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从《流浪地球》的争议看当前世界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彭波】

一、集体主义与关于《流浪地球》的争议

当前，中国自己拍摄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正在热映，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立双方立场迥异，爱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而争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方面（广义上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一种集体主义）。

在中国，很多精英，包括一部分在事业上相当有成就的人，或者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人，及一部分出国定居的华人，是极其反对《流浪地球》所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

道理很简单，对于这些社会精英来说，他们不需要集体主义，任何集体，包括国家、民族，他们都不需要。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不需要依赖于集体也能过得很好。某种意义上，集体及集体主义在这些社会精英们（有些其实只是伪精英，其成就只是因为运气或者非法手段，并非真是来自自己的能力）看来，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会成为对自己利益扩张的一种桎梏。所以，任何集体和集体主义，也包括国家（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他们所敌视和反对的对象。

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则刚好相反，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极其需要抱团集体行动以增强自己的博弈能力。

国家与民族及其他一切集体，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民众而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几乎就是全部。少数社会精英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任何集体，他们可以依赖自己的能力及资本成为世界公民，在全世界到处生活得好。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离开了国家及集体，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是，至少利益将会大大受损。

很多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意识到这种对立，所以积极参与到对于《流浪地球》的争论当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立，但是出于一种本能及对自己处境的直觉，或出于被诱导，也参与到争论当中。

二、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正在全球展开

其实，不仅在中国，当前精英与民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正在全世界激烈展开。

当前，美国是世界的领袖国家。在美国，经济还保持着较大的活力，但是贫富悬殊在日益扩大。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宣称，“美国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这数字让世人震惊，尤其是让中国人震惊。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从1988年到2013年，英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大约增长了30%，美国则没有增长。另据美联储的调查，美国47%的居民甚至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开销。

特朗普的当选本身就代表着因全球化而受损害的中下层民众与因全球化获益的精英之间的激烈对抗，代表着美国社会扭转过度贫富悬殊的一种努力。这已为全球所公认。（但是特朗普当选后的一系列政策，却进一步增进了巨富们的利益，扩大了贫富悬殊程度。）

在欧洲，同样的情况也在逐渐蔓延。法国的黄马甲事件已经表明，法国中下层民众同样日益找不到出路，压抑在基层的愤怒正逐渐爆发。

而在委内瑞拉和南非，则走到了另一个方向，福利政策在一度普遍惠及下层民众的同时，得罪了精英，损害了社会经济基础，最终也损害了普通民众。

三、全球化的背景下精英倾向于放弃大众

在经济不是那么全球化的时代，精英意识到自己与国家及民众密不可分，20世纪下半叶之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国家的发展、稳定与强大，是精英们利益最大的保障，所以精英们更加愿意为国家与人民考虑长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及人口全球流动的时代，精英则缺乏这样的认识。

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企业受惠于本国提供的各种基础条件，理应回报。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以追求更大的利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本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然，这还可以认为是大势所趋，无可指责。问题在于，这些跨国企业还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利润放在海外，减少对国家及社区的税收回报。

这方面著名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长期把利润置于国外，或到一些避税天堂缴纳税收，而不愿意回馈美国自身。

长期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利用美国与爱尔兰的税法漏洞逃避税收。爱尔兰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把公司的税率降到很低。本来按照正常的纳税额度，苹果需向美国政府缴纳35%的税收，但苹果的逃税机制却使其缴税金额降到利润的5%左右，有些年份甚至低于2%。

因为苹果存在严重非法避税问题，2016年8月，欧盟裁定“苹果公司向爱尔兰补缴145亿美元税款”。2017年，苹果海外市场利润为447亿美元，实际缴税额仅为16.5亿美元，仅占利润的3.7%。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样低的税收都是无法维持国家的基本健康运行的。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翁巴菲特。巴菲特公开宣称美国的富人应为社会做更大贡献，应缴纳更多税收，但他本人就很少纳税。巴菲特曾在2011年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主张实施较高税率，他甚至指出：“我秘书交的税居然比我还高”。

美国对冲基金大佬Dan Loeb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

“我喜欢读巴菲特每年给股东的一封信。我喜欢将他说的话与他的行为作对比。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喜欢批评对冲基金，但是是他却拥有了第一家对冲基金。他批评激进投资者，但是他却是第一激进投资者。他批评金融服务公司，但是他却对金融服务公司进行投资。他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缴税，但是他自己却在想着法子地避税。”

共和党议员就回应巴菲特说：

“你觉得税率低了，你就少搞点避税手段，多交点税”。

巴菲特（资料图/东方IC）

《纽约时报》曾经撰文指出：美国的现代税务体制漏洞百出，一对夫妻甚至可以通过钻税务体制令总共1100万美元的遗产不被征收任何税费。另有研究表明，美国的个人财富越高，缴税越低。如果一户家庭资产在500万美元以上，就可能通过精明的律师把遗产规划做得很妥帖，税务部门基本收不到遗产税。

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美国，亿万富翁们普遍不纳税，国家负担越来越多地置于中产阶级的身上，让其不堪重负。现在美国看似强大，但也是泥足巨人，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随时可能倒下。

四、中国的精英与民众的矛盾也可能强化

在过去40年里，伴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各个阶层都极大受益。总体上精英的获得远大于民众，但是民众同样具有极强的获得感，所以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还不是非常激烈。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日益走入困局，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已步入“三期叠加”阶段，外部环境也将日益严峻，蛋糕要做大越来越不容易，普遍受益将会越来越难，形势的发展迫使在特定的时候某些阶层必须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国家出台各种措施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保证民众的收入继续增长，而部分精英的利益则因为经济的调整而相对受损，至少增长得不是那么快。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精英对于如《流浪地球》一类宣传集体主义的文艺作品，看不上眼，甚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精英虽然作为个体很强，整体能力却比较弱势，更容易受到损害。民众作为个体虽然很弱，但整体行动的能力却很强，而且更不可控。

精英们应该深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虽然远比一般民众要优秀得多，但是自己的利益并不能脱离民众太远。自己的利益与民众及国家在整体上是一体的，国家发展了，民众的基本利益得到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可能实现保障。因此应该主动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积极引导民众共同前进，而不是鄙视大众，把大众视为群氓，也不应把大众当成斗争的工具，煽动和利用民众打击对手，损害集体利益，破坏整个社会的发展。

精英之所以为“精英”，首先应该是因为具有远见卓识，而不应该被眼前的小利蒙蔽眼睛。精英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永远在分配中居于优势的地位，所以不应该追求那些不正常的优势地位和不应有的利益。

明朝末年，士大夫们安处尊荣，却贪婪无度，拒绝承担国家义务，上害国而下虐民。最终当然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自己往往也没有好的结果。这样的教训，精英们应该永远铭记。当然，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五、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需要形成基本的平衡

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必须构成基本的平衡，过分偏向哪一边都是不正确的，是会带来可怕结果的。

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能力总体上是不足的，甚至于最富裕的国家都处于短缺状态，马尔萨斯陷阱时时发挥作用。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更为普遍的和整体性的现象。这时候，分配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这个世界最核心的矛盾。

总体上，精英作为社会的优势阶层，在社会分配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应该对于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牺牲精神。否则，社会不会稳定，精英们自己的地位与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精英们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领导社会的进步，贡献很大，所以他们的地位与利益应该得到社会足够的保护与尊重。民众作为社会的基础，也应对自己的诉求有所克制，不应有过高的要求。

在系统论的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复巨系统”，也就是复杂的巨大系统。对于复巨系统的规律，数学分析往往不太有效，用拟生学来分析可能更有意义：精英犹如蛇头，民众犹如蛇身，国家则是蛇的整体。假如蛇头出现了问题，这条蛇也就失去了健康。对一个国家而言，精英有义务向正确的方向引导民众和整个国家前进，不能放弃自己的身体，更不能故意损害自己的身体，一条吃自己尾巴的蛇，只能造成自己的灭亡，能够有什么出路呢？

精英并非全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上的。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当前世界上的精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上压迫民众；第二类，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帮助民众；第三类，引诱和煽动民众去打击另一部分精英，或者对立面上的精英，从而实现自己更大的利益。

当前委内瑞拉、南非与津巴布韦等国家的困境就是最后一种情况所致。也就是说，并非民众打击精英，而是部分精英在打击另一部分精英。某种意义上，特朗普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委内瑞拉、南非与津巴布韦等国家的困境，并不是民众侵夺精英，而是部分精英诱导民众侵夺另一部分精英。这实际上同样是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同时也是损害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而特朗普内外树敌的政策，也是无法让美国摆脱困境的。

因此，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重大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精英，而不在于民众，因为精英是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的。民众的确也存在种种问题，有时候甚至很严重，但是在当前全世界的核心困局当中，并不构成主要矛盾。当前全世界最核心的问题，恰恰是过分强调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贬低集体主义，强调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过多保障精英利益而牺牲大众利益。

六、集体主义是必要的解决之道

西方思想家说：“人生而自由。”这句话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全正确。人除了生而追求自由之外，也生而追求团结合作。用自由来交换安全及其他利益，其实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的诉求。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强调自由的市场交易，这是合理的，但在大多数时候这只是一种理想。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由于缺乏议价的能力，他们在一个自由的市场当中很难有好的结果。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各种集体，包括家族、宗教团体、民族及国家等等，都是他们可以依赖的力量，或者说上升阶梯，或者常常是救命稻草。

所以早在200多年以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发现工人喜欢抱团行动，因为单个工人与资本家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的。亚当·斯密完全理解这种抱团集体行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他的很多徒子徒孙们却极力反对。

美国教职工罢工游行（资料图/东方IC）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最迫切的危险并不是太阳爆炸，而是社会爆炸。太阳爆炸只是一种科学幻想，但是社会爆炸却层出不穷。今天，人类又再一次面对极其艰难的抉择，爆炸其实或在眼前。当前影响世界格局深远的一些思潮，如宗教极端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包括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等等，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人类面对精英与民众利益激烈的自救努力而已。

不同的主义思路不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逻辑是一样的，依然是：

第一、集体行动。依赖集体的力量，团结一致渡过难关。

第二、做出必要的牺牲。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不可能共同受益的时刻，常常需要牺牲一部分人来挽救整体。幻想谁都不牺牲，只能全部牺牲。

第三、在需要牺牲的时候，首先应该是精英和最优秀的人做出牺牲。精英们少量的付出及牺牲可以挽救全人类，当然也可以挽救精英自己。罗马共和国的末期，罗马的元老们不愿意对平民做出让步，结果就是若干年后被军队的领袖们随意掠夺与屠杀。元老们吝惜给平民让步的一点微小利益，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财产与尊严。

当然，最后我们仍然需要回到综合平衡的立场上来，在当前全球的困境面前，集体主义是需要强调的，是需要摆脱污名化的，但是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之间也仍然需要保持必要的平衡，相互支持，两不相害。个人的必要自由是集体的基础，而集体行动又是个人合理自由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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