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博弈视角下对美人文交流有效性探析_风闻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海国图智研究院”

关键词：中美关系；人文交流；文化认同

摘要：在中美建交四十年历程中，作为促进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润滑剂”，人文交流在双轨外交中对促进两国人民间理解和认同、两国关系巩固发展中成果斐然。然而中美人文交流仍旧如此“不堪一击”，其效果受限不仅反映了交流方式与过程的局限性，追根溯源，实质性问题在于“人”“文”交流都未真正落到实处。

美参议院于上月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报告：谴责中国以“千人计划”招募华人学者，非法“渗透”并窃取美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高端科研成果；批评联邦机构在中美博弈中“敌友不分”、浪费公共财政的失察之责；并以14条“反制建议”制定“打击非法转移美国智力资本”的全面战略……又一次在“贸易战”僵持态势中考验了目前对美人文交流机制的有效性。

随中美“贸易战”全方位升级，特朗普政府通过“议题联系”，对华连击“组合拳”——日益收紧的移民、留学签证政策则不啻为美国在人文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 “极限施压”的“新战场”： 不仅直击“要害”留学生与尖端研究学者，并将打击“广度”从科教领域延展至孔院与影视产业，影响“深度”延续至美国精英中的“亲华派”。

诚然，在中美建交四十年历程中，作为促进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润滑剂”，人文交流在双轨外交中对促进两国人民间理解和认同、两国关系巩固发展中成果斐然。然而中美人文交流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举办有关中国人才招募计划（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听证会，并在会后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报告，强调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 而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却使纳税人无意中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提供资金，并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并提出14条应对威胁的建议。

报告概述了中国在过去20年内，通过建立“影子实验室”和人才“双聘”等方式招募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进行知识与研究成果转移，并指责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存在威胁认知不足、招募外国人才标准不一、签证和出口审查不严等问题；并以14条建议制定“打击非法转移美国智力资本”的全面战略。

此外，报告发布两份附件：一是其搜集的有关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学术机构引进人才的原始合同；二是九例中国人才招聘的具体实例。具体而言，中国政府于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历经十载，已经通过该类人才计划招募超过7千名顶尖专才。今年6月，美国能源部就排查了参与“千人计划”的中国科学家，借以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其中的对策建议部分第三条着重强调了“……保护研究和知识产权的同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重申在美外籍学生/研究人员的【极端】重要性……并支持【旨在将科学家及其成果留在美国】的项目……第九条则提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跨部门审查程序的有效（包括对基础研究的审查）……商务部应在适当和必要的时候在其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基础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

在近期中美经贸谈判艰苦“拉锯战”中浮现阶段性共识协议的转机下，此举再次激发对中美人文交流“规模化脱钩”的探讨。而随之而来的则是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加剧了无端质疑阻碍中美教育交流与科技合作，无故监控骚扰中国留美学生与华裔学者的做法又一次在中美人文界激起千层浪，引发恐慌忧虑。

自2018年中美战略竞争激化以来，美国采取日益收紧的移民、留学签证政策，尤其是敏感研究领域（航空、工程、高技术制造业）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签证有效期限制等手段； 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被看成是中国政府主导或推动的旨在“强制、腐化和渗透”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恶意行动，即中国针对西方民主国家使用所谓的“锐实力”扩大政治影响。

美国政府接连恶意针对华裔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的“排华行动”，挑起全社会反华思潮,“新麦卡锡主义”的回潮之势暗流汹涌。例如，将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政治化，打压监控中国学生学者，对其无端滋扰：被迫中断研究，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敏感技术出口的严苛审查等加剧了华人知识界对“红色恐慌”的担忧。而日益收紧的签证移民政策、层出不穷的校园枪击暴力事件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风险忧虑导致近年导致中国学生赴美意愿下降。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03至2013年留美学生回国就业率仅占14%；****而目前则攀升至85%。

值得强调的是，反华冲击波同时不留余地震荡在美国政界学界。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中“鹰鸽之辩”已经逐渐转为强硬派的一言堂；“熊猫拥抱者”为免受排挤，对华态度保持低调或者转为怀疑，导致美国学界、政界“鸽派”联合沉默、无人敢发声的尴尬现状。（见前篇《战略博弈视角下中美人文交流现状性分析》）

“润滑剂”失效？ 

中美关系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润滑剂”为何如此轻易被“冻结”？对美人文交流的效果受限不仅反映了交流方式与过程的局限性，追根溯源，实质性问题在于“人”“文”交流都未真正落到实处。

首先，总体交流方式不“精”不“尖”：

1. 缺乏“精准投放”：对美人文交流的主体与领域局限性：未能适应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特征、忽略美国民众在社会治理的较高参与程度，从而将受众分层进行“精准交流”：例如将重点集中于学生、学者群体与汉语教学、国产片发行等领域——不仅受众狭窄、难以使美国社会普通公众产生参与感，过于集中也容易被“蛇打七寸”，难以为继。反而容易被美国文化反向输出：大量尖端人才留美就业而非回国发展（brain drain）。

2. 缺乏“尖端定位”：长期以来，对美人文交流一直沿袭“官民并举”平行轨道中，长期发挥政府外交与官方交流“打前站”与“打补丁”的功效。然而国内多数从事人文交流工作者并不详细了解美国政治体制运作模式，对于其“旋转门”、游说集团等相关政治势力的交流工作较为空白。例如对于能影响政府决策层的政治人物以及知名学者、智库等精英人群的尖端人文交流活动较为缺乏。目前美国学政界“鸽派”联合沉默、无人敢发声的尴尬现状显示出工作不到位的弊端。

以孔院为例，具体分析中美人文交流合作对双方增信释疑的功效的不足之处，在主体与领域范围中就体现了“精准对接”与“尖端定位”存在双重局限。除跨文化教材编译质量堪忧、当地师资的招募培训不足等传统普遍问题之外，孔院的“教学质量”也亟待提升：由于以汉语教学为主、学科设置单一的专业方向与当地热点产业脱节，使熟知双方文化的“通才资本”孔院学生难以满足当地人才市场需求；而中方教师的选任则更重视语言技能而对了解美国社会多元化特质的公共外交人才培养不足。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孔院外方院长的选任与其在当地孔院办学中的主动性仍有不足：因此，缺乏主体性与主动性的孔院难以获得社会“草根”公众的认同感。此外，尽管近日米尔斯海默、约瑟夫·奈等知名学者频繁访问、中美智库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在数量上并未减少，却未开展对高层非政府机构的对口交流的常态机制活动。因此对两国高校学者作为“智慧和平鸽”在学政界的影响力发挥不足。

其次，具体交流过程不“深”不“实”：

1. 表面化与形式化程度高：文化的濡化作用决定人文交流关系需要长期维护才能得见实效；然而目前表面化“有名无实”的交流过程造成许多合作项目难以为继。例如貌似如火如荼蓬勃开展的中美人文交流夏令营等活动，频繁而短促的文化交流究竟能收效几何？再以友城合作为例，尽管数量众多，但为数不少的友城关系行政层级较低、影响力较小；许多地方合作项目由于美国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较大，政策连续性较低，导致许多共建合作项目由于行政原因失去下文或缺乏资金支持难以为继，成为“烂尾工程”。此外，由于忽视了双方国内地方省区市的资源禀赋差异、地域分布不均等具体发展条件，导致与美国友城在合作的能力、动力方面存在对接困难。据学者分析，美国各州在对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中存在受益不均问题；而总体上由于两国国情与发展阶段不同，人文交流实践当中也存在着“不对等”的倾向。

2. 市场化与商业化水平低：“文化”与“产业”脱节、匹配度低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缺乏整合，难以与经济合作发挥联动效益。目前，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关系，人文交流活动与经济合作项目匹配度低，效率不佳；学者潘亚玲通过分析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经济基础，从贸易、投资角度评估中美地方经济合作现状，强调中美贸易战对于人文交流的“双刃剑”作用：从积极的角度看，由于贸易战可能对地方利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中美地方省州开展人文交流的积极性可能因保障民众切实利益而上升。并通过分析美国地方州及国会选区在中美投资中的结构，指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人文交流有着比贸易更为重要的影响。

此外，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其自身“有产业无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低。以教育产业为例，体现为“有文化而无产业”：比如孔子学院非盈利模式、局限于经营汉语教学，反被美国社会认为是以“低价营销”进行“文化渗透”；此外，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的中美合作，美国社会也不无忧虑与怀疑。而孔子学院作为政府投资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自身性质更加“坐实”了“文化渗透”的“历史类比”。

而在影视产业则恰好相反，为“有产业而无文化”：在国内热映、取得47亿票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北美首周仅获得134万美元的惨淡票房，反映了文化产业“走出去”质量亟待提升：究其原因，除海外发行、宣传不足的等战术原因外，缺乏整合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而使其沦为单纯商业行为，难以发挥人文交流应有作用也是重要因素。此外，“以规模换质量、以空间换时间”的发展模式也明显被美国成熟商业文明的社会所排异，更导致了美国商界企业难以产生真实利益的获得感，从而缺乏切实的“利益攸关方”的支持。

凡此种种，中美人文交流不仅没有起到消弭分歧的作用，反而“暴露”了两国间的根本差异。追根究底，未能深入理解两国在国家核心利益与民族核心文化的实质的差异，才是 “人”“文”交流都未真正落到实处，导致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岌岌可危”的本质原因。

（1）“人”之不足：未能真正触及“美国民众”，未能真正深入美国社会特质、理解不同阶层美国人的需求与对华态度，因此无法做到对受众的“精准”定位，有效沟通。

中美人文交流降至冰点背后，是日渐丧失包容性与自信心的美国。由冷战后“民主和平论”折射出“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理想，在人文交流领域体现为签证便利、移民“大熔炉”（melting

pot）政策的开放包容态度。9•11事件引发国内孤立主义涌动；08年金融次贷危机不仅引发反移民、白人优先的排外情绪上升；在拉大贫富差距的同时引发社会分裂。事实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双重失序正是“认同政治”、“民主失灵”的鲜明体现：比如特朗普当选总统并执政，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社会结构转型趋势：如人口比例、社区结构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

这主要由于以拉美洲少数族裔人口增长导致白人比例失调结合以社群主义为根源的社区结构转型，导致美国政治制度中国会选区制的“选举地理”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源于其国内系统性、结构性体制困境，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加剧：这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据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世界精英联盟”理论反映出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传统工业区（锈带），吸毒和药物滥用问题（止痛药芬太尼）突出，折射出旧工业、制造业中心的中下层人群无法实现有效就业，劳工养老金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危机。

以上种种激化了民粹主义的回潮：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实则并非全球产业链中挤占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美式贫富差距悬殊主要原因是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主义以及政治游说（lobby）的负面影响。美国大选促使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关税打击加剧“滚雪球效应”、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形势；此外，美国施加关税对供应链的打击是全球性的，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也不断对美国经济产生“回旋镖效应”。

总而言之，在国内层面，随美国社会结构转型，难以改革的结构性体制困境引发了全社会忧虑：WASP为主的白人精英对人口比例失衡、政治垄断打破产生的危机感；以传统工业区（锈带）为代表的中下层人群对社会不平等加剧与失业、福利保障危机的恐惧感。上述社会性问题直击逐渐衰落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决策层对美国霸权地位衰落、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挫败感。尤其在缺乏战略定力与远见的民粹派政治势力的鼓吹下，反移民、白人优先的排外情绪上升，国内孤立主义色彩浓厚。

在世界层面，美国国内无法消弭的“负能量”在“认同政治”的催化下显露出为失去“大熔炉”特性、不再开放包容的你美国对外政策，并打破美国与世界传统的政治互动生态。中美“贸易战”就深刻体现了美国对中美贸易逆差缺乏宽容的态度。特朗普政府近年则乘此势头，加快“退群”脚步，利用“冷战思维”制造外敌，进行零和博弈：操纵分裂社会下的民粹极化倾向以制造外敌推诿责任，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以“中国威胁论”动员整合国内反华共识，强化国家认同。

（2）“文”之不足：未能真正触及“美国文化”，未能真正站在总体外交战略高度、掌握美国核心文化深度视角下开展对美人文交流活动，难以起到增进理解认同与战略互信的功效。

据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修斯底德陷阱”预测，中美矛盾是综合国力之争，而非外交政策的对峙；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迫使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战略”（engagement）至“全面脱钩”的转型，并深刻体现在明暗两条线索中。明线指经济领域的“零和冲突”： 随中国经济的腾飞，中美间经济互补性缩小而利益争夺点增多，尤其是在高科技市场领域的利益争夺点增多导致矛盾激化。

暗线则是社会文化的“文明冲突”：在政治领域体现为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发展道路层面的认知差异。在全球化4.0时代，权力的内涵流变下，文化“软实力”作用不可小视；中美建交四十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奇迹”的历程：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模式”成功的发展思路，并对世界各国有借鉴意义。因此这也成为美国对华辩论的“隐含核心”议题：中国是否要在全球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念、争夺国际体系的领导权？2019年7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由100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联名签署的公开信。由“百人签名信”引发的新一轮“美国对华‘大辩论’”反映出人文领域对此探讨。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和“自助”的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客观上确实会引起美国的怀疑和警惕，进而引起局势的误判并在其战略和政策上表现出来；中美双方是否能成功化解危机、及时止损乃至化解危机，在长远实现新型“大国协调”则要以战略互信为支撑；因此，中美在民间层面形成人文交流、磋商协调制度化和机制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美两国价值观分歧体现为“硬核”文化差异对认同理解的挑战：美国“天定命运”（exceptionalism）的不容挑战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中提及“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强调以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文化为核心的“American Creed”作为美国的国家以及国民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这种“硬核”文化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体现在政治制度层面更增添意识形态色彩而激化国家利益的冲突。据跨文化交流“冰山”与“洋葱”理论可知，跨越文化鸿沟，触及不同文化“硬核”的过程就如同观测海面下冰山底部，层层拨开洋葱表皮一般，需要以人文交流长期发挥文化濡化作用。简而言之，美国“天定命运”不容挑战的民族自豪感及“普世价值观”是一种根植在国民基因中的“硬核”文化；这也深刻体现在政治制度层面，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进一步激化国家核心利益的冲突。

因此，以人文交流机制加强两国在价值观问题上的交流和对话，求同存异，使分歧不致成为建立互信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利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理念和“新型大国协调”的务实合作相结合，真正全局性把握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而在“学术合作”的尖端领域“脱钩”不应被“贸易往来”的经济利益领域的“脱钩”所“连坐”——知识文化的所独具的共享性、包容性，才是真正切实的合作“发展红利”。

在全球化4.0时代，中美间战略竞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尤其在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失灵之时，中美人文交流应成为中美博弈的“润滑剂”以抵偿经贸领域的“利益分歧”，而非贸易战的“谈判砝码”。中美两国应相向而行，以人文交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构性战略竞争；拓展利益交集，实现全球层面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新增量”；使人文交流成为将中美关系的新挑战转化为新机遇的“催化剂”。

文章作者：崔悦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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