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如何在战争中发展工业？国共两党给了不同的答案

【文/王锐】

《孙子兵法》曰：“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关于“取用于国”，曹操注：“兵甲战具，取用国中。”宋人梅尧臣亦言：“军之须用取于国。”

其实这段话的另一个言下之意，就是强调“国”必须有充足的“用”，才能够保证军需。这在近代世界体现得更为明显。

一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作战装备的不断进步，是否有先进、完备的工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胜败至为重要。而另一方面，面对战争的威胁，要想保证国家的主权完整与国土安全，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让国内的工业产量不断提高，一旦出现战事，能够充分提供军事部门的各种基本需求。

这恰恰也是近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吏开始购买机器、聘请客卿、创办军工产业、培养工业人才，希望通过提高中国的工业水平来抵御外侮，所谓“富国强兵”，从那时起便是一体之两面，这一口号也成为近代中国人不断追求的主要目标。而近代中国的工业，也正是在战争不断的年代里萌芽、成长。

在《战争与工业》一书里，作者希望通过讨论抗战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各种状况，分析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战争与工业发展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本书最为引人瞩目之处，不仅仅是通过大量征引相关史料勾勒史事，呈现出抗战时期中国工业跌宕起伏的图景，而是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借助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李斯特的基本框架，同时吸收社会学家桑巴特的观点，即“与国家形成过程相伴随的战争，从市场需求、技术诱发、组织变革等多方面影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

严鹏：《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李斯特看来，“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根据的”。而历史所彰显的，恰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按照作者的说法：“探讨战争时期的工业发展，对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尤其是经济基础的打造，将提供有益之切入点。反过来说，要分析战争状态下的工业演化，也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形成之宏观视野下，探究工业发展所无法摆脱的非经济面向。”因此，中国的工业在抗战时期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它的发展过程能给今人怎样的历史经验，这就是此书所要着重讨论的。

二

作者首先从抗战前夕中国的工业发展状况谈起。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开启了一场工业竞赛，中国有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明治时期的日本，同样着眼于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通商条约里，日本政府一度禁止外国人在日本国内从事商业活动，其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人越过居留地，通过对矿山、工厂、铁道、银行等行业的直接投资掌握经营权，以此来保护处于初生状态下的日本工商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感于欧洲各国在战争中的巨大消耗，日本军方提议建立“总体战体制”，集全国之力保护那些“在产业结构上或在国家安全保障上起到关键作用的产业”，增进日本的整体国力，服务于未来的扩张行为。

相比于近邻日本，作者指出，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前者的狼子野心，开始筹划发展基础工业，加强备战，包括成立统一管理规划、管理战略产业的“资源委员会”、创办“中央机器厂”，但由于各种原因，成效其实非常有限。例如机器厂的资本有不少来自庚子赔款，这样导致其经营权不能完全自主，以至于必须迎合市场需求。如此一来，“中央机器厂与一般民营厂商无异，将无法发挥国营大企业引领产业技术升级的战略功能。”

又如国民政府曾希望发展航空技术，但蒋介石却任命宋美龄为航委会的秘书长。在这位风度翩翩的蒋夫人看来，与其按照当时技术官僚的意见，采取“技术引进—本土仿造”模式，和美国合作生产飞机，不如“购买现成货”。在这一“造不如买”的思路下，中国的航天事业错失发展良机，这在后来的抗战当中遭受了十分惨痛的苦果。总之，由于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特征，抗战前夕的中国制造业虽有些许发展，但总体上不容乐观。

宋美龄

抗战爆发之后，“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大量西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持久抗战也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于是，战时大后方工业勃兴，国统区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装备制造业体系。”

对于大后方而言，出现了两个十分明显的变化。首先由于沿海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与海外的交通越发困难，大后方处于被封锁的状态，因此进口的器材、零部件、工业成品数量急剧下降。其次是西迁至内地的工厂面临大量的本地需求，必须集中生产相应的工业产品及时供应，特别是制造相关军需物品支援前线。如此这般，虽然造成许多生产上的困难，但同时让大后方制造业必须自力更生，不断增加产量。例如装备工业，由于军事需求产生的连锁反应，推动其发展，同时由于交通设备、发动机、机床等产品对技术复杂程度的要求较高，在装备企业努力满足其要求的过程中，产业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作者指出：“从总体趋势上看，国统区在战时建立了一个具有发展性的装备制造业体系殆无疑义。”

出现这种变化的不止是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相似的发展。卢作孚创建的民生公司在战前就颇有名气，但根据作者的分析，“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民生机器厂的技术能力还是极为幼稚的，停留在修配水平，未能发展出实质性的制造能力。”

到了抗战时期，民生机器厂实现了由修到造的跨越，这主要由于战时资源缺乏而必须改进相关技术，特别是在原料的选取方面做出调整；同时大量东部的技术人员内迁大后方，提升了工厂的技术水平。

总之，“在战时大后方，装备制造业随着东部工业企业的大西迁，突然繁兴起来，并在战时需求的诱导下，发展壮大。国统区的战时需求，既包括武器弹药等纯粹的军火需求，也包括能源利用与生产工具供应等经济发展需求，而战时经济发展最终又是为了将战争进行到底。”因此，“战争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反倒是一种推动性力量。”

李斯特认为19世纪德国的崛起原因之一便是“在与国家环境相配合的情况下采用保护制度，就可以使国内工业获得发展，国外贸易与海运事业获得增长，国内交通运输设备获得改进，农业获得繁荣，并且可以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言下之意，为了保护还处于幼小状态下的本国工业，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促进其发展，而非执迷于自由市场理论，误信“看不见的手”，最终让国家错失改变现状的机遇。

与之相似，在作者看来，抗战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除了战时条件的刺激之外，还与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息息相关。例如制造飞机，对比于战前的踟蹰态度，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不计市场效应，投入大量资源创立发动机制造业，锻炼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此外，在机器生产领域，国民政府于投资、购料、生产、销售等环节承担了市场的功能，使相关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按照政府指令行事的生产单位，这样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升了技术水平。正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让国家得以抗拒资本的逻辑，付出巨大代价去扶持短时间内难以盈利，但关乎国家工业基础的企业。作者强调：“没有国家作为一种能动性制度的支撑，落后经济体的幼稚工业将无法存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的装备制造业之间，即存在此种辩证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不但论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装备制造业，还聚焦于敌占区的相关情况。作者指出，尽管日本在伪满地区创办了一些工厂，引进了一些技术，但归根结底，这一地区的装备制造业是依附于日本的产业结构之中，比如牺牲其他工业以确保钢铁和煤炭的生产，让其服务于日本的军事扩张，所以并无独立性，因此难有很大进步。

同时工厂的技术人员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仅为低级劳工，根本无法掌握核心技术。与大后方比较，敌占区的装备制造业正好体现了国家主权“不在场”情形下的畸形状态。相似的，抗战胜利以后，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急忙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大开中美自由贸易的大门。如此一来，还在成长阶段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必须与发达国家短兵相接，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所谓市场逻辑的牵引下，许多战时以制造高端技术产品为旨归的工厂，此刻只能大批量生产简单低技术含量产品。

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人为扩大了机械进口的幅度，这更不利于扶持本国的装备制造业。李斯特强调的对于初等工业国而言，一旦放弃国家保护政策，任凭别国工业产品流入，本国工业将遭受巨大打击，在战后国民政府身上得到充分印证。而这背后所凸显的国家主权缺位、国家能力低下、国运操之他人，值得让后人引以为戒。

三

这几年来，史学界就“碎片化”问题争论颇多，依笔者之见，所谓“碎片”或许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为所研究的对象是比较微观、局部的，二为问题意识流于就事论事。若为前者，如果有宏大的视角、丰富的全局感，那么以小见大，并不“碎片”；若为后者，哪怕讨论的是一个“大议题”，但缺少充足的理论基础与丰沛的历史感，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显得干瘪单调，这恐怕才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碎片”。

作者此书，资料丰赡有目共睹，更难能可贵的是，理论视野十分宏阔，中外比较随处可见，虽有微观考察，但绝不流于饾饤，而是体现出作者对近代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全局性思考。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模拟战争为幼稚工业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包括终端产品的市场保护，以及主动为高端部门产品创造市场需求，但同时应促进知识与技术的生成与积极流动，积累产业人力资本，最终诱导本国工业结构的高阶化发展。

易言之，由国家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是战争的替代品。”而让笔者心有戚戚焉的地方在于，作者考察近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在理论层次摆脱了晚近流行于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顺口溜，不是拿中国的经验论证冷战后的某种全球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处境出发，将域外理论为我所用，思考中华崛起之道。就此而言，本书堪称具有经济学意义的经济史研究。

最后，本书研究的时间段是抗战期间，所以对于解放区的工业发展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难以发展正常形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创造了太行山上建立兵工厂的奇迹，可以说是战争需求诱导工业发展的又一显例。”

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

正如作者所论，毛泽东对工业化问题十分重视。1944年他对博古说：“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这一战略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展现给世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李斯特说，一个国家假如专心致志于工业发展，在那里“存在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竞胜情绪、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但遗憾的是，李斯特却未能注意到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里，工业发展更能展现这些风貌。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工人阶级的地位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文化话语。与此同时，新中国还不断探索如何从制度层面来保证这一新的局面。比如著名的《鞍钢宪法》的核心要义便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

《鞍钢工人王吉才》连环画书影

那是一个对比于解放前，广大工人真正有了翻身感，人们能十分自豪地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为天下穷人都能过好日子，中国人不再受列强欺负而不断奋发努力的时代。在那一时期，新中国在工业领域取得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难以企及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让中国真正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作者在书中提及：“1949年后一个稳固政权的出现，使战时工业化的重工业偏好及国家强干预特性重新得到释放。不可忽略的是，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遭遇了朝鲜战争。因此，以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为背景，战争与工业的关系得到了延续。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