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医患纠纷，是故意杀人！_风闻

女医生之死

事实上，早在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就发出了通报，称55岁的男子孙某持刀扎伤民航总医院一女医生，但此时并未引起关注。

直到3天后的12月27日下午，当监控画面流出，所谓“扎伤”的一幕，令所有人不寒而栗。视频里，孙文斌，亦即病患家属，站在女医生杨文的身后，杨文侧过头来，简单应答之后，转头继续工作。孙文斌当即拿出了刀，刺向杨文的颈部。现场女护士仓皇逃离，赶来的男医生，却未能成功劝阻。

视频截图

根据“医学界”报道，杨文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抢救小组立即投入抢救中，但经过长达13小时的抢救，杨文医生还是没有生命体征，于25日0时50分，被宣布不幸死亡。

与此同时，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经依法审查，对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经多方证实为杨文同事的医生也在27日下午发文章，交代了这起杀医事件的“背景”：杨文接诊的患者为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但近20天的治疗下来，病情并未好转，医生建议转院。但家属并不同意，且不接受死亡的可能性，疑似发生“吵闹、辱骂和威胁”等医闹行为，杨文同事陈述到：“小儿子（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

最终，残忍杀医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案件的详情，还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医患纠纷，而是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

国家卫健委回应北京民航总医院伤医事件

事实上，除了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最近的类似事件还在频繁发生。

同样在12月，湖南省衡山县一位女村医周医生被村民汪某某杀害。据衡山公安披露，起因是周医生提醒其汪某某检查，汪某某则认为拍照检查让身体更差，遂用椅子和砖头砸向周医生的头部，将其杀害后藏尸逃窜，于两日后抓获归案。

更早前，10月22日上午，甘肃兰州也发生一起杀医命案。女医生冯丽莉给病人做检查时，一名男子闯入，将她杀害。据兰州警方通报，这名犯罪嫌疑人为杨某某，患直肠癌，曾是冯丽莉的病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方批捕，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一系列事件，让医患矛盾重回公众视野和舆论中心，而过去十多年来，这个矛盾，一度是中国人心头的乌云，也是最敏感和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一。

12月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行了杨文医师追思会

中国的医患关系变好了吗？

中国的医患关系在变好吗？这个问题的确需要重新审视。

中国医患矛盾的根源，学界大多沿着医疗体制和医疗资源等问题，一路追溯到改革开放。1979年，当时的卫生部喊出“ 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口号，于是，体制变革把医院推进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的夹缝中，一场触及利益分配的复杂机制，由此撕裂了医患共同体的紧密关系。

2000年后，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剧烈扩大起来。据统计，2002 年，由于医疗纠纷而发生的冲击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恶性事件有 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 2006年则超过了1 万起。

高峰期在2013年前后到来，长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显示， 2013 年我国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事件7万起；2014 年陡增至 11.5 万起，年均增幅在 64.3% 以上。这一时期，恶性伤医、杀医事件，频繁引爆舆论。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影响较大的恶性伤医案件共有16起。

其中，就有中国医患史上标志性的温岭袭医案。

2012年，一个名叫连恩青的33岁男子，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鼻内镜下鼻腔微创手术，但仍感到鼻子不通畅，他投诉后，医院两次会诊结果均为：手术良好，不需再做。多家医院同样的复诊结果，却让他感到所有人串通一气，合伙骗他。2013年10月25日，他持刀冲进温岭第一人民医院，将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杀害。

此事把原本紧张的医患矛盾推向了临界点，更赤裸地暴露了医护人员的高危环境，几乎全行业的医护人员，都喊出了“拒绝医疗暴力”的口号。官方也加大了解决医患纠纷的力度。

而随着中国医疗质量变好，一切似乎都在好转。

根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9月份公布的数据，

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1%，涉医案件累计下降41.1%，2018年1月~8月仍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近5年来，在我国诊疗服务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连续5年“双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医患关系正在变好，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医患关系变得明朗的同时，医生的权益、执业环境似乎仍是暗影重重。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仍有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同时，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医疗平台丁香园近期做过一份调查结果，85.2% 的受访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或科室发生过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 29.3% 的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后续采取了相关保护措施。

超负荷工作和医患关系的紧张，仍影响着人们从事医师的信心，造成了较大的职业倦怠。上一时刻，“医生被打上头条，下一秒，便是医生紧缺被写进新闻。上述白皮书提到，45％的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

从媒体报道来看，2018年以来，伤医事件似乎有所反弹，舆论声浪重新高涨起来。当然，无法否认医患关系的主流走势，但关乎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权益，这种实实在在的问题，却不能再被忽视了。

“学会做个病人吧！****” 

纵观各种伤医事件，无非是对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和治疗结果不满，或者“医生态度不好”、“病没给我治好”、“医生的专业水平不行”等等，也是患者或家属诉诸暴力的常见理由。

回头来看，不难发现，这些导火索其实大同小异，有些甚至可以说鸡毛蒜皮。但它何至于撕裂原本处在同一战壕的医患同盟呢？要知道，医生和病人原本有着共同的敌人——疾病，他们原本处在同一战壕，而不是互相戕害。

比起把问题单一地归结于不成熟的医药政策，不健全的医疗体制，更应该看到的是，医患关系是个极其复杂的、多维度的综合问题，既有具有契约性质、又有经济消费倾向，同时还包含了伦理和法律等因素。

当然，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它需要更主动地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寻找有效调节和平衡医患双方利益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未来医疗的进步，医患关系会呈现一个良好的走势。

但不容忽视的是，医患关系并非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医生指导、患者配合的单线关系。换个角度，我们还需再问，社会公众、作为大多数的患者，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从众多医闹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病患及家属之所以出现过激情绪，也许可以用胡适的“不配做病人”来形容了。

1936年，胡适在为亨利·E·西格里斯特博士撰写的《人与医学》中译本作序时写道：“到了危急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院，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几十年过去，这番论调如今再看也并未过时。“不会做病人”，这一观点也有一种新的诠释。

患者对医学、疾病的错误认知，跟医生往往形成巨大的差异，由此留下了矛盾的根源。正如杨文同事爆料中所言，孙文斌行凶前，曾扬言“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要知道，所谓老太太已经95岁，据称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如此高龄，又众多基础病、免疫功能基本到了溃散的边缘。

现代医学何以有起死回生的功能？但这种“巨婴式”的认知，在众多医闹案例中，并不少见。比如湖南衡山伤害村医的汪某某，竟愚昧地认为，拍照检查让他身体恶化，从而动其了杀念。

犯罪心理机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也许有的像温岭袭医案那样，存在一定的人格障碍，但否认不了的是，大量医闹事件里，这种认知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而医患关系本身是一种博弈和策略互动。高度专业化的医生，与较为无知的患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竹杠两端，难免出现的局面是，失衡、跌倒、错乱、以及扭曲。简单的总结是，他们是无知于疾病的复杂性，而苛责于医学的有限性。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并未学会如何跟疾病、死亡相处。

要知道，治愈是小概率的事情，90%的疾病，是我们必须终生与之为伴的，医学能做的，无非是控制和延缓进程、缓解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面对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死亡与生命，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套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它超越制度，超越政策和法律，且注定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孕育过程。

人类终将被疾病、衰老、死亡所击败，但在此之前，请停止互相戕害，让医生成为合格的医生，也让患者成为合格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