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纳西姆·塔勒布：“预测”= 检测脆弱性？_风闻

首发于：超级预测

纳西姆·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

黎巴嫩裔美国人。知名思想家，经验主义、怀疑经验论者，金融业人士，风险工程学教授、哲学随笔作家，以《黑天鹅》一书闻名于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称其“改变了世界对于“不确定性”的想法”。塔勒布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随机性”、“不确定性”、“稀有事件”等问题上。

问：你是极少数在1987年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获利的人之一。

是什么让你预见到这场危机的到来，你又是如何从中获利的？

首先，“预测”是一个错误的词，因为在风险领域，我们不讨论“预测”。我们讨论“检测脆弱性”，所以你必须检测出什么是脆弱的。如果某样东西很脆弱，那么它终会破碎。你可以很容易地预测，桌上咖啡杯的寿命不会超过这张桌子，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你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一个不了解风暴的飞行员会更接近事故。这不是预测，这是了解什么是脆弱的，什么又不是。所以，第一：了解脆弱性；第二，某些局部性的脆弱会成为你的限制，某些全局性的脆弱最终会倒塌和瓦解。

1987年的危机对脆弱性一无所知。那大约是在30年前，我是一名交易员，在风险上押注，但有些人用自己的判断买断了其他所有人的判断——但我没有接受这样的答案，而是尽我所能，买下每一个单项期权。在1987年之前，1986年已经签署了广场协议，那时外汇市场波动很大，我们都觉得自己能赚到一笔钱，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大生意了，这也就是我当时的经历。我的书《黑天鹅》便涉及这两方面的内容：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领域。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就是1）确定事件，2）确定事件可能发生的领域。因此，确认领域，并进一步识别脆弱性所在，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指向了2008年发生的危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广场协议》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5个工业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会晤后，在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协议。目的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

一般来说，“黑天鹅”事件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第一，它具有意外性。第二，它产生重大影响。第三，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对于2008年的危机，我有备而来。所以动笔写《黑天鹅》的时候感觉舒服多了，对“黑天鹅”这一概念的阐释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正如他们说的，让我们来“预测”吧——但那不应该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检测脆弱性，当时的金融系统非常脆弱，在《黑天鹅》中如原样呈现。所以我又回来了。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去做交易了，因为你不可以长时间只做交易，这太容易让人紧张。你需要从各种活动里重拾精神，但交易压榨了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慢性压力接踵而至。24年来的慢性压力对我来说过于沉重，但后来我慢慢恢复了，所以又回来了。我之前想要退出市场，想成为一名学者，因为打从一开始，我进入市场就不是因为任何经济上的原因。我只是觉得它很有趣。交易真的很有趣，像生活必需品一样，我就那么开始了，还对它上了瘾。

问：你曾经沉迷于交易，即使现在你更像是一个全职学者而不是交易员。但我还是想问，当下多个金融资产都存在风险。

你认为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你认为风险最大的是哪三种？

第一个大风险，先不提经济和所有这些——因为它真的很严重。来自美国当局对埃博拉的反应：美国当局在理解倍增风险的本质方面完全无能；当新出现的威胁是系统性和扩张性的，就需要认真对待。而且我担心，由于抗生素的耐药性，我们会有另一场传播速度非常快的瘟疫。在过去，当局通常会很快陷入恐慌。今天，他们被从未冒险的风险管理教授游说，从未为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从未做出任何努力，但这些金融学教授说不要担心，这些事件在统计学上是非常罕见的，诸如此类。这让我非常担心。

问：没有想到第一大风险居然和埃博拉有关，那第二大风险是什么？

生化战争。这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我们不需要担心常规战争。当然，一些人会让你相信这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他们就可以卖给你武器，但是我们首先要担心的是生物战。加上恐怖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我认为的第二大风险。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金融了。我们的危机根源在于金融系统的脆弱，太多的债务，很多不应该放贷的人在放贷，很多不应该借款的人在借款。简单的债务周期恰好发生了修正，就像森林发生火灾，清理掉了那些不怎么样的木材。在艾伦·格林斯潘的领导下，他们一直保持着低利率。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许多人认为他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比如美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他还被媒体业界看做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和“巫师”。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做了什么？他们将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并任由债务积累，从个人转移到公共部门，隐性债务以学生贷款的形式积累，但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债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些什么？巨额债务、利率为零、政府的赤字似乎失控。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当利率为零时，它就像庞氏骗局一样，因此，将利率降至3%以下毫无意义。

现在我们拥有很多毫无效能的东西。假使有任何进一步的危机降临，你也无法再降低利率了，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印钞票。我们需要把利率提高到正常水平，比如至少3%。但当你实际操作时，你会碰到相当多的问题。1994-1995年间，格林斯潘将联邦基准利率从3%调整至6%，当时效果还不错，但全球范围内——哦，哀鸿遍野：投资者损失近1万亿美元。所以，我们可能会面临龙舌兰酒一类的危机，并面临美国利率的上升。（龙舌兰酒危机：Tequila Effect，也即龙舌兰酒效应，原意指1994年墨西哥在美联储此轮加息接近结束时所爆发的金融危机。美联储的此次加息引发了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但加息与危机爆发并不存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后者相对滞后一至两年。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市场迈向全球化，当某一地区或国家产生严重金融震荡时，会对临近地区而至于全球造成影响，媒体为增加报导吸引力，会从此地区或国家取一代表物名冠于其上。1994年墨西哥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媒体便用代表物龙舌兰酒(Tequila)冠上名号，从此金融学家与媒体便普遍的将此次金融危机称做“龙舌兰酒效应”。）

问：美联储(FED)此前的加息没有在金融市场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人们几乎都在祈求加息。你认为事情还会失控吗？

当然，特朗普现在谈论的是更多的债务——财政债务，你如何看待债券市场？

在格林斯潘之后（他的继任者是本·伯南克），加息一些影响在一年后才显现出来。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之前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即资产价值的膨胀。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

美国犹太裔经济学家，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兴趣是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史，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我们的稳定是以中等收入的增长为代价的，分配不均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要么是因为拥有资产的人变得更富有，要么是因为全球化正好发生在那个时期——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全球化都对我们产生了影响，那是个赢家市场。

我们说到了三个风险，我想继续说说，欧盟是一个官僚的集中地，他们由一堆毫无能力的人组成，对商务毫不了解，也没从未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不知道有多少企业不惩罚犯错的人，但这些人手握重要文件却无法控制事件走向，他们几乎没有能力控制任何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欧洲”这一概念和布鲁塞尔的官僚之间的分裂。云猜：从难民危机引起的欧洲分裂，到英国漫长的脱欧肥皂剧，这一系列事实似乎都在印证塔勒布对欧盟所做“审判”的公正性。

问：让我们分别谈谈这两种风险。你说格林斯潘的加息影响要晚得多。

那么，你仍然认为，随着美联储加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金融市场在一年后会出现一些相当大的影响吗？

你必须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当你加息时，你已经在增加下届政府的借贷成本，而当前的借贷成本比过去高得多。100个基点相当于多几亿美元。53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这可不是孩子们周五下午的零花钱，这是你必须担忧的事情。

问：法国和德国也即将举行大选。

你认为欧洲是个大风险吗？你认为英国脱欧是已知的风险吗？

对我来说，“脱欧”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个好消息。此外，即使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我的观点就是，特朗普应该当选。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意味着，我支持的不是特朗普，我支持的是我当时的想法：如果特朗普当选，市场不会崩溃。云猜：特朗普上台后，经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成了特朗普吹嘘的资本，光就这一点而言，塔勒布就足够进入“超级预测家”的名人堂了。

我记得，你说特朗普可以当选，他不会是“世界末日”。

那么欧盟的解体也不会是“世界末日”？

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至上的世界。如果以法国和摩洛哥的关系为例，你不需要打电话给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请求它允许你做某事。欧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首先，欧盟的“欧洲”并非古典意义上的“欧洲”，古典意义上的欧洲是地中海沿岸地区。

所以，欧盟可能会解体。实际上，它最终会成为一些接纳失业人口、解决刺手人口的纸质组织——它可能以这种方式存活下来，因为神圣的罗马帝国无所事事地存活了一千年，因为他们没有权力。你必须区分“欧洲”的概念，同时也要明白，国家都是成年人。挪威和瑞士这两个欧洲最成功的国家不在欧盟；爱尔兰和塞浦路斯不在申根区。（申根区：Schengen Area，申根区是由26个欧洲国家组成的一个区域，这些国家已经正式废除了彼此边境上的所有护照和所有其他类型的边境管制，实行共同的签证政策。）

不过，从目前来看，所有这些争论看起来都有些没头没脑，就像一位女士走进来告诉她的丈夫，听着，我要和你离婚了，再见，紧接着，她的丈夫必须马上提出10个论点来论证某种可行性，而这些论点也就是用来支持欧盟、反对脱欧的论点。我不觉得这其中任何一个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合理的。

**我的准则是，每当经济学家告诉你什么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它不是。**假设每个经济学家都说某件事情没有意义，或者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说这没有意义，我可能会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经济学家都说毫无意义，那么，至少这一事情是好坏参半的。很多时候，我不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不明白也不需要知道。

但问题在于，那些自以为自己在改善制度但其实只是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糟糕的人，他们难以辨别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阻碍还是在推进这一进程。不过我认为，分散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权力的下放让事情看起来变得更加混乱了，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