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抄袭”中国书画，这家日本出版社做到了“世界第一”_风闻

◆二玄社既传承文化，又实现了商业价值，于情怀与利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可谓名利双收。

正解局出品

今年6月17日，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在东京逝世，他的离开，是中日两国出版界的重大损失。

他就是株式会社二玄社创始人、会长——渡边隆男。

也许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在美术出版界，说起他创立的二玄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家日本出版社，靠“抄袭”中国书画，做成了“世界第一”。

**1.**二玄社复制品，“下真迹一等”

此“抄袭”非彼“抄袭”，指的是“复制”，你也可以理解为“复印”。

复印看似简单，但要想把年代久远的古书画复印好，确是难事。成立于1953年的日本二玄社，就是顶尖高手。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二玄社开始与台北故宫合作，耗时30年，耗资1.5亿元，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世所罕见的大帧唐宋元书画进行复制，其还原能力之精微，制作水平之高超，让人叹服。

（二玄社复制品的墨痕、印色变化，高度还原真迹）

书画家启功先生看后，大发感慨，给予“下真迹一等”的美誉，也是启功先生在世时给予的高度评价。

“下真迹一等”出自王羲之所书“兰亭序”，唐代帝王在皇家秘藏真迹前，命书法大家欧阳询、褚遂良等以响搨的方法在透光之处以白纸重叠，用毛笔仔细描摹，成品与真迹无丝毫差别，谓之“下真迹一等”。

二玄社的复制品，既逼真再现了中国书画独有的用笔特性和微妙的墨色韵味，又保留了原作中的“气韵”和“神气”。

二玄社曾复制了一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王羲之书法《快雪时晴帖》，全幅从用纸、墨色、装裱甚至到原作中的破损处全部如原仿制。

（二玄社1980年复制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当复制好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出现在蒋复璁院长（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面前时，他凝视良久，最后大声说：

这是从本院藏库中提来的真迹，还用得着再看吗？我要看的是二玄社的复制品！

专家都难辨真假，二玄社功力之强，可见一斑。

更厉害的是，二玄社还有效地修复了真迹的残破之处。某种意义上，二玄社复制品比原作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和观赏性。

历经30年的沉淀与钻研，二玄社共计复制了400多件中国古代书画。如今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古代书画作品，很可能就是二玄社出品的复制品。

这些复制品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学习书画的人，同时也为鉴藏家、学者、研习书画之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本。

（二玄社1981年复制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手卷））

中国工艺大师、著名山水画家萧海春说：

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复制品，我要学生们尽量看，尽量买，这比看什么书都有用。

1985年，二玄社复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系列书画56件作品送到北京故宫展览，引发轰动。国内无数书画名家、鉴赏家前往观看，除了称奇二玄社的高超技术外，更是感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些神品字画。

也正是二玄社开启的这一宏伟“复制”工程，才得以让那些常年深藏在深宫禁苑内的珍宝，能够化身千万，让人们在有生之年，一睹“真迹”的风采。

二玄社是如何走上复制之路，又凭什么做到“世界第一”？

**2.**极致精神，成就“世界第一”

这还要从渡边隆男与《溪山行旅图》的一次邂逅说起。

早在1953年，渡边隆男就创办了二玄社。其时，二玄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法类图书的出版社。

（二玄社创始人渡边隆男）

1968年，渡边隆男因缘际会，在一次展览中看到了北宋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这幅画气势磅礴、笔墨深厚，现场亲眼所见的真迹与画册的印刷品完全不同。

(北宋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

当他听说这样的真迹要每隔60年才能公开展出一次后，便下定决心要使用当今先进的印刷技术对这些真迹进行复制，希望可以让这些名画得到广泛的流传。

正是这次邂逅，让二玄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正式开启对中国书画名作的复制事业。

说起复制古书画这件事，其难度指数可谓“难于上青天”，门槛非常高。二玄社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成功攻克了三大难题：

第一，成功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合作，获得国之重宝的复制权限。

第二，技术水平高超，从配色到机器设备上的问题，通过反复试验和钻研，都一一得以解决。

第三，拥有极致的工匠精神，二玄社不计工本深耕复制工艺几十年，不断尝试和革新，才有了今天的复制水准。

有人开玩笑说，二玄社的出版物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它的制作印刷工艺精良，而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太贵。

以1981年二玄社出版的赵孟頫《闲居赋》为例，市场价为5600元。

（1981年二玄社复制品《闲居赋》售价）

但是，事实证明，它的贵是有道理的。

那些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古代书画，距今已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字画原作的色彩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现的难度极大，寻常的复制技术几乎不可能胜任。

每复制一部作品，二玄社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对比调色，出样后再拿到台北故宫反复与原作比对，进行校色和修改，这样繁复的过程，一般要耗时一两年之久。

此外，古代书画大多灰暗皮损，并且在展出时有玻璃的层层阻隔，令观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为了让观者能够近距离欣赏，同时也解决文物保护的难题，二玄社以当时最先进、性能最优秀的胶印机器材进行研究开发，组织专家们历经二十多年的试验，特地研制了一台超大全自动照相机。

这台照相机长五米，高、宽各两米，重达三吨，之所以能够逼真地还原真迹，就在于用该相机实现了同比例摄影、电脑制版和八至十二色的高精度印刷技术。

（二玄社工作人员正在使用那台超大全自动照相机）

在拍摄过程中，不能长时间用灯光照明，而需用数万分之一的特效装置。有的作品不能用1：1比例拍摄，还要将它们分成几个等分，再将底片进行拼接。

在复制过程中，最耗费心血的就是印刷材料的研制，一般要经过两三年的不断实验，经过反复失败和改进后，才可能成功。

（80年代，二玄社工作人员正在校对复制品）

例如，在选择印刷材料上，为了让其产生柔软的触感，二玄社选择以某种西洋纸和非洲进口的特殊原料混合。为了提高印刷时材料的伸缩安定性，二玄社历经无数次的反复实验，才得以开发出与原迹极为相似的印刷素材。

此外，二玄社为了忠实于原作，不仅在材质上力求与古画高度匹配，甚至连装裱所用的绫子、花纹、题签都与原作高度一致。

正是这样的极致精神，做到了“世界第一”。

由于复制品太过逼真，还因此出现过一次误会，当时二玄社的渡边隆男，就因携带复制品被海关以“走私文物”为由扣留。

这无疑彰显了二玄社高超的复制水平，其对原作气韵的再现令人震撼，很多专业人士和机构都收藏了二玄社的复制品。

**3.**中国的骄傲，还是遗憾？

二玄社的“复制工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名迹复制当年 (1980、1990年代）的面貌，而且，一百年之后，真迹趋向“老朽”，而复制品比真迹年轻，等于是有力地延续了古代书画的生命，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

这些制作精良的复制艺术品，流传于海内外，对中国艺术的推广也功不可没。

二玄社既传承了文化，又实现了商业价值，于情怀与利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可谓名利双收。

中国的出版市场很庞大，有实力的大公司也很多，但是，能像二玄社一样，默默地在一个细分领域——复制中国古代书画，做到如此极致，并常年保持深耕的公司，能有几家呢？

一家日本公司，靠复制中国书画做到了“世界第一”，这到底是中国的骄傲，还是中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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