一步显性化。
对此，要做好失业预警和应对预案，尤其要关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把稳就业与稳增长有机结合，尤其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稳定并提升其对就业的贡献；加强就业服务特别是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发挥好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稳妥推进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及区域间的转移。
对于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和人群，可以采取稳岗补贴、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并切实发挥好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托底作用；对于大学生以及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合理引导就业预期的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完善，清理歧视性政策，稳步提升就业质量。（记者/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