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虎：从“文字文化”到“识字的用途”_风闻

编者按

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从“文”到“文学”，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文学作品也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然而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仿照西来“文学性”这一术语，陈雪虎老师提出了“文字性”这一概念，认为理解“语”与“文”之对待问题的关键，即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文字性”问题不仅体现了古来传统和文化底蕴，即在今天文化民主化的现代，文学与文字的相关性也颇显张力，这种相关性之现代转型问题也需要某种清理和把握。

本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1期，题为《从“文字文化”到“识字的用途”：试谈中国文学的“文字性”问题》，后收录于新著《理论的位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感谢作者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

1．从文字到文学

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 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2]

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文学的语言问题似乎是大家所公认的，并且常说常新。这里仿照西来“文学性”这一术语，颜曰“文字性”，不过是把握古典文学在文字取向上的特点，理解文学与文字的相关性及其在整体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人们不免疑惑：文字之于文学，至于这么重要吗？回答是，在古典时代，文字太重要了，没有文字，就谈不上文学，也谈不上文化。这是不言自明的。不仅书于竹帛纸面的文学，即便古典书画也有文字化的趋向而从属于整体的文字文化。在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生、经师、文人、雅士浸淫其间，习用不察，而至文化转型和文学革命的时代人们才自觉不自觉感受到这种文化与文字的相关性及其转型的困难。“文字性”特点在当代世界人们颇不在意，更不易为外人所理解和意会，原因或许主要在两方面。

其一，现代以来文化的理性分化使文学自我封闭为审美自治的领域，人们往往无法沟通古今而理解“文字性”的强大影响力，更无法理解从古代语文到现代语文的变迁对日常生活和文艺活动造成的巨大变化。

其二，只有在与异文化的比较和研究中，才可能对古往今来在媒介生态和文艺诸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字性”取向有所体悟，久居单一文化空间或文艺领域中的人自然不易自知。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日渐频繁的东西交往和古今参证中发现，人们在意会和把握文学或文化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之导向到文字这一现实符号（包括作为前生的图像和后世的意象）及其书写机制和文化趣味，而非当代文论或观念所意会的语言以及作为其直接现实的语音上。

人们认识到，只有文字才最集中地体现文化或文明的特点：这本来就是自古以来的文化观念或传统行为。这样看，“文字性”问题不仅体现了古来传统和文化底蕴，即在今天文化民主化的现代，文学与文字的相关性也颇显张力，这种相关性之现代转型问题也需要某种清理和把握。

2．理解“文字性”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章太炎全集》（第三册）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訄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揫迫而因于文”。[3]

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4]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龙书：太昊庖牺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

文字性渗透弥漫于整体文化中，会有各种极端的趣味化的表现。这些更多的是透过魏晋齐梁隋唐时期的士族文人和宋元明清以来的庶族雅士的锐意经营，张扬生命，透过落实到诸种文艺中而达于极致的。比如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即是书法艺术。书法虽于字形和字义仍不能不讲究，但既已成为艺术，其内容和风神往往在于形势姿态和线条组织。书法要讲究各体书势，汉字大体只有一种，却有许多样式（即字体），从古之鸟虫书到篆隶行草楷，样式至为繁复。至唐人总结古代书体，竟有数十种之多，如韦续编有《五十六种书》，包括了龙、云、龟、鸾、仙人、麒麟、刻符、蚊脚、鹤头、虎爪、金错等。更进一步，书法艺术毕竟是文士所为，主体性又不欲一一拘泥于各体书势，以至于到后来不少书家论家力图突破字形、个别文字、个别字体而反抗文字体系的宰制。如张怀瓘《书断上》所谓“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强调将一篇之内所有的字视为一单一整体，这已是在追求线条与墨趣的抽象造型美，近乎论意象而不论形势，超越文字而不舍文字了。这种主体性的反抗，其实反过来证明文字性势力和影响之强大。必须看到，书法成为一种文化和传统，在后来其影响绝非仅限于文人雅士，由书法所带来的文字图案装饰艺术已然渗透到民众生活中，书法融贯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字性”的极端还体现在为人熟知而在五四时代倍遭诟病的骈文艺术。六朝时期骈文至为繁盛，其后绵延千载而至今余泽深远。这种文体在讲究声韵节奏的时候，更注重四六对仗，其极端使得齐梁文人最看重骈偶的视觉性，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骈文与汉代大赋相类，从文字视觉上突出形体上的同类排列和整齐划一的“义符类化”现象，虽则辅助对于节奏韵律和相关品习的表现，但却饱受“字如鱼贯，殆同类书”之讥。[5]

《文心雕龙》“练字”篇曾主要就此类文字的视觉美学方面，强调对各种文字考究的复杂状况及其平衡：撰文缀字属篇之时不仅考虑声律，而且也要注意“练择”，考虑用字在视觉上的“诡异”“联边”“重出”“单复”等状况，从而臻求“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的境界。由此也可以理解那种文化书写传统对所谓“形美”的过分执着和追求。由此也可以理解，一旦国力衰微民族危亡，数十年屡遭西来压抑，五四时代人们如何必要思欲奋起，用新的“意义”和思想来煽动心声并锻造新的国民气质，如何自然会对这种书写传统痛加诋毁、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6]

龚氏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的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3．从思路到问题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7]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惟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瞭，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8]

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独特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9]

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上述两种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汉字特性把握传统文章体制摆脱语言羁绊的历史演化轨迹，一者把握文字潜能和主体取向之两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学抒情美典的审美机制。前者聚焦于在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体书写对文字体制及其潜能的利用。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字语言”相对于西方语文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把握住了传统文人对“书面雅言”和“文字语”的重视。如果再考虑到传统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选大力诵读以“因声求气”等等诸种功夫，中国文学和文化及其文字书写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现出来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庐文议》中所言“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10]

如果不从汉字起源时代而从郭绍虞所言的“渐离语言型而从文字型演进的时代”（战国两汉辞赋即“以古语为文辞，即所谓文字化的语言型”）以及“充分发挥文字特点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骈文的时代即“文字型的文学”）算起，相关文字性主导下的文字文化传统，那也是非常之悠久的了，而这种影响如上所述非常深远。也正因此，古来士人大夫深习不察，深入肌髓了。而至近现代，现代启蒙先贤们只能采取激烈的手段对这种“咬文嚼字”“死于字下”的传统大力纠弹，从而造成对这一行文运思的传统积习的爆破和轰毁。虽则革命往往造成某种文化倒悬或传统断裂，而新的社会形态、媒介样式和信息方式决定中的现代“文字文化”的小传统并未完全定型。但是，如果从现代立场尤其是文化民主化的潮流回望，“文字性”传统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汉文字起源及汉文学传统显然有文明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历史原因的局限，但也突出地关乎阶级差别、文化教养及其身份政治。魏晋门阀士人风度和他们的文字游戏，唐宋庶族文人的现实利益和崇古想象，乃至近世皇权治下文人对文字的神秘化，都说明由这种“文字性”和文字化取向所主导的文字文化，毋庸置疑地存在着无数底层民众的牺牲或奴隶的血泪：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乡土中国》和《中国士绅》中评议“文字下乡”时，干脆说“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11]这看来是一份近乎武断的冷峻。对时常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学史中记录的各种古典文化雅趣的我们这些中文系学人而言，这又是何等的讽刺啊。不妨进一步追问，识字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对过去“文字性”主导下的文字文化传统，究竟怎样才能达成一份较为全面的理解，而在当代文化生产日益发达、媒介方式日渐多元的今天，“文字文化”该走向何方？

本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1期，后收录于新著《理论的位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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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5页。

[2] 刘师培：《文章源始》，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7页。

[3] 章太炎：《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4] 参见章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1902年第5、9、15号；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0页。

[5] 参见易敏：《〈文选〉汉大赋用字中的义符类化现象》，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 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大陆版序”第1页。

[7] 参见方维规：《语言与思辨》，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8]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83页。

[9] 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4、105页。

[10] 徐梵澄：《澄庐文议》，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4页。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