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医患纠纷,是故意杀人!_风闻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19-12-28 22:32
女医生之死
事实上,早在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就发出了通报,称55岁的男子孙某持刀扎伤民航总医院一女医生,但此时并未引起关注。
直到3天后的12月27日下午,当监控画面流出,所谓“扎伤”的一幕,令所有人不寒而栗。视频里,孙文斌,亦即病患家属,站在女医生杨文的身后,杨文侧过头来,简单应答之后,转头继续工作。孙文斌当即拿出了刀,刺向杨文的颈部。现场女护士仓皇逃离,赶来的男医生,却未能成功劝阻。

视频截图
根据“医学界”报道,杨文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抢救小组立即投入抢救中,但经过长达13小时的抢救,杨文医生还是没有生命体征,于25日0时50分,被宣布不幸死亡。

与此同时,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经依法审查,对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经多方证实为杨文同事的医生也在27日下午发文章,交代了这起杀医事件的“背景”:杨文接诊的患者为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但近20天的治疗下来,病情并未好转,医生建议转院。但家属并不同意,且不接受死亡的可能性,疑似发生“吵闹、辱骂和威胁”等医闹行为,杨文同事陈述到:“小儿子(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
最终,残忍杀医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案件的详情,还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医患纠纷,而是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
国家卫健委回应北京民航总医院伤医事件
事实上,除了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最近的类似事件还在频繁发生。
同样在12月,湖南省衡山县一位女村医周医生被村民汪某某杀害。据衡山公安披露,起因是周医生提醒其汪某某检查,汪某某则认为拍照检查让身体更差,遂用椅子和砖头砸向周医生的头部,将其杀害后藏尸逃窜,于两日后抓获归案。
更早前,10月22日上午,甘肃兰州也发生一起杀医命案。女医生冯丽莉给病人做检查时,一名男子闯入,将她杀害。据兰州警方通报,这名犯罪嫌疑人为杨某某,患直肠癌,曾是冯丽莉的病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方批捕,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一系列事件,让医患矛盾重回公众视野和舆论中心,而过去十多年来,这个矛盾,一度是中国人心头的乌云,也是最敏感和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一。

12月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行了杨文医师追思会
中国的医患关系变好了吗?
中国的医患关系在变好吗?这个问题的确需要重新审视。
中国医患矛盾的根源,学界大多沿着医疗体制和医疗资源等问题,一路追溯到改革开放。1979年,当时的卫生部喊出“ 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口号,于是,体制变革把医院推进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的夹缝中,一场触及利益分配的复杂机制,由此撕裂了医患共同体的紧密关系。
2000年后,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剧烈扩大起来。据统计,2002 年,由于医疗纠纷而发生的冲击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恶性事件有 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 2006年则超过了1 万起。
高峰期在2013年前后到来,长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显示, 2013 年我国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事件7万起;2014 年陡增至 11.5 万起,年均增幅在 64.3% 以上。这一时期,恶性伤医、杀医事件,频繁引爆舆论。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影响较大的恶性伤医案件共有16起。

其中,就有中国医患史上标志性的温岭袭医案。
2012年,一个名叫连恩青的33岁男子,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鼻内镜下鼻腔微创手术,但仍感到鼻子不通畅,他投诉后,医院两次会诊结果均为:手术良好,不需再做。多家医院同样的复诊结果,却让他感到所有人串通一气,合伙骗他。2013年10月25日,他持刀冲进温岭第一人民医院,将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杀害。
此事把原本紧张的医患矛盾推向了临界点,更赤裸地暴露了医护人员的高危环境,几乎全行业的医护人员,都喊出了“拒绝医疗暴力”的口号。官方也加大了解决医患纠纷的力度。
而随着中国医疗质量变好,一切似乎都在好转。
根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9月份公布的数据,
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1%,涉医案件累计下降41.1%,2018年1月~8月仍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近5年来,在我国诊疗服务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连续5年“双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医患关系正在变好,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医患关系变得明朗的同时,医生的权益、执业环境似乎仍是暗影重重。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仍有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同时,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医疗平台丁香园近期做过一份调查结果,85.2% 的受访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或科室发生过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 29.3% 的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后续采取了相关保护措施。
超负荷工作和医患关系的紧张,仍影响着人们从事医师的信心,造成了较大的职业倦怠。上一时刻,“医生被打上头条,下一秒,便是医生紧缺被写进新闻。上述白皮书提到,45%的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
从媒体报道来看,2018年以来,伤医事件似乎有所反弹,舆论声浪重新高涨起来。当然,无法否认医患关系的主流走势,但关乎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权益,这种实实在在的问题,却不能再被忽视了。
“学会做个病人吧!****”
纵观各种伤医事件,无非是对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和治疗结果不满,或者“医生态度不好”、“病没给我治好”、“医生的专业水平不行”等等,也是患者或家属诉诸暴力的常见理由。
回头来看,不难发现,这些导火索其实大同小异,有些甚至可以说鸡毛蒜皮。但它何至于撕裂原本处在同一战壕的医患同盟呢?要知道,医生和病人原本有着共同的敌人——疾病,他们原本处在同一战壕,而不是互相戕害。
比起把问题单一地归结于不成熟的医药政策,不健全的医疗体制,更应该看到的是,医患关系是个极其复杂的、多维度的综合问题,既有具有契约性质、又有经济消费倾向,同时还包含了伦理和法律等因素。
当然,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它需要更主动地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寻找有效调节和平衡医患双方利益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未来医疗的进步,医患关系会呈现一个良好的走势。
但不容忽视的是,医患关系并非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医生指导、患者配合的单线关系。换个角度,我们还需再问,社会公众、作为大多数的患者,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从众多医闹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病患及家属之所以出现过激情绪,也许可以用胡适的“不配做病人”来形容了。
1936年,胡适在为亨利·E·西格里斯特博士撰写的《人与医学》中译本作序时写道:“到了危急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院,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几十年过去,这番论调如今再看也并未过时。“不会做病人”,这一观点也有一种新的诠释。
患者对医学、疾病的错误认知,跟医生往往形成巨大的差异,由此留下了矛盾的根源。正如杨文同事爆料中所言,孙文斌行凶前,曾扬言“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要知道,所谓老太太已经95岁,据称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如此高龄,又众多基础病、免疫功能基本到了溃散的边缘。
现代医学何以有起死回生的功能?但这种“巨婴式”的认知,在众多医闹案例中,并不少见。比如湖南衡山伤害村医的汪某某,竟愚昧地认为,拍照检查让他身体恶化,从而动其了杀念。
犯罪心理机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也许有的像温岭袭医案那样,存在一定的人格障碍,但否认不了的是,大量医闹事件里,这种认知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而医患关系本身是一种博弈和策略互动。高度专业化的医生,与较为无知的患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竹杠两端,难免出现的局面是,失衡、跌倒、错乱、以及扭曲。简单的总结是,他们是无知于疾病的复杂性,而苛责于医学的有限性。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并未学会如何跟疾病、死亡相处。
要知道,治愈是小概率的事情,90%的疾病,是我们必须终生与之为伴的,医学能做的,无非是控制和延缓进程、缓解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面对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死亡与生命,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套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它超越制度,超越政策和法律,且注定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孕育过程。
人类终将被疾病、衰老、死亡所击败,但在此之前,请停止互相戕害,让医生成为合格的医生,也让患者成为合格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