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理解中国党政关系，要分成两个方面

【文/ 孟捷】

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尤其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理解，但实际上它是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现实——改革当中，一直在摸索。

在80年代，提倡党政分开，还有一个叫政企分开。

党政分开在1989年以前曾经走得很远，甚至取消了在一些机关部委和事业单位的党组，1989年以后恢复。所以今天我们看“十九大”报告，看党章，说党是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由党领导。党的领导作用，这问题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尤其在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反映，但它非常重要。在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没有党，你会明显感觉是有缺失的。

理解党的作用，我认为要分成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实体化的方面，就是党和国家机器是同构，比如领导经济工作，中央以前有金融工作领导小组，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等。这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它的重要性可能比农业部、人民银行更高。

最近还有一个例子，比如央行任命易纲做行长，同时任命银监会的主席郭树清同志做央行的书记。这个任命是非常有趣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的主导理论叫做央行独立性理论。央行独立性，指的是不受党派的意识形态影响，任务就一个，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不让手里的票子贬值。

这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是相反的。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主张半通货膨胀理论。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我们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这就要多发票子。多发票子会造成通货膨胀，但这不是纯粹的通货膨胀，因为伴随着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同时提高有效需求，所以生产产出会增加。这边多发货币，那边产出在增长，发行的货币实际上能够被产出的增长所吸收，所以“半通货膨胀”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这是凯恩斯的观点。

那么80年代以后，西方因为经历过70年代的衰退，凯恩斯主义碰到了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新自由主义这时候成了主导的话语。央行独立性理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它的一根支柱。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反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所以央行独立性理论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的组成部分。

但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中央银行的行为跟它的理论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比如2008年危机以后，美国搞量化宽松，就是多发美元。因为多发美元，所以造成了全世界资产市场价格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理论跟它的实践其实也是矛盾的。

中国任命郭树清同志做书记，让易纲同志做行长，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上解读人事的任命。我们把它看作对央行独立性理论的一个挑战，就是党领导央行，而党是有它的意识形态，有它的基本价值取向的。

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外企建立党支部。有些人可能会说美国的公司治理教材里面没这个，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规范。

有新闻报道说德国的公司治理跟美国是完全两样的。在德国，工会是能够进入监事会的，而且监事会的权力很大，有时候甚至不比董事会小。所以中国企业要去德国投资，必须遵守德国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所以实际上公司治理是一场力量博弈，如果我们能在外企建立党支部，那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的教科书就必须统统改写。在中国你很难想象工会脱离党能发挥作用，工会必须和党结合才可能有力量。

说完党的实体化方面，党还有非实体化的方面，即党的意识形态、基本价值。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这就可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忘初心”。什么叫初心？是党的基本价值。

党的意识形态有一部分是经济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不是虚的，所以我把这叫党的或者国家的主观方面，跟实体化方面相对应。它是意识形态，是观念因素，但你不要小看，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要依靠某种观念上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权力实际上是起经济制度的作用。或者用更加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讲，国家权力可以直接构成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中有观念因素，就是那些组织的原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组织原则如果改变一下，就可能是全面私有化；而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就是在国有化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搞活国有企业。两套组织原则直接构建两个类型的生产关系。

刚才我们提到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这套经济意识形态，不仅是不忘初心，而且还从小平时代以来就宣布，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一场不会结束的社会革命，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只有进行时。这个很厉害。我个人把它看作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两种意识形态话语之一，之二是美国学者福山代表的历史终结论。

你把这两种经济意识形态比较一下，就非常有趣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人非常enjoy（沉醉于）它的历史终结论，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西方版本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组织所能想象的历史的顶点，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含义。

这边宣布历史是终结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宣布改革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永远没有终结，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本价值实现之前是永远没有终结的。这论断相当于宣布现实永远是和我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现状永远是需要被改变的。

所以两种市场经济的并存也好，或者竞争也好，在相当程度上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哪个更好？你更能接受哪个？在历史终结论提出没几天，“9·11”来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论断。可以说在每一次人类伟大历史斗争结束后，这个理论都会出现。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理论，历史当然也没终结。

我觉得改革不仅给我们带来巨大变化，对其他国家也有重要的昭示性意义。人类实际上永远需要探索，人类的经济组织永远不会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你想停留在那个状态，历史也不会答应。从这意义来讲，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在摸索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请注意，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又提到了这个术语，这词好久不用了。

我们知道恩格斯写过一本书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儿就结束了，从此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就一统天下。问题没那么简单，社会主义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犯过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所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句号的过程。

这问题可以跟刚才我们所讲的改革作为一个永不会结束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看。我们要很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自从出现马克思主义以后确实不一样了，对中国人不一样了，对世界也不一样了：

对中国人不一样，即如毛主席所说，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从被动变成主动；

对世界也不一样了，因为只有这个理论宣布历史不仅不会终结，人类还要通过各种探索——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也好——去不断地寻找和重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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