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史记》遗忘的王朝_风闻

看一个人，不能听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

读史，同样如此。

在《项羽“贵族”袍子下的跳蚤》一文中，三解描述了项梁、项羽对“陈王”、“义帝”的态度以及“张楚”秩序的表皮，本文则****要谈一谈刘邦和他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与“遗忘”。

一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这里有一位与“秦始皇帝”并列的“秦皇帝”，因为“子婴”被赵高拥立时只是秦王之位，自然不可能是他，只能是“秦二世”，他的守墓人二十家，比秦始皇和陈胜**（另：****《陈涉世家》记守冢人为三十家）都多，说明至少在生命即将终结的刘邦心中，秦二世与信陵君（他仰慕信陵君，史有名载）****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陈胜能和秦始皇以及六国著名君主同列，也说明了他的地位比拟帝王。

吊诡的是，这里面没有提及“义帝”楚怀王和“西楚霸王”项羽，后者是刘邦的敌人，以鲁公之礼安葬，没有计较也说得过去。

那么，“义帝”楚怀王这个“旧主”，为什么也不在其中呢？

已故史学大师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一文中提出，在秦汉之交的短短数年之间，虽然如流星一般短暂，“张楚”政权仍是当时的“六国人”认可的“正统”所在，一个显例就是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其中《五星占》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跨越秦、汉纪年，夹处其间的是“张楚”纪年，而无“秦二世”年号。

《五星占》的搁笔下限为汉文帝时代，足以说明，在西汉初年的贵族、平民的普遍认知中，“张楚”是一个代表时代的“正统王朝”。

要理解田余庆先生的结论，需要普及一点历史常识，那就是“奉正统”的标志之一，就“奉正朔”，“正”即正月，“朔”即元日，代指的就是“纪年历法”，所以，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即令天下以“十月”为岁首，用“颛顼历”，后世汉武帝更制之后，则以“正月”为岁首，颁行“太初历”。

所以，“纪年”、“正朔”，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标志，而在民间传播的书中，以“张楚”纪年，无疑说明当时的大众观念中，秦始皇驾崩前的秦朝仍是“天下正统”，而秦始皇驾崩之后，已经进入“张楚”为天下正统的新时代，“秦二世”虽名为皇帝，不过是与“张楚”对峙的一国罢了。

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中还提及：

《史记》立月表记秦末事，不名曰“秦汉之际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际月表”，说明司马迁明确地意识到楚在秦末历史中具有独特地位。

《史记》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是以义帝代表楚；《史记》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是以项羽代表楚。与帛书比较，《史记》尊楚虽旧，但张楚陈胜的地位却被义帝、项羽取代了。《史记》以陈胜入世家，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

历代史家对《史记》立《陈涉世家》事，议论甚多，但都难于说透其中的道理。因为，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史记》的瑕疵，“书法于此确有缺陷，不惬人意而已”。

不过，辛德勇教授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在《馬王堆帛書“張楚”注記與《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之尊漢、尊楚問題》（《出土文献》第六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编，中西书局，2015年4月出版）一文中指出，《五星占》等帛书干支表中的“张楚”字样，实为当时的作者添加的“注记”，也就是这一年出现重要事件的“注释”，没有秦二世纪年而由秦始皇纪年代之，也是作者为了便于编年，而非政治立场，不存在什么“尊楚”、“尊汉”的初衷，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矛盾”则不能称其为矛盾。

尤其是指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的“太史公曰”另有深意：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翻译过来就是，太史公个人意见：发难于陈胜；灭秦依赖于项氏，不只是项羽，还包括之前的项梁；最后是“汉家”平定海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也就是三次“转移”，自古以来，没有受命立朝如此迅速的。

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与“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也是辛德勇教授着重讨论的问题，他指出：

“三嬗”实为“变化三次”，也就由秦至义帝之楚，义帝之楚至项氏之楚，项氏之楚再至刘氏之汉，四家更替三次，是为“三嬗”。

这个解释，如果仅就《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纪年来看，完全正确，也应该符合太史公的初衷，属于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纪年的“严谨”编排。

问题是，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的“严谨解释”不等于在西汉初年的“解释”，文本的自圆其说，并不代表事实的“真实”。

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因为西汉初年由于政权草创，利益牵扯极多，对诸多王朝“合法性议题”的定论，往往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比如汉初的“水德”推定，乃至于汉为“水德”服色却定为“外黑内赤”，而旗帜仍旧如旧的“尚赤”，到了汉文帝时代又争论汉实为“土德”，直到汉武帝时代才正式改服色、正朔，算是尘埃落定，至于汉景帝时代辕固生与黄生对于汉高祖是“汤武革命”还是“篡逆”的争论，更是直接被皇帝亲自叫停。

恰恰是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才给后人提供了那么多“自圆其说”的机会。

二

至于“自圆其说”的《史记》，与帛书《五星占》中将“张楚”视为特殊时间点的类似说法，在《史记·天官书》也有：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此处，秦始皇之后即接“张楚并起”，进而为项羽合纵诸侯灭秦，然后是汉之兴，也可以说是“三嬗”。

结合上文中为先代帝王设守陵户的记载可知，这种认知矛盾，可能自刘邦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司马迁只是面对矛盾百出的官方记录进行了挑战和记录罢了。

读史至此，必须注意视角的区别，总计有五个：

（1）《史记·高祖本纪》纪年，这是汉初视角，正统为秦始皇帝——二世皇帝——刘邦，但是承认陈胜为“楚隐王”，不提“义帝”、“项梁”、“项羽”纪年；

（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纪年，正统为秦二世——义帝，陈胜为“义帝”之楚的前身；

（3）《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叙述的三家为陈胜——项氏——刘邦；

（4）《史记·太史公自序》，叙述的三家为楚人——项氏——汉；

（5）《史记·天官书》，叙述的三家为张楚——项羽——汉。

五者对照后可知，就是两个大类：

（1）秦——楚（张楚、陈胜、义帝）——项氏——汉（包含上述2、3、4、5）；

（2）秦始皇帝——二世皇帝——陈胜——刘邦（包含上述1）。

区别其实一目了然，就是对****“项氏”的地位认知的区别。

​

汉初刘邦的认知中，“义帝”和项氏，属于被遮蔽的部分，并不希望将其视为“正统”，但这就存在一个逻辑漏洞，那就是，“时间溜走了”，陈胜的“张楚”只有1年，到“汉元年”还有1年多的空档**，对于西汉的官方叙事而言，这种“小问题”无所谓，但是到了“修史”的时候，“时间**”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司马迁必须明确“三嬗”，才能补上这中间的时间空缺，而**《史记》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却无“秦二世本纪”、“陈涉本纪”和“义帝本纪”**，已经表明了基本态度。

“秦二世”事迹附丽于《秦始皇本纪》之后，“陈涉”事迹单列于《陈涉世家》，就是将陈胜起义建立“张楚”秩序之后与“秦国”的对峙，视为“有土诸侯”与“非正统皇帝”的对峙，即无“秦朝”、无“楚朝”，而是“秦楚之际”。

“义帝”无本纪而项羽有本纪的原因，则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明言：

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主十八王。

也就是说，西楚为“主伯”，也就是诸侯中的“家长”、“长子”，且项羽自此开始为“天下主命”，也就是主宰，为十八位诸侯王之主。

三

那么，项羽与“义帝”的关系是什么？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项羽的解释非常直白，为了反秦的大目标，所以才“假立诸侯后”，“假”就是“权宜”、“代理”的意思。

不过下面“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以王之”这句话就有不同解释了：

可以解释为，义帝没有功劳，所以，诸有功将相，应该分裂其名义所有的天下土地而为王。

也可以解释为，尽管**“义帝”没有功劳，但仍旧应该分给他土地，立他为王。**

依照《史记》的表述，项羽率领入关灭秦的诸将，立楚怀王为“义帝”，然后宰割天下，实质上已经废止了诸将出身的各诸侯国的王权，这是以“楚”之君夺“五国”之君的土地，也就是最后一次利用“义帝”的牌位，“先夺”。

“夺地”之后，再换一个标准来“分”，就是“功劳”，并明确点出“义帝虽无功”，“虽”如果不是衍字，则代表着项羽的本心，仍是要给“义帝”留一国诸侯的血脉的。

也就是说，项羽以“灭秦功劳”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后，已经成为新的“天下主命”，而非取自“义帝”，“义帝”已经成了“战国秩序”下的“周天子”，而非“西周秩序”下的周天子，原则上，项羽自此已经开创了新朝，刘邦是十八王之一，自然在他的“主”下，所以，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

正因为如此，“义帝”不但没有帝王“本纪”，连诸侯“世家”和名人“列传”都没能进入，而之所以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以“义帝”纪年，并非“尊义帝”，是为了与“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正统故事配合，含糊解释汉王刘邦的“以下犯上”的悖逆行为，正如刘邦在当时采取“为义帝发丧”的政治号召一样，所为是“定暴止乱”，也即“以臣伐臣”，“义帝”之下，楚汉平等。

这种口径可见《史记·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

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背关怀楚，即背弃“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又放逐义帝自立，总结即为“暴”字，再看上文中提及项氏，“虐戾灭秦”、“项氏遂乱”，而汉室则是“拨乱诛暴”，这也是汉武帝时代司马迁统合全书的“楚汉之争”的历史解释。

所以，所谓“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和“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主体，根本就不包括“义帝”，而是秦——陈胜——项氏——汉，这也和前后文呼应，因为：

“号令三嬗”配套的是陈胜、项氏、汉家，“天下三嬗”配套的是**“秦”、“楚人”、项氏、汉**，而之所以前人学者困于“义帝”，归根结底则在于“秦亡”与否，秦未亡则正统无从嬗代，其实太史公用字已经区分开来：

“号令”，实为天下人认可，而非“正统”接续，说的是“秦”与“反秦”的“阵营”权力交接，由秦一统至陈胜起兵，陈胜身死由项氏灭秦，汉家灭项氏止暴。

“天下”，则为正统变革，说的是“天下”的执掌，“秦朝”至“张楚、景驹之楚、义帝之楚，都是一贯的楚”，再到“项氏之西楚”，最后到“汉家”。

可以说，太史公的说法毫无矛盾，正好解释圆融，原因就在于他从历史的角落里寻访回了真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项氏”，补上了这块历史空白。

反观刘邦时代的官方口径则是忽略“义帝”、“项氏”，直接接续秦末、陈胜，正如汉初“占星家”们的“无政治责任”写法，秦始皇直至汉高祖，纪年一杆子到底，才是汉初的“政治正确”，随手加个“张楚”的备注也不算错误，这种表述，在《史记·天官书》中类似。

可你要是补上“西楚”、“项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不过作为立国80年后的“史官”，司马迁就不能像“占星家”这样大而化之，统绪必须分明，他要补上这一年之缺，就得重提项羽，要重提项羽就不得不提“义帝”以分“高祖”之谤，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解释，而且他笔下的项羽之亡也完全是“贪暴”所致，也就是说，****《史记》相关编撰非但不是“错谬”，而恰是司马迁在所处历史环境下“钩沉遗事”的“秉笔直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刘邦对陈胜如此推崇？

难道只是对这个素未谋面的“首事者”致敬？在天下异姓诸侯纷纷平定的时刻，难道他不应该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加警惕吗？

答案，将在下文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