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中国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

萧武的小书《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出版之后，我迅速地拿来读了一遍。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道的，这本书“着意讨论的就是中国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因为今天关于中国道路的相关讨论中，无论是中国道路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革命带给中国的遗产常常会遗忘或者讳莫如深。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应该会挺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萧武的写作逻辑特别清晰，问题意识明确，表述也很直白。就像汪晖先生说的，萧武的文字是社会媒体时代的产物……他不是学院知识分子，不受学科八股的约束，出入文史之间……所论往往直至要害。为萧武这本小书作序的苏力老师也说自己多年前就喜欢上他的文字，有社会关怀，视野开阔，有洞察力，坦诚，文笔犀利流畅。

说起来并不光彩，直到今天，在为“革命”正名这件事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竟仍然（不得不）进行着一些最低层次的辩论。在参与进这一话题的同时，萧武的著作也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性。

首先，萧武著书的犀利之处体现在，他几乎不浪费笔墨，所议全部直指中国的高政治议题。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长期从事媒体行业之后。对于什么问题是真问题，什么议题具有强政治性，如今恐怕许多国家都弄不清楚。比如在美国，“低政治”甚至“准政治”的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动物保护都能成为焦点。夸张点说，我觉得当代中国面对的最迫切的高政治议题，加起来恐怕两只手就能数出来。在《大路朝天》这本涉猎颇广的书中，你几乎读不到低政治议题（除非是批判性的），这不得不说体现了作者的眼界，比如通过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来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基层治理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的衰败与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状况；比如人口与民族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与土地制度变迁；再比如通过评述甘阳、新儒家等来勾勒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基本面貌等等。

《大路朝天》萧武著 中信出版社

其次，是争论的对象众多，读者在本书几乎可以看到一幅中国学术思想界版图。虽说不在学院内，但细细读一遍，学术界好的坏的、该嘲讽该批评的其实或多或少都在场了，而且争论颇为并击中要害，也比较中肯。比如他在谈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时候，认为甘阳通三统中对毛泽东时代传统的概括最不能让人满意，不能将之简化和概括为平等主义。再比如在梳理新儒家的脉络时，重点讨论了新儒家在政治上的影响，并质疑了新儒家的方案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相对而言，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可能是萧武对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的态度，在他的笔下，这些自由主义者从八十年代之后就不怎么读书，智商不高，思维简单，意识僵化，看不清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甚至狭隘和教条到“连变得有点文化都不能接受”，于是还敌我不分。我感觉中国人还是讲究含蓄和礼貌的，大实话一般还是会讲得委婉一点。

萧武的批评态度鲜明，不藏着掖着，也不云山雾绕，这恐怕会让许多读者喜欢。但他似乎没有更多正面地谈及自己的立场，当然如果细读全书，其实也不难发现。不过，我指的并不是更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他一以贯之的担忧阶级固化，强调基层底层，坚守群众路线等等。而是指某种思维方法，萧武难能可贵的是从现实和社会实践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导，从而在许多问题上保持着足够的清醒，避免了学院式的思想游戏。比如在谈到前三十年建立了比较成熟且完善的政府科层治理体系，很多人将这一点归结为中国悠久的精英主义政治传统和文官政治传统，萧武则指出，这里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传统，而是中国革命，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更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建设的锤炼有关。还是借苏力老师的评语：读者或许能从中获得一种如何做事、如何做成事、如何做大事的务实理解，对真实世界各种变量或条件更有经验的把握，而不是概念或理想的逻辑演绎。这一角度的理解可能增强我们在真实约束条件下思考和有效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接着，我们就来仔细地阅读全本书的逻辑，全书一共分为四个部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层社会的革命：土地制度变迁与民族区域治理；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新儒家的“政治”与“心性”，前两部分涉及的更多是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现实思索，后两部分则更偏重于思想（史）研究。

在第一个部分中，萧武讨论了在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对中国道路的形成起基础性作用的几个方面，并梳理了这些遗产在中国改革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指出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与时长经济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萧武看来，正是这两种逻辑的并存，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模式，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一个在当下被讨论得太多的话题，以至于有时变成了一个无人不能谈，无角度不可谈的模糊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固然对传播有益处，但却因其模糊难免带来意指失效的可能，甚至沦为官话套话。萧武的讨论的独特之处，是站在指出一个危机的立场上，反而帮助我们更好、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模式。在他看来，目前的危机在于，社会主义的遗产正在逐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过于强调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是与欧美接轨，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像许多人所批判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尽管这一批评有悲观之嫌，但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人口出生率下降等问题又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萧武的基本论调就是，认为应当警惕这种情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把握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

这种对于实践性的强调，决定了当萧武看待中国革命时，将革命红利理解为多项特点，这些特点让改革具备了条件。其中包括，一，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三，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四，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五，国家能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六，稳定的政治环境。七，比较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八，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九，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十，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十一，比较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十二，相对成熟且完整的政府科层治理体系。十三，国家对经济事物的干预能力。十四，尖端国防科技工业。十五，卫生医疗体系。十六，社会治安稳定。经过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这些改革红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尽管带来许多问题，但也恰恰由于中国革命的存在，也保证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能够始终有潜能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部分是关于基层社会的革命。土地制度变革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萧武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的变革，都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整体性变化。而他的研究和以往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1949年以前的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侧重于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对1949年以后土地制度变动的研究则更侧重于其社会影响，而较少提及政治影响。萧武重点讨论了土地制度变革对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由此进一步延伸到党和国家的基层治理结构体系的变动。在这一部分的另一面，萧武则特别重视边疆治理。边疆治理同样也受到了土地制度变革的影响，无论是西藏和新疆的土地改革，还是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全面推广，都对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社会和基层治理结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和第四部分更接近当代中国的思想论证，均与对保守主义的批评有关。第三部分是以中国著名学者甘阳的思想变迁轨迹为主线，讨论了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逐步兴起的过程，及其在学术思想层面的影响。与以往类似讨论不同的是，萧武指出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正意图并不只是局限于文化层面，而是有其政治意图的，但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常常因其隐蔽性而被人忽视。尽管萧武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文化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政治上就是十分危险的，并且，这一点在美国已经得到了印证，中国社会和知识界需要警惕。在第四部分，萧武则集中讨论了新儒家。在他看来，自进入21世纪以来，新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强，甚至在官方层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应。同样的，新儒家的观点经常被人们认为主要集中于文化层面，而忽略了其本身也是有政治意图的。萧武重新讨论了新儒家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在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的趋势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新儒家的方案可能会成为新生的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在基层社会，如果过于鼓吹所谓儒家文化传统，可能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无论是施特劳斯学派还是新儒家，萧武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有一条基准线，就是反对知识界的精英立场，而强调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应该肯定其在思想领域中做出贡献的一面，在早年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左右两派对国家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自由主义一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成就与国家政策无关，而是市场的功劳，国家退出的越多，市场自由的空间越大，中国能取得的成绩也就越大。站在左翼的立场上看，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远比成绩更大，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传统遗产的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正在被消耗殆尽。甘阳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看法截然不同，不仅没有批评，反而援引欧美学者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来说明中国已经崛起了，而且正在改变国际政治秩序格局。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能再看欧美的眉眼高低，跟在欧美思想潮流后面亦步亦趋。

作为结果，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政治领域的争论失效了，比如关于民主制度。在甘阳看来，选举制、代议制的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统治。美国虽然号称民主，但同样是精英们在统治，普通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美国的立宪过程就完全是封闭的，并没有经历过民主讨论。一方面，这是指出美国宪法的正当性并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这是在对抗整个思想史中对于民主的赞美，以及对于民主的迷思。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方面，人民不再以批评政府决策为理所当然，而是强调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则表扬。并认为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经过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建设，已经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而近3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则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完全具备在欧美之外建设一种不同文明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背后的政治保守主义立场，那种对精英的强调，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在萧武看来，中国的革命历史，是党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原来的贵族特权，打破原来的统治权力网络，建立各种组织，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人民民主政权，并通过集体化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的过程。尽管不能说是唯一，但平等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政治上，毛泽东时代强调群众路线，强调群众参与、执行决策；在经济上，强调工人参与领导，强调分配相对平等；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强调动员群众参与，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实现更好的治理效果。用今天另一个关键词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无不依靠“向下超越”，从来不依赖于所谓精英的意志和行动。

在后记中，萧武特地强调了自己的写作与网络思想辩论的关系，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讨论，都来自于网络思想辩论，而正如上文所说，写作风格上也延续了这种强辩论的模式。看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问，你说了那么多，确实讲到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到底做对了什么？为我们正身处其间的改革提供了什么条件呢？怎么为之正名和辩护呢？但是还有没有别的相关内容可以推荐呢？有的！你们可以来参加本周四的“观天下讲坛”，题目正是《奠基：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主讲人是王绍光教授！

王教授是中国政治、民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资深学者，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他是中国最早关注国家能力建设的学者，早在九十年代，其与胡鞍钢教授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直接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时人称之为“一份报告与一场改革”；他的《民主四讲》一书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启蒙作品；近年来提出以抽签替代选举从而实现民主的主张，更是引起广泛讨论。本周四，王教授将带领大家一起回顾毛时代，探索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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