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市场：金钱和情感交织 一切为了孩子

伴着星辰夜色，陈颖（化名）和丈夫从天津出发。那是正月初七，新年的余味还未散，夫妇二人便从天津开车到北京通州，去一家治疗不孕不育“十分有名”的医院。他们早上7点多到的医院，但陈颖说：“检查的队伍已经排了二三百米。”

实际上，陈颖夫妇只是全国众多“不孕不育”家庭的一个代表。数据显示，在我国，像他们这种无法通过自然方式怀孕的夫妇不在少数，目前有超过4000万对夫妻面临生育问题，而情况还有加剧趋势。有报告指出，我国不孕症患病率预计将从2017年的15.5%增加到2023年的18.1%，全球不孕症患病率预计到2023年将上升至17.2%。在庞大的基数下，预计全球辅助生育市场在2023年将增长至318亿美元。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市场同样增长迅速，已由2013年的115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221亿元，相当于复合年增长率17.7%，预期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于2023年前增长至527亿元。

但是，即便是目前技术最前沿的试管婴儿，成功率高时也仅为40%~60%左右，也有部分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选择到海外进行治疗。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称，2017年约7200名国际患者前往美国寻求辅助生殖服务，其中62%的患者来自中国。

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形成了上中下游产业链，但不可忽视的是，辅助生殖行业是一个政策属性较强的行业，行业发展阶段与政策紧密相关。在下游链条中，民营医院依然占据较小的比重。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生殖中心共约451家，其中公立生殖中心约409家，占比约91%。

●漫长的“试管婴儿”路

看着同龄人有了孩子，陈颖心里也不是滋味，寻遍家乡本地的中医院和尝试各种偏方都无济于事后，2018年初，忐忑的陈颖夫妇前往北京尝试新的方式——试管婴儿。

事实上，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辅助生殖治疗，相比前两种治疗方法，辅助生殖具有更高的妊娠率。临床数据显示，不孕不育患者中至少有20%的夫妇，必须借助辅助生殖才能实现生育，辅助生殖技术已经成为治疗不孕不育的主流技术。

陈颖所选择的试管婴儿，便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其市场占比在50%左右。除此之外，主流的辅助生殖技术还有人工授精和冻胚移植技术，前者比例已逐年下降至20%以内，冻胚移植占比则接近25%，且在逐年增加。

截至目前，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发展了三代，目前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多处于一代（即体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和二代（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阶段，也有部分机构研究开展三代技术（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PGS/PGD）。但要按照医生要求，主要根据身体情况来选择使用哪一代。

根据陈颖给记者提供的医院治疗说明，不孕不育症状首先要进行药物治疗，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就考虑人工授精，如果不行才考虑做试管婴儿。换句话说，治疗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不宜选择过高技术，因为技术越高，人为干预的因素就越多。”

从上述过程来看，试管婴儿似乎是不孕不育患者治疗方式选择的终点，但实际上，当作出这一决定时，漫长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刚踏上试管婴儿的道路时，陈颖和大多数患者一样乐观，但如今她改变了先前的看法：“试管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始我也想当然，但是在那之后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哪一步不行都要重来。”

大年初七，上班第一天，陈颖和丈夫凌晨三点多就从家开车出发，到了北京通州已经是五点多了。“再坐地铁到医院一个小时，等到排队拿号，起码得九点半才能看上医生，看完医生还要去检查，检查完还得等着。排队一两个小时，看大夫差不多就三分钟。”陈颖显得比较无奈，但也只有穿梭在密密麻麻的患者中，开始各种检查。

据陈颖介绍，如果各项指标没有通过，就不允许进入试管周期，“验血分很多项目，有些一天就出结果，但有些可能要七八天，都弄完可能半个月左右”。

陈颖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试管婴儿过程主要分为六个步骤：确定治疗方案，启动助孕周期治疗（超促排卵周期），试管B超检测期，收入院，取卵以及移植。

所有检查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路途遥远的患者，会选择在北京住一段时间以免舟车劳顿。曾有报道称，北京某医院对面的小区，形成了一个“求子旅馆”——几十个家庭旅馆里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对求子夫妻，他们的“事业”是穿梭于旅馆和马路对面的医院生殖中心，接受促排卵治疗。甚至，“求子旅馆”的老板也是依靠试管技术有了自己的孩子。

“等一切准备就绪就要打促排针，根据方案不同、用药不同以及卵泡大小不同，时间也不同。一般得8~15天左右，取精子和取卵子时间相差不太多。”陈颖解释说。

不过，取卵环节也存在一定风险，取得过多身体会出现腹水症状，“我当时取了20多个，大夫说让我下个月做移植，跟我一起的有个取了40多个，出现了腹水，喘气都有点困难。”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陈颖终于开始了移植过程。不太幸运的是，几个胚胎都没有成功，但这也在情理之中。陈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如果主动询问，大夫就会根据检查报告跟你说成功的几率，一般是40%~50%左右，但是如果女性子宫状况差的话就会比较低。”

想起这几个月前前后后在北京天津之间来回20多次，她长叹了一口气。

●辅助生育市场快速增长

从天津赶赴北京的陈颖夫妇，其实只是千万“求子大军”中普通的一例。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大约有4770万对不孕症夫妇，预期在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届时，中国不孕症患病率预计将从2017年的15.5%增加到18.1%。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还是环境污染、工作太忙、生活不规律、不健康等因素。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情况也不乐观。报告显示，全球不孕症患病率已由1997年的11%上升至2017年的15%，预计到2023年将上升至17.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得不说，辅助生育治疗是一门大生意，有赴港上市的辅助生殖服务供应商在其招股书中引用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直言，辅助生殖服务市场前景广阔。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年均完成辅助生殖技术治疗70万例。而据和达资本报告分析，采用试管婴儿的比例和人工授精的比例是2:1。每例试管婴儿平均需要2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治疗费用大概是3万元；人工授精平均需要3个周期，每个周期治疗费用大约是5000元。根据上述数据测算，我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约为150亿元。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指出，全球辅助生殖服务市场已由2013年的187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234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5.8%，预计于2023年进一步增长至318亿美元，自2017年起计的复合年增长率为5.2%。

报告称，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市场同样增长迅速，已由2013年的115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221亿元，相当于复合年增长率17.7%，预期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于2023年前增长至527亿元。

●海外求医渐成选项

和陈颖类似的情况在国内委实不少，对比之下，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要幸运得多，他们有更多的选项——海外“求医”。

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内患者寻求代孕、卵子和精子冷冻保存等更广泛的服务，部分国人到海外寻求辅助生殖服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服务成本相对较低而颇受欢迎。记者注意到，此前泰国曾打出医疗旅游的名头，其卖点就是试管婴儿。

根据国际卫生保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泰国医疗游客数量正在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央广网报道称，辅助生殖、抗衰老治疗和健康体检是目前中国患者选择去泰国就医的主要目的，相对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在泰国可以较为方便地预约专家。

此外，由于拥有更高的服务水平、更广泛的服务选择，美国也比较受市场欢迎。近日赴港IPO的辅助生育医疗企业招股书数据披露，2017年，约1.5万名国人到海外接受辅助生殖服务，其中30%前往美国。具体来看，加利福尼亚州成为国际患者的热门目的地，2017年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约5150名国际患者中，70%来自中国。

但常年从事海外医疗咨询服务的广州壹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鲍磊认为，相比于国外的辅助生殖技术，国内技术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比较先进，“很遗憾的是，仍有部分患者因不同的原因会选择到国外大型综合医院、诊所完成辅助生殖流程。”

“因为部分家庭考虑到优生的问题，国外医疗机构通常会直接建议就医者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这样可以从基因层面排除一些因遗传基因、染色体缺失、变异等致病的可能。”鲍磊提到，“美国医院也只能筛查出200种左右，比如广东地区高发的地中海贫血，以及大家熟知的‘蚕豆病’等，把带有这些遗传疾病的基因筛查出来，然后删除掉，培养成健康的囊胚，保证新生儿健康。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可以造福乙肝、HIV病毒携带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让他们生出健康宝宝。”

多年来，鲍磊和他的团队接触了很多国内有需求的人士，在他看来，30至40岁是去海外寻求治疗的人群年龄中最集中的阶段，“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同时生育功能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卵巢和精子的质量都比最佳生育期下降很多”。

谈起去国外寻求辅助生殖服务的原因，鲍磊也坦言，一方面是在试管婴儿的临床技术方面，国外整体上领先于国内；二是就目前来说，在第三代试管的操作案例数量上，国外医院远多于国内医院。再者，国外医生提供的服务对于就医者来说，会更有针对性、更加个性化。“以泰国医院为例，就医者从见诊开始，到B超检查、促排用药、打针、取卵等步骤，都是由他的主诊医生负责，由同一位医生和他的团队来料理，所以比较了解患者的情况。”鲍磊说。

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合伙人范绍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国内去国外求医的人并不在少数，但也只是占了总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在国内做，“有一些是在国内没有成功，想到国外试试，另外一部分人是收入比较高，认为国外条件相对成熟，直接选择到国外”。范绍军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技术水平并不一定比国外差，国外虽然医疗服务的条件比较好，但是成本费用也相对较高。

●链条上的资本市场

正如鲍磊所言，在“海外求子”的原因中，不论是“操作案例数量上国外医院更多”，抑或是“国外医生提供的服务更有针对性、个性化”，其实凸显的都是国内需求激增与辅助生殖机构缺口的矛盾。

由于涉及伦理，加上相关生育政策，中国辅助生殖政策管理严格。

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共有451个辅助生殖中心、23家人类精子库机构。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27家，还有28%的生殖中心达不到试管婴儿技术要求。而在1.3亿人口的日本，辅助生殖机构数已达562家。

此外，官网公布的年均70万例辅助生殖手术的数据，相对几千万不孕不育患者的数量而言，实在是少之又少，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另有资料显示，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主要由公立医疗机构组成，包括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等，少数为民营医疗机构。2016年，约占90%的现有持牌辅助生殖服务机构属公立机构。

对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区别，范绍军介绍称：“这个行业比较赚钱，大医院医疗水平比较高。虽然现在很多民营医院广告做得很厉害，但总体上会差一些，不过也有很多民营专科医院确实在某些方面会更专业，而且医生来源也部分来自于公立医院，治疗水平并不低。”

“公立医院一般人才优势明显，历史久、案例多、平台大，技术研发力量强，政策优势明显。私立医院服务好、环境好，服务方式多样、灵活，近年来也有不少高端人士会选择私立医院。就医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医院进行治疗。”鲍磊说。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资本市场上，不少公司在这一领域动作频频。

通策医疗是上市公司层面较早获得辅助生殖试运行牌照的企业。此外，Wind数据显示，丽珠集团、长春高新、华大基因、达安基因、万孚生物等上市公司也有一些辅助生殖医疗的相关布局。

记者查询发现，去年6月，康芝药业宣布以3.2亿元收购两家医院，由此正式进军辅助生殖市场。同年，互联网医疗平台微医也将目光逐渐聚焦于辅助生殖领域，于5月及9月先后两次投资辅助生殖公司。

在超过4000万的不孕不育患者看来，这些原本距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的上市公司层面的投资，或许将是他们希望的来源。

正如陈颖一般，虽然经历了第一次试管婴儿的失败，但她依然十分乐观，她买了一台跑步机，夫妻两人坚持跑步锻炼，即使刚结束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她似乎还没有做好继续下一个周期的准备。

其实，具有生殖障碍夫妻的故事向来如此：或许尝试之后并未成功，但依旧没有放弃努力。说是父母的伟大也好，说是传宗接代的无奈也罢，在这背后有一条永恒的理由——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