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国制造2025能不能成功，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工的未来

【文/孟捷】

我觉得在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挑出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制度形式。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一个经济制度，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你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或者什么文化意义上的现象，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可以看作是一种我们叫institutional（机构性）经济制度。

第二个代表性的制度，我们叫竞争性的地方政府。

第三个在经济学里几乎是没有分析的，我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尤其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我把中国共产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理解，但实际上它是中国经济体制当中的一个现实。

一般的年轻人90后、00后，他没有经历过早期的农民工形成阶段。像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什么时候？我是1984年上大学的，比较早。中国农民工能进城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因为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户口制度，这户口制度跟今天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那个时候户口制度是不允许你自由迁徙的。所以像城市之间调动，你要被单位批准的，调动是很困难的。更何况从农村到城市，这就意味着你从农业户口转化为非农户口，这是天大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农村的人要想进城，几乎唯一的渠道、常见的渠道就是读书，读大学，你可以摆脱农业户口。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我们说一开始是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到80年代，我们就允许农民进城。我觉得应该是1984年前后，中央又出台了政策可以进城。

但是进城的时候还有非常好玩的一个制度，你有城市户口，你就可以拥有购买商品粮的权利；如果你没有城市户口，是农村户口，你是不能够购买商品粮的。所以1984年允许让农民进城，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你是带着农村户口进来的，你要在城里生活，你不种地了，你的粮食哪儿来？那时候买粮食光靠人民币是不行的，要有粮票的。

80年代大学生有个特点，国家要发给你粮票。所以经常很有趣的现象：男生尤其是肚量比较大的，一个月给三十斤粮票不够吃的；女生肚量比较小的，粮票有富裕。所以男同学跟女同学关系好，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找女同学要粮票。

当时我们在学生宿舍就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农村来的小姑娘，沿着宿舍给我们兜售农村乡镇企业生产的一些产品，比如袜子、手套。她不收人民币，收粮票。当时复旦大学门外面有很多卖茶叶蛋、卖香烟的，你可以用粮票去购买，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意义上讲，粮票和钱有个等价，可以用钱换粮票，这是我们80年代的特点。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农民进城，虽然开了个口子，但是因为有限制，口子开得还是比较小，你进来城里混不容易的，但是毕竟开了一个口子。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进入WTO，这是一个阶段，这时候进城的农民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很多当保姆的，从事服务业的，像真正从事富士康打工的，相对反而还偏少一些。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农村小姑娘，是给乡镇企业做销售的。

当时有个电影叫《黄山来的姑娘》，它很有影响。黄山是安徽，我是安徽人，安徽出保姆，安徽有个无为县，这个县基本上都是出来当保姆的。

农民工当时大多数是在本地，外出的反而是少数，就是我们叫“本地农民工”。为什么叫他农民工呢？因为他不种田了，进乡镇企业工作，从他的工作性质来讲是工人了；但是因为他又有一个身份，身份是农村户口界定的。所以这样一个叠加，工人是他的职业，农民是他的身份。所以农民工这种复杂的制度现象，是中国典型的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当中所出现的现象。

2001年前后，在中国农民工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国家统计局从某一年开始计算农民工的数量，开始把农民工分成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我们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能看到，大概在2001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本地农民工的人数，多于外出农民工。但是在这以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开始超过了本地农民工。

这里当然有个巧合，因为我说到2001年，大家马上会想到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什么年份呢？就是中国在这一年加入到WTO。也是从此以后，农民工的职业主要是在生产性行业，比如建筑业是最多的，还有很多制造业，像以前的保姆反而居于少数了。到今天，我们大概有两亿五千多万农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农民工，他们离开了家乡，有的跑得很远，四川的或者河南的在广东、浙江打工。

我经常出差，出差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比如如果去厦门或去杭州，最容易打交道的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我到厦门去感觉特别有意思，厦门的司机几乎全是河南人。到杭州，好像是一半一半——我没统计，完全是个人体验——杭州的司机一半是河南人，还有一半是我们安徽人。非常有趣的现象。

2018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哪儿算起？当然一般来讲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经济学意义上最标志性的事件，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这是农民自发的改革。

今天我们来反思，包产到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提高农产品产量？其实不是。它的真正意义是在包产到户这么一个土地制度的基础之上，农民有可能进城，成为农民工。也就是说，它帮助构造了中国的劳动市场，这是包产到户变革的最大意义。

在2001年之前，就从1995年、1996年以后到2000年这五年，在城市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造就了城市的劳动市场，就是说我们把城镇职工的铁饭碗砸掉了。当时叫“砸三铁”，其中一“铁”是铁饭碗。在城市当中“砸三铁”，让农民工可以进城。

所以我们可以把从1995、1996年到2000年这么一个区间作为一个转折点，把中国的改革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产品市场，但是我们没有劳动市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土地市场。土地市场什么时候出现的？也是在1999年前后。所以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好了制度的准备，也就是在劳动市场方面和土地市场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铺垫。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农民工到中国的沿海城市、到东部来打工，他们主要在那些外资企业就业。比如说富士康是最典型的，就单个企业来讲，它是全世界用工数量最大的企业。所以以前有一种形象的描述，叫“富士康生产，沃尔玛购买”。富士康一个企业在中国大陆雇佣的农民工大概有100万，全球没有哪个资本雇佣劳动力有这么大数量。这100万人当中大概80%是农民工。

我们说农民工之所以成为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一个前提，因为农民工的成本很低。我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大概到2012年前后，农民工的工资是城镇职工工资的大概一半多一点点。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怎么解释工资这么便宜？这就跟农民工的特点有关。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我们称他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我们用的“半无产阶级化”这个词，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半无产阶级化指的是什么呢？他有土地，这个土地包括两块，一块是他生产的，另一块是他的宅基地。但是另一方面，他愿意出卖劳动力，愿意加入城市的劳动市场。

第二个特点，他外出打工，所以他的劳动或者就业是在城市，但是他还要进行劳动力再生产。

什么叫劳动力再生产？这是我们一个经济学术语，就是你必须养老，你要有医疗，要有孩子的教育，要培养新一代劳动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不在城市养老，所以一个雇主如果雇佣农民工的话，这个公司不需要覆盖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如果我雇一个城里人，就不一样了，城里人要在城市买房，要在城市养老，孩子要在城市上学，所有这些费用公司都得负担。农民工不需要这些，工资就比一般的城镇职工低了一半。

我们都听到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叫人口红利理论。我们中国劳动力人口为什么便宜呢？因为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呢？能够就业的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很高。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全世界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很多，单纯人口红利并不能决定这些国家经济实现发展。而且就中国人口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老龄化很厉害，叫“未富先老”。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如果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现代化，我们显然要尽早结束这个阶段，农民工要消灭。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经常谈论一个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讲，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半无产阶级化陷阱”。

那么怎样结束这种半无产阶级化现象呢？农民工要完全进城，成为城市居民，跟城镇职工一样。显然要实现这一点，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工资就必须再增加50%，跟城镇职工一样，否则他在城市里没法生存。那你怎样才能做到让这两亿五千万人的工资有这么大的提升？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国经济在所有产业能够普遍升级，因为这样你才能有足够的增加值，给这些人付工资。

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重要性，要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产业，中国要达到世界的一流或者接近一流水平。

所以说美国人害怕我们，因为中国不是小国，我们这个体量太大了，农民工有两亿五千万，吓死人。全世界哪个大陆有这么多生产者？我们不是像一些小国，靠生产巧克力或者生产手表就可能把人养活了。一个韩国三星基本上可以把半个国家养活了，我们做不到。

所以中国必须从汽车、飞机到所有行业，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老百姓才有可能过上比小康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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