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中俄的威胁来自哪里，答案异口同声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在去世的一年前，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时曾发出这样的警告：“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形便是中国与俄罗斯出于各自对美国的怨恨（而非意识形态原因）联起手来”。这样一种联手“很容易让人们回想起昔日中苏结盟时对美国所造成的大范围严峻挑战，不过这一次联盟的主导者是中国”。
2018年6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首枚“友谊勋章”。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当时很少有观察家信服他的这一说法。即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两个内心对美国颇为不满的国家的联合正在从一种可能性迅速转变为一种地缘政治现实。与西方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所长期坚持的观点相反，即便在两国间存在巨大结构性差异（huge structural differences）的情况下，北京和莫斯科也正在相互走近以共同应对他们眼中“来自美国的威胁”。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拥有漫长历史而且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来说，他们走到一起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被视为对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半个世纪前制定的外交战略的一种报复。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他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就开始寻求与共产主义中国建立关系，目的是分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使两者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当时的苏联对美国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甚至是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观察到共产主义者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时，他们最终还是拥抱了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的遏制战略——与共产主义比起来，民族主义会成为一种更加难以对付的意识形态。二人还意识到，美国可以通过巧妙的外交政策，把东方集团内部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化，而这只会使苏联蒙受损失。
我们已经知道事情的结局，所以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在1969年做出这一战略决策时是多么艰难。不过尼克松在1968年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论及此事，他在文中提到：“在这个不大的星球上，我们不能让10亿具有潜能的人口继续终日生活在愤怒和孤立中了”。如果尼克松当时询问政府内各部门是否应与共产主义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得到的答复一定是“否”，因为当时这种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
尼克松并没有那样做，他派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与中方进行了一系列协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甚至对此毫不知情。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为尼克松1972年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美国开始承认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国的首都。美中之间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两国之间并非毫无矛盾，但华盛顿和北京有选择性地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这对苏联的最终解体起到了一定作用。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招如今被称为“美国打了中国牌”。而今天的我们也许应该问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也在打俄罗斯牌呢？”这一想法在华盛顿的那些战略家们看来似乎是有些不可思议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曾多次强调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冲突”，中俄两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价值观和民族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当俄罗斯战略家们从长期历史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崛起时，他们内心一定是非常惶恐的。此外，中俄之间曾多次发生边境冲突，最近一次就发生在1969年。
考虑到这些结构性因素，从长期来看，中俄结盟的前景无疑是十分暗淡的。不过政治家是活在当下的。俄罗斯向西已经看不到机会，除了转向东方，俄罗斯似乎已经别无选择。历史负责发牌，而人类才是打牌的主角，人类在牌局中有时也会使用一种叫作“外交术”的古老优雅技术。一方面，中国有着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外交洞察力，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对俄政策又十分笨拙，两相结合使得中俄两个地缘政治对手之间的联盟关系正变得日益牢固而富有影响力。
在国际关系领域，“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大国之间实力平衡的维持是非常微妙的，涉及军事、经济、情报、外交等多个领域。经济超级大国中国坐在跷跷板的一端，如今他又成功说服核超级大国俄罗斯与自己坐在一起，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的分量。
自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时代以来，美国的历任总统不仅忽视了中俄联盟逐渐形成的进程，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还助推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虽然是无意的）。俄罗斯是个1991年在前苏联解体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当时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曾非常渴望“埋葬共产主义”（这是他自己的原话）并加入西方阵营。我们为什么会与这样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般互相敌视的境地呢？这是一个冗长的故事，各方都犯下了很多错误。克林顿政府1996年决定把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乔治·凯南认为，这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犯下的最为严重的战略错误”。他曾预言，北约东扩将导致俄罗斯“为了国家安全和更有希望的未来而转向其他国家”。
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已经看到了美国在巴尔干地区发动的战争（其中包括1999年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误炸”），已经看到了西方为了推翻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政府而支持的颜色革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甚至曾鼓动人们走上街头抗议2011年俄罗斯议会选举。普京内心十分清楚——美国正在设法把他赶下台。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压力最终升级为制裁措施，同时美国还在外交领域对俄罗斯进行“孤立”，而这时中国对俄罗斯张开了双臂。每一次美国和西欧让俄罗斯感到疼痛时，中国都会让俄罗斯感到安慰。每一次美国对普京进行个人攻击时，中国都会对普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中俄关系已经在如下7个领域发生了变化：双方各自对威胁来源的判定、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对双边关系的官方定位、军事和情报合作、经济捆绑、外交协作以及两国精英阶层对双边关系的判断。
如果你问俄罗斯或中国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对自己的威胁来自何处时，答案都会是美利坚合众国。他们都认为美国不仅在挑战各自在东欧和南中国海的利益，而且还在积极采取行动以削弱两国的体制。
奥巴马对普京不屑一顾，特朗普认为中国在“强奸美国”，而中国已让俄罗斯相信“两国是最好的朋友”。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出访的第一座城市是莫斯科，每一次中国举办国际峰会时第一位与习近平主席会谈的外国领导人是普京。普京还曾提到，习近平主席是全世界唯一一位为自己庆祝生日的领导人。
在美国官方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中，俄罗斯和中国被称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战略对手”甚至是“敌人”。另外，在美国媒体上，中国和俄罗斯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好像两国是双胞胎兄弟一般。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威、影响力和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这两个国家正试图侵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繁荣”。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将中俄关系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则称，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础上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便普京这样的强势人物也巧妙地公开承认，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是较弱势的一方。普京曾表示，“俄罗斯不会在竞逐全球领导地位的事情上与中国展开竞争”。
美国的很多外交专家都没有认真对待中俄军事合作。2018年，3000多名中国士兵和30000多名俄罗斯士兵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举行了“东方-2018”联合战役行动演练，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却对此评论道：“从长期角度分析，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使俄罗斯和中国站在一起”。
马蒂斯在说这番话前应该更认真地分析一下当今的局势。一位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曾对我说，目前的中俄军事关系是一种“功能性军事联盟”。中俄两国军方已就美国核武器现代化、反导技术等所带来的威胁进行过坦率而具体的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俄罗斯在向中国出售武器时一直避免最先进的技术流入中国，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几年来，俄罗斯不仅向中国出售了自己最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S-400，而且还与中国积极展开合作共同研发火箭发动机和军用无人机。从2015年到2017年，两国分别在地中海、南中国海和波罗的海举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一位华人同事曾坦率地对我说，“如果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陷入军事冲突，你觉得普京会在波罗的海做点什么呢？”
在外交政策领域，中俄关系是两国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的写照。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中俄之间都会协调立场。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投票时，98%的情况下两国立场一致。自2007年以来，中国行使的每一次否决权都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在面对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时，两国还共同创建了新的组织以进行抗衡，这其中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于一个俄罗斯公民来说，如果他想去中国旅行，只需一天他就能获得签证；而如果想去美国，他需要300天才能获得签证面试的机会。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也在缓慢而坚定地转向东方。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天，中国已经是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家，而10年前俄罗斯所有的油气管线都通向西方。随着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于2019年建成，中国将排在德国之后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市场。
由美国所主导的西方制裁已经把俄罗斯排除在以美元计价的市场之外，不过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使得俄罗斯能继续进行交易。美国当下正在禁止伊朗向其他国家销售石油，而俄罗斯却在用自己制造的商品来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并把那些从伊朗买来的石油销售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石油市场上。
不过与此同时，俄罗斯精英阶层的目光仍然没有离开西方，他们在历史、文化、宗教以及对个人生活的设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欧洲人。那些富裕阶层的俄罗斯人在伦敦、纽约和法国度假胜地购买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产；他们讲英语并经常去巴黎、伦敦和纽约购物旅行；他们的孩子很多都生活在西方国家。
文化上的改变是不容易发生的，而且一旦发生，这种改变也是十分缓慢的。那些发现自己成为制裁目标的俄罗斯寡头们已经无法继续在美国做生意，他们正在寻找其他替代市场。而某些俄罗斯最杰出的思想家也在改变自己的态度。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认为，“那些西化派已经成为过去，有前瞻性的人大多是向东看的”。今年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69%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同时恰好也有69%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当被问及“谁是俄罗斯的敌人”时，有67%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是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是俄罗斯最大的敌人，认为中国是敌人的俄罗斯受访者的比例仅有2%。
怨恨可以产生强大的斥力，而尊重的力量也很强大，它可以拉近国家之间的距离。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心中，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便是前苏联的解体。谁应该为前苏联的解体负责？在中国领导人的心中，中国的“百年屈辱”结束于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是谁一直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军队并在他们逃到台湾后一直武装那个小岛？回顾历史，观察当下美国的作为，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关于“最为危险的情形”的警告是否会变为现实呢？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2018年12月14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文：《正在形成的中俄战略联盟》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12月14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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