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中年人：被裁员后，我们只能每天在天台等待赔偿_风闻

互联网寒冬来临之前，一些营收不高的部门最先感受到动荡。2017年夏天，李渔所在的部门被裁撤，他和几位同事在公司天台枯坐数月，等待裁员赔偿金下发。这群燃尽青春的北漂中年，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公司七楼有个天台，站在那里向下看，地上每个人都像一只蚂蚁。有段时间，我每天无所事事，从早到晚和老杨逗留在那儿，看脚下的蚂蚁们忙忙碌碌地出入，我们在天台上无聊又忐忑。

那是2017年夏天，公司业绩下滑，老板说，既然你们项目不赚钱，还留着这个部门干嘛？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部门自此被裁撤。三四十个同事，有出路的都走了，只剩下我们十几个人，虽然依旧发薪，却迟迟不安排新岗位。

我们无事可做，盘踞在七楼东北角的天台。天台二十几平，四方地，正中心摆了两个青花大盆，盆里曾经有两棵冬青树，现在只有花盆还在。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九点准时出现在楼下食堂，十点掐着点在七层电梯口，上天台，找一把折叠椅，躺下，点上一支烟。老板们的办公室在六层，就在脚下，所以我们每去厕所，都是名副其实骑在他们头上拉屎。老杨形容这叫带薪拉屎。

我们都想拿离职赔偿金，可HR不见人影。老杨说，这是一场持久战，HR可能拖上三个月，也可能拖上半年，或许拖到员工崩溃自己主动辞职，那就可以省下一笔钱。所谓上策伐谋，人力资源的那帮人肯定读了《孙子兵法》，孙子读孙子，一帮孙子。

老杨人近四十，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那段惶惶不安的时日里，他总是坐在折叠椅上，翘着腿，吸上一口烟，喷出一句接着一句充满智慧的话来。他说互联网行业是把剃刀，资历越老，头发越少，新人毛发浓密进来，老人秃着脑壳出去。比如像他，从业八年，之前号称东三省费翔，现在成了西二旗秃狼。

入秋时，年轻人走了干净，只剩下我们五个三十上下的老家伙们依然坚守，老杨说咱们应该给自己起个代号。

我说叫奋斗五金刚，老杨愣了一下，他说李渔，你不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十分古怪么，“奋斗五金刚”，不就是简称“粪缸”嘛。他一巴掌捶在护栏上，“咱们应该各取所长，所以就叫‘老弱病残孕’，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好，“老弱病残孕”，充满了自嘲精神。我曾看过一部叫做《梦想照进现实》的电影，封面上画了一个绝世美女和猥琐老汉，打开一看，两人从头到尾都在聊天。后来我发现生活也是这样子，看起来是文艺片，期待的是色情片，而现实却通常毫无激情，让人昏昏欲睡，根本是部大烂片。“老弱病残孕”正是梦想在现实里的真实投射。

我每天坐在天台上，和老杨探讨电影和人生。老杨说最近时常想到老家，老家的朋友和女友都不想，只想家里养的两条金毛。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带上两个“狗儿子”，驾车直奔青海湖。

他几年前开始策划行程，从长春出发，路过沈阳、北京，在山西兜上一圈，看看五台山和悬空寺，最后一路向西，直到西宁。只等拿了赔偿金，立刻出发。

“工作呢？” 我问他。

“先好好歇歇。以后再说。一把年纪，不想再北漂了。”

老杨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03年。中关村尚未显出败相，写字楼里有很多小作坊，二三十平，密密麻麻排成一列，个个名字牛气冲天，什么银河软件，什么宇宙数码，有个天津老板豪情万丈：“美国有嘛呀，不就个微软吗。”他自己起名叫“巨硬科技”，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招牌，镶一圈彩灯，主业卖盗版Windows光盘，也兼卖A片。

老杨那时就在中关村上班。他是销售主管，每天晨会上给销售们做动员。销售们都穿着白衬衣和化纤西裤，一双双眼睛注视下，他手舞足蹈，吼地格外激昂：“都记得啊，工作不努力，你就是个屁。跟我一起喊，今天业绩不增长，明天来了就下岗！”

老杨和当时的女友住在通州，每天六点爬起来搭地铁，1号线坐到公主坟，然后再搭300路公交车去海淀。“过了大望路，地铁里人就满了。车厢里一摇一晃，管你是男是女，一样前胸贴着后背，什么流氓不流氓，大家都忙，忙着活命呢。”地铁一停车，人像骨牌一样向前倒，门一开，人争先恐后往前涌，场面混乱。一次老杨觉得下身冰凉，伸手一摸，不知何时腰带断了，小肚子和内裤招摇在外。他只好一手提裤子，一手扶栏杆。

后来老杨学精了一些，上了车闷头往角落里钻，靠墙一站，再怎么拥挤也不会前后夹击了，甚至还练就了一身站着睡觉的好本事：一只手撑着扶手，一只手扶着墙壁，双眼一闭，跟着车厢摇摆，做一些摇摇晃晃的梦。

他常常梦到东北老家，夏天阳光明媚，松树林像绿色的海浪，他坐在湖边，放上饵，鱼钩一甩，一尺多长的白鲢鱼一条条蹦出水面，一会儿就塞了小半桶。他看着鱼，心里盘算着红烧、清炖、油焖、干煎、水煮鱼、酸菜鱼、垮炖活鱼……猛一睁眼，操，坐过站了！抹了抹口水，迈开长腿，跨台阶，翻护栏，如履平地。

老杨就这样忙碌如狗地跑到二十八岁。二十八岁这年，老杨终于得以清闲——他失业了。

公司关停的当天早上，他还在熹微晨光里喊口号动员，下午就被通知卷铺盖走人。“老板说关就关，工作说没就没，我们还真是算个屁。”

老杨没找到新工作，和女友分了手，独自回了东北老家，北京之旅暂告一段落。2009年，他进了当地分公司，做到市场总监，2016年，总部忽然宣布分公司撤销，他又被调来北京。二十三岁来京时，他还是长发浓密的小杨，等到三十七岁归来，已是毛发稀疏的老杨。

老杨总怀疑自己脱发和吸了太多汽油有关。从前在北京那几年，公交车缓缓启动，他跟在后面挥手追逐，鼻子里、胸腔里汽油味道挥之不去，“先是积压在肺里，现在转移到头皮，侵害发根……”

我说现在都过了十年了，要转移早就转移了。

“那是乙醇汽油，劲儿小，所以跑得慢。”老杨说，他可不想再追着汽车闻尾气了，他决定开车，去他妈的，去青海湖!  

青海湖太远，现实很近。抽完烟，老杨安安静静回到工位，泡茶，打开电脑，一边喝茶，一边看《动物世界》。

一天，他从对面探出头来问我，“你说要是狮子跟狗交配，是不是能配出狮子狗来？”我想说瞎扯，那熊和猫交配，就要交出熊猫，人和蜘蛛交配，难道要交出来蜘蛛人了？

但我只是掏出烟，邀老杨一起去天台抽一根。“那这狮子可真惨，它可真的是日了狗了。”

我和老杨抽烟时，偶尔小志也在。小志大眼睛，牛鼻子，黑黑瘦瘦，一口闽南腔，日日蹭烟抽，蹭不到就说我们不仗义，抠门。逼急了，老杨骂他：“你不说你戒烟呢么，弱志。”

我们管小志叫“弱志”，因为他身体总不好。从前部门工作忙碌，常常朝九晚十二，每月最忙时，小志必然告病请假，或感冒发烧，或肠胃不畅，有一次还说自己患了盆腔炎。

我们开玩笑，连他下个月的请假理由都想好了，乳腺囊肿，下下个月是子宫肌瘤。

没等到下下个月，部门没了，小志却再不生病，每天幽灵一样在公司这里晃一下，那里晃一下，晃得人心烦。我们劝他坐下，他说：“整天这么坐着，你们不无聊吗？”

无聊，我们无事可做，简直无聊至极。可能做什么呢？部门解散之前，我们每天都在忙。会能从早上开到中午，中午开到深夜，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忙时出差，一礼拜跑四个城市，夜夜凌晨两三点还在修改PPT。

现在，我们闲下来了，那种巨大的空虚感却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都在努力找事做。我每天修改简历，投出一份，就在桌子拿铅笔划一道；老杨研究文玩，考虑要不要回老家开店；马先生和方兄抱着书翻看，不看书就戴着耳机和孩子视频；小志则日日在我们耳边吹牛。

小志说他老家村里人人开豪车，最差也要进口BBA。我问他开什么车，他说他看上了一辆特斯拉（他开始说的是特拉斯），回去他就买一辆。还说自己有个表哥，有地有工厂，离开北京，他就去投奔他一起发财。

老杨偷偷告诉我，小志一直从他那儿套现信用卡。

小志缺钱，因为他的爱好费钱。他初来北京时，尚未分清东南西北，先去逛附近的情色场所，每周末都要找条街做一下。他说在北京没什么亲戚朋友，不做这些又没别的可做。

部门解散后，小志更加变本加厉，不仅周末，工作日也安排上。秋天时，小志突然告诉我们，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女人。换句话说，他从良了。

小志从良的经过是这样的。离公司几站地远有一栋二层小楼，楼下卖火锅，楼上是养生SPA。有天小志拾阶而上去找乐子，一个南方姑娘接待了他，“我问她是哪里人啊。没想到是老乡啊。”老乡姓叶，来自小志家乡隔壁，要翻过两个山头，地图上也不近，可是在北京，简直就像是胡同里的邻居一般。

房间里的气氛顿时诡异起来。最终，小志和叶小姐躺着聊了一个钟的天。

叶小姐三十岁整，她说小志得喊她姐姐。时间到了，小志想要加个钟，叶小姐说算了算了，你浪费那钱干嘛。小志说那等几天他再过来。叶小姐说，你也不要过来了，直接来我家呗。

他们约定好时间。几天后，小志站在叶小姐租住的房子门口。他心里有些紧张，敲了几下，又敲了几下，那扇铁门应声打开，门缝中泄出温暖的光，叶小姐站在光里，她盘着头发，围了条红色围裙，说，进来吧，先吃饭。

桌上放着煲好的粥和小菜。他们吃了饭，喝了酒，在床上做了一做。看了会儿电视，在沙发上又做了一做。天色晚了，叶小姐说，你要不别走了，今天住这儿吧。小志闭上眼，倒头便睡了。来北京三年了，他说，头一次夜里抱着别人睡。

从此他便经常去见叶小姐。他惦记她那一手炒牛肉和糖酥排骨，以及卧室中软绵绵的床榻和摇椅。他们有时一起逛街，一起买菜，来来往往，却从不提钱。叶小姐喜欢毛绒玩具，小志去时就带一只兔子或者玩具熊。

我说小志你爱上她了，小志说这不可能。

入秋时，我们在公司附近吃饭，怂恿小志把叶小姐喊出来。没想到小志真喊了，叶小姐也真来了。这女人并没有貌美如花，矮矮瘦瘦，皮肤有些黑，还有些腼腆。我们聊天她插不上话，就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我们问她以后会不会回老家，她说哎呀，全部家当都在这边，怎么回去？

叶小姐说自己好几年前从村民手里买了套回迁房，隔出一个个小隔间，八九十平的房子，改得像鸽笼子一样，巴掌大的空间里居然能塞进去十个人。我问她都是什么人在租房，叶小姐的回答不加思索，“就你们这种上班的啦” 。

她没看出气氛尴尬，继续说后来她干脆把房都出租了，一个月租金就上万。可做了一阵子收租婆，每天睡了醒，醒了吃，吃了睡，这样周而复始，她却又觉得无聊，还是赚钱更有趣一些，她开始重操旧业。前一阵子她在老家买了新房，倒不是为了租金，她说哎呀，就是怕万一哪天自己离开北京了，至少还有个家可以回去，是不是？

席间无人说话。小志说还是喝酒吧，倒上倒上。

自从不用工作，时间就慢了。我每天抽烟，泡茶，读书，躺在椅子上，以为读了很久的书，一看表，不过也才过了一个小时。

有一天我读到张爱玲，她写一个被殴打的小孩子，不知道闪避，就那样一下又一下仰着头受着，我忽然觉得被殴打的是自己，心里难过起来。生活是个套子，一直在等我扎进去，从此我就活在套子里，出也出不来，逃也逃不脱。

老杨看我每天神色恍惚，说我消极。“人呀一定还得有事做，回头呢咱们整个买卖。”

自此，我俩开始在角落里聊创业。聊到十月依旧毫无头绪，我们开始打《王者荣耀》。北京的秋天正是灿烂，树叶在枯萎前绽放出了最美的红色和黄色，每天一到十一点，大家集中在天台上，小志向着屋内喊话：“老方和老马呢？”

方兄和马先生总是姗姗来迟。他们是东北人，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他俩一起合租），打游戏也在一起。两个人游戏玩得都很好，尤其是方兄。他人高马大，每次玩王者只选钟无艳，拎着个大铁锤，走一路，锤一路，见谁锤谁。

方兄和铁锤的不解之缘源于十几年前，从学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工人，从早到晚拿着铁锤敲打机器。敲敲打打间，结了婚生了子。一天，一同入厂的工友发生事故，他站在几米之外，眼看着三根手指切了下来。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忘不了那些血，渗出纱布，落在地上成了一个一个小黑点，每每想起这些，他的手指头便隐隐作痛。所以过不多久他就辞职了，为了糊口，辗转跑来北京做销售。

方兄是个狠人，曾经在内蒙古和客户拼酒，感情铁，喝吐血，方兄倒是没有喝吐血，他用茶缸喝白酒，直接把自己喝进了ICU。从此他在公司名声大振。我说老杨你怎么看，老杨只说了两个字——有病！“钱是老板的，命是自己的，真死了，谁养他老婆孩子？”

但方兄喝酒就是为了老婆孩子。但喝到最后，依然要坐在天台上静待裁员通知。这让方兄很惆怅。他说他当然不想离开北京，可又想女儿，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工厂，想来想去只有先耗着。

每天十点钟，他捧着手机哄宝贝女儿，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唱儿歌。有一天从早到晚唱着自己改的小调：“云想那衣裳花想那容咿呀，诶呦咿呀嘿。”生生把一首唐诗唱出了二人转的味道。

一米之外就是老马。老马曾在西部一家公司做销售主管，巅峰时手下也有五六十个小弟，后来分公司散了，回老家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他独自一人来了北京总部，结果部门解散，一天到晚被老婆骂得狗血临头。

他老婆是个悍妇，声如响炮，话筒里轰轰烈烈，老马说：“哎呀，你消消气。嗯，是我不对啊。拿了赔偿金我就回去，这不还没失业么。你放心，就算我饿死，也不让你们娘仨挨饿。”

小志形容老马简直是个无脊椎动物。我说他的脊梁不是断了，是碎了，碎成一地粉末，粘都粘不起来。

老马实在倒霉，几年前被调到北京总部时，他原打算自己先立足，再把老婆接来，没想刚一走，老婆就怀了孕，从此生活只剩下赚钱买尿布和买奶粉。雪上加霜的是，几个月前，老婆又怀了二胎。 

听说要裁员时，老马郁郁寡欢，翻翻这本书，翻翻那本书，翻来翻去几个月，书没读多少，桌上多了一堆烂书皮。我说别人读书破万卷，您倒好，没读书呢就破了，简直是个碎纸机。老马说他只是烦，眼看老婆就要临盆，自己却马上就要失业，他竟然要指望着裁员赔偿来度过难关，活成这样真是丢人。

他和方兄从早到晚坐在一起上，算计着去哪给买儿童用品、去哪能搞个兼职。那时，他俩从西二旗搬到了昌平，一人一个几平米的小房间，正好塞进人和行李箱。他们又说起，老婆们知道自己现在这样狼狈，不知道会不会闹离婚。

两人忽然变得兴致勃勃，聊起单身的好处：不用养孩子，不用养老婆，说走就走，想干嘛就干嘛，除了没有免费的性生活，不过比起自由，没有性生活好像也没什么。

他们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却在十月时打了一架。

那天晚上，“老弱病残孕”相约一起去吃羊肉串，马先生说要辣椒，方兄说不要辣椒，马先生说不吃辣椒太冷，方兄说吃了辣椒得痔疮。马先生说你一死过的人还怕痔疮。方兄抓了他脖领子，说谁他妈死过，有种你再说一次。

马先生说好，我没种，不说了。众目睽睽之下， “呜哇”一声，捂着脸开哭。

说不清方兄为什么会突然爆发，马先生怎么又会突然崩溃。方兄说我还没动手，你哭什么。马先生说，我想哭就哭，你管我哭不哭。方兄说，得，你那哭吧。可这么一说，马先生偏却又不哭了。两个人像蹩脚演员，拿了蹩脚剧本，还没高潮就萎了。

老杨说，生活不就是德行么，管你爽不爽，天亮天黑就是一个日夜。

过了片刻，他们又开始继续吃饭，继续喝酒，不像哭过，也不像怒过。方兄依然每天哄女儿，马先生依然每天被老婆呵斥，大家依然这样过着闲得发慌的生活，聚集在天台上打游戏。四个人给方兄加油：“老方，锤子呢，锤死那帮龟孙！”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投了无数简历，可每一封都石沉大海。到了11月，终于有其他部门抛来橄榄枝。

新领导是老相识，他说李渔啊，现在动荡期，还能有活干就是好事。我想说没活干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坏，可最终还是回答：“我现在就想赶紧工作。”他的表情告诉我，我说出了他想听的答案。

12月底，公司出台裁员政策，给了N+1的解约金。大家如愿以偿顺利失业，终于拿了赔偿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相约去吃羊蝎子，每人在大谈特谈未来要干嘛。

老杨打算先歇一歇，他说人生已过了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他想要轻松一点，天暖一些，就带着狗去青海湖；小志和他的叶小姐不了了之，他想要回家，回去做大生意，先赚他一辆特斯拉（他又说成了特拉斯）；而方兄和马先生则商量要一起开个店，只求离家不远，可以养家糊口。

2018年1月，他们都陆陆续续离开了。时间一久，他们就变成了永不联络的微信好友。入秋时，我偷偷看他们的朋友圈：老杨没有去青海湖，他带狗去了趟长白山；小志没有到表哥的工厂里一起发财，也没开上他的特斯拉；而方兄和马先生各自在老家找了个地方继续上班，两个人并无交集。

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闲时还会爬到闲置的天台上抽烟，楼层里黑着灯，空气污浊，独自穿过角落时，偶尔会想起我们一起混过的日子。后来有一天天台不知被谁被上了锁，我便再也没有上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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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渔

编辑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