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丨元宵节在唐代的发展

元宵节之称始于唐代，宋以后变得更加常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元宵节又提供了一个小小证明。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元宵节最晚在唐代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

一、多重渊源

最早记录元宵节内容的书籍是《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时间是555年。隋朝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作注，他侄子杜台卿作《玉烛宝典》十二卷，保存了这些文字。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述看，当时节日活动，分白天、夜晚两个时段，白天“祠门户”，晚上“迎紫姑”。元宵节给后人印象更突出的是晚上的庆祝，但从《荆楚岁时记》中，还看不到类似的行动。迎紫姑，似乎是静悄悄的活动，看不到后来那样的灯火辉煌。

到唐初，根据《艺文类聚》的记述，开始出现了夜晚观灯的内容。为什么会有“观灯”，后来的人们已经失去记忆，推测这一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说是来自汉代的“太一”祭祀，一说来自西域的佛教燃灯。后者，经常引用的经典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元宵观灯的习俗来源，已经不能清楚说明，但隋炀帝留下一首《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灯火辉煌的夜晚，建筑了专门的设备，法轮、梵声无疑都是佛教的意向。至少隋朝已有正月十五夜晚观灯，而隋炀帝显然是从佛教视角看待这个观灯场景的。正月十五是道教的“上元日”，《旧唐书》记载中宗在景龙四年（710）的“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开元天宝遗事》也记载：“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正月十五夜晚观灯，与道教或许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如此一来，有关元宵节的来源探讨和描述，便形成了多源说。在讨论元宵节的来源时，学者强调重点各有不同，有热衷于一元说者，推测一种最早期的可能，然后否定其他的可能性。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节日，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发展的动力，其实就是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节日渊源的学术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即使早期的证据难以确凿，这本身就是社会习俗的特征：原来的涓涓细流早被遗忘了，当汇成大江大河时才发现探源的必要，而此时的源泉证据已经难觅踪迹。

唐宋时期，所有关于元宵节的探源思考，都具有认同特征。这些探源文字，与其说是证据，不如说是同意表征。各家各派，都从自己认同的方向去探索源头，最终则形成了多元证明。探源研究当然是有价值的，虽然语焉不详，不过认同即承认，这是风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合法化”。

二、快速发展

元宵节最初是以地方节日的面貌呈现的。所谓节日，当然要符合岁时活动的特征，每年重复进行，内容相对稳定。南朝梁陈时期，已经存在正月十五晚“燃灯”的观灯之俗。

莫高窟第146窟（五代），药师经变燃灯

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录》，记载梁简文帝有《列灯赋》、 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灯山诗》，都是上元夜的背景，唐以前岁不常设，至宋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朝。由此看来，在南北朝时代，元宵节主要是南方的节日，从梁朝、陈朝皇帝都有诗歌相咏的事实来看，最高当局已经参与到元宵节之中，说明此时已经脱离了民间的性质。作为地方风俗存在的元宵节，开始的脚步已经无从寻觅。《荆楚岁时记》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个节日已经进入文献的视野。而南朝皇帝们的作品，证明节日文化正在升级发展。

与此同时，北朝的正月十五，又有什么举动呢？《隋书》卷四〇《元胄传》：“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隋文帝与近臣登高，元胄没有参加，他正在“与外人登高”。皇帝特地请他来一起活动。正月十五登高，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活动。登高、宴饮，似乎是正月十五的传统内容。不过，到了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公开禁止正月十五的节庆活动。此事发端于御史台的副长官柳彧，他认为正月十五的“都邑百姓”庆祝活动，浪费财产，败坏风俗，建议取缔。隋文帝赞成并执行。其实，当时正月十五的百姓庆祝活动，并不局限于首都，柳彧的报告就提及“外州”。

如此看来，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在隋朝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是内容方面，原来的登高、祭神等被戏剧汇演所替代，同时娱乐性代替了神圣性；二是规模扩大，全民性的节日氛围已经形成；三是进入长安，赢得长安百姓的欢迎。“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极其准确地成为全民性的素描。这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此时的元宵节还属于民间节日范围之内，即使有高官显贵参加，还没有成为官方认可的国家节日。但元宵节在统一国家的首都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发展要素。

不久以后，当隋炀帝执掌国家的时候，元宵节获得了皇帝大力推动。隋炀帝确切恢复正月十五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并不清楚，但是《隋书•音乐志》的记载还是十分具体生动的：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大业）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前文说到“每岁正月”，之后分别提及三年与六年，那么三年之前只有元年、二年，而又有“每岁”这个概念，可以认为只有从元年开始才合适。元年自然是大业元年，即605年。观察这段文字，很明显，庆祝活动明确在晚上进行，这便是“从昏达旦”。万国来朝，应该是参加元日朝会的，为什么要留至十五日，似乎就是为了继续参加元宵的庆祝活动，“至晦而罢”，竟然进行了半月。

不仅如此，所记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结合《炀帝本纪》，我们发现，竟然也是正月十五的故事。《炀帝本纪》记载道：“六年春正月……丁丑（十五日），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又是一次连续半月的庆祝活动。

如果仅仅是外交作秀，实在无法想象，一定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或者是借助长安已经日益成熟的节日庆祝实现一定的外交目的。史书强调隋炀帝的外交作秀，用意在于批判。其实，从节日的发展来看，正是这个时期，元宵节进入了成熟期。如此，元宵节就从一个地方性、民间性的节日提升到了国家节日的高度。“自是每年以为常焉”，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从隋炀帝开始，元宵节的国家化正式起步，待到最后完成，还有一段路要走，直到唐玄宗时代来临。南北朝时期元宵节作为民间节日已经存在，在南朝甚至皇帝也参与其中。隋朝文帝时期，元宵节在长安已经拥有良好基础，并且发生明显的变化。文帝时虽然小有挫折，但到炀帝时期则获得巨大发展，而在统一国家首都的发展，为进一步的律令化打下深厚基础。

唐代皇帝似乎格外钟情于元宵节。中宗、睿宗和玄宗都是其中的代表。《大唐新语》是如此记载的：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中宗时期如此，睿宗也不遑多让。《朝野佥载》记载：

睿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馀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这已经是十分热闹的景象了。到了玄宗时代，正月十五的活动皇帝依然兴趣盎然。《明皇杂录》载玄宗“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

皇帝的热衷，最重要的意义是显示了节日的影响力，如果隋炀帝利用元宵节有加强外交工作的含义，那么到玄宗时代，更多的是与民同乐。参与节日的社会人群众多，从一般百姓到王公大臣、文人雅士、居民士女都是积极热情的投入者，而皇帝的参与，自然是顺应了民心的行动。何况，皇帝及其身边人，也有娱乐的需求与愿望，又有与民同乐的良好理由，何乐而不为。

元宵节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就是在玄宗时期确立下来的。何以证明这便是法定假日的出现？唐代国家法定假日，有“假宁令”规定，《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对此有所记录，正月十五是一天假期。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把这个内容标示为“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意为从七年到二十五年唐令都是这个内容。敦煌文书P.2504《唐天宝年代国祭、诸令式等表》，其中的假宁令内容，与《唐六典》一致，正月十五也是放假一日。敦煌文书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记录了三元日的假期情况，写作“右件上中准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这说明，天宝三载（744）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燃灯放假，后来修订为正式的法律形式。这其实就是“永以为例程”的含义。根据《天圣令》，到了宋朝，正月十五放假三日。但是，就在唐玄宗时期，正月十五已经升为三天假期。由此可知，宋代的元宵三日假期，是继承唐朝的。

（南宋）李嵩•观灯图

据《唐会要》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旧唐书》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多出一个发布日期。玄宗于天宝三载十一月“癸丑，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两书中都有“依旧”一词，让人感觉到此前已经是三天假期，但是没有成为“常式”，而这次从法律上确定了三日假期的地位。

唐朝的法律即律令格式（日本学界也称之为“律令体系”）。法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令的承认就是国家的正式承认。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早期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地方节日，长安的正月十五节日活动，应该是受到外地影响，就时间而论，根据隋朝柳彧的说法是“近代以来”。正月十五作为节日，来自民间与社会的推动是主要的，相对而言，朝廷与皇帝的加入是滞后的，但是他们为其作为国家节日的升级却发挥着关键作用。长安因此变得很重要，没有长安民众的欢迎，就很难获得国家主政者的关注，没有这些政治上有能量的人群的支持，就不可能国家化，不可能给予法律地位。用“令”的方式规定国家节日，节日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这既可以称作“律令化”，也可以称作“国家化”，是研究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方面。

三、社会狂欢

到唐朝，元宵节受到更多的推动，尤其是朝廷和皇帝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元宵节的重要性，而通过唐令确定元宵节为国家节日，作为国家行为的元宵节获得了空前发展。古代中国重视法规建设，而到唐玄宗时代，制礼作乐进入高潮，从《唐六典》到《大唐开元礼》甚至包括《开元释教录》等著作都完成于开元时期，当然是朝廷系统努力的结果。（参吴宗国《唐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高潮》，收入郑学檬、冷敏述《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34 页）把传统的民间节日“律令化”，变民间传统为国家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引导风俗的努力，而后世对这些节日的继承证明，唐朝的制度化获得了后世的承认和继承。

就唐代的元宵节而言，已经有研究者使用狂欢来形容，其狂欢特性值得重视。狂欢的社会价值是尽情娱乐与放松，对于任何社会生活而言，作为张弛有度的一部分，狂欢节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狂欢节日，需要具备几个基本要素。试述如下：

第一，全民性。对于狂欢节日而言，必须获得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的认同，认同率越高，狂欢的社会热情越高，狂欢节越成功。隋唐以来的元宵节资料，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长安城，元宵节受到了极大欢迎。《隋书·音乐志》所载隋炀帝时的元宵节情景很宏大热烈，虽然笔法是批判的，但反映了一定实际情况。柳彧的反对报告，是更尖锐的批评，但同时也显露出当时的全民性：“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从整个家庭，到全社会，都热情拥抱这个盛大的娱乐节日。

唐朝继承隋朝传统，长安的元宵节继续在娱乐方向发展，而其全民性参与的特点有增无减。《大唐新语》所记与大业时期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从王主之家（亲王公主）、贵戚之属，到“下隶工贾”，“无不夜游”，全民参与得十分充分。中宗皇帝看来是特别热衷元宵节的，他自己不仅微服出宫观灯，当夜还“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应当是宫内之人抵挡不住节日的诱惑，皇帝皇后既然也要微服观灯，允许宫女前往观灯就成了一种临时的福利。后来，不得已只好宫中大搞活动，用以抵御宫外的诱惑。

有关元宵节的渊源，前文所述，最后形成了多元认识。所有人群都认为元宵节与自己有关，这是全民性认同的基础。这在节日实践过程中，自然有利于全民性的参与。设想，有部分社会人群认为某节日与自己无关，他们的参与热情必然会受到压制。

莫高窟第159窟（中唐），燃灯斋僧

第二，娱乐性。娱乐作为人群生活，需要是绝对的，不论贵贱、高低，凡社会人群都是一样。所以，节日必须具备娱乐性，才会获得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欢迎与参与。从隋朝开始，元宵节的娱乐性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传统中的与祭神相关的“神圣性”则渐渐褪色。神圣性多与禁忌相伴随，而与娱乐相违背。唐玄宗从开元后期始，时常由政府出资努力推动官员和长安的娱乐活动，促成官员们的游乐活动。而元宵节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尤其是拥有特定假日，这就为元宵节的娱乐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现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文字记载，元宵节的核心内容就是娱乐，神圣禁忌、政治纪律、道德教化等等，在元宵节的狂欢中，一切为娱乐让路。

第三，丰富性。唐代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元宵节，所持续的时间尚不确定。如果从隋朝的记载来看，正月十五不过是起点，庆祝活动常常进行到月末。唐代元宵节，最初是一日假，从天宝三载之后，扩大到三日假，那么狂欢活动就有了连续三日进行的条件。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日，在京师安福门外安装二十丈的灯轮，“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相应地一定有假日伴随，即使没有律令根据，肯定有皇帝的临时敕书。不管是一天还是三天，狂欢活动必须有足够多的内容，否则没有办法填满假日。元宵节，给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灯，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灯轮竟然燃放五万盏灯。因为元宵节燃灯事项最突出，后来也称元宵节为灯节。

灯下踏歌，是同时开展的娱乐活动。踏歌类似集体舞，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最有帮助，而多人参与的大型项目，也让节日更具狂欢色彩。

戏剧展演。从隋朝开始，在元宵节进行戏剧演出就成为惯例，每到正月十五，“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隋书•长孙平传》所谓“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证明戏剧颇能反映生活，因为不能穿上真正的盔甲，只好在衣服上画上盔甲，然后扮演相关剧中人物。当时的戏剧，为使剧情逼真，相应的道具使用已然很普遍。戏剧因有剧情，是最有条件占据观众时间的项目。

当然，还包括丰富多彩的食物供应，这是任何节日都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

第四，释放性。唐朝依然坚持古老的宵禁制度，生活在长安的人，很少能见到长安夜景，这事实上构成了日复一日的长期禁锢。而元宵节给长安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可以在正月十五的夜晚突破禁区，一整年的夜晚被禁锢的身体与精神，在这一夜彻底释放。唐玄宗的朝廷命令“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开坊市，即是临时取缔宵禁。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反映的同样的宵禁取消。元宵节狂欢，正因为对应一整年的宵禁制度，具有解放的意义，社会释放性心理得到满足。长期压抑之后的短时间情绪宣泄，引发社会兴奋度爆炸，元宵节于是成为狂欢节。

其实，包括元宵节在内的唐代法定节日，都多少带有娱乐化的倾向，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节日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健康的，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