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发大报28年前旧文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_风闻

论毛泽东哲学——为新版《毛泽东选集》出版而作

卢之超

哲人毛泽东，是一位站在中国历史前列、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的伟人，是当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思想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伟大著作一样，毛泽东的著作是常学常新的。因为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毛泽东思想则是根植于现代世界和中国的生活之中，深刻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哲人毛泽东，是一位站在中国历史前列、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的伟人，是当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思想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仍需要重新学习。

时代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的要求。中国在实行拨乱反正之后进行了十多年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富有成果的实践，同时也积累了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努力改革创新的经验，总结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这些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亦即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和马列主义理论原则的结果。今天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要解决今后继续健康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重要的理论宝库。近些年来，世界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世界格局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局势剧变和严重动荡，西方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攻势，矛盾错综复杂，我们在国际范围的斗争任务也是复杂艰巨的。这也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从中汲取科学真理的力量和革命精神的力量。

伟大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思想的深邃性，在于他们的天才思想能够洞察较深刻的历史本质和较长远的历史道路。伟大的思想家在对历史细节的观察和判断上也会犯错误，但他们对本质问题的认识却能突破常人一般不易突破的界限。阅读毛泽东著作，回顾毛泽东当年对各种问题的观察，尽管许多具体问题的回答因为历史舞台的转换已经成为过去，尽管有些问题的观点不无局限性，尽管有的问题判断不正确，但毛泽东对当代世界基本形势和中国历史道路的观察，至今仍然保持其正确性。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和一系列基本理论原则，仍然会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真理的力量。毛泽东思想关于许多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刻观点，仍然熠熠生辉。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去世以来的十几年，随着某些轻薄之徒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喧嚣的尘埃逐渐落定，经过国际国内历史实践的洗炼，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更加鲜明耀眼了。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同时而且首先是一位哲人；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革命和建设理论，其基础是毛泽东哲学。

二

马克思说：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说明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命题人们论述过许多遍，主要是从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哲学的功能、作用方面论证，理解上不免陷于偏狭。实际上，这种哲学上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在根本内容和性质上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它的灵魂——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是外在的方法，而且是毛泽东哲学的本质内容和内在的生命。或者说，毛泽东哲学掌握、体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精髓——观察人类历史命运的工具，具体地历史地改造世界的武器，灵活地分析和掌握周围世界变化、指导改造世界的战略策略和方法。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现实开展的革命实践以自己的独特形式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过程中得到生动的展开与发挥，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接触、结合以至合为一体，就是毛泽东哲学的特点。

20世纪的中国，虽然说不上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但可以说是世界矛盾在东方的一个缩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这个革命是与东方广大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连结在一起的。它的标志，是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命运的考察，是与中国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察世界历史的方法分不开的。而进行这种探索并作出理论概括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这是一。

第二，这一探索与总结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探索与总结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独立发展的条件和力量。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各种改良和革命的尝试都证明，反封建的旧式农民战争和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已成为过去，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到来。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现实位置，即中国革命必须采取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衔接的独特道路。这种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和现实的考察，是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历史分析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则是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进行探索与总结的杰出代表。

第三，这一探索与总结过程还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状况进行经济社会分析即阶级分析的过程。20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与之处于尖锐矛盾之中、具有强大革命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外，还产生了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在社会上所占比重很小，但很集中，比起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要强大得多，而且有广大农民作为天然的同盟军。因此，只要能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且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能够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的。这样就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找到了中国各革命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的正确位置。当然，这又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其杰出代表仍然是毛泽东。

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或历史观在中国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它首先是一种广义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是一种观察世界历史趋势、中国历史命运的工具，而把辩证唯物的认识论、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和方法论以及社会历史分析、阶级分析方法溶为一个整体贯穿于其中。

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武器，运用自如地贯彻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各种斗争之中，在亿万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和改天换地的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改造功能发挥到极致：

根据客观形势的分析，确定各个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路线、政策，一步步地发动群众，向反动派展开机智的进攻；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运用灵活机动的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结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用革命的纵横捭阖对付反动派的纵横捭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一步步孤立以至最终一个个消灭敌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团结、批评、团结，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等等。

凭借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艺术、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近代世界的东方，在中国的广阔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昂扬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改变了中国亿万人民的生活和世界的力量对比。翻开自古以来的哲学史，一种哲学能够在如此巨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参与历史改造运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有人有意无意地贬低毛泽东哲学在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和提高中国人民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作用，认为中国革命只解决了救亡问题，而没有解决启蒙问题，需要用“新启蒙”来补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课。他们根本不能了解，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在接着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文化在精神方面早已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指导下的西方文化，使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价值观念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黯然失色。中国无产阶级的哲学和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只能在毛泽东哲学奠定的新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的积极文化成果继续向前发展，而决不允许也不可能倒退回去。

三

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一回事，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如此。毛泽东没有写作出有关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的专著，但必须把《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同样看作是历史唯物论的著作。而且，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第四卷最后一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及建国以后的许多著作，都贯穿着唯物史观的阐述与发挥。

第一，他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都牢牢掌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与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既是唯物史观的生动运用，又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

第二，他强调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并不是调查一般的、不分主次和没有分析的“客观实际”，即罗列现象，而是强调调查社会的基本实践，即社会经济状况，并对它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可以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于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成为他分析各种问题的基点。

第三，他在对社会历史运动的观察中，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既是生产实践的主体，也是阶级斗争、科学文化活动的主体；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以群众路线为自己工作的根本路线，在实践中创造一系列发动、教育、依靠群众的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与毛泽东的这种唯物史观分不开的。

第四，正是由于深刻地掌握了唯物史观，毛泽东特别善于在对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历史的本质。他在风雨如磐的黑暗中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挥舞原子弹的帝国主义的猖狂面前指出他们是纸老虎，在似乎十分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揭示了矛盾，并作出防止“和平演变”的警告。他提出的许多石破天惊的结论，在同时代的许多智者中有时也显得不可理解，但历史却证明其正确，因为他看得更深、更透一些。

总之，广义的、深刻的唯物史观，就是全部毛泽东哲学，它包括知行关系上的实践论、辩证法的发展观和矛盾分析方法。其实，这也正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地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把他的理论贡献归结为唯物史观（哲学方面）和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学方面）这两大发现，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恩格斯一样了解马克思。

四

在毛泽东的伟大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这一段话，在《论持久战》中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又重复了一遍，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因此我们也应认真看待它的哲学含义。

首先，这里决不仅是讲战争，讲军事规律，而且具有普遍的、哲学的意义，可以理解为讲的是社会实践和实践中的一般规律。在这里，作为战争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及其相互作用规律，可以理解为社会实践中包括主客体在内的各种物质条件及其相互作用规律，这些条件和规律都是作为客观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相对应的。

第二，这里讲的客观物质条件的舞台和有声有色的活剧，大海和在其中的游泳，决不仅仅是文学譬喻，而且生动地说明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除了人们头脑里的思想）是作为一种客观物质活动与周围客观物质条件一起包含在普遍联系或必然性之中的。站在舞台旁边或大海岸边静观，至多了解到舞台或大海的情形或性质，绝不会产生和获得演剧的规律或游泳的规律。必须有自己的举手投足介乎其中，才有演剧理论和游泳术。

第三，这种理解，自然而充分地显示了人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显示了在能动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与唯心主义又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例如在大海面前，唯心主义至多是梦想飞渡的幻想家，旧唯物主义则是闲踱岸边的旁观者，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投入其中并能有步骤地达到彼岸的搏浪者。

还要说明十分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所理解的实践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绝不仅仅是个人。他只是在抽象论证主客体的一般关系（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或具体事物的实践和认识（如战争的领导者对战争指导的实践和认识过程）时，把个人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而在一般情况下则指社会实践着的人们，依不同的实践和认识范围而定，并特别强调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的作用。例如，他把无产阶级作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和认识的主体，说明这个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实践和认识过程；把中国人民作为对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认识的主体，说明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觉醒过程。60年代，他曾明确解释阶级和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正因为如此，他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论又是历史唯物论。在这里，毛泽东原则上已经正确地回答了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内容。这与那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解释主体、主体意识等概念，极度夸张脱离社会实践的孤立个人的主体意识及主体作用的唯心主义是绝对对立的，并且是在主体性问题上批判那种唯心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五

同恩格斯一样，毛泽东把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发生、发展同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曾经分析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创立与近代大工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现、辩证法思想的胜利之间的紧密的因果关系，他是把唯物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来看待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唯物论同时也就是历史辩证法。毛泽东严格遵循了这个思路，他正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世界观的基础上展开对于辩证法的本质及其各个方面的讨论的。

说毛泽东把辩证法首先理解为发展观、宇宙观而不仅仅是方法，绝不是说他不重视方法。恰恰相反，他这样做正是为了把这种科学的发展观、宇宙观转化为分析事物特别是分析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首先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历史分析方法，也就是把它用于分析建立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全部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把握现实社会运动变化的本质。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我们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方法的巨大作用，也可以看出这种矛盾分析方法同时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述与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分析融为一体，不少地方看来是举例说明哲学理论，实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逻辑的哲学表述。

对客观事物、特别是对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辩证法的分析，当然不仅是为了认识这些客观现象的本质及其各个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为进行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寻找包括它的自身活动在内的行动指导规律，用以提高进行这种改造活动的自觉性，指导它们更好地进行这种改造活动。具体地说，是为了正确地提出革命任务，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工作方法。这也是前面说的寻找在现实的社会实践的大海中顺利达到彼岸的游泳术。

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毛泽东关于矛盾转化的理论。社会历史是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进步过程，又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所进行的实践活动过程。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的阶级和政党的自觉能动性，即他们的正确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动，对于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在某种情况下具有决定意义。无论在革命和建设中，我们提出正确的任务，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工作方法，都是按照历史进步的方向和人民的利益，在或大或小的阶段和规模上，采取恰当的斗争形式，解决业已成熟的矛盾，或为这些矛盾的成熟和解决创造条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哲学言论不过是对他一生领导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的简洁概括。无论是在革命低潮时期坚定信念、开辟道路、坚守阵地，还是在革命转变时期及时转变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革命高潮时期的指挥若定、全面部署、夺取彻底胜利，都表现出对现实矛盾的透彻分析、对矛盾转化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对促成矛盾转化的斗争艺术的纯熟掌握。

在谈到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道路和前途的时候，毛泽东常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结论，不仅是出自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性、正义性的坚定信念，而且是根据对于当代历史长过程和中国每一具体阶段的各种矛盾的深刻分析。既从当代世界长期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分析中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又从其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特别是中国每一阶段的特殊性和各方面矛盾的分析中指出斗争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这种历史眼光与现实眼光的结合，乐观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正是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等矛盾关系的正确把握，是在相对中把握绝对的具体表现。

总的说来，毛泽东的哲学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息息相关的，是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必须善于按照毛泽东哲学的本质精神来学习和理解它，用以分析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繁重的斗争任务。

（本文是作者一篇长篇论文的摘要）

（《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