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理解修宪，要先读懂《邓小平文选》

【文/ 田雷】

我一直是《开放时代》的忠实读者，但参加年度论坛的研讨还是第一次。我提交本次会议的，是我暑假完成的一篇文章。为了好好研究香港《基本法》，我反复细读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82年到1984年。

1984年是个有意思的年份。根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讲他这一年只做了“两件事”（中英两国年末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故此第二件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而读《邓小平年谱》，1984年年初视察经济特区时，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留下了“我从来不走回头路”的人生经验。

起笔时我想得简单，能否以这些官方文本为素材，写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严肃的学术议题并不必然排斥灵动的文字以及清新的文风，花三五天写上六七千字，就当做一次学术写作的试验和自我训练。

动笔后我却越写越长，欲罢不能，修宪后也未停笔，写到目前版本的两万字，这是动笔时没有想到的。这么看，文章就并非只是偶然的意兴而为，也从研究方法上贯彻了我这些年倡导的思路，是“重新发现中国宪制”的一次身体力行。

文章写成这样子，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我们宪法学界长期弥漫着一种“巧妇”心态，功夫再好，奈何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做的都是一般将来时的研究，寄望着未来某个宪法时刻之后，等待宪法被“司法化”了，方能大显身手。

我不这么想，大概属于少数派。说到底，能不能看到中国宪法的实践，取决于我们头脑中的宪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立宪政治这种秩序形态。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同意苏力老师的论断，每个相对长期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必定有其宪制。当然只是基本上的同意，对于苏力老师一贯以来的彻底实用主义进路，在《大国宪制》中具体表现为挤干时间的历史观以及穿越上下五千年的论述，我有些意见不吐不快，不过今天并非合适的场合。

但即便承认中国有宪制，如何去发现，始终是难题。不夸张地说，如果尽信目前宪法学的理论框架，确实会变得“盲目”，观察者只要带上这副眼镜，就看不见中国的宪法实践。

在法学院给学生讲宪法，总论比较好讲，围绕着如何理解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一一展开。但学期过半进入分论，尤其是到了讲基本权利时，我对自己的课堂特别不满意，总觉得很别扭，明明是要讲中国的，但讲来讲去都是外国的，或者说同中国压根无关的比较法。

说到底，在这个课堂上始终有一个矛盾难以摆脱，一方面是要给学生讲好中国宪法的故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只会说源自西方的话语。这是一种格格不入，学院内的宪法理论是西方舶来的，其底色无疑是自由主义的，而我们的宪法却是中国的，是社会主义的。

我时常因此而心神不安，感觉没有念对经，对不起学生。上半年写作时，我甚至冒出过一个大胆的念头：总论部分照常讲，进入分论后，直接带学生去读《邓小平文选》并参照《邓小平年谱》，以邓小平的言与行作为理解中国宪法文本的基本材料。

若是同宪法学用以做文本释义的种种学说相比，邓小平在现实政治中的决断和论述才是原汁原味的，是第一手的宪法材料。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美国1787年的建国宪法，就必须读《联邦党人文集》，要理解美国内战后通过的三条宪法修正案，就不能不看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宪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先行的、呈现为历史决议的政治共识，就不会有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生成和变革。同理，不理解邓小平理论，解释“八二宪法”可以说门都没有。重新发现中国宪制，首先存在着扩展宪法学研究的视野和材料的问题。

那么作为宪法学者，应如何读邓小平？大道至简。我们并不是也无需做改革开放四十年史的专家，材料不能越读越厚，“传闻证据”未必可信，不要舍近求远，放着官方文献不读，非要忍不住关怀那些往事并不如烟的讲述者。

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官方文献，从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开始，必要时参考《邓小平年谱》。就方法而论，是用邓小平来解释邓小平。

我在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讲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全部文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且融贯的规范秩序，其中不可避免存在逻辑的空隙、话语的冲突、实践的紧张，但却没有无法弥合的意义真空和路线分裂。

在这个意义世界内，不存在某个历史分水岭，以此将邓小平分割为前期的和后期的，无法兼容，更无基于派性的政治角色扮演，左派只提一个反右的邓小平，右派则是一个主要防左的邓小平，难以并蓄。”

在这一方法论自觉下，宪法解释之初步，是把《邓小平文选》当作一部字典来查，制作词条和索引，用邓小平解释邓小平，对其全部论述做基于融贯性推定的文本互证和整体解释，拒绝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一旦以邓小平理论作为解释“八二宪法”的“原旨”，那么摆在宪法学者面前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有一个，如何理解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

从成文宪法出发，“八二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即开宗明义，论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前看，这一规范紧接着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也即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往后看，2018年年初的修宪再次确认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新时代初心不改。故此，理解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宪法解释的，也因此是政治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时，美国学说是如何说的，德国判决是怎么判的，统统不关乎中国宪法的解释，不加论证地以西方学理来注解“八二宪法”，是解释学的“邪路”。

关于社会主义，立足于邓小平的论述，可见到一个在摸索中定型的历史进程。在此化繁为简，只看几个时间点的关键论述。金庸先生刚刚以94岁高龄过世，在纪念先生的洪流中也得见一段尘封往事。

1981年7月18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半个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宾主双方从“决议”谈起，其间论及社会主义，邓小平自问自答：“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有一百多种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邓小平会见金庸

我想，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一百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了，也即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不论黑猫白猫，以至于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中的“不搞争论”，其要旨就是既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宪制前提，又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留给实践去解决，交由时间来下论断，“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也“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可见，总设计师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更倾向于用“消灭”和“不搞”这样的否定表达来界定“邪路”，如果说有论断，往往落实为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而非是什么。

不争论，绝不是不搞社会主义，只是暂时搁置不必要的口舌，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总括式的表述中，“中国特色”曾是我们“无问西东”的改革策略，是不需要也一时无从讲清楚的道，但时间一到，在“中国特色”通过“建设”而“有”了之后，给社会主义下论断，使其得以“定型化”就是中国宪制的大哉问。

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在这一以40年为期的历史时间轴上，我把“八二宪法”在今年初的第五次修改，尤其是第一条的增补，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定型化的政治发展。

从1982年到2018年，以修宪之举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化，也即宪制化，从而在政治上回答了“不搞争论”时期予以阶段性回避的问题，这是本次修宪的政治意义所在。

法学界此前常会忘记“社会主义”条款，但无论我们爱或不爱，它就写在国家根本法的第一条里，白纸黑字地存在，故此之于整个法律体系，无分公私，“社会主义”条款都是基石。

我在文中有一处小题大做的尝试。邓小平在1988年某次谈及香港问题时曾这样讲：“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为什么以五十年为期，在邓小平口中，“不能变”就变为“不需要变”，这里的一字之变，若有微言大义，应做何解？

曾有宪法学者听出言外之意，认为香港回归五十年后，中国内地也将资本主义化了，两制由资本主义而一统，故此说“不需要变”。但这种解法，岂止是荒诞！远的不说，这次修宪不就是对这类误读的打脸吗？之所以对第一条视而不见，归根到底还是向来不吝以最坏的恶意去理解社会主义而已。

我有一解，用邓小平去解释邓小平，从其立足所在和视野所见，来解这一字之变。

长话短说，即便理解香港问题，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深圳河以南，胸中要有全国一盘棋。若是只看深圳河以南的资本主义，想着“舞照跳，马照跑”，那么邓公口中的“五十年之后”就是以香港回归为起算点，指向2047年。

但在邓小平的视野中，这个时间点并不只是2047年，还是“下世纪中叶”，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心一意搞建设的七十年。这里面有一次时间的偶遇，我们此前之所以混为一谈，错在用搞学术一亩三分地的逻辑，遮蔽了“埋头苦干”搞建设的全国一盘棋的要求。

从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之一就是要在内地再造更多的“香港”。那些虽然先富起来但最终仍姓社会主义的地区，如是讲，“五十年之后”也即“下世纪中叶”，“香港”会在社会主义内地星罗密布。

深圳与香港交界的罗湖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繁华市区

站在20世纪80年代讲“前五十年”，“不能变”就是一种至高的政治承诺，其规范力在于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而仔细推敲“不需要变”，从此一时到了彼一时，“不需要”并不必定排斥“需要”，因为究竟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并非当下承诺所规范，而要交给后来人回答。

眼下只是表态，届时处理“这些问题”，“泱泱大国”不会“小里小气”，其余的如何，都要且听下回分解。这么解读并非孤证深入。

1987年会见李政道，邓小平在解释“振兴中华”口号时，也畅想了一番“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到那时，台湾、香港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就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想想看，“没有变的必要”，不就是“不需要变”吗？在此意义上，“大国宪制”的视角即便是在理解“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时，也是必要的。

此次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宪法上论断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即增补入宪法第一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如何从宪法解释上去保障此次修宪之初心，也因此构成新时代法制建设的根本。

现在法学界兴起研究党规党法的潮流，是一种对接，但还不够。因为“规”和“法”所讲，仍是要把党和国家装在笼子里，其基于的法治理想仍难以摆脱自由主义底色，只讲了依法治党这一面。

宪法第一条所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是一个极富能动性的动作，再究细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种主谓表述，是面向未来而言的，党的领导地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又不仅于此，党领导谁，为了谁，领导是要干什么，要回答这些新时代宪法解释的重大问题，并非党规党法研究能承担。

甚至可以说，按照控权思路讲得越多，反而同“领导”这个文意的原旨距离越远。要是从宪法第一条扩展到第一条所在的总纲搜索“国家”一词，共出现61次，是宪法总纲部分当之无愧的高频词。从第四条开始，宪法文本连续出现以“国家”一词为主语的条款，诸如国家维护、国家保障、国家鼓励、国家反对、国家建立、国家实行、国家加强、国家发展、国家举办、国家推广、国家培养、国家倡导、国家组织……这一系列以“国家”为主语的主谓表达，都表达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体的期望和托付。

最简单的文本列举，也足以折射法理学中所谓规范分类的单调。作为解释之初步，总纲的每一条、每一款——此前宪法学者视而不见的——不正是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本内资源吗？忠实于现行宪法之文本，我们基于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检讨的，并不是党在哪里领导多了，国家管到何处就越权了，恐怕还是哪些任务被放弃了，哪些承诺遭背叛了，如何通过党领导来兑现社会主义的承诺，这可能是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工作重心。

最后回到一段往事，1986年6月邓小平会见海内外荣氏家族成员，在此照录《邓小平年谱》所载原话：“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这句话读来令人动容，不外乎它表达了中国人颠扑不破的道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又如何领导，都不可脱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发言整理，原载于“开放时代杂志”，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