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是世界普遍难题吗？_风闻

如何为全民提供低价、优质、普惠的医疗服务的确是世界难题。但表现为激烈的医患矛盾的，恐怕就不多见了。 在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欠发达社会，医生是社会地位仅次于“士”的高级阶层。范仲淹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像扁鹊、孙思邈这样的名医甚至被当作神灵来祭拜。这种情况下，医患矛盾自然也就没那么激烈。但正规医生稀缺，江湖医生就乘虚而入，而患者即使被江湖医生蒙骗，人财两空，也敢怒而不敢言（见鲁迅《父亲的病》）。更不用说更多连江湖医生也请不起的家庭，一旦生病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进入工业社会，有了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医生也由师徒相传过渡到由专门学校批量培养，医疗服务的供给量大幅度提升，全民普惠医疗成为可能。但由于医生培养周期长、投入高，同时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优质的医疗服务仍然是稀缺的，如何分配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就成了问题。欧美国家的一般做法是医疗产业化，用价格来调节分配，用全民医保来覆盖中低收入人群。这样，高收入者可以在私立医院享受高价、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中低收入者则只能排队分配不那么优质不那么便捷的公立医疗资源。由于欧美民众经过长期教育宣传已经能够接受这种不平等，再加上宗教的麻痹作用，医患矛盾也不突出。 我国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出于国家性质，我们的很多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以人人平等为准则，向社会中下层倾斜的。具体到医疗政策上就是要“少花钱，多治病”，“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够病有所依”，要把健康领域“作为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去对待”。应该说这个初衷是好的，但问题在于，政策制定了，任务压下去了，配套的资源在哪里？如果没有配套资源，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谈。2018年国家财政在医疗卫生上投入15700亿元，仅占GDP的1.74%，地方财政投入就更少了。因此，地方政府大力鼓吹医疗产业化，让医院自己“创收”，有些医院甚至被承包给“莆田系”，成为坑害患者的工具。政策与执行上的巨大落差，产生的矛盾被层层向下转嫁，最终被转嫁到医生与患者之间，以所谓“医患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就是，遇到莆田系医院，遵纪守法的患者被坑害到人财两空，无处申诉。而真的遇到凶恶的“医闹”，医院又会息事宁人，把遵纪守法的医生推出来挡刀（一方面是“维稳”压力，另一方面有些医院的创收方式是经不起查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受伤最严重的都是基层医患双方中的遵纪守法者。 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轶序，需要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对同一个客观事物有相同的认知，能达成基本的共识。即使在具体操作层面有纠纷，也能找到可靠、便捷的渠道由权威、专业的第三方裁决机构处理解决。而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医院、医生、患者对医疗服务的理解、定位各不相同，根本没有共识；对于具体纠纷，也缺乏便捷、可靠、专业的处理平台和渠道——这才是中国所谓“医患矛盾”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 更进一步讲，不仅是“医患矛盾”，当今中国社会的很多矛盾的根源都是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落差引发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往往被层层转嫁到最基层，基层消化不了掩盖不住的，就成为各种社会问题。不客气地说，把矛盾向基层转嫁的恶习，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必须彻底清除。所以归根结底，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当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绝对不是全盘学欧美搞私有化企业化，否则不但赶不走官僚老爷，还会被资本家老爷乘虚而入。因此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的中下层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