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改革有没有加速南宋灭亡？与王安石变法相比如何_风闻

文/登州卫佥事

本文是为回答用户提问而撰写。把贾似道说成一个漫画式的蟋蟀宰相，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在鄙视给贾似道点过赞的孟珙等名臣良将的智商。但翻案过度，认为贾似道是南宋的救星，恶名都是文人的“恶毒攻击”，则是更加离谱的幻觉。本文会详细讲述军政全才贾似道怎样导致南宋灭亡。

贾似道颇有军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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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称“南宋四大权臣”的贾似道在南宋还未灭亡时就被定性为奸臣，直到今天。相对的，他主持的改革也被视为加速南宋灭亡的恶政。

不过相比其他被定性为“奸佞”的历史人物，贾似道又有所不同。他首先是一个能臣。**不仅南宋内部文天祥、李庭芝等人对贾似道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连对手忽必烈也对他颇为推崇。**这一点是其他三大权臣所不具备的。

作为孟珙临终前推荐的继任者，贾似道在京湖战区还是干出了一番成绩，尤其在屯田方面做的比孟珙还要出色。另外，他在军事方面也颇有建树。第二次宋蒙战争期间，忽必烈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鄂州。由于吕文德已经率领京湖军主力前往四川救援，贾似道只能带领数万老弱残兵苦苦支撑，以阵亡一万三千人为代价等到了数月之后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回援。此战过后，他也因功升任宰相。

贾似道曾得稀世名将孟珙的推荐

与之伴随的是一些“流言”：贾似道私下与忽必烈议和并用岁币换取蒙古退兵，郝经受命前来讨要岁币却被贾似道私下扣押，后来蒙军围困襄樊，贾似道还对宋度宗隐瞒事实等。《上下五千年》皆予以采信，然而目前皆已证伪，大部分还是元以后的历史发明。

当然，贾似道本身确是有问题的，他最大的缺点是私心过重。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京湖制置使李曾伯等人收复襄樊，心怀妒忌的两淮制置使贾似道为否定其功绩，对宋理宗炮制了“襄樊无用论”，号称襄樊“孤垒绵远，无关屏障”。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京湖战区形势危急，宋理宗还记得贾似道的话，想要“弃襄保鄂”，贾似道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打脸，辩称“在今则不可弃矣”。

蒙古围困襄樊的第一年，总兵力不过十万人左右，当时襄樊有守军两万四千人，鄂州有高达统领的五万人，完全有能力解围。贾似道准备派高达前去解围，吕文焕因厌恶高达而虚报大捷，贾似道为了安抚吕文焕就放弃了此次救援，因此错过了最佳解围时机。这是贾似道又一次将私心置于国家大事之上。

至于他主持的改革，虽然一些政策比较凶恶，但本意确是为了给南宋续命，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他借改革打击政敌、满足私欲。说到底，还是私心作祟，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贾似道改革是否加速了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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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改革措施来看，贾似道的改革不仅没有加速南宋灭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南宋续了命。但贾似道作为改革操盘手，其所作所为确实起到了加速南宋灭亡的作用。

虽然南宋晚期政治、军事方面都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但从之前宋金、宋蒙战争的进程来看，南宋军队战斗力虽大不如前，但也足以应付目前的局面。只要内部局面状况不继续恶化，抵御蒙古军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本来，贾似道的改革时机是很好的，如果好好做是有希望改善南宋军政状况的。蒙哥死后，忽必烈忙于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无力南顾，甚至着力于跟南宋改善关系，南宋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蒙古退兵之后，南宋各战区甚至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因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已经没钱没粮了。为了筹措军粮，贾似道推出了“公田法”，即抢劫富人的田地充作国有，用以保障军粮供应，虽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后果，但确实保证了南宋最后十几年的军粮。贾似道搞的公田后来也成被元朝充分的利用，忽必烈犒赏功臣、漕运基本都是用的公田带来的收入。

“经界法”（收回部分过量发行的纸币）也是比较成功的。贾似道开始改革之前，为了应对长期战争，南宋朝廷与各战区总领所发行了海量纸币，一贯会子的实际价值（官价770文）最低时大约只有70文，改革后最高达到257文（咸淳四年），到南宋灭亡时也保持在200文以上（总体上恢复到跟蒙古开战前的水平），可以说稳定了物价和基本的经济秩序。哪怕宋帝赵昺投降以后，文天祥依旧能用2800多万贯会子招兵买马，并一度光复了江西和半个湖南。

但是，“打算法”则是彻头彻尾的灾难，粪里面找金子也找不出一点亮点来。

在古代，军队将领贪污腐败是一个难以根治的问题，无数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最终都倒在了贪腐上。

南宋晚期情况尤为严重。李曾伯前往广西整饬军备之前，广西兵额三万而在编不足一万，有的军队甚至一千人只有三十人能披挂；差不多同时期，兵额五万、马五千匹的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实际人数竟然只有一万一千余人，马不过两千匹（没想到吧，这样的南宋竟然能抵抗全盛时期的蒙古）。只不过之前长期战争带来的军事压力，让朝廷对地方将领贪污、虚报支出等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景定二年（公元1260年），南宋前线军事压力大为减轻，贾似道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开始在军队中实行“打算法”。就审计结果来看，几乎所有将领或多或少地都存在问题，如果能合理、公正地处理也不至于有多大问题，然而贾似道选择了差异化处理。

比如，跟贾似道不和的曹世雄、向士璧、印应飞、李曾伯、高达、王坚（钓鱼城守将）等人被处理就很重，有的甚至因此丢了性命；而像马光祖、吕文德、范文虎这些跟贾似道走得近的，就没受到什么处理。甚至，连跟马光祖关系不好的赵葵都因为“张灯宴钱”的罪名被处理了，而实际上这项支出根本不在此次“打算”的范围之内。

另外，四川制置使俞兴也想利用“打算法”整死与其不和的知泸州、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刘整多次求饶无果后知道必死无疑，于是带着潼川路十五州、军投降了蒙古。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了围困襄樊的战略，可谓是打中了南宋的死穴，拉开了南宋走向灭亡的序幕。

刘整是元灭宋的关键人物

被逼反后为蒙古献计训练水军、攻打襄樊

贾似道本来已经通改革为南宋提供了延续的条件，却又借改革打击政敌、清初异己，虽然满足了私心、稳固了权位，却是自毁长城。加上战争期间因私心多次错失解围良机，贾似道确实起到了加速南宋灭亡的作用。

总的来说，贾似道通过改革给南宋带来了生的希望，却又亲手毁掉了它。

贾似道改革与王安石变法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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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改革与王安石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出发点就完全不同。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是在北宋内外部均无重大危机的情况下追求更进一步；贾似道的改革则是在南宋生死存亡的时刻，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南宋继续苟活下去。

王安石变法之前，国家财政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亏空，比如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岁入11613万余，支出12034万余，因为单位问题无法准确计算赤字率，但大致不过是5%左右的水平，哪怕加上1100多万的“非常出”也不是太严重，考虑到地方财政状况良好，整体财政状况不能说差；而贾似道改革之前，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已经对南宋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国家财政难以为继，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赤字率甚至接近五成（“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转论对奏札》卷一），基本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军事方面来看，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至少是兵精粮足，无非是不能平辽灭夏让部分人不满罢了；而贾似道改革之前，南宋各地兵力严重不足，缺额严重，甚至出现了“兵为将有”的趋势。

其次，变法手段也不相同，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方面。王安石变法主要依靠“开源”，主要体现在青苗法（给农民贷款）；贾似道改革则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开源”主要体现在公田法（抢劫富人田地），“节流”主要体现在打算法（严格审计财政支出）和严复试（减少新增官员数量）。

另外，王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把控乡村导致帝国对基层掌控力减弱，汲取能力削弱，也是王安石和贾似道都想打破的局面。两人应对方式也各有不同：王安石是通过“保甲法”绕过士大夫阶层，加强对民间的管控，从而加强压榨；贾似道则是通过“公田法”没收私人的土地将之国有化，靠直接抢劫来保证军粮供应。

在最终结果上，两者倒是有些异曲同工：主要目标都达成了，但都因为变法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而对政局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对政权的覆灭都起了很大作用。

贾似道在木绵庵的遭遇并不冤枉

不过，两人的结局却是大相径庭：王安石虽然在南宋、明朝名声不好，但从未被列入奸臣行列，几十年前更是被拔高成为伟大的改革家；贾似道则是身死国灭，当了七百多年奸臣，可谓是千人踩万人踏永不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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