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反腐，搞不好就死了_风闻

来源：36氪

文：杨林 编辑：杨轩

最高级的反腐方式，也并非查案本身。

一个内部漏洞，可能是压死一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手车电商人人车发现，自己的所有车源信息，被悄悄泄露给了竞争对手，对手借此能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价格去联系车主，拿到车源。

这意味着，巨额广告费打了水漂——人人车2018年拿到滴滴、腾讯领投的4亿美元F轮融资后，开始了新一轮上亿元的大额广告投放。而上亿元广告带来的关键资产，就是车源信息。

一名知情人士对36氪称，人人车内部排查了好几次，也没有找到泄密者，直到2019年年初，人人车抓到了一个盗取公司数据的外部人，对方供出，是人人车的一名早期员工一批又一批地卖掉了所有车源信息，以此获利。很多人人车员工都目睹了该早期员工被警察带走的场面。

但一切都于事无补了。就在2019年2月，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五，人人车就把所有员工都转为“合伙人”，这被解读为是“就地解散”，退出了二手车竞争的舞台。

甚至，一次舞弊，能直接引发一家公司陷入绝境。

36氪从核心知情人士处获悉，一家公司在融资的关键时刻，利益相关方对已经在做尽调的大型PE机构告状，称该公司高层有严重的“贪腐”行为——准确来说，是“资金挪用”，虽然该公司高层迅速把钱挪了回来，但融资就此告吹。因为失去了这笔关键融资，该公司状况急转直下。

纵观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历史，隐秘的反腐的故事也会不时闪现。但时间进入2019年，互联网公司反腐的新闻变得频密起来：

2019年初，深圳大疆创新对内发布的反腐败公告被披露，该公司2018年因内部腐败问题损失超过10亿元；

2019年7月，美团发布公告称，原市场营销部总监赖某、高级经理梅某某、离职员工路某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经被北京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紧随其后，小米发布内部邮件通报2名员工涉嫌贪腐，已经被公司辞退，没收全部期权，退还不当获利，并且以触犯刑法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移送公安机关。有内部人士告诉媒体，通报的两名员工涉及的贪腐金额或达数百万；

……

“如果一家公司任由贪腐问题持续，破坏力等同于创始人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战略规划”，一名创业者对36氪打了个比方。美团监察部人士对36氪说，国际反腐机构研究表明，对反腐的重视会大幅降低企业灰色成本，比如，一般情况下，零售行业灰色成本在10%左右。

**与行业寒冬相反，互联网公司的廉政部门日益繁荣。**滴滴廉政风控部门负责人周蕾称，此前国内互联网创业领域，B轮甚至C轮以下的创业公司绝大多数都没有反腐部门。36氪了解到，很多初创企业也纷纷开始组建反腐部门。一名短视频公司的创始人称，虽然他们刚成立了两年，只融到了A+轮，不过因为涉及到内容采购，今年年初就成立了一个三人的风控团队。

很多公司今年对反腐部门增加了量化KPI，例如一年要抓满多少人，以及帮助公司挽回多少损失。“据我所知，有六七成的公司都做了这样的可量化KPI”，美团监察部负责人Eric对36氪说，不过美团目前依然看重能否帮助业务部门做出改善，重视反腐带来的长期效果。

“我有时候觉得，贪腐就像是弥漫的无形瘟疫”，瓜子二手车反腐负责人祝孝平对36氪说。在互联网一个风口到另一个风口的切换之间，人员随风迁徙，“如果一个员工在之前的公司有过贪腐行为却全身而退，那么去下一个公司后，就很有可能寻找新的贪腐机会，并带动身边的人一起”。

在繁荣时期，萝卜快了不洗泥，舞弊和腐败似乎并没有那么要紧。但身处资金短缺的寒冬，回首过去的满身漏洞的运转方式，才越是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最惊人的腐败和舞弊，往往在最风光的时刻发生。

2017年前后，ofo使用的还是机械锁，因为没有定位系统，很多地方员工将出厂成本五六百一辆的小黄车折价成一两百块钱，“成百上千辆地卖给供应商，后来供应商又把这些车子以原价重新卖给ofo”。一名ofo高管对36氪说，这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

繁华落尽后，ofo反腐的过程就显得格外伤感。今年年初ofo遭遇押金危机时，曾紧锣密鼓地严抓贪腐问题，反腐负责人历时几个月时间，配合警方跑了几个城市，最终仅追回数百万元损失，对于ofo几十亿元的押金窟窿来说杯水车薪。

也是在2017年，风光无两的ofo曾邀请鹿晗当代言人，36氪了解到，当时签约鹿晗加上投放的费用高达4000万元，一名知情人士称，但在打探了鹿晗接下来代言联想的费用，以及鹿晗录制“跑男”的价格后，他们认为4000万元的费用明显高于市场价格。

上述知情人士称，负责审查的人就此询问品牌部的相关员工时，后者痛哭流涕，称自己被中间人“骗了”。负责反腐的人虽然愤怒，但因为没有能证明存在贪腐的证据，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有前ofo员工感慨，如果没有贪腐，ofo未必会走到今天的局面。

正因为资金链断裂陷入关店风波的生鲜电商呆萝卜，有内部人士认为，陷入如此境地和无节制的财务支出脱不了干系。一名呆萝卜员工透露，该公司总部每月有大概9000多万元的采购支出，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体制监督，“基本是报上去多少就批多少，这些钱怎么花出去的，花哪里去了，无人知晓”。对此说法，36氪向呆萝卜求证，不过截止到发稿，呆萝卜尚未作出回应。

不少人都经历了那段“宽松”的时光。

网约车大战时期，一家公司曾招聘了很多实习生每周在系统上登记给司机的补贴款，“一些实习生会让自己同学、家人和朋友注册成司机，日常刷刷单，然后给他们发补贴”，一名知情人士称，“只要不是很出格，给一个司机补贴的数字简直就是随便填”。后来一个实习生在登记补贴时，误将司机的11位数手机号填在了金额那一栏，被财务部门察觉到不对，才引发公司严查。

另一个前互联网公司品牌部员工说，2015年他每次给总部上报活动费用时，都会在事实的基础上乘以1.5甚至更多，“直属领导从不追究这些钱怎么花掉的，甚至不会问一句。****只要他批了，报销款很快就会下来”。

损失的有时是钱，有时候还连带损失了竞争力和战斗力。

一家电商公司发现，曾经有其供应商“组团”入职，几个月时间就总共贪污了数百万元，“调查后发现，他们在和平台合作时发现了漏洞，商量好一起进来‘薅一波羊毛’”。

一名前饿了么地推员工对36氪称，她入职后发现，团队的其他地推人员会向商户直接提要求：想上线要先交一千到两千块钱不等。“这还不算额外给资源的费用，当时正是饿了么和美团竞争激烈的阶段，这么做显然会影响饿了么的商户数量”。因为难以忍受这样的工作氛围，她很快就辞职了。

2017年火热一时的无人货架也类似。一名从某无人货架公司的离职高管称，到后期，该公司资金出现巨大问题，急需现金，他们才发现，很多线下地推人员直接将货品搬回自己家或者销售出去，然后按照正常货损向公司上报，“几名员工后来直接私下把装饮料的冷冻柜都给卖掉了”，业务直接没法开展了。

舞弊行为还会伤害外界对公司的信任。滴滴风控反腐负责人周蕾称，他们在调查一个地方团队运营勾结供应商贪腐时，发现那名员工以增加派单为由，向司机销售自己制造的“作弊器”，造成不少司机上当。

一位做企业培训的人告诉36氪，最密集的时候他每两个星期就要进行一场新员工培训，“人员流动太快了，有时候一批培训30个人，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一半的人因为贪腐问题离开”。

一些公司会刻意招刚毕业的年轻人，尤其是涉及采购和销售的部门。他们在意的是这些人的履历像一张白纸，“暂时还没有受到过多利益的污染”。

以至于，**年轻有时候反而意味着“战斗力”。**金沙江投资人朱啸虎曾经的一个著名论调，就是只投年轻人。曾有供应商找到滴滴一名高管抱怨，“你们这些人都是青瓜蛋子，没有社会经验，做事又认死理”，滴滴风控反腐负责人周蕾说，“我们高管听了反而挺高兴”。

如果是钱多求快的繁荣时期，贪腐虽像一颗毒瘤，但还不至于立即致命。但在裁员、收缩、融资难为新经济公司主旋律的2019年，很多企业已经达成共识，再不反腐就来不及了。

要“治病”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成立反腐部门，力求高效、强执行力，即使这其中夹杂着公司管理灰色地带的粗旷和野蛮，以及极为高昂的成本。

但在生与死的考验之间，公司们从来就没有第二个选择。

秘密组织

这可能是各互联网公司内部最低调和神秘的组织。他们通常向创始团队汇报，可以调查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同时在“办案”时从不手软。

论他们成员的出身，阿里第一任首席风险官邵晓锋曾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那些供职公检法部门、拥有多年经侦经验的老刑警们一直备受互联网公司青睐。“四大”和财务出身的人也在最近几年纷纷转行，加入各家企业的风控部门。

还有公司另辟蹊径。向来另类的Uber，其前亚太区的风控反腐负责人曾在金沙赌场就职，专门负责抓“老千”。

滴滴风控反腐部门则由联合创始人、风控负责人吴睿统管。

但不同于阿里腾讯，多数新兴的互联网公司的反腐还处于小步摸索的阶段。

滴滴刚成立风控反腐部门时，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方向，只是根据之前出现的贪腐案例，制定了几条“高压线”作为最初的反贪纲领，这称之为“扎篱笆”。美团的王慧文则到处“取经”，研究百度和阿里等大公司的具体反腐手段。

一家生鲜电商的创始人告诉36氪，2016年自己公司刚成立反腐部门时，直接翻了刑法中经济学犯罪的条款，却发现大部分都不适用于互联网公司。最后请一个在经侦系统工作的朋友吃了顿饭，记录下对方曾处理过的各种公司型案件，回来后制定了第一版“廉政风控方案”。

一开始的反腐手段也一言难尽。一家知名O2O公司曾“悄悄”给商户们发表格，让他们写下接触的地推们是否有私下收钱的行为，写一个名字就给50元现金“奖励”，但因为要求实名举报，最终收上来的表格寥寥无几。

更没经验的公司还干过“钓鱼执法”。一家公司说，他们曾让人假扮成供应商，试图用高档礼品买通一个采购部门的员工，那个员工也欣然答应了会“想办法”。但等反腐人员拿出证据时，却被员工反咬一口，“事情最终闹到创始人那里，折腾了很多天，最后答应了他一些条件，也给了补偿，才终于让他离开公司”。

查案过程中也可能会有新的漏洞产生。一名某大型上市公司的前市场部员工称，一个销售涉嫌大额贪腐，本来已经被怀疑了，但那名员工“收买”了一个负责查案的“关键人士”，最终在他离职快一年后才重新被揪出来。

而滴滴周蕾则告诉36氪，很多公司在内部审批不规范的时候，一些员工也会找到财务人员共同作案。

不过，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反腐部门难以再缓步试探。在追回经济损失和“拿结果”的新KPI下，他们必须快速拿出更高效、严厉的手段。

技术手段是一个利器，即使其中“一些是能对外说的，一些不能。”能说的包括，反腐部门会去检查有嫌疑员工的电子邮箱、文件和私人储物空间，一些公司在员工入职初期就会强制要求在私人手机和配发的办公电脑上安装一个工作软件，否则无法正常办公，“那里面有比较复杂的监控系统，不一定只监察贪腐，也监控是否有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一名知情人士对36氪称。

不能说的，则包括只要电子设备接入的是公司网络，IT人员就有可能监控到员工的电脑信息和手机信息。当然，这在法律上属于非法取证。

对管控数据，大公司已经发展出了颇完善的办法。

有阿里员工说，如果想拷走电脑上的文件，U盘插进去，很快就会被技术人员发现。甚至无业务关联人查询用户信息，也有可能被开除。

“为什么要转移文件和查看数据，是不是打算卖给竞争对手，或者收到了外人的利益输送？这是很正常的质疑逻辑。”一名阿里离职员工称。此前，一名阿里员工在离职前称公司发的电脑被偷，并提交了报警回执。公司在他离开一两个月后终于监测到那台电脑开机了，定位追踪过去后，发现电脑还在那名离职员工手里。

瓜子二手车反腐负责人祝孝平则对36氪回忆到，在瓜子投入技术反腐的初期，廉政人员就在业务数据分析时发现，某一线销售人员“成交量”发生异常明显的波动，单日业绩较此前增长最高达到十几倍，而且成单的绝大部分都是特殊的或者优惠极大的打折车辆。

祝孝平认为，**腐败扩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急速扩张的互联网公司们极度缺人，对尤其是底层员工的背景调查几乎形同虚设。**祝孝平称，目前瓜子已经接入同公安部联网的征信系统，能够对存在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入职进行有效防范。

廉政部门的人们公认，反腐调查其实是一门在古代就发展成熟的手艺，如今只是增加了一层互联网特色。

“成熟的手艺”，其实可以从纵观中国历史、横跨全球政企的反腐办法中找到类似踪影，例如举报。多位接受36氪采访的人士称，有一半以上的贪腐线索都是通过员工和外部的举报获得。

一家公司的反腐负责人对36氪透露，去年世界杯期间，他们注意了员工的赌球情况，“如果赌的金额比较大，就会留心观察这个员工的金钱来源”。如果一个员工家庭条件一般，某段时间却突然开始穿名牌用奢侈品，也会被“盯上”。

“挪用公款”的情况也类似。因为P2P流行，一名销售人员挪用公款买理财产品，钱被套住了还不上，最终被公司发现。这也让反腐部门徒增警觉，开始打听哪些员工买了P2P，因为“买P2P追求的就是高投入高收益，钱投少了收益不高，那么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到审问员工时，刑侦手段和审问话术，也是“成熟手艺”的一部分。

2017年时，京东、小米、美团和宝洁等公司在牵头成立了一个“阳光诚信联盟”，目前已经有350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入驻。该组织有黑名单机制，入驻公司每个月会将有腐败、欺诈、泄密等违反公司规定甚至犯罪行为的员工登录上去并公示，上了黑名单的员工将被所有联盟成员联合拒绝合作和录用。

而2019年的上榜人数相比上一年“至少增加了30%”，一位该联盟人士对36氪说，这意味着互联网公司的反腐力度在加强。上了“阳光诚信联盟”黑名单的员工名单目前已经有3000多人。

然而，查腐败案本身的成本就耗资不菲。

36氪搜索招聘网站发现，各大互联网公司风控专员的月薪普遍在3万到5万之间。“更高级别的人才起步价可能就是年薪百万”，一名互联网公司反腐部门人士称，一家中型公司的反腐团队在十人左右，据此计算，一年光人力支出就有近千万。

前述电商创始人称，他们曾专门招了一个负责反腐的“卧底”，安插在采购部门，这个人的任务就是和采购人员“打成一片”，打探是否有人贪腐的小道消息，“结果每个月公费请吃请喝花几千块，工作了三四个月就没提供几条有价值的线索”。

而最高级的反腐方式，也并非查案本身。

滴滴廉政风控部负责人周蕾对36氪说，**贪腐行为有一个三角理论：**动机、能力（权限）和机会，“只要一个员工同时具备了这三角，就几乎一定会贪腐”。

美团的反腐负责人Eric对36氪说，通常一家公司有10%的人会非常坚定地维护公司利益，有5%的人会想尽办法抓住公司漏洞谋求私利，剩下85%的人，是否贪腐往往取决于周边同事的表现以及外部的强烈诱因。而各家公司风控部门，努力争取的正是那85%的中间派。

人性的动摇

王宇（化名）至今还很怀念2014年前后的那两年时光，他在一家某O2O公司做地推，后来做到城市经理。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公司进入无预算补贴模式，经常一天过他手的补贴款就有几十万。那时候，公司给商户的补贴一单从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而他从商户拿到的抽成最多可以达到30%，三方之间就这样默然完成了一场“交易”闭环。如果商户想要更好的资源位，那就需要更高的价码。

更简单的拿钱方式是虚报兼职，“找一两个人发发传单，但是对上面报六七个兼职的费用，这钱就像大风刮来的一样”。王宇说，他经常一个月的灰色收入就能有数万元。

金钱来得如此快速而简单。在北京，和他同等级别的同事就有几十个，他们大多都是90后，出身小镇，学历也不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想不明白公司为什么会对他们如此“放心”，给他们这么大的权限。

**商业和资本就是答案。**彼时资本热潮席卷O2O行业，快速扩张让公司们急需人手，并高度推崇“狂拜访商户、狂上单”，当一个业务需要大量的人力去铺，又力求高效时，即使是底层员工也会轻易获取权限。

在那狂热的几年里，很多互联网公司员工都度过了一段魔幻的时光。

但王宇并不是第一天就贪的。

事实上，在加入公司前两三个月，他从未想过贪腐，还经常倒贴钱跑业务。但越来越多地看到身边同事动辄收取上万元贿赂却安然无事时，当入职半年后听说一个90后同事，在这家公司工作一年就在一个二线城市市区全款买了一套房时，想到自己身在北京每月却只有几千元工资，他几乎没有太多心理挣扎，就做出了选择。

整体环境也是如此。王宇说，问商户要抽成的时候，很少会遭到拒绝。美团反腐部门也曾对商户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接受地推员工索要抽成，收上来的答案让Eric有点意外：有三分之一的商户都认为中国的经商环境讲究人情关系，“别人都给钱了，我不好意思不给”。

王宇觉得，公司的高速发展也降低了自己的负罪感阈值，“公司一年融资上亿美金，一天花的补贴上千万，那么多钱撒出去就没影了，我多拿的这几万块钱只能算九牛一毛。”他甚至和同事讨论过一本叫《大清相国》的书，“当大官的人不屑于贪腐，因为他们追求更高的权力，但我这种看清自己能力、也没有太大野心的人，还是挺看重唾手可得的利益”。

但无论是职场还是政坛，往往都是上行下效。如果管理层也在贪腐，往往影响更为深远。

一名供应商发现，自己的位置突然被竞争对手“撬走”，几经调查后，有关键人士告诉他，饿了么一名管理层的家人在十几家关联公司持股，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竞争对手。

纵观互联网大公司的反腐案件，最著名的几桩，都是涉及高层贪腐舞弊：

2011年，阿里巴巴原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因聚划算招商受贿54万，于2013年被判7年。同时，其余4名前聚划算员工分别被判刑5年6个月到1年9个月不等；

2015年6月，前腾讯高管、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春宁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深圳警方带走；

2016年11月4日晚，百度发布内部公告，披露副总裁李明远存在与被收购公司负责人有私下巨额经济往来等三宗“罪”。

2019年，优酷原总裁杨伟东因为经济问题被查；

……

查案必须配上威慑，持续不断的威慑，甚至是引发话题槽点的威慑。

一位前阿里员工曾对36氪感叹，入职阿里后，阿里反腐通报邮件密度之频繁让他惊叹，而且有时候事情就小到了只是谎报了打车费。

一名美团员工说，自己在内网上帖子里直接看到了侦破现场图：一个男人带着手铐站在警车前，被两边的警察紧紧拽住手臂。点击、放大，虽然照片中男子的脸上打了马赛克，但他还是认出了照片里的人是谁。三四天前，经侦的人刚来公司带走了他。

滴滴反腐部门的人曾跟着警方跨省追捕了一名贪腐员工。坐火车回北京的一路上，这名反腐部门人士全程录像，让那名员工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尤其要突出悔恨之意。后来那段录像被剪成片子在内部传播，片中的滴滴员工泪水涟涟，声音哽咽。

为了能更广泛地传播，反腐部门还在描述方式上绞尽脑汁。

滴滴风控反腐部门运营的“滴滴清风”微信公号目前有2万多粉丝，今年开始，公号上开始出现纪实性文章，标题有《在墨西哥潸然泪下，一个滴滴员工和妻子的选择与奋斗》、《我“查案”经历的那些“第一次”》。滴滴风控部员工王卫东说，文章重视故事和细节，来“增加员工的阅读兴趣”。

阿里此前通报一名“小二”贪腐案例时，着重描写了这名小二和商户出去做“保健”时提出嫖资高于3000块的“违规经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3000块”成了阿里员工间开玩笑的一个梗。

阿里巴巴可能是互联网公司里反腐经验最足的一家，在查案、威慑之外，更长远的做法还是塑造价值观。

比如，2016年9月，五位阿里程序员用自己编写的脚本在公司内部公开秒杀月饼的活动中“秒到”了133盒月饼，事后阿里以其行为不符合公司的“价值观”为由对他们进行了劝退，处罚力度引发过巨大争议。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话听起来很老套，但是每个人都这么和你说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一名阿里离职员工称，公司对员工价值观的培养是深入骨髓式的——一个新业务成立时，大多会有一名在阿里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员工加入并担任要职，这个人未必强于业务能力，“但一定是价值观最正的那一个”。

而此前阿里收购饿了么后，也派了一大批老员工跟随昆阳（原阿里健康CEO，现饿了么CEO）一同入职。在一些饿了么员工看来，这不仅仅是业务渗透，也是价值观的渗透。一名内部人士称，饿了么此前高薪招聘过一些因为贪腐被前公司开除的人进来做管理者，阿里接手后，这些有“前科”的人很快就被“干掉”了。

36氪了解到，阿里收购饿了么后，对其进行了一场至上而下的整肃。“对管理人员是严密地进行阿里价值观的灌输和培养，对底层的地推部队则讲究方法论，例如每天近乎洗脑似地告诉他们，不能喝商家的水，不能吃商家请的饭，收到十块钱的手机壳也要上报”，上述饿了么人士称，虽然目前公司依旧还有贪腐行为，“不过阿里更像是给这个公司注入了一点灵魂”。

贪婪和欲望是人性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纵观历史和各国经验，卓有成效的反腐，往往正基于对人性的理解。比如，新加坡在反腐，采用“高薪养廉”，以及“退休金”制度——公职人员不断叠加升高的退休金，一旦有不当行为就会全数作废。每个人都会权衡作弊的机会成本。

一位CEO对36氪说，对腐败和舞弊，考虑怎么堵漏洞、怎么做制度建设更有意义，“不要把这看成一个人性缺陷。”

（感谢36氪记者董洁、乔芊、张信宇，实习生顾凌宇对此文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