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贵族”袍子下的跳蚤_风闻

上期文章谈了“六国旧贵族”，只是蜻蜓点水地点了点项羽，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要给他留够版面，好好说说他的故事。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项羽是贵族阶层的代表，刘邦是市井无赖的代表，哪个谈“六国旧贵族”，也不可能不把项羽拎出来当典型，更有甚者还将他的失败归结于贵族阶级的骄傲或是某种“贵族精神”。

是耶非耶？

一

正如三解在《六国旧贵族复辟摧毁大秦帝国？一个流毒甚广的谣言》一文中谈及的，战国、秦、汉之际的“贵族”固然有大、小之分，其界定仍以血脉、爵位为基准，其外在表现，自然也就包括一系列的身份待遇。

比如文中提到的“得带剑者”，在大秦治下，至少有两位名人曾有与“剑”相关的故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一般来说，这是“贵族”教育的例子，那么，《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

两条记载都说明，韩信有剑，且招摇过市许久，他人在淮阴，为秦朝“新黔首”无疑，又“不得推择为吏”，也“不能治生商贾”却“得带剑”，漂母也曾对他说：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对这“王孙”二字，注家早有关注：

《集解》：苏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隐》：刘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苏林亦同。张晏云“字王孙”，非也。

王孙、公子，都是针对“贵族血统”的尊称，无论是真事儿，还是客气，都说明，韩信本人也是个“旧贵族”，只是不知其所来的“贵族”，这一贵族身份，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和收入，却肯定给予了他在新朝的“爵位”，否则，他与南昌亭长非亲非故，也没见秦朝的亭长有社会保障的职能，何以能够：

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注意，“南昌亭长”本人没有反应，而是“亭长妻”，其拒绝韩信的方式也与刘邦之嫂刮羹类似，也就是不撕破脸面，让你自去，若韩信真是一介贫民，又无家人义务，何必如此费事？

而在秦始皇陵营造者墓地出土的瓦文，其实也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秦朝治下，“军功爵位”已经不等于经济地位，哪怕是第四等士爵**“不更”，一样可能因为“居赀”，也就是欠公家债务而“输作”，那么，哪怕韩信身有“高爵”，未必就不能衣食无着。**

只不过，项羽家和韩信情况不同，韩信早年经历虽无详细记载，《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却有如此一句：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说，司马迁亲自访谈得知，韩信母死时，韩信应已成年，而其母葬地为“行营高敞地”，那么，韩信之父的坟墓何在？其自选“母冢”，说明母亲并未与父亲“合葬”，故此可知，韩信或许连父亲葬地也不知晓，自然也就不会有宗族之助，也就是说，韩信出身至多至多，是有身份而无势力。

反观项羽家族，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尝有栎阳逮，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简单翻译下，项梁曾经在秦国旧都栎阳被逮捕，曹咎，按照应劭的注释，应为蕲县狱掾，也就是蕲县狱曹史，与沛县曹参同职，给当时的栎阳狱曹史司马欣写了一封信，案子就平了！

竟然，没事儿了！那么，这个罪有多大呢？注家有说是“坐事”，“有罪相连及”，也就是被连坐了，但看后面这句，“项梁杀人”，注意，接下来说的是“避仇于吴中”，而不是像陈余、张耳一样的“逃亡”、“藏匿”，说明什么？

说明项梁当时被抹平的案子极有可能就是这桩“杀人案”，因为秦法不治他这个杀人犯，仇人才要追杀他，他只好从老家逃奔了“吴中”，要知道，此时秦始皇尚在，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会稽之前。

也就意味着，在秦朝的“大治”时代，一个“杀人犯”靠着他的社会关系，可以牵动“蕲”这个旧楚地，“栎阳”这个旧秦地的两个中级司法官员，帮他把命案抹平！

所以，项梁在秦朝，照样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只是不再有“世代为楚将”的高官显爵罢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堂而皇之地主持“大徭役”和“丧事”，更说明他并没有受到秦帝国的压制和打击。

二

或许有人要问了，项梁混得不错，为什么一直想反秦呢？

那么三解要反问了，谁告诉你“他一直想”呢？

事实上，看《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一直到秦始皇游会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画面感很强吧？看到秦始皇的煌煌天威，项羽和叔叔家人一起看热闹，来了一句“敢把皇帝拉下马”，项梁的反应是捂他的嘴，告诫他，不许胡说八道，会死全家的，但是因此高看项羽一眼，觉得这孩子有大志向。

这说明什么？

说明项梁在此之前，从未对家族内部的“年轻成员”提及过要反秦的事儿，否则，家族内的老话题，被项羽掀出来，就不应该是“奇”了，而是骂他蠢货了，项羽此时不过23虚岁，能有这个大见识，或许还有其他项氏宗族的子弟被威慑的样子作对比，这才“奇”。

注意，此时距离项梁反秦不到两年时间，也就是说，他之前都没有宣扬“反秦”之志，但是有一系列被人联系到“反秦”的行为，如《楚汉春秋》记载：

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御览》三百八十六）

项梁阴养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御览》八百三十五）

两条记载都说明项梁养士，《史记·项羽本纪》也提到他用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不算新闻，其中有“大力士”能拔树砸地，那也就是鲁智深一样的人物，而后一条则说了数字，就是九十人，其中一位还假装得病，在家中铸造大钱，以购置甲兵。

这里说句题外话，“大钱”，三解将在后文中重点讨论，而购置甲兵，从里耶秦简的记录来看，至少秦洞庭郡迁陵县市场是有武器出售的，也就是说，虽然秦朝政府有武器禁令，却不代表没有武器交易，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合法的。

毫无疑问，项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养死士、私铸钱、具甲兵等等，但是结合他之前杀人脱罪的前史，又有包揽徭役、丧事的行为，“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这些行径在汉武帝时代，有一个专门的说法——“横行不法，武断乡曲”，归类就是，游侠豪强。

如果说项梁干这些事儿是**“为了反秦”，那么，汉景帝、汉武帝时代动辄屠灭数百、数千家的豪强、游侠，也都是“为了反汉”？**

当然不是，这种模式恰恰是战国时代以来豪强巨室习惯的生存方式，富贵则养士，养士则武断乡曲，与基层政权分庭抗礼，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待经济力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再通过朝廷“赀选”的制度，让优秀的子弟进入朝廷，获得更大的特权和富贵，说得直白点，通过侵夺、窃取基层政府的暴力权限，“求财”。

当然，项氏比《史记·酷吏列传》里被诛灭的长长家族名单幸运的是，积攒够力量后赶上了大时代。

三

而这也就涉及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项梁起兵时，打得是谁的旗子？

答案出人意料——秦朝。

见《史记·项羽本纪》：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

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

……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这段很长，也得翻译。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义，两个月后，秦朝任命的会稽郡代理郡守殷通就把项梁叫过去说，长江以西的秦地都造反了，秦也灭亡了，我想先发制人，派你和桓楚为将军起兵。

此时的桓楚在“泽中”，也就是大湖间逃亡，类似于刘邦率众在芒砀山为盗，会稽郡守的想法和沛县县令的想法差不多，集合“反贼”一起反秦，没想到项梁要“吃独食”，直接让项羽把他杀了，接着才是重点。

**项梁拿着郡守的头颅，身上配着太守的印绶，来到郡守府众人面前，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秦吏”，**按照编制应该有一群“卒史”、“属”都在，还有吏的“养”，也就是刑徒服务员，人数是不少的，项羽击杀了近百人，郡府全部吓怕了，都趴在地上不敢起来。

于是，项梁召集“故所知”豪吏，也就是老熟人们，告知他们自己要“起大事”，又征发“吴中兵”，也就是会稽郡驻地县的县兵，并派人到属县征兵，得到精兵八千人，于是项梁任命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也就是各级军官。

做完这些事儿，项梁自称“楚将”项燕之后，复楚建国了吗？

没有，他仍旧拿着秦朝下发的“会稽郡守印”，以“会稽守”的名义，任命项羽为裨将，也就是副手，抚徇属县。

依性质论，项梁这是在“反秦”吗？当然不是，历史上有一位与他的行径非常类似的人物——赵佗，见《史记·南越列传》：

（任嚣）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要知道，赵佗的本职就是龙川县令，按照服虔的注释，任嚣在死前伪造诏书，任命赵佗为南海郡尉，才得以下公文以防备北方群盗的名义封闭关口，之后，他又以“秦法”的名义把秦朝正式任命的“长吏”，也就是令、丞、尉之类的正印官杀掉，任命自己的党羽代理守卫。

可以说，项梁、赵佗的行径如出一辙，都是诈称“秦吏”统御部众，而非举大旗立六国后反秦建国，可谓首鼠两端中的典范。

他真正走向“反秦”其实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人，甚至只是一张纸。

这张纸是一个叫“召平”的人送来的，也正是项梁急需的。

见《史记·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於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也就是说，广陵人召平遵照陈胜分兵掠地的指令回老家打天下，没想到没搞定，又听说陈王大败，秦兵东来，就从京口渡江至吴地，假传圣旨任命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对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涉将召平矫拜项梁为楚柱国，急西击秦。

可知，《项羽本纪》中的“楚王”指的就是“张楚”，因为这个时候只有这一个“楚政权”，所以，实际上“召平”是把项梁视为“张楚”的救命稻草，用“上柱国”这个执政的职位诱惑项梁西征增援。

项梁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谎言”，毕竟“张楚”起兵之初就诈称“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作为“旗号”的家族，被任命为大将、执政完全在情理之中，就算是他明知是假的，反秦共主“张楚”政权的二号人物，完全值得冒险了。

所以，江东的猛虎出山了。

四

那么，为什么“张楚”的号召力如此之大呢？难道不应该是“六国后”更有吸引力吗？

这就得看下“六国后”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来的，见《史记·陈涉世家》：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这是陈胜起兵之后的一大举措，就是一路以吴广为“假王”，也就是代理之王，监，也就是统帅众将进攻荥阳，命令武臣、张耳、陈余进攻赵地，邓宗攻九江郡，其实就是以陈县为中心拓地。

很有意思的是他对葛婴的态度：

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

两条记载连起来看，葛婴是他在攻克陈县之前派出掠地的方面将领，先立了襄强为楚王，打出了“楚国”的旗号，得知陈胜为王，又杀掉了襄强，回来又被陈胜杀了。

这是死的第一个“复国国王”，是陈胜部将立的。

接下来，是“赵王”：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

武臣干脆是“陈人”，也就是“旧楚人”自立为赵王，也是陈胜派出的部将，他最开始时****带着陈余、张耳等三千人渡黄河，至诸县，说服当地豪杰，收兵数万，号为武信君。

接下来就面临挫折：

下赵十城，余皆城守，莫肯下。

也就是说，人家不买他账，等到他赦免了秦朝的范阳令之后，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

说明，此时赵地，仍是秦吏说了算，保障了人身安全后，才投降他。

进了邯郸之后，武臣自立为赵王。不想，他自己的部将李良又投了秦朝，把他杀了。

此后，陈余、张耳才立了赵歇做赵王， 问题是，这个赵歇除了姓赵，连“诸公子”都没提，与赵王室有什么血缘关系，没人知道。

而死鬼武臣在之前派出了部下韩广去进攻燕地，却制造了一个“燕王”：

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

前上谷郡卒史，自然是秦吏，到了燕地，被人怂恿一下，就成了“燕王”了。

至于魏国，本来是派遣周市去掠地，很顺利，又去进攻狄县，被自立为齐王的田儋给打败了，退回魏地，脑子也活泛了。

魏王豹的哥哥魏咎在魏国时候被封为宁陵君，秦灭魏他被免为庶人，等到陈胜起兵，他就跑过去投奔了，也就是说，他是陈胜的部下。等到周市把魏国地盘打下来，手下人要立他为魏王，他不干，要求必须立魏国后人，五反，就是往返五次，才让陈胜允许魏咎当魏王，那么，主持魏国军政实权的是谁呢？是魏咎？当然不是，是魏相周市。

六个国家恢复了四个了，都算是“张楚”的人，而齐国却不在治下，因为田氏自有人才：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

这一句话说了仨齐王，而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族也”，也就是族人，田氏族可大了，一个祖宗生一堆儿孙，和正统王室可能还不如韩王信关系近呢，起码人家还有个可以确知的祖宗，当然，这一家子本来就是豪强，还杀了“狄令”，和项梁的举动如出一辙。

剩下就一个韩国，一直没有“复国”，直到项梁说了算的时候：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

这里涉及了俩韩王，一个是之前的韩王成，身份清晰，韩国诸公子，另一个是韩王信，他是韩襄王的后裔，韩襄王何许人呢？与秦武王同辈会盟的韩王，秦武王和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是兄弟，也就是说，韩王信这个“六国宗室”跟正统韩王血脉，都快出五服了。

****至于陈胜之后的两位楚王，一位是秦嘉所立的景驹，景氏，连楚王的熊氏都不是，要知道，屈、景、昭是楚国公族三大姓，但就类似于鲁国三桓，也就是某代楚王的非继承人子孙，这距离楚王正统，都差着春秋和战国了。

之后，项梁立了熊心，这位是什么角色？楚怀王之孙。

楚怀王之后是：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

寻访了一下， 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就算他是真的，血缘差了多远？

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各位“六国王”，要么是陈胜部将，要么就是陈胜部将的傀儡。

扶立他们的理由，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

**项羽的解释非常直白，为了反秦的大目标，所以才“假立诸侯后”，“假”就是“权宜”、“代理”的意思，类似于韩信在楚汉之争中要求刘邦封自己“假齐王”，被“假立”的“诸侯后”，其实就是个旗号，给地方“豪吏、豪杰”们一个投降的理由，类似于“公子扶苏”、“楚将项燕”，**活得不行，死得也成。

对于这两面自相矛盾的旗子，李开元教授解释为“公子扶苏”的楚人血统，其实，对照下项梁、赵佗的“两面派”打法，就可得出另一个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陈胜、吴广初起时，在蕲县这个项氏颇有名声地方，见到项氏同情者就喊“楚将项燕”，见到秦朝的支持者就喊“公子扶苏”，哪面旗子管用就用哪面，都不管用就提着剑砍他。

​

五

正因为如此，如非必要，没人把“六国后”当回事。

而扶立“楚怀王”就是一个“必要”的时候。

见《史记·陈涉世家》：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於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嘉这个不听陈胜号令的“大司马”听说陈胜战败跑了，就立刻立“景驹”为楚王，同时派出公孙庆出使齐国，招起兵共同击秦，**可见秦嘉本身对“张楚”法统根本不认同，只是迫于无奈，这抓到机会了，自然自己“立王”。**当然，秦嘉这个“楚”的势力和影响力不小，连丢失了丰邑的刘邦都来投奔了。

注意，重点在下文的辩论，齐王指责楚国不应该没请示齐国就“立王”，这个逻辑实际上是说，陈王就算是死了，臣下也无权私下立王，应该请示一下比他们地位高的“齐王”，而公孙庆的反驳是：齐国不向楚国请示而自立，楚国立王又有什么道理请示齐国？

况且，楚国是牵头起义的国家，理所应当号令天下。

结果，齐王杀了公孙庆。

也就是说，在“张楚”的体系之中，往往认为“张楚”和其继承者“楚”具有号令天下资格，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时代，就是“楚朝”，“六国后”的诸侯国是低一等的，完全和“张楚”没有瓜葛，反倒打过仗的齐人当然不会认这个账。

再看《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这两句话，可见项梁对陈胜的重视，先以秦嘉背叛陈胜立景驹为名，打垮它，又在得到陈胜确定的死讯后召集众将到薛会议。这才有了：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

“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注意范增的措辞，他两次提起“陈胜”，都不以“陈王”相称，而且两次说他失败是理所应当的，实际上是抹除了“张楚”政权的合法性，为什么之前对“张楚”和“陈王”大旗那么看重的项梁却“然其言”，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范增的这段话给项梁“解套”了。

陈胜作为“首事”之君，几个月就败亡，到底是不是“反秦”就反错了？是逆天而行？这是所有与会的“诸将”必然思考的问题，如果都觉得这是大势所趋，章邯大兵压境，人心散了队伍没法带。

而范增将“反秦”各战场的失败解释为陈胜个人“逆天意民心”的失败，就为所有人提供了“免责”的理由，只要扶立“楚之后”，我们就走回正确的“路线”了嘛。

这就是**“反秦事业胜利”必然性与“陈胜个人失败”偶然性的关系。**

所以，项梁“从民所望”，立楚怀王，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楚怀王真的“民心所向”，而是这个特殊的时期，他“必须民心所向”，也就是前文中说到的“必要的时候”。

之所以这么说，而不认为是项梁“真信了”，在于他立楚怀王之后的举措，以陈婴为“楚上柱国”，“与怀王都盱台”，也就是把“楚上柱国”这个职位“让给”陈婴，并把陈婴留在了楚怀王身边，而他自己呢？

“自号武信君”，注意，不是楚怀王封的，而是自己“称”的，参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这个名号，为秦二世元年九月杀殷通之后自立，秦二世二年二月项梁任楚“上柱国”渡江，至此，将“楚上柱国”职位**交给陈婴，自己仍以“武信君”为号，**不担任任何“楚国”的职务，项梁真的将自己视为楚怀王之臣吗？

这种行为方式与之前的“两面派”手法，完全如出一辙，立楚后，不听楚令，反而以独立的身份号令“楚军”，手法与陈胜诸将扶立“六国后”完全如出一辙，甚至更加超然，这也就无怪乎项羽入咸阳之后，根本不把楚怀王当一回事。

更有意思的是，这么想的，不止项梁、项梁，也包括口口声声“怀王之约”、风风火火为“义帝”发丧的刘邦。

（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