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世界为什么变得如此愤怒？_风闻

发布*/*2019年12月24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2019年的世界形势的话，那么“愤怒”一定是恰如其分了。这是一个没有欢乐、只有愤怒的年份，更是一个日趋危险的年份，指向着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对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这并不为过。

**社会在愤怒。**社会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国家和社会，不管以什么方式来分类。不同政体（民主与非民主）、不同发展程度（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社会都发生了或者发生着社会抗议运动。和以往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每一个地方的抗议运动都有其独特的原因，但综合起来，这些社会运动都显现出它们的诸多共同性。

社会运动诸多共同性

第一，所有社会运动都是反建制的，明显表现为社会与政府之间严重的直接对立。第二，任何一个因素，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可以触发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大到福利政策改革、移民政策改革、警察过度使用或者滥用权力，小到洋葱、地铁票涨价。

第三，社会抗争都表现为可持续性。参加社会抗议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或者社会低层，而且也是中产阶层、大学生，甚至社会精英。第四，社会抗议大多表现为暴力性，社会抗议现场形同战场，打破了从前中产阶级社会抗争的“和平”神话。第五，在国际层面，社会抗议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输出抗议的经验。

**政治精英们在愤怒。**政治精英间互相竞争政治权力纯属正常，因为政治本身就意味着权力斗争。但政治精英们的愤怒大大超越了传统适用于政治竞争的那些法律和规则，演变成互相抗议，通过近乎暴力的手段来获取政治权力，也通过超乎法律和规则的手段实施政治权力。在多党制国家，愤怒表现为日益恶化的党争，政治力量之间没有了任何妥协性。

当传统的法律和规则不再能够调节政治人物的行为的时候，人们只差没有直接诉诸于暴力了。民粹主义连连得手，局外人纷纷崛起，越来越多的政权被民粹领袖所掌控。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底层社会成员和穷人，但今天的民粹已经不分社会阶层，右派民粹和左派民粹显得同样可怕，并且也都是反建制的。更须要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是以民主的方式而崛起的。尽管各种民粹为各国带来了无限的不确定性，但没有人敢于质疑或者挑战民主的方式。

国家在愤怒。​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开始于2019年，也有人相信这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冷战的不归路。更有人预测两国之间热战的可能性，因为今天围绕着中美关系，世界已经出现了和欧洲一战、二战前类似的情形。当然，国家间的愤怒不仅仅表现在中美关系上，也表现在其他国家之间，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美国和拉美、伊朗，俄罗斯与欧洲等等。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头号强国，但2019年表现出异常的愤怒，以致于不管自身能力如何，作出四面出击状。

美国一方面到处退群，摧毁着二战以来自己花大力气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同时与多国打贸易战，使用着极端的手段向盟友施压，意图使其对手屈服。美国视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问题犹如其内政；为了对付华为公司，美国到处游说甚至公开施压其他国家抵制华为的5G技术。不过，美国也制裁俄罗斯输送天然气到德国的相关公司。美国的行为使人眼花缭乱，不知道它到底要做什么。

尽管即使今天的美国人也很难相信美国可以依然像“上帝”那样无所不能，但美国的行为还在假装自己的全能。但除了表达其愤怒之情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尽管美国的极端手段的确给一些国家（尤其是小国）一种莫名其妙的威慑感，恐惧于美国而不敢公开表示不满，但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相信美国可以如期所愿。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公开批评北约的“脑死亡”，建议建立欧洲军队。

那么，世界如何变得如此愤怒？没有多少年前，人们都还在讲全球村、一体化、互相依赖、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题词则变成了逆全球化、脱钩、冲突和战争了。短短数年，今非昔比。

马克思曾经用“异化”的概念来分析他所处时代的诸多社会和国际现象。简单地说，所谓的异化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失去了控制感，对环境无能为力，但又被环境所威胁。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生存危机的感觉，导向了人们的激进甚至极端的行为，包括社会抗争、冲突，乃至国家间的战争。今天这个概念仍然有效，只不过是个体的范畴大大扩展，从从前的社会边缘人和底层穷人扩展到今天的精英阶层。

精英阶层从前是最有能力的，往往被视为是异化的根源，但现在的精英阶层也往往无能为力，在继续扮演着传统异化者的同时，自身也被环境所异化。异化感甚至也扩展到了国家，就是说国家也很难掌控自身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中小国家，而且也包括像美国和中国那样的大国。

当事物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的时候，一个全面异化的时代变得不可避免。

**首当其冲的当是全球化所导致的异化。**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大规模而快速的流动。全球化已经展示了其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能力，把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关联起来，使得所有的东西都处于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过程之中。没有人和国家能够逃避全球化，但没有人和国家能够掌控全球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度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面前，个人没有自主权，国家也没有主权。

**技术进步在导致异化。**人工智能是人工的结果，但却取代着人工，使得越来越多人的就业成为了大问题。阿尔法狗（AlphaGo）打败了人类，但人们迄今只知道其结果，不知道阿尔法狗是如何导向这一结果的。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人类知识积累的产物，但知识似乎扮演者自己的掘墓人。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因为沉迷于社交媒体、智能手机而日益愚昧化，这更是强化着人类被技术所取代、所控制的恐惧感。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为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但这不仅没有导致社会的进步，反而在破坏社会甚至解体着社会。巨量的财富落到了绝少数人手中，社会的大多数不仅没有收获，而且成为了受害者。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导致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大大缩小，很多社会不再是往日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社会呈现出倒“丁”字型结构，底盘过大，很难承受任何哪怕是微小的经济压力。

**国家权力在异化。**尽管世界经历了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全球化，但国家权力仍然继续普遍扩张。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则强化着国家干预的需要。没有人有能力抵御全球化，只好转向求助于国家权力。“一人一票”的民主机制则有效地推动着国家权力的扩张。

今天，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所有国家的公共事业（国有企业、社会福利）都在有效扩张，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空间大大缩小，社会自治能力流失。当所有社会成员在资本和政治面前都是赤裸裸的个体的时候，他们便毫无能力，这种无力感便是社会抗议的巨大动能。而就国家来说，国家权力的扩张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扩张，任何公共空间内的改革都可以导致社会抗议。

民主政治常成为社会分裂根源

**政治在异化。**政治的意义在于提供秩序，至少提供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秩序。不过，今天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很难说在提供秩序，在很多方面，政治扮演着秩序破坏者的角色。越来越多国家的治理能力在急剧衰退，无法应付已经发生了巨变的社会经济形态。荒唐的是，从理论上说，一人一票式民主的拓展使得政治权力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实际上则不然，甚至相反。

今天的民主政治不仅不能成为整合社会的力量和机制，反而更经常成为社会分裂的根源。民主政治表现为既激进又保守：说其激进，因为民主政治保证了谁都可以发声；说其保守，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谁也都干不了事情。实际上，在缺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或者一个强有力的执政主体（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统治阶级）的情况下，民主已经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

民主本身往往成为瘫痪民选政府的主要根源。当市场失败的时候，政府就要开始扮演作用。有效政府的缺失意味着政府的失败。今天很多国家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市场的失败，也不仅仅是政府的失败，而是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败。

**意识形态在异化。**在其本来意义上，意识形态是对一个社会实践的总结，对这个社会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不过，无论是哪种政体，今天所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现实面，而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则变得如此廉价，成为谁都可以使用的口号。民主、自由、公正、正义、平等、独立、自治等等，随手可得，俯拾皆是。

但荒唐的是，人们越追求这些价值，这些价值离人们越远。这里并不是说，这些价值毫无意义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人们以为应当获得的价值，反而因为人们的积极追求而失落了呢？在西方，尽管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但没有替代的意识形态的出现。结果，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党都转向极端主义。左派政党趋向于走向极端社会主义，而右派政党则转向威权主义或者威权民粹主义，更多政党的纲领的极端性已经很难把它们和非政府组织区分开来。

在非西方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呈现“西风东渐”的趋势，西方价值观随着全球化已经扩展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尽管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前景也不明朗，但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人们对西方的价值观仍然趋之若鹜。

更为甚者，在这些国家，很多西方价值观演变成为一种信仰，有无现实条件都必须追求、都必须实现的信仰。很自然，因为各种环境的制约，当这些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社会抗议就变成了追求者有效的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只要是追求这些价值观的，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可证明为合理的，包括暴力。

一个显见的现象是，在一些社会，新的部落主义（尤其是网络部落）正在崛起，而更多的社会则经历着传统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可避免的复兴。追求者所使用的理论冠冕堂皇，即对后现代的政治认同的追求。不过，名为认同，实则寻找安全，至少是心理安全。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情况并不新型，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过。但每当这些出现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异常危险的世界了。

无论如何，当异化远远超出人们（穷人和富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信仰者和无信仰者）可以承受程度的时候，世界便开始酝酿一种大变革，一种包括内部体制和外部国际秩序的大变革。

历史地看，变革一来，没有国家可以幸免。“凛冬将至”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惯用语，但不要忘记这样的变化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不过，这次的“凛冬”很可能是一个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新时代的开端。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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