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文/ 李治安】
一、农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进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栖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由于东南临太平洋，北边是大漠及西伯利亚，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崇山峻岭、荒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致使中国的国土疆域相沿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广袤的东亚陆地内，又依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半干旱以及青藏高寒区等大自然区，而且在植被、水资源等自然赐与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反差或不平衡。因地理环境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
根据栖息地不同自然条件及传统，从事种植业的族群和从事游牧业的族群又呈现地域上的分离。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特色之一。这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汇所依赖的基础性地理格局。
五千年来，无论是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文化综合体的中华文明，皆无例外地呈现“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应该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回溯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大一统进程。不难窥见，四次民族大融汇内几乎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族群纷争和族群交融，之后又多是政治大一统。
夏商周经历了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首次夷夏蛮狄民族大融汇，其后迎来了秦西汉帝国的大一统。东汉末到南陈灭亡是长达四百余年的政权分立和“五胡乱华”，以及汉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大融汇，其后来临的是隋唐帝国的大一统。晚唐五代宋辽夏金又为长达四百多年的政权分裂对峙和汉族、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第三次民族大融汇，其后就是元帝国的大一统及朱元璋建明帝国。明中叶“大航海”揭幕和满族入主造成了汉、满、蒙、回、藏等第四次民族大融汇，之后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传统社会被“现代化”，以及抗日战争前后现代中华民族的最终确立。
可以说，政权分裂和民族融汇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中难以避免的过渡路径，大一统则是它的升华趋势和发展成果。前者凸显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又显示中华文明在多元融汇基础上的政治总体走向。
各兄弟民族和各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栖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融合而成，实乃多元一体的先驱典范。汉族人数最多，所在中原地区农耕生产经验最成熟，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先进，借此对北方等周边民族发生着强烈的吸引力。
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先后栖息在北方草原及西部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主要依赖游牧及狩猎为生。他们因与农耕民交换贸易需要及中原吸引力，频繁挥戈南下及内迁，或与汉族融汇，或入主中原，13世纪以后，蒙古族和满族甚至走上了统一南北、与汉族轮流成为大一统中华帝国君主的舞台。
正如《读通鉴论》所云：“自拓跋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王夫之所述当主要是东汉末到隋唐黄河中下游的民族融汇，亦即第二次民族大融汇。不难窥见，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有军事冲突战争，更常见的是贸易、聘使、和亲、风俗熏染等和平交往，彼此依存，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交融，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由内聚逐步达到包括中原、江南、东北、大漠草原、西北、西南在内的全国性统一体。
到近代，各兄弟民族在抵御西方殖民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最终汇聚确定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就是说，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逻辑与历史真实。
扼要谈谈“征服王朝论”“新清史”及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歧异抵牾。
“征服王朝论”是1949年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导言中提出的，后经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村上正二等进一步充实完善。该理论认为：北方民族所建王朝大略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 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是也。二者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因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金、清较倾向于吸收。
1996年以来，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等提出的“新清史”，是美国近十年来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之一。其理论要点，一是重视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利用；二是重视清朝统治的满族元素，挑战费正清、何炳棣的“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中原王朝的区别，强调内陆亚洲文化自成体系及其在清帝国的地位及作用。
客观的说，“征服王朝论”对北方民族所建王朝较多关注，依照对中原文化的态度，将北族王朝划分类型进行分析观察且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应予基本肯定。有关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的观点，也颇具学术价值。而“新清史”重视清朝统治的满族元素，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也无疑是正确的。其视角自“汉化”专注中解脱出来，力图从“中国的”和“内亚的”两个维度来研究清史，也是不乏新意的。
不可否认，“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说都存在片面性的缺陷。“征服王朝论”片面地夸大北方民族王朝“征服”或“渗透”的主导性，而与其双向涵化的观点或自相矛盾。“新清史”则片面强调清王朝与蒙古、西藏、新疆等内陆亚洲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掩盖满族文化与汉地文化间的密切程度远超前者的历史事实。这种片面性被人为强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危险倾向：有意无意地杜撰或企图构建“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脱离历史实际地强调其自成独立体系，以此与中原王朝、与中华文明相抗衡或相割裂，从而弱化乃至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自古以来，依赖长城南北的自然环境，包括中土汉人和北方民族在内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先民，世世代代在东亚大陆上栖息和交往。北方民族所建王朝确实发生过多次西征和西迁，或在经营西部边疆等方面成绩斐然。然而，由于空间距离及交通比较便利，由于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汉地农耕经济彼此间天然的互补性、依赖性，致使北方民族与汉地民众的南北经济贸易、文化沟通、使节往来、军事战争等颇为密切且越来越频繁。以“澶渊之盟”之后为例，从1004年到1121年的117年间，宋、辽互遣各类使节多达682次。双方还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处设置河北四榷场，商贸繁荣，“互市不绝”。
其结果就是，这些北族王朝南下征战功业及其和中原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总体上远超其西部经略。况且，汉、唐等在大漠南北及东北地区曾实行羁縻州、羁縻都督府等形式的管辖。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先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等，有效行使主权。
今长城以北、东北、新疆、西藏一带相继进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罔顾这些的历史事实，罔顾汉唐以来在北部和西北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贸易、聘使、和亲、风俗熏染等密切交往和中原王朝的较积极经营，有意无意地杜撰构建“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或与中土相割裂的独立体系，以此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抗衡，从而弱化乃至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就不免歪曲历史了。在这方面，国内学人的文化警觉和强烈回应，是可以理解的。
每一位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在承认“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有益学术因素的同时，还应当旗帜鲜明地批评其“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或自成独立体系等错误，不断丰富、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研究，形成符合历史真实的主流话语。
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
在前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随后的大一统进程中，多数情况下是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先进的汉族王朝掌握主导。然而，东汉末到南陈和五代辽宋夏金两次“五胡乱华”，都造成二三百年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及汉族王朝的南渡。特别是元和清，分别为13世纪蒙古族入主中原和17世纪满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堪称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体现了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进程中北方民族的历史主动性，也披露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和近千年来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历史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汉文化与本体文化的关系及国家治理方式上，元朝和清朝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政策。一方面，二王朝都采取相似的二元政策：蒙汉二元或满汉二元。另一方面，元、清王朝二元政策的内外主辅配置又大抵是相反的。
元代的蒙汉二元，大抵表现为“内蒙外汉”。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和部众，没有像拓拔人、女真人那样举族南迁，没有像拓拔人、女真人在学习吸收汉地先进文化或加深汉化的同时，逐步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从而被人数众多的汉人所“吞没”同化。他们学习和吸收汉文化，多数只限于“儒化”或“士人化”而未必汉化，既把汉地先进的制度文明有选择地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也不完全改变和放弃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
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驻跸及“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从忽必烈开始，既有汉地王朝式的年号、庙号和谥号，又有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或薛禅汗，其他皇帝略同。世祖朝乃至元末，包括皇帝圣旨等仍常使用原有的十二生肖纪年，或者与汉地式年号合璧连用。
一般认为，蒙元国号的使用经历了逐步汉化的过程。1206年始成吉思汗所用国号为“也可蒙古兀鲁思”，汉译即“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听取刘秉忠建议，采用《易经》卦辞“大哉乾元”，建新国号“大元”。如《建国号诏》云：“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于是，人们率多将改“大元”国号视作忽必烈行汉法的重要举措，甚而把建大元国号的1271年当作元王朝的起始。此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历史真相并非完全如此。研究表明：1271年使用“大元”以后，“大蒙古国”国号并没有被取消，二者在元朝后期的蒙古文文献中继续一并使用。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译注1338年《达鲁花赤竹温台碑》云“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Ön kemeku Yeke Mongghol Ulus）；1362年《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又作“大元大蒙古国”（Dai’Ön Yeke Mongghol Ulus）。
足见，“大元”是外在的和汉人语境中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的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太庙和郊祀仅派官代祀，等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所以，当元帝国在汉地的统治崩溃，上都和大都相继失守之际，蒙古人虽然哀叹：“以诸宝装成之我大大都城，应时纳凉而居之我上都开平轮城”，“被汉人朱葛诺延席卷而去矣”，但“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毕竟有六万人得以成功逃回大漠草原。他们与当地的蒙古人汇合，繁衍生息，成为明清以来蒙古人的前身或主体。换言之，基于“内蒙外汉”，蒙古人南北来去百年，元朝灭亡后，六万蒙古人北归大漠草原，能够和当地的蒙古人重新汇合起来，继续保持蒙古族的风貌，亡国而未绝种，丧权而未灭族，依然是大漠南北逐水草而居的主体游牧民族。
清朝的满、汉二元，大体表现为“内汉外满”。就满族方面来说，清初曾带入八旗“包衣”、“圈地”、“投充”、“逃人”等旧俗，也搞过“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满汉复职、满汉双语教育、旗人汉民分居内外城等，旨在维护满族贵族特权地位。其中，最严厉和推行最广泛或最能冠名“外满”的，就是入关初强制所有汉民剃发易衣冠，即所谓“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统一实施剃发令或“薙发令”，“京师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致重罪”。男子一律“小顶辫发”，又称金钱鼠尾，“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明代汉人通常穿长领宽袍大袖，此令强制穿满族式的窄袖圆襟等，不易衣冠的，同样要杀头。
然而，就内部或文化内核而言，入关后不久，清统治者又较快实行包括开博学鸿词科、“更名田”、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摊丁入亩”、放免贱民等汉法政策。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伴随着满、汉调融成为主流，雍正更是任命心腹汉官张廷玉为议政大臣，还以满、汉大臣共同办理机要的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雍正、乾隆等率先垂范，在学习汉文化方面又异常积极热情。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亲政后常年坚持“经筵”和“日讲”，且增添皇帝“复讲”。不仅研读经史文学，对算学、天文学、几何学等也颇爱好。雍正“幼承庭训”，“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娴熟经史，学兼佛老，尤其能有自己的领悟见解。所撰《大义觉迷录》，运用儒家公羊学派的华夷“变通”理论及道统说，驳难吕留良、曾静的反满思想，颇有说服力。他勤于理政，文思敏捷，在位十三年，亲撰“朱批”竟达一千多万字，“所降谕旨，洸洸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乾隆自幼受过汉族士人式的儒家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他喜欢作诗，一生竟写了四万多首诗，几乎可与《全唐诗》的篇数相匹敌。其书法、藏书、编书和书画文玩鉴赏等，多有建树，自诩已超越当代文人。果亲王允礼通晓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善诗词，能书画，又号称皇室亲王中的出类拔萃者。
**时至清中叶，除皇帝潜心学习汉文化外，一般满族人因南迁后长期栖息于人数众多的汉人区域，满汉婚姻、满族人抱养汉人为嗣子造成大量满汉混血，又率多逐渐放弃本族满语而用汉语，或以汉文取名，它如丁忧守制、贞节伦理、丧葬习俗等皆效仿汉法。**满族文化的那部分却日渐弱化，并存的满、汉两种文化逐渐融汇，汇合为含有满族因素的新汉文化。“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余则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久而久之，满族人和汉人几乎融为一体，清朝灭亡后满族也就无法回归关外了。
有必要说明，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并非绝对的公式，而是一个适合于多数情况的相对性命题。之所以如是命题，主要是为着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排除部分支流或非本质因素，便于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把握元、清王朝蒙汉或满汉二元体制的特殊本质。
**过去，我们对清朝实行“内汉外满”的积极汉化政策，对鲜卑、女真、满族先后借汉化融入到汉人大族群的模式，肯定居多，认为它符合民族融合潮流，对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作用比较积极。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元“内蒙外汉”另辟蒙古族南北来去蹊径的合理性或积极意义，同样应予比较允当和科学的评价。**蒙古人成功北归和继续栖息于大漠草原，虽然给长城以南的明帝国长期造成军事骚扰或威胁，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蒙古人北归和持续栖息本身客观上又遏制着该地蒙古族以外其他新部族的崛起。这又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数千年来大漠草原周而复始的局势就是：一个旧的部族衰落了，很快就会有另一个新兴部族取而代之，称雄大漠。
13世纪以降的大漠草原，仍然是蒙古人的世界，“称雄”大漠草原的仍然是原来的蒙古族共同体。这对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壮大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小觑。请不要忘记，这些蒙古人恰恰是大元帝国曾经统治汉地全境的主人。这段近百年的经历非常重要，既有征服与反抗的腥风血雨，又有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它给蒙古族留下的心理印记同样是难以磨灭。它让蒙古人视汉地为停云落月的第二故乡，一直和汉地保持着向心和内聚联系，一直把北京当作原先的都城，也认同中土曾经也是属于自己的。
这比起新崛起的、没有统治过中原的北方新部族，和中原的内聚力肯定要大得多。后因清朝封爵、盟旗“札萨克”制和满蒙联姻等政治笼络，蒙古进入清帝国满汉蒙等联合统治体制内，内聚力更为加强。到辛亥革命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蒙族与满族遂一道位居中华民族五大族群行列。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最终确立且得到广泛认同，满族和蒙古族也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第二、第三位基本成员。1939年，经蒙、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成吉思汗陵顺利西迁甘肃榆中，更是彰显蒙古族、汉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携手抵御日本侵略。在这个意义上，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似乎又是殊途同归了。
从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可以看出古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影响，有些是走向同化融合，如北魏鲜卑与汉族，金朝女真与汉族，清朝满族与汉族，等等；有些是“汇”而不“合”，依然基本保持各自的文化属性，或仅发生部分的同化融合，如突厥与汉族，蒙古与汉族等。总体上看，使用“民族融汇”，来表述五千年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影响，似乎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历史真相。而且，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文化哲理层面看，“汇”而不“合”之类的“民族融汇”，理应受到更多的肯定与理解。
三、驳“崖山之后无中国”
“崖山之后无中国（华）”说，近年在网络上被吵得沸沸扬扬。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实属“无聊”，尽管姚大力、葛剑雄等已分别从元清的政治文化贡献、3100年来中国及华夷演进等角度作过辩驳，但因“新清史”重新质疑元、清的中国属性，舆情或被混淆，故须略说一二。
“崖山之后无中国（华）”，源自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的诗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钱谦益曾任明末东林党领袖和南明礼部侍郎，入清后仍担任礼部侍郎。诗中“海角崖山”，当概指南逃之南宋、南明小朝廷。囿于宋、明等中原王朝衰亡的狭隘立场和“华夷之辨”的保守理论，钱氏发出如此的无奈哀叹，亦情理中事。或许也夹带着替自己改仕新朝寻觅一点历史借口的用意。读者理应参透后一层玄机！
钱谦益等之所以鼓吹和认同“崖山之后无中国（华）”，要害又在于拒不承认元王朝和清王朝的中国或中华属性。在这方面和“征服王朝论”、“新清史”，大同小异。无论是“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还是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确实有人“倾向在‘清朝’与‘中国’划下一条界限，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这种论调在学术上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笔者试从中国涵义、克服华夷陈腐偏向及效仿开明政治家等层面加以阐述。
究明此问题的第一步，先弄清中国的涵义。
21世纪伊始，讨论“中国”概念的相关论著日渐增多。一般认为，“中国”最早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其本义或狭义是聚居中原的诸夏、华夏。近年，汪荣祖、姚大力围绕“新清史”问题争论不休，在中国涵义的理解上也有各自的表述。汪荣祖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国号，而是泛称或简称，早出现于先秦，随着疆域的扩大，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地区也随之扩大”。姚大力主张，历史上的中国“有过很多含义”，如汉、唐、宋、明等“一种文化、一个人群的小‘中国’”，包括“汉族的‘中国’”、“‘塞外’寥廓地域”在内的“大中国”，中国涵义又呈现由前者到后者的逐层扩充演进。
实际上，汪、姚二氏在此环节上的意见大体一致，都承认“中国”是由狭小到扩大的不断发展过程，都承认元、清二王朝是中国或“大中国”，都承认元、清二王朝直辖的“‘塞外’寥廓地域”或内陆亚洲也属于中国。这一点实乃“崖山之后无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和“新清史”的根本性分歧。
由于“新清史”论者总是试图在“中国”与“清朝”之间、中原与塞外之间人为地划分界限，清雍正帝语：“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就容易在句读及综合理解上发生不应有的误会，就容易被有些人落为“口实”。因此，有必要对这段话予以辨析与诠释：
其一，“始于秦”的“中国之一统”，实即汉地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大一统。“始于元”和“极盛于”清的“塞外之一统”，实即元、清二王朝分别以行省、宣政院和理藩院等对蒙古、东北、新疆、西藏行使的直接管辖。二者是一个前后连绵和不可割裂的历史过程。故该语句中的句读正误甚为紧要：“始于秦”之后句号为误，逗号为正；“始于元”之后不当加逗号。
其二，在秦朝完成对汉地的郡县制大一统之后近两千年间，汉、唐、宋、明等中央王朝虽然也对“塞外”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羁縻州、羁縻都督府等管辖治理，但毕竟属于非直接性或“化外”的。蒙古入主的元朝大一统，满族入主的清朝大一统，对汉地和“塞外”都实行直接治理，都是囊括中原汉地和“塞外”蒙古、东北、新疆、西藏等广袤地域的大一统。所有这些，实乃少数民族所建元、清二王朝对边疆开发治理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是两千年来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性成果。雍正帝所云大抵符合历史真实，基本可反映秦汉至明清从“一种文化、一个人群的小‘中国’”，逐步向囊括“汉族”内地和“‘塞外’寥廓地域”的“大中国”演进发展的历程。
其三，就元和清两王朝而言，雍正所云两处“一统”，当是一概直接统辖的意思，并非各自单独的政治文化实体。元和清，经略中原汉地、蒙古、新疆、西藏等，大致是先东后西，次第推进的，尽管治理方式不尽相同，但根本不存在汉地和“塞外”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另，此句之后，雍正帝又接着说：“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所谓“中”，即前述“中国”，所谓“外”，即“塞外”。足见，雍正在强调清朝实现内地塞外大一统“幅员极广”的同时，也承认和肯定“自古中外一家”、不分彼此的历史事实。
其四，“新清史”论者罗友枝等“倾向在‘清朝’与‘中国’划下一条界限”，“反对将大清王朝与‘中国’合二为一”。其要害是割裂历史，否认“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是一个连绵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他们硬是将前者与后者相割裂，仅仅将两千年前“始于秦”的汉地大一统当作“中国”，却将“塞外”蒙古、东北、新疆、西藏等广袤地域当作“中国”之外的“内陆亚细亚”。或者说，他们只承认两千年前“始于秦”的汉地郡县制的“小中国”，不承认隋唐宋元以来囊括内地和“塞外”的“大中国”。这既不符合两千年来的历史事实，也有悖于元、清二王朝的实际情况。即使是和雍正《大义觉迷录》等有关中国、华夷的核心思想相对照，也是大相径庭。
究明此问题的第二步，克服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
在儒家华夷思想内部，历来有主张严格华夷辨别防范及拘泥血缘、地理标准说与倡导“用夏变夷”及重在文化标准说的并存、演进及交替运用。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长期影响着国人对“崖山之战”后元、清二王朝实属中国的认知与判断，制约着人们对民族融汇的豁达理解。
所谓严格华夷的辨别防范，偏重于“辨”与“防”，偏重于用血缘、地理来衡量区辨华夏与蛮夷；所谓倡导“用夏变夷”及重在文化标准说，即依据民族融汇的发展实践予以变通，主张华夷能够以衣饰、礼仪等文化标准来互动转移。《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公羊传》更以文化道德来区分诸夏和夷狄，并将其视为可变概念。凡夷狄遵行礼仪，就当与诸夏同等看待。譬如，吴国虽为“夷狄也而忧中国”，故进称“吴子”。后吴纵暴郢都，又被称作“反夷狄”。而陈、蔡不肯救援周王室，就被斥之为“中国亦新夷狄也”。
这两种相左的意见，在先秦第一次民族融汇之后均相继问世。前者陈腐古板，经常在华夏遭受夷狄进犯之际冒头反弹；后者包容豁达，往往是对民族融汇潮流的顺应或变通。二者在后世又在不同时段交替消长，成为儒家处理民族关系之际的两种灵活选择和运用。
经历南北朝的民族融汇，唐朝突厥、沙陀、回鹘等族众频繁内迁，部分部族首领被委以高官，或赐李姓，血缘或地域界限率多破除，华夷思想也随之显著迈向注重文化标准。皇甫湜指出：“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陈黯也说：“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韩愈在批判佛学的同时又借鉴其祖统说，主张“道”为“天下之公言”，主要内容是仁义，儒家也存在从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还把道、道统引入华夷观念，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随着宋代理学家重建“内圣外王之学”，“圣人之教”的道统，或高于“天子之位”的君统。元儒郝经、许衡等面对女真、蒙古入主及南宋败亡的政治变故，提出了“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用汉法，可以长久”之类的新见解。他们把“用汉法”等同于“行中国之道”，用“道”和“道统”来统驭华夷正统，这就突破了华夷观念的内外藩篱，赋予“用夏变夷”新的含义。
这大抵是第二、三次民族融汇过程中儒家华夷观念的新进步、新风貌。
宋元、元明或明清鼎革之际，不乏有“驱除胡虏”和严“夷夏之防”思潮涌起。同时也常见重“道”“道统”及“用夏变夷”说与之反诘抗衡。譬如，元末杨维桢强调，“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经三代、孔孟和程朱，“传及我朝许文正公”，把道和道统带入元朝。雍正亲撰《大义觉迷录》，用“圣德”标准驳斥华夷区辨和夷夏之防，指出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宣称“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满洲与虞舜、文王同样可以为中国君主。满清“有造于中国者大矣”，疆土开拓广远，造就百姓康乐蕃庶，对中国有大德，贡献很大。主张不分地域，有德为王。还以各族都在清朝统治之下的事实，证明清政权是上天的赋予，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又兼，其父康熙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开疆拓土，减轻农民负担，被满汉朝野公认为“内圣外王”的楷模。《觉迷录》与康熙“圣祖”楷模、“剃发令”、“文字狱”等软硬兼施，较有效地说服了大多数汉族士大夫。由是，清代华夷思想或秩序基本脱离了汉人的“自文化中心”，被引向“君臣大义”、“一君万民”的层面。
后者应是第四次民族融汇过程中清代华夷思想的主流形态。
究明此问题的第三步，效仿古代开明政治家，正视现实，顺应潮流。
与前述四次民族融汇和华夷思想的相应演进几乎同步，古代政治家也率多正视现实，顺应潮流，表达各自的主张。譬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朱元璋和朱棣曾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也主张“华夷无间”，“华夷本一家”，“抚字如一”。表明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古代政治家大多崇奉“用夏变夷”及偏重文化标准，元明鼎革之际更是不得不承认“汉胡一家”、“华夷无间”和汉、蒙轮流主宰天下的客观现实。
退一步讲，“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统治者的大一统王朝。但是，蒙古族、满族入主的大一统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模式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如前述，近千年来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反映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岂有罔顾历史趋势和客观现实，厚此薄彼，只许汉族君临，不许北方兄弟民族入主的道理。
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朱元璋、朱棣等远比钱谦益及至今追随其说的少数人，开明和务实的多。从前述元“内蒙外汉”和清“内汉外满”的结局走向看，“崖山之后”不是“无中华”或“无中国”了，而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像滚雪球一样在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的新格局下越滚越大。“中华”或“中国”的内涵及外延，也随着“胡汉一家”、“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等新环境在悄然丰富扩充。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相继应运而生。连宣统退位诏书也不得不承认：“……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意味着此时的“中华”和“中国”，已经将汉、满、蒙、回、藏“五族”，统统包容囊括起来了。这应当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同样是浩浩汤汤、势不可挡的大潮流。即使是在帝制传统社会，罔顾民族融汇、“胡汉一家”的现实和华夷思想不断演进，一味固守“大汉族主义”或夷夏之防的偏见，也是陈腐和落伍的。时至21世纪现代中华民族形成近百年后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之际，依然盲目听从或追随“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似乎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和抱残守缺了。姚大力说得好：“如果元朝与清朝都不算‘中国’，那西北一大半领土，我们还要不要？”这绝非危言耸听！西方少数人始终企图利用狭隘、过时的“汉人”或“中国”观念，借题发挥，不断制造事端，以分离西北边疆和支解中国。这当然是绝大多数国人时刻保持警觉和绝对不能答应的。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可以休矣！
**四、**江南与北方民族在民族融汇中的角色
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民族融汇、地理环境、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的社会经济，民族融汇，此二者是基本线索，是决定性因素。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来支配或塑造的。譬如，先秦时期青铜冶铸的产生运用和首次民族融汇，秦汉魏晋时期铁器推广和第二次民族融汇，晚唐宋辽金元时期印刷术、火药、罗盘针、海外贸易繁荣和第三次民族融汇，明中叶以后商业繁荣、雇佣劳动渐多、白银输入和第四次民族融汇等。
**举个简单例子，可窥见民族、民族融汇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比重。班固《汉书》列传共计70卷，而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即有《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霍光金日磾传》、《赵充国辛庆忌传》、《匈奴传上》、《匈奴传下》、《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上》、《西域传下》以及《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合计10卷半，约占列传总卷数的1/7。**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往往关乎朝廷大局。就是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了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其作用无疑是关键性的。同时，还应当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及其历史作用。对这二者都予以高度重视，才真正符合历史辩证法。
霍去病像
由于疆域广袤、地理风俗多样及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五千年来，长城内外等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造就了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若是细分又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漠草原地区、东北地区、新疆等西北地区、吐蕃等西南地区等六七个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地域子文明承载板块。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而且，这三大地域或六七个地域子文明板块，往往综合承载着社会经济、民族融汇二基本线索及交互作用。就近两千年而言，塞外草原大抵承载北方民族及游牧文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大抵承载汉族及农耕文明。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是早期汉族农耕文明的摇篮与“发祥地”，近两千年来又容易成为北方民族与汉族彼此交往融汇的冲要区域。总而言之，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两条基本线索及作用，往往是依赖上述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承载以及彼此碰触和整合，再加上域外文明的助力，共同影响、制约着历史发展进程。考察中国历史，在通常关注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的同时，也要重视这两条基本线索藉六七个地域子文明板块为载体来施展表现的情势或机制。尤其是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冲击及其带来的南北差异的整合博弈，更是彰显民族融汇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的重要性。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长河中，“蛮族入侵”无疑是足以改变社会总体面貌的重要大事变。在欧洲，日耳曼等“蛮族入侵”，让整个欧洲无可挽回地进入到黑暗的“中世纪”。在中国等东亚地区，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也类似于欧洲的“蛮族入侵”，同样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与欧洲不同的是，这种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或“蛮族入侵”，在中国不止一次，大规模的至少发生过两晋和五代宋及明末三次，因而对古代历史进程影响至为深重。由于亚洲大陆南北东西的幅员疆域都接近欧洲的两倍，发生在两晋和五代宋及明末三次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迄1276年，两次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直接造成东晋和南宋的南渡偏安，造成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两次南移，以及随之而来的4—6世纪、10—13世纪的两个南北朝各自近200年的对峙；
第二，1276年和1644年以后，元、清二王朝虽然实现了蒙古贵族、满族贵族为主导的南北统一，但是他们不得不实行蒙汉或满汉二元政策，不得不承认和重视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的经济文化差异。其结果就是，中国虽然没有无可挽回地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但历史的总体面貌还是被严重影响或部分改变，还是呈现政权南北对峙或统一帝国不同条件下南北差异的整合博弈进而推动社会历史曲折发展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前述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对峙冲突，关键就在于东亚大陆的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长期分野及彼此博弈、互动。
其间，江南在华夏文明“不绝如缕”形势下的角色，格外重要。5世纪以后的江南，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依然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的新兴动力渊薮。
唯有江南，能够充当华夏先进的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回旋再发展的广阔地带。而欧洲的希腊罗马的南方就是地中海，不存在类似江南的转移回旋的广阔地带。就是说，由于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冲击及其带来的上述南北差异的整合博弈，江南地域子文明版块在承载社会经济和民族交融两条基本线索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在艰难维系中华文明经济文化近千年持续领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
同时也应当重视北方民族所携带的文化影响。北方民族南下及所建北朝和元、清大一统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如元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清诸帝勤政好学，元、清积极经略边疆，等等，又带来了不少落后旧俗。后者还较严重影响汉地社会经济结构乃至专制政体。
《盛世滋生图》（局部）
马克斯•韦伯认为“君主如父”的“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钱穆也说，明清二朝“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需要理性地正视：近古父权主从隶属的沉渣泛起和元明清专制独裁的登峰造极，都与北族王朝的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等纲常传统，同时也较早出现过“民贵君轻”、道和道统高于君统等开明思想，后者还在“唐宋变革”中随谏议制成熟而有所上升。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均属社会经济层面对“唐宋变革”的逆转，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蒙古等北方民族父权制主从隶属俗。这种主从隶属还借“雇工人”等律条渗入了《大明律》。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南下携入的壮丁、包衣等，同样带有奴仆半奴仆性质。于是，“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之类的父权制主从或主奴习俗，无形中和儒家“纲常”糟粕部分悄然内外混合，逐渐汇成南北通行的“君父”至上。
此观念的力量及影响，绝不可小觑。由于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都属于全民当差服役的秩序，包括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官僚概莫能外，统统被束缚在“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的桎梏牢笼之中，很自然地恶性扭曲了传统的“君臣之义”或俸禄雇佣惯例，让官僚士大夫也蜕变为“纲纪之仆”和听候皇帝差遣的“役”。
最终“君父”压倒了道及道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君父”至上或主宰，遂成为元明清君臣及君民关系的不二法则。一方面，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带入的父权制主从关系或主奴观念，恰依赖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较稳定存在，得以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构成的全民当差秩序，客观上提供了君臣及君民主奴化所赖以扎根生存的深厚社会土壤，有力支撑着政治文化层面以臣僚奴化为代价的元明清“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
本文全文载于《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观察者网经“民族史”授权转载，转载时略去注释及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