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 | 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笔者在《山西碑碣》一书中发现了周邦彦所撰写的田子茂墓志铭。田子茂是唐代魏博镇节度使田承嗣的后裔, 虽然其家世显赫, 但到了北宋中期已逐渐衰落, 他出生于山西忻州的一个普通农家子弟, 从一名保丁成长为宋代的武将。他的一生多数时候都在宋夏、宋辽边境地区担任各种武官, 历经北宋中后期与西夏、辽朝的种种交涉。从他的人生似乎可以窥视出这一时期朝廷上下鲜为人知的诸多情形, 尤其是宋哲宗、徽宗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 并非只是在朝堂之上, 也会延伸到官场的中下层, 甚至一直到达民间。作为一个普通人, 田子茂从平民到官员, 其仕途的沉浮正是北宋一代某些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

作者简介：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

在宋代, 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色人物多是文人, 这固然与流传至今的史料有着极大的关联, 尤其是那些获得进士头衔的读书人, 他们通过寒窗苦读改变了其自身及其家族的命运, 因而其成功的故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街谈巷议的对象而广为人知。而且, 宋朝入仕为官之人多有读书、研究、写作的习惯, 因而他们有很多作品供后人解读, 使得后人得以从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历史信息。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后代的研究者似乎更多地关注庙堂之上的人和事,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普通人的平凡经历。这种倾向势必会使历史研究领域出现某些重大缺欠, 即历史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往往会被忽略。更重要的是, 诠释历史的手法并非只有体制内的林林总总, 而应该更为关注非常态的人和事。只有如此, 对历史的认知方能更加细致、深化。以宋代为例, 普通人要获得官职通常有几种不同的途径, 一是参加科举考试, 这是一条异常狭窄的路径, 二是官员子弟、亲属通过裙带关系以荫补方式入仕, 三是军功入仕, 四是买官鬻爵, 五是其他特殊途径。对于芸芸众生而言, 要获得一官半职是极为困难的。然而, 宋代也有某些特殊的渠道让一些普通人得以入仕为官, 田子茂就是其中之一人。本文试图还原田子茂一生不同寻常的生活轨迹, 将其纳入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必要的考察, 以期厘清宋代的一些小人物和小事情。

一 从平民到官员的转变:变法成就的既得利益者

宋仁宗嘉祐四年 (1059) 六月二十六日, 田子茂出生于忻州秀容县一个普通农户之家。尽管周邦彦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无中生有地说田家得子的当天, “白气起于忻州之向阳”, 继而又“有星明于室”1, 其父母、族人也因此而判断这个婴儿“他日必贵”。这无非是要说明他一出生就非凡人, 这种叙事方式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在在皆是, 实无新奇之处可言。

然而, 说到忻州田氏, 如果其对家族历史的记忆有大致的轮廓的话, 他们无疑是出自唐末以来的豪门, “实唐雁门郡王承嗣之苗裔, 其五代祖知本者, 五季广运间来任定襄县主簿, 因家秀容焉”。也就是说, 田子茂乃是唐代宗时期被封为雁门郡王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后代, 其五代祖田知本于北汉最后一个皇帝刘继元在位的广运 (974—979) 年间来到定襄县担任主簿之职, 此时北宋王朝已经建立十几年, 而北汉王朝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应该说, 田知本之前一直到其辉煌的祖先田承嗣之间的谱系几乎是弄不清楚的, 欧阳修曾经评论说, “田氏自承嗣至怀谏, 四世, 凡四十九年”2。田承嗣去世后, 其侄子田悦继承其节度使之位, 田悦之后才传位给田承嗣的“第六子”田绪。其实, 田承嗣总共有十一个儿子, “有子十一人, 维、朝、华、绎、纶、绾、绪、绘、纯、绅、缙等”3。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 田绪应该是田承嗣的第七个儿子, 而不是欧阳修说的第六子, 这两种说法不知孰是。4此后, 唐代史籍中更多记载的就是田绪的后裔, 田绪“子三人, 季和、季直、季安”5。季安在其父三十三岁去世后继承魏博镇。至元和七年 (812) 他三十二岁时去世, “子怀谏、怀礼、怀询、怀让”6。由此可见, 对于田承嗣家族的历史, 大概最多只能书写到九世纪中期, 其他的似乎就无法考究了。更重要的是, 田承嗣及其侄子田悦先后担任魏博镇的节度使, 众所周知, 他们与唐王朝中央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甚至多次起兵对抗朝廷。因而史书对他们的记述相对其他节度使而言还是比较多的。然而, 田承嗣的后裔甚多, 到了第三代, 其子嗣中似乎就没有出现十分杰出的人物。因此, 薛居正、欧阳修描述出来的仅仅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 其余各支的状况几乎都是很难弄清楚的。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 从九世纪中叶到田知本广运年间到定襄县任主簿之时, 其间大致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 若是依照三十年一代人计算的话, 中间大概有四代或五代田氏子孙。到了北宋中期, 田子茂出生之时, 他所了解的最为具体的就是其五代祖了。至于田知本这一支田氏骨肉究竟属于哪一支脉, 恐怕是难解的谜团了。但无论如何, 宋太宗平定北汉王朝时似乎并未影响到定居秀容的田氏, 可能是因为他官位较低, 又无出众的才能, 因而赵宋王朝没有任用他。田知本之后, 秀容田氏的子孙极有可能就变成布衣平民了。到了田子茂这一代, 恐怕就更为落魄了, 他“以门役出”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据。

然而, 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成长起来的男丁, 田子茂从幼年开始便“颖异于群儿”, “稍长则便能武事”, 这表明他应该是当地较为聪颖的男孩, 且从小就练习武艺。这大概与忻州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分界线的前沿, 因而保留了浓烈的尚武之风。《宋史·地理志》对河东路的风土人情作过这样的总体评价, “其俗刚悍而朴直”7。宋神宗在谈到保甲赏罚时也说, “晋人勇悍, 俗尚武事, 又介居二虏之间, 讲劝宜不可后”8。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田子茂后来人生的变化无疑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 大概是在田子茂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成为当地保甲体制中的保丁的一员。事实上, 保甲制度早在宋神宗熙宁三年 (1070) 便开始在开封府推行, 其基本原则是“主客户两丁以上, 选一人为保丁”9。这说明其家当时至少应该有两个以上成年男丁。虽然保甲制在河东路推行的时间要晚于开封府, 但由于田子茂武艺出众, 没有过多久, “以弓马被荐”, 这说明他在保丁当中的射箭、骑马技术是相当精湛的。按照宋朝政府颁布的规定, 保丁武艺符合相关的等级标准就会授予相应的官职。“试骑、步射, 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 第一等保明以闻, 引见于庭, 天子亲阅试之, 命以官。”10然而, 在此并未具体规定授予何种官职, 且不清楚考试程序及其相关操作流程。应该说, 自从允许保丁学习武艺之后, 朝廷对武艺高强的保丁的奖赏制度多有变化。“初, 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 二年一解发诣京师, 阅试命官, 府畿十人, 五路七人。”11显而易见, 这是按照各地保甲数量任命固定数额的人为官, 可谓是凤毛麟角, 如河东、河北路等所谓的五路仅仅有七个名额, 大致上应该是从数十万人当中挑选七人, 可以想见, 保甲要成为官员是异常困难的。12而且, 被选中者每隔两年要送到京城去参加所谓的“阅试”考试, 然后被授予相应级别的官职。

元丰六年 (1083) 是田子茂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他24岁, 可谓年富力强, 于是从河东路数量众多的保甲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前往京城参加武艺考试的绝好机会, 七月二十七日, “天子临轩试之, 中第一”。即他接受了宋神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武艺考试, 由于成绩突出, 于八月五日“补三班差使”。墓志铭之所以记录了这两个具体的日子, 显然因为这是田子茂终身都不能忘却的最为喜庆的时刻。“三班差使”是一个没有品级的武官官阶, 宋徽宗政和年间以后改名为进武校尉。虽然连从九品的武官都不是, 但毕竟他已经拥有了不同于普通保甲的身份, 使他得以游走于官场, 拥有了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一些人脉资源。可以肯定, 田子茂是宋神宗时期展开的变法运动的受益者, 正是保甲法的新规定使他从普通农家子弟的平民拥有了官员的身份, 从此也改变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地位。

田子茂从京城回到河东路以后, 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在提举保甲司属下担任随行官员, 这使他得以认识负责施行保甲制度的河东路各地官员。其第二任职务是在邻近他家乡的代州 (山西代县) 繁畤 (山西繁峙) 县负责该县的保甲事务。也就是说, 由保丁而升为武官的他出仕之后的前两任官职都在管理保甲的岗位上任职, 其官职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升迁, 无非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担任符合其武官级别的职务而已。

在经历了几任实际职务之后, “会仙居阙尉”, 即无人担任该县县尉之职, 于是淮南西路“宪司” (提点刑狱) 派遣田子茂前去担任此职。问题在于, 当时田子茂任“光州指使”, 即光州 (河南光山县) 知州下属的不入流武官, 而仙居则是淮南西路光州管辖的最为偏僻的县份之一。显而易见, 这一任命是不同寻常的, 因为田子茂来到光州任职的时间并不长, 最多不会超过宋代武官一任的五年。而且, 他是从河东路到淮南路, 即便见过“宪司”, 似乎也不太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与该路的提点刑狱建立起足以让他非得提携自己的良好关系。更何况, 县尉乃是朝廷从九品的命官, 严格说来应该由吏部任命, 而非提点刑狱所能干预, 抑或是路一级的其他官员轻易就可以把持其授予。由此可见, 田子茂命运之改变有着许多难以厘清的疑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将这样好的机会给予田子茂究竟存在哪些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动机, 这已然不得而知了。尽管很难了解他在当地作过哪些具体工作, 但至少表明田子茂在光州任职期间表面上应该是表现良好的, 否则, 即便上司有意要加以拔擢, 恐怕也是困难重重的。

值得注意的是, 田子茂本人在前往光州任职之前经历了两个武官任期, 大概是十年左右时间, 即他已经年届35岁上下。虽然都是在河东路任职, 与淮南西路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经过多年的历练, 他应该是逐渐失去了农夫的质朴和憨厚, 对宋朝官场必定有了相当深切的认知, 因而才能迅速融入光州的行政团队, 并逐渐得到上司的认可。在此期间,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就是他从无品级的武官变成了朝廷命官, 其仕途也随之而步入了正常轨道, 自然而然地纳入了中央的吏部系统。

在仙居县担任县尉期间, 田子茂“又兼主簿。俄而宰罢, 亦摄之”。也就是说, 他兼任了主簿之职, 不久该县又缺知县, 于是又承担了知县的工作, 实际上就成了仙居县唯一的朝廷命官。这种情形是值得深入加以研究的, 仙居为户口在1000户左右中下县, 13属于宋代十等县的倒数第三等, 其地位自然不及前七等的县份。朝廷在该县设置了知县、县主簿、县尉三个职位, 这意味着没有设县丞。在朝廷上下“员多阙少”矛盾极为突出的情况下, 仙居县却只有一个武官在主持全县事务, 兼任所有官职, 这是不符合朝廷规定的。通常而言, 宋代所谓知州、知县的亲民官是由文官出任的, 武官是很难获得这些职位的。然而, 现实状况却并非如此, 田子茂完全掌管了仙居县各项政务。其在任期间, 行事果断, 处理了“十余年不决”的一桩争夺财产的积压案件, 并很快将百余名关押犯人的案子审理完毕。其行政能力得到了当地人的普遍赞誉, “吏民惊喜, 一境称治”。由于他在仙居任职时间比较长, 且深得民心, 于是“合土士众, 诣郡请留”, 即有不少人到州里请求上级政府让田子茂继续留任。然而, 因为他是武官身份, 没有留任的先例, 因而作罢, 迫使他再次回到武官行列继续其官场生涯。

二 东线战事:绍圣与崇宁开边的重要战场

绍圣二年 (1095) 前后, 田子茂在泾源路第一次正式从事武将职业, 他担任第四将队将, 这是将兵法推行以后宋朝军队中基层的统兵官。此时, 吕惠卿担任延安府知府, 14“方为边事, 搜究豪杰”。虽然田子茂与吕惠卿此前并未见过面, 但吕惠卿却早就了解他。这大概与吕惠卿在两年多时间内两度担任太原府知府有关, 15尤其是元丰六年十二月任职之时, 田子茂正是当年八月五日正式被授予官职, 这在当地无疑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件, 毕竟, 十几万保丁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得到这种荣耀。加之吕惠卿在河东路担任过地方大员, 他对这个地区应该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因此, 当田子茂面见吕惠卿时, 发现他“举止闲雅, 语论明白”, 于是将他“置于左右, 待极优异”。自此以后, 田子茂的仕途似乎从很大程度上就与吕惠卿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了一起, 尤其是在他官品很低的情况下, 田子茂不得不与顶头上司搞好关系。

更重要的是, 吕惠卿是通过所谓“奏辟”的方式让田子茂得以从政为官, 即墓志铭所说“遂奏辟焉”, 这是宋代路级、州级官员依据相关规定依法自行选择官员, 具名上报以后即可任职。宋人对这种制度曾经有过这样的普遍认识:“作官从人奏辟, 非但宾主, 便有君臣之义, 不宜轻也。”16也就是说, 官员一旦被上级官员辟举, 他们之间便不仅仅是“宾主”之谊了, 而是有了“君臣之义”, 这是非常严格的上下尊卑关系。应该说, 作为一介平民, 田子茂在官场并无根基可言, 他的家庭成员也不太可能为他提供必要的人脉网络。尽管延州距离田子茂的故乡忻州并不远, 但毕竟还是一个他极不熟悉的崭新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他受到吕惠卿某种程度的器重, 于是接受了对方莫大的恩惠。其在军中的第一任实际岗位是由吕惠卿授予的。相反, 朝廷对田子茂来说似乎显得十分陌生, 朝中要员或其他与他无关的官员恐怕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个官场上的无名之辈。因此, 吕惠卿给他提供的职位是格外珍贵的, 这既是他养家糊口所必需的本钱, 也是其继续晋升官职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从此以后, 田子茂与吕惠卿之间自然也就结成了一种异常特殊的荣辱与共的关系。

宋哲宗亲政以后, 一改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与西夏和谈的政策, 分别派遣将领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主动出击的战事。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只是注意到了西北地区取得的成就, 而忽视了宋朝当时在东线的反攻行动。17事实上, 宋军在河东路、永兴军路等地向北推进, 重创了西夏军队。绍圣三年 (1096) 七月, 田子茂以第六将准备使唤的身份参加了征讨西夏的战争, 他跟随泾源路兵马钤辖张诫一起攻打西夏的成平, 在击败西夏军队之后, “煎荡其寨”。此次宋朝军队的出击似乎对西夏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为了尽快挽回颓势, 西夏国母梁氏“率众号五十万入鄜延”, 从东、中、西三个不同的方向对北宋进行反击, “西自顺宁、招安, 东自黑水、安定, 中自塞门、龙安”18, 其主力进攻的方向是东路, 西夏军很快便攻克了延安以北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 (陕西安塞南) 。显而易见, 西夏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攻占延州 (陕西延安) , 以减轻西路和中路的军事压力。

然而, 西夏军队的进攻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效, 宋军迅速组织反攻。田子茂也“从本将逼逐”, 双方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苦战, “至十月初二日, 两军大战于铁冶”, 由于宋军将士已经深入西夏境内, 虽然弄不清楚当时具体有多少宋军参与了铁冶 (陕西横山北) 之战, 且在宋朝和西夏的相关史籍中几乎没有有关这次战役的记录, 管见所及, 似乎只有田子茂的墓志铭对此战作了较为详细的著录。但可以肯定的是, 宋夏双方从早晨一直持续战斗到黄昏, 相持不下。战斗开始时, 宋军似乎占了上风, 但很快为西夏大军围困, “以贼兵众, 群聚来敌”, 看来当时西夏的确派遣了相当多的军队抵抗宋军的进攻。在“马毙箭绝, 肢体被伤”的情况下, 作为宋军低级统兵官的田子茂只好带着手下士兵突围, “与残卒数人再战, 夺路致捷而出”。由此可见, 铁冶之战无疑是非常惨烈的, 宋军明显陷入了西夏军队的重围, 损兵折将。虽然墓志铭说田子茂取得了胜利, 甚至还上报给了皇帝, 为了表彰他的功劳, 田子茂得到了“赐银合香药、茶绢及进官一阶、减二年磨勘”的奖赏。然而, 几乎可以肯定, 宋军在这次战役中是以失败告终的。幸运的是, 田子茂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逃了出来, 并因此而升了官阶。从种种迹象来看, 田子茂在向他人诉说这次战役时有意或无意之间隐讳了很多真实的讯息, 最有可能的是他身为武将, 耻于对他人言表自己打败仗的事实, 因而没有向他人提及, 甚至有可能是为了谋取奖赏或名利而夸大了个人在战场上的种种“勇敢”的表现。

无论如何, 作为宋哲宗绍圣时期拓疆辟土的重要战事, 宋夏之间的铁冶之战是发生过的。也就是说, 宋朝政府在从西北地区发动对西夏进攻的同时, 在东线战场也同样投入了大量兵力, 试图采取多路兵力进攻西夏本土的作战方式, 迫使西夏军队必须分兵迎战。这种战略成功之处在于, 西夏军队数量毕竟是有限的, 很难兼顾多条重要的战线, 被迫处于顾此失彼的不利态势。对于宋朝而言, 虽然其军队数量明显有着巨大的优势, 但多点进攻容易被西夏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事实上, 田子茂所在的宋军似乎就遭遇了这种非常不利的局面, 甚至出现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铁冶之战后, 田子茂升为泾源路“权第六将部将”, 他应该是率领所部参与了修筑威戎城的工作。19这是宋哲宗时期对付西夏总体战略的重要层面, 通过不断兴筑城寨工事, 逐渐深入西夏本土。此时, 吕惠卿担任鄜延路经略使, 估计是在他的努力下, 田子茂被委任为经略司准备差使, 这意味着他再次回到了吕惠卿身边任职, 担当其重要幕僚的角色, 实际上是进入了鄜延路军事领导的核心。毫无疑问, 他与吕惠卿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绍圣四年 (1097) , 吕惠卿派遣宋军攻破西夏宥州、夏州及其附近地区, 20这一地区可以说是西夏最为重要的粮仓之一, “灵、夏、绥、银地多旷土, 每岁资粮取足于洪、宥”21。宋军进入这些地区后, 无疑是破坏了西夏军队的物资保障体系, 也使西夏朝廷被迫派遣军队前来守卫。事实上, 宋军在宋夏之间的东线战场并非长期占领西夏的城池, 而是更多地采用不断袭扰的方式, 随时派兵攻占西夏本土的各个重要区域, 使西夏王朝不得安宁。元符元年 (1098) , 田子茂跟随宋朝军队再次进攻夏州 (陕西横山西北) , 亲自斩获了敌人的首级。应该说, 墓志铭记述的事实与史书的记载是相互吻合的, 22只是不知道田子茂当时是否就是亲自统领部队的将官, 抑或是以经略司官员身份出征的, 但可以肯定是在军中效力。

这一时期, 田子茂还参与了很多与西夏之间的战事, 如“筑平羌、临夏二寨”, 等等, 也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担任过各种职务,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程序化的任免, 并无太多特别之处。然而, 北宋政局此时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年仅33岁的宋哲宗于元符三年 (1100) 去世, 宋徽宗赵佶即位。延续此前朝廷内部激烈的政争, 徽宗统治初期, 为了缓和哲宗绍圣时期排挤打击元祐党人而引发的矛盾, 他起用了一些绍圣年间受到压制的反变法派人士。其中范仲淹之子范纯粹来到延州任职, 由于他与吕惠卿之间早就不和, 因而他对吕惠卿在当地所实施的政策颇为不满, 于是上书朝廷, 揭发吕惠卿担任鄜延路经略使期间虚报战功, “本路自军兴以来, 诈冒功赏”, 这种情况在宋朝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发生战事期间, 地方官员往往会夸大在前线取得的战绩, 其目的之一当然是为自己的仕途与前程, 同时也有安抚将士、收揽人心之功效, 因而不少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官员大体上都存在邀功行赏的行为, 吕惠卿恐怕也不会例外。范纯粹为了核实当地谎报战功的相关情况, 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 “置狱吓胁战士, 出榜谕人, 意要虚首”, 即以司法方式胁迫相关将士, 张贴告示要求他们自首。在这种情况下, 当地将士深感恐惧, 也使很多人不敢去考虑自己的利益, 只能委曲求全, 甚至有可能是屈打成招, “致使立功之人, 但且脱祸, 不敢顾禄, 悉皆曲从”。由此可见, 北宋地方政治实际上也深受朝廷政局动荡之影响, 也会因为不同官僚个人的政治理念或是非恩怨而出现本质的变化。

对于中下层官员的田子茂而言, 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也是对其人生和仕途的重要考验。他要么与范纯粹合作, 揭发吕惠卿在任时期的所作所为, 要么顶住当时来自顶头上司的巨大压力, 站在于自己有些知遇之恩的吕惠卿一边, 竭力维护吕惠卿及其他前任官员的利益。于是, 田子茂与皇城使范宏、黄彦等人虽然深陷囹圄, “陷之于狱, 抑勒要认”, 但他们都坚决否认曾经有过邀功行赏之事, 而以田子茂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 他甚至对审问他的人辩解说, “首可舍, 冒赏则无, 不必某, 一路皆然。若本无功, 斩虏数万, 辟地千里, 不知自何而得也”。在他看来, 不仅自己没有“冒赏”, 而且全路都是如此, 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辟地千里”的成效了, 即便自己身首异处, 也不会承认有过虚报战功以获奖赏的事情。毕竟, 他与吕惠卿之间的私人交往要比范纯粹多得多, 个人之间的情谊也要深厚得多。更为重要的是, 他恐怕也是虚报军功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因此, 不管出于人情世故, 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田子茂似乎都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他要是认罪, 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这对于出生草根阶层的田子茂来说, 与其被降职甚或丢掉官位, 倒不如选择一概不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 范纯粹似乎逐渐了解了他宁死不屈的性格, 只好将他释放了, 且任命他担任“绥德军暖泉寨主”。尽管职务并非特别诱人, 但毕竟是一座城寨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且他曾经参与过兴筑该城寨的战斗, 对当地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因而派他前去驻守是较为合理的安排。不知何故, 田子茂最终还是拒绝了范纯粹的好意。经过这次事件的磨难, 田子茂不仅得到事件当事人的高度赞赏, 吕惠卿对此也相当感动, 他曾经对其他人说, “余曩日厚待此人, 诚不误也”。这表明田子茂在关键时刻并未落井下石, 至少其人格是相当高尚的。另一方面, 这件事情也为他赢得了莫大的声誉, “故天下之人闻公之风者, 识与不识, 皆推为大丈夫矣”。也就是说, 田子茂不顾自身前程甚至生命安危, 这种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与赞誉。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一事件无疑在当地甚至更大的范围内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震动。

然而, 尽管田子茂并未承认“冒赏”之罪, 但实际上西北边境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虚报军功的状况, 应该说, 地方官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 八月二十九日, 应该是在范纯粹的强势主导之下, 鄜延路经略司上报朝廷, “本路自绍圣以来前后所奏功赏, 例多妄冒”, 并直接指出这是由于经略司处置不当而造成的, “上件诈冒功赏并系帅臣保奏不实, 致误朝廷推恩”。很显然, 这一奏疏是将出现这种状况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帅臣”吕惠卿, 对当事人而言, 这种近乎指名道姓的指责无疑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于是朝廷作出决定, “吕惠卿可落观文殿大学士, 刘安降充东 (上?) 閤门使、饶州刺史, 张诫降充左藏库使、衡州刺史”23。而在田子茂的墓志铭当中赫然可见吕惠卿、张诫二人之名, 因而官方修订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应该是朝廷处置这一事件的结果而已, 而吕惠卿等人被贬谪的原因和过程却是模糊不清的。通过该墓志铭的记载, 基本上复原了当时的实际状况。事实上,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的确存在相当严重的虚报军功的现象, 而真正暴露出来的应该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从朝廷处理以吕惠卿为首的鄜延路谎报军功案件的情况来看, 至少中央高层是相信了经略司所述“例多妄冒”的说法。可以肯定, 要让朝中决策者信任类似的报告, 其证据必须相当充分, “其间有冒二资至十一资已上, 至有小使臣转皇城使、效用转诸司副使者不少”24, 由此可见, 范纯粹到延州之后下了很多功夫调查这起事件, 看来也有很多人是认罪伏法了, 确如墓志铭所言是“悉皆曲从”。尽管无法了解中央高层作出处罚吕惠卿等人的具体过程, 更无从知晓处理该事件的背后是否存在某些难以说明的政治动机。元朝人纂修的《宋史》作了非常隐讳的说明, 由于吕惠卿与曾布之间“有宿憾”, 于是“用范纯粹帅延, 治其上功罔冒事, 夺节度”25。这表明以吕惠卿为首的延州官员的确是因为朝廷内部的某些政治因素而被揭发出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田子茂本人没有认罪, 甚至“犹欲诣阙, 以雪众冤”, 他竟然想到京城开封去鸣冤申诉, 尽管他最终未能前往都城, 但这足以表明他与吕惠卿等人之间已然形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 也说明他在吕惠卿主政鄜延路期间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 甚至可以说进入了这一地区的权力核心。另一方面, 此时徽宗即位初期, 政治风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已然不同于哲宗亲政以后对西夏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 徽宗起用了绍圣时期受到压制的韩忠彦为门下侍郎, 朝廷主动出击西夏的战略也随之收敛。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 范纯粹被派到了鄜延路任职, 而田子茂在官场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就在所难免了。

经过这次事件后, 田子茂表面上似乎并未受到太多的牵连, 被任命为“同管勾黑水堡公事”, 这是位于宋夏边境的一个城堡, 隶属于绥德军 (陕西绥德) 。事实上, 这一任命意味着田子茂的仕途遭遇了很大的挫折, 即便是范纯粹审讯他之后, 尚且任其为一寨之主, 而此时却被降级任用, 实际职权也少了很多。至崇宁年间, 宋朝与西夏之间战事再起, 蔡京的心腹陶节夫来到延州担任最高行政长官, 由于此前田子茂与陶节夫之间没有任何往来, 相互之间也完全不认识。因此, “性酷贪饕”的陶节夫刻意打压田子茂, 本来是邻近黑水堡的威戎城的“番官逃背”了, 即朝廷任命的少数民族官员背叛宋朝逃入了西夏。作为当地最高的行政官员, 陶节夫自然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然而, 他并未惩处负有直接责任的威戎城官员, 而是认为邻近的黑水堡没有觉察到这些人的逃亡, 于是田子茂被贬官。

应该说, 陶节夫对这一事件的处置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 毕竟威戎城位于黑水堡北, “南至黑水堡六十里, 北至界台七十里”26。也就是说, 该城堡距离宋夏边界比黑水堡要近得多, 这些番官要逃往西夏, 明显应该是从更靠近西夏一侧的威戎城出发的, 而不可能是从南边宋朝一方。极有可能的情况是, 威戎城的统兵官与陶节夫之间有着某种特殊关系, 因而田子茂遂成为该事件的替罪羊。虽然这一处罚决定并未执行, 但对田子茂本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在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官场靠山之后, 不难想见, 田子茂必须要更多地依靠个人之力面对仕途的困境。最后, 陶节夫让田子茂继续留任, 田子茂本人也作为一线统兵官参与了修筑威德军 (陕西志丹北) 、御谋城 (陕西靖边东) 、嗣武城 (原名啰兀城, 陕西米脂北) 等城堡的战斗。根据史书记载, 嗣武城是宋徽宗崇宁三年 (1104) 修复的, 27崇宁四年 (1105) 二月“筑御谋城”28, 可知田子茂到此时尚在陕西北部任职。然而, 从他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 田子茂在宋徽宗崇宁开边过程中跟随宋军转战于宋夏边境的多处城堡, 但无论如何, 此时他仅仅是统领黑水堡守军的小军官, 在当时的战争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已, 其地位和权势已经远远不及宋哲宗绍圣时期。

三 宋辽边境:北宋末年状况素描

在经过两次官场的浮沉之后, 大致是在崇宁三年前后, 田子茂的父亲去世, 他也因奔丧而回到距离自己任职地不算太远的河东路忻州故乡。而此时恰恰是他仕途受挫之际, 除了丧父之痛, 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明显是满怀委屈的, “前任之事, 不复辨也”, 这表明了他当时极其无奈的心境, 他似乎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这两任延安地区行政长官之间几乎毫无办法进行必要的交流, 自然也就得不到他们的赏识和信任。在田子茂服丧期间, 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事仍然持续进行。崇宁四年三月, 宋军修筑银州城 (陕西榆林南) , 这座城池距离河东路很近, 位于西夏疆土最东面, 原本并非宋夏交战的主要战场, 因而西夏军队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宋朝的西北地区。鄜延路经略安抚司在西夏很少兵力防御的情况下夺取了银州, 实际上是开辟了宋夏战事的又一个重要战区, 即东线战场, 迫使西夏分兵前来迎战, “洎闻城银州, 引兵来争”29。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这一地区的战事, 能够有效地将鄜延路和河东路等地的宋军联结起来, 集中宋朝的优势兵力。无论从防御还是进攻的角度说都是对西夏极为不利的, 而对宋朝却是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格局。

由于收复了银州, 鄜延路经略司上报枢密院, “乞知州已下官属并从本司奏辟”30, 实际上是要求朝廷将这一地区的人事权下放给经略司, 宋徽宗以诏令基本上同意了鄜延路的建议。于是在服丧期间的田子茂“又自服中辟”, 这意味着他接受了经略司的任命。这种情况表明, 田子茂仍然是十分在乎官位的, 同时也说明以陶节夫为首的鄜延路经略司官员并未冷落在该地区任职多年的田子茂。当他回到河东路政治、经济中心太原府时, 被当地行政长官钟传任命为银城寨 (陕西神木南) 都监, 这是极为靠近宋夏边境的一座城寨, 但却隶属于河东路麟州 (陕西新秦) 。然而, 不知何故, 田子茂坚决辞去了这一职务, 大概是他意识到这种职位与他此前在延安府所任之职并无升迁, 且到一个新的地方任职, 他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 就是对他的仕途没有过多益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已然“了无仕宦意”, 说明他对官场充满了失望之情。然而, 在其“亲戚、乡人”的鼓励下, 田子茂又回到了鄜延路, 参与了修筑“龙泉、土门、镇边三寨”的战事。尽管如此, 他在战斗中的表现似乎并不是很出色, 因而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也没有获得升迁的机会。

至宋徽宗大观初年, 北宋王朝谋划收复燕云地区, 于是朝廷的战略重点从宋夏边境转移到了宋辽边境。此时, 北宋政府为了遴选适当的统兵人才, 下令召集有能力的武将参与燕云地区的战事, “非有能声者不使其任”, 于是田子茂最早响应这一倡议。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在历经了鄜延路十二年左右的武将生涯之后, 作为一名在官场下层活动的武官, 尽管他武艺出众, 但却无法得到上司的赏识, 因而其仕途在鄜延路几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好另辟蹊径, 要靠自身的努力去建功立业, 进而获取功名利禄。恰恰朝廷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投机性质的机会, 于是田子茂义无反顾地来到宋辽边境地区。朝廷任命他为“真定府路准备将领”, 而其实际职任却是“同管辖训练河北第十二将军马”, 率军驻扎磁州 (河北磁县) , 该地区虽然属于真定府路管辖, 但与宋辽边境的距离还很远。从他担任的职务看来, 田子茂只是将兵法推行之后一将排序在第三位的负责人。

此时, 河东、河北路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所谓叛乱。“太原府群盗李勉起辽州、北平之间, 河东、河北骚动, 两路帅臣、宪臣皆罪去”31, 由此看来, 当时这场动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宋徽宗宣和五年 (1123) 担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的王安中在为杨应询撰写的神道碑中也同样提到了这件事情, 其所述情形完全可以印证《宋史》的记载。32从朝廷对此事作出的处理决定来看, 毫无疑问, 因为这次骚动罢去河东、河北两路的安抚使、提点刑狱等人的官职, 应该是引起了宋徽宗本人异乎寻常的重视。朝廷似乎也派遣了大军进行围剿, “用河东、定州、真定三路兵捕之”, 即抽调了宋辽、宋夏边境地区的大量士兵进行追捕。从朝廷征调大量民夫运送军用物资的记述也可看得出来这一点, 所谓“两路骚然”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然而, 对于这次事件, 史书有着多种不同的记述。首先, 所谓盗贼起事的地点, 按照陶节夫传记所言, 此事出现在辽州 (山西左权) 、北平 (山西左权西北) 一带。而在武将郭景修的墓志铭中的记载却是不同的, “贼徒李免等百人起平定军, 转西山入赵境”33。当时郭景修在赵州 (河北赵县) 任职, 34他曾经亲自指挥过当地军民追捕这伙盗贼, 其所了解的情况是李免等人从平定军 (山西平定) 开始叛乱的。

其次, 关于叛乱首领的名字, 一说为李免, 一说是李勉, 应该是同一人无疑。然而, 曾经参加过围捕李免的田子茂所述的事实则是“李进、李免作乱, 杀官吏”。也就是说, 叛乱为首的应该是李进, 李免仅仅是首领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 其他各处史料似乎都没有提到李进, 唯有此处记载他是叛乱的重要组织者。应该说, 这是弥足珍贵的记录, 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增强后人对该次叛乱的认知。

再次, 有关李进之乱的规模, 似乎唯有郭景修墓志铭准确地说百人左右, 应该是不算多。然而, 他们利用太行山有利的地形, 有效地阻挡了宋朝官军的进攻。当李免等人进入赵州之时, 郭景修“传檄属县, 发官军并力追捕”, 即当时各地官方军队似乎都调动起来了, 但“贼匿于山林, 恃险遮阻, 以径狭隘, 军不能成列”35。可见他们是依托山林, 穿梭于太行山间的险要之处, 使宋朝官方围剿的大军无法有效组织起来, 甚至都不能形成队列, 因而很难消灭这伙叛乱人员。

李进、李免等人率领的人马应该是多次挫败了官军的进攻, 顺利地跳出了官军的包围圈。由于河北路赵州“接西山, 与太行通”, 于是李免等人“转西山入赵境”36。由此可知, 这些反叛朝廷之人经过赵州和平定军交界的山区从河东路一直转战到河北路。相反, 宋朝“诸将惟以搜求山谷为事”, 也就是说, 李进等利用游击战术, 让官军在太行山山谷之间四处搜索, 围追堵截, 却始终没有剿灭他们。面对这种困境, 前线行政、军事官员各抒己见, 对围剿乱匪之事莫衷一是。就史料记载所出现过的参与过此次行动的看法而言, 陶节夫“请悉罢所遣兵卒, 以计获勉”37。而杨应询则指出, “师老患生, 恐甚于勉。愿罢诸军将, 裁留逻兵扼险困之, (李) 勉等遂降”38。看来他们的意见本质上是相同的, 即撤回追击的官军, 留下少量兵力扼守冲要之处。其结果是迫使李免等人归降了朝廷。

至于田子茂在平定叛乱中所起的作用, 墓志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李勉等刚刚进入河北路时, “帅王公博闻方论, 乞举诸镇兵以助捉杀, 请诸将议之”。即安抚使王博闻一方面请求朝廷派遣各地正规军协助追杀这伙叛乱之人, 同时召集各路将领商讨对策。作为河北路第十二将的将官之一, 田子茂参与了这次军事会议。在他看来, 李勉等人乃是“鼠寇”, 是不能“为吾国之患”的, 如若朝廷调动大军征伐, 会让人以为官军无法对付叛乱者, 这就助长了他们的声势。更重要的是, “诸道兵至, 纷纭错杂, 递不相认, 宁知其贼别无奸诈?”也就是说, 宋朝官兵之间相互都不认识, 无法采取统一行动, 容易给叛乱者提供“奸诈”的机会, 因而他支持陶节夫、杨应询等人的意见, “只拣择精锐千人付有心力将以将之, 日夕追捕”, 这样就可以围困这些人。然而, 王博闻想尽快消灭李勉等, 并未采纳田子茂等人的建议。

结果, 不出田子茂所料, “诸藩兵至, 混而不辨, 贼亦易衣, 亦如天兵, 伪为捉杀, 往来称路分, 竟不能获”。李勉等人乘机伪装成官兵, 随时装扮成不同“路分”的官军, 从而成功地逃出了官军的包围圈。此后, 由于官兵人数众多, 李勉等人很难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 于是他们向北挺进, 准备逃到宋辽边境地区, 甚至会进入辽朝境内。“今裹逼既急, 必逃于外。”田子茂对李勉的计划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于是他“将兵数百上承天阁, 以断入北诸路”。其实, 北宋朝廷也非常担心李勉率军逃入北朝。宋徽宗为此专门发布诏令, “不管透漏, 若贼入北, 帅以下并以军法处置”。这相当于给追捕李勉的河北路各级官员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务必要将李勉阻拦在宋朝境内。由于宋军提前阻断了李勉逃入辽朝的路线, 因而他们只好返回宋境, “乃失计, 匍匐而返”。后来, 李勉等人接受招安, 归顺了朝廷。当他们遇到田子茂时, 对他的军事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们相互之间谈论说, “当时若用公谋, 今日岂有我曹也”。看来田子茂在平定李勉之乱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也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显赫政绩之一。

大观二年 (1108) , 田子茂担任“同管辖训练河北第十三将军马”, 驻扎洺州 (河北大名) , 后又移驻赵州 (河北赵县) 。两年之后的大观四年 (1110) , 宋辽边境地区的“两属地”发生了契丹人的叛乱。关于这次重大叛乱, 笔者管见所及, 宋朝、辽朝的史籍都没有任何记载, 唯有田子茂墓志铭对这一事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北贼卢六斤、苏蛾儿聚党数百人于两界之间, 凡出入作过, 官吏不敢追捕。幅员千里, 民不安堵。”这伙“贼”多达数百人, 他们利用宋辽边境分属宋朝、辽朝而两国都不管辖的有利条件, 时而进入宋朝, 时而在辽朝活动。尽管他们不停地“作过”, 但宋、辽双方似乎都没有派兵加以征讨, 而是放任自流。在这种情况下, 宋、辽双方的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害。卢六斤等人“既又劫北寨”, 北宋朝廷对此非常担心, 于是责令河北路“选有谋略将官以为统领捉杀”。此时, 河北路安抚使梁子美此前几年曾经担任过河北路都转运使, 39因而极有可能田子茂与他很熟悉, 加之田子茂在平息李勉叛乱过程中的出色表现, 梁子美也应该有所了解。因此, 梁子美认为此事“非田仲坚则不可”, 实际上是亲自点名要田子茂负责防御卢六斤等“北贼”。既然梁子美是以田子茂的字相称呼, 从很大程度上亦可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亲近。自从田子茂上任以后, “贼更无南犯”, 看来他采取了相当有效的措施对付契丹叛乱之人, 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骚扰宋朝边境。

对于田子茂个人而言, 虽然他到河北路任职时间并不长, 但却摆脱了此前在鄜延路期间的复杂人事关系, 开启了他仕途的另一种局面。在此期间, 田子茂在河北路建立起了新的人脉, 尤其是深得安抚使梁子美的信任。此时, 由于李勉之乱, 宋徽宗大为震怒, 下令罢去了李勉经过州县官员的职务, “朝廷以贼所经历, 悉加重责”40, 赵州知州郭景修也在被罢免之列。在赵州没有知州的情况下, 安抚司 (可能是梁子美) 派遣他“权领郡事兼接待人使”, 除了该州的日常事务之外, 还要负责接待辽朝使者的工作。实际上是担任了该州最高的行政长官, 这是田子茂一生所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大概是年龄的缘故, 田子茂此后又再次回到河东路担任第六将副将, 驻扎隆德府 (山西长治) , 此地距离他的故乡秀容不是很远。而安抚使钱即非常赏识他, 政和二年 (1112) 前后, 田子茂被任命为第六将将官。两年之后, “因按兵辽泽, 不幸致疾”, 回到隆德府不久便去世了, 享年56岁。

从这两次事件来看, 宋辽边境地区实际上并不太平, 宋朝、辽朝的犯罪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地区视为他们共同的避难所。为了逃避各自政府的打击和惩罚, 无论是宋朝的李勉等被官方视为贼盗之人, 还是辽朝的卢六斤、苏蛾儿及其党羽, 他们都十分了解这一地区是宋朝、辽朝都无法管制的。由此看来, 自从澶渊之盟签订之后, 宋辽边境地区的广阔区域逐渐成了双方戴罪之人藏匿的天堂, 可以想见, 该地区社会秩序应该是相当混乱的。同时, 既然河东、河北路的盗贼都纷纷逃往该地区, 可知此前和此后必定有很多犯人成功地逃入了宋辽边境地区, 唯有如此, 才会在宋朝、辽朝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尤其是对那些犯罪分子而言, 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对这些情况是相当熟悉的。田子茂之所以率军“以断入北诸路”, 应该也是因为他事先就已经有所耳闻的。因此, 宋辽边境地区藏匿了双方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对宋朝和辽朝而言, 这些人的存在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他们不仅骚扰双方边境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 同时还会从某种程度上破坏宋辽之间的双边关系, 卢六斤“劫北寨”之时, 北宋“朝廷闻而患之”, 显而易见, 这是担心他们的行为危害宋朝与辽朝的和平。

四 结束语

作为宋代的一名武将, 田子茂是从无品级的武阶开始其仕宦生涯的, 因而其履历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从表1可以看出, 元符元年, 田子茂已经39岁了, 尽管他有官的身份, 但始终是品级很低的武官。自从他跟随吕惠卿之后, 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便迅速成为从七品的武官, 看来宋朝军队内的确存在严重的虚报军功的现象。墓志铭之所以没有记载田子茂在晋升供备库副使之前的阶官, 很显然不是作者周邦彦的失误, 而是墓志铭的主人故意隐匿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毫无疑问, 他本人应该是非常清楚这些情况的, 无非是他在向给自己撰写人生经历之人讲述之时谈得更多的是其值得称道的辉煌历程。此后, 田子茂开始在武阶官内逐级晋升, 但最终也只晋升到了从七品的皇城使 (政和官制改革后称武功大夫) 。

总体说来, 作为宋朝的一个普通人, 田子茂虽然有着极为显赫的家世, 其先祖乃是唐朝后期非常骄横跋扈的魏博镇节度使田承嗣, 但到了他出生之时的北宋中期, 田氏家族已然变成了极为普通的农家。其祖辈的功业对田子茂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他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由于他自幼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因而最终还是等来了机会, 享受到了宋神宗时期变法革新的成果, 成为变法的既得利益者, 从一介平民的保丁变成了没有品级的武官。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的社会中, 田子茂可以说是成功的, 毫无疑问, 田子茂的命运是与这一时代紧密相连的。他从一个无品的武官晋升为从七品的将官, 主要是在宋哲宗、徽宗在位时期, 伴随着北宋内外局势的江河日下, 田子茂在其仕宦生涯中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尤其是朝廷上下无处不在的党同伐异, 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仕途的进一步发展, 也严重挫伤了他的进取之志, 迫使他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判断。加之宋代实施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 武官在整个宋朝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本身就存在明显的局限, 田子茂自然也不能例外, 他不喜欢儿孙“复以武进”, 而是非常看重他们能够“衣青衣而入门”。实际上, 宋朝武官较为普遍地具有这种心态, 都希望子孙能够成为读书人, 进而以科举入仕, 但真正能实现的却是屈指可数的。更重要的是, 他在仕宦过程中缺少某些有形无形的先天优势, 即父辈、祖辈都不具备可资其利用的各种关系网, 因而尽管他出仕为官后表现得尽心尽力, “生平历官, 日夕不怠”, 这大致上说明他还是勤勉于所从事的工作的。正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和环境, 田子茂的官位始终未能晋升上去, 且在仕途上遇到了诸多或明或暗的坎坷, 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将级武官。

尽管如此, 田子茂并非完人, 尤其是对于一个出生于草根阶层的人而言, 他有着不少难以克服的弱点, 这自然与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干系。为了自身的利益, 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谋求官位的升迁, 在这一异常艰难的过程中, 他无疑使用了各种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获取军功。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带有非常明显的无赖性格, 当被发现有虚报军功时, 他采取了极为不诚实的态度竭力加以抵赖, 这种态度表明田子茂将官位视为较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 甚至在该案件已经由朝廷作出裁决以后, 他依然固执己见, “犹欲诣阙, 以雪众冤”。而在他得不到上司陶节夫的赏识之时, 田子茂竟然会不加掩饰地将其描述成为“性酷贪饕”的人物, 然而, 陶节夫的这种形象在宋朝官方的文献中似乎很难得到相关资料的佐证。41显而易见, 田子茂对陶节夫的评判是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另一方面, 尽管墓志铭尽力将其描绘成为十分正面的形象, 但仍然很难掩盖住田子茂在其仕宦过程中极为严重的政治投机行为, 这似乎也与他出生草根的背景密切相关。作为宋朝的特权阶层之一, 田子茂的入仕方式与其家庭背景等因素决定了他的仕途难以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各种挑战的。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不断调整并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因此, 在田子茂的一生中, 他作出了多次重要的政治抉择, 实际上是在宦海中进行各种必要的算计, 以至于为此而损害了自身的健康, “故致劳役其心神, 戕贼其天年也”。然而, 田子茂最终还是未能晋升到更高的官阶。

注释

1 此墓志铭最早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本文中未注明出处之史料皆源自《山西碑碣》,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233—235页。此文亦收入《全宋文》卷二七七五, 第128册。

2 《新唐书》卷二一〇《田承嗣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5932页。

3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3840页。

4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在另一处也说, “绪, 承嗣第六子, 大历末授京兆府参军”。极有可能的是, 田绪的兄长中或有人不在人世了。

5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第3846页。

6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第3847页。

7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2138页。

8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 第4582页。

9 《宋史》卷一九二《兵志》, 第4762页。

10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 第4578页。

11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 第4579页。

12 《宋会要辑稿·兵二》记载, 开封府“保甲七万三千七百一十八人”, 河东路“保甲一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八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 第6778页。

13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 第2184页。

14 [清]黄以周等辑注, 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三, 绍圣三年十月甲申条, “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观文殿大学士、知延安府”。清人黄以周等误抄, 系年为绍圣三年, 误, 当为绍圣二年。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四, 元丰三年五月己丑条, “知延州吕惠卿言:修成五路条约, 乞许赴阙面奏, 以禀得失。从之。惠卿寻遭母丧”。在他守丧期满后, 至元丰五年八月, 吕惠卿任太原府知府, 但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 吕惠卿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同书卷三三〇, 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 “徙新知太原府、资政殿学士呂惠卿知延州”。此后一年多, 吕惠卿再度担任太原府知府。同书卷三四一, 元丰六年十二月壬辰条, “资政殿学士、新知定州吕恵卿知太原府”。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 第7412、7945、8214页。

16 [宋]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上, 《全宋笔记》, 第4编第4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年, 第5页。

17 吴天墀:《西夏史稿》,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第5章,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李蔚:《简明西夏史》第5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年。曾瑞龙:《拓边西北》第5章, 香港, 中华书局, 2006年。

18 [清]吴广成撰, 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 第340页。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七, 绍圣四年五月己未条, “诏鄜延路声塔平以威戎城为名”, 第11564页。《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威戎城……绍圣四年赐名。东至临夏砦四十里, 西至威羌砦七十里, 南至黑水堡六十里, 北至界台七十里”, 第2147页。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〇, 绍圣四年八月丙戌条, “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言:差将官王愍破荡宥州, 并烧毁族帐等不可胜计, 斩获五百余级, 牛羊以万数。诏赐出界军兵特支有差”。(第11623页)

21 [清]吴广成撰, 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 第343页。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八, 元符元年五月庚申条, “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言……西界人户在大沙堆存泊, 及人马在南防护。寻令苗履、刘安统兵至大沙堆等处, 破荡贼众, 斩首八百级, 生擒带牌伪天使一、大首领二, 牛马孳畜万计。族落烧毁殆尽, 班师至威戎城”。(第11849页)

23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 第7067页。

24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 第7067页。

25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传》, 第13709页。

26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第2147页。

27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第2149页。

28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 第373页。

29 [清] 黄以周等辑注, 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五, 崇宁四年三月戊午, 引陶节夫《家传》云:“ (陶节夫——引者) 遂选耿彦端为都统制, 而二子从之云云。疾驱至银州, 夏人来拒者犹万人, 我师即陈, 一击而败, 遂城之, 五日而筑毕。夏人果趋泾源, 扰萧关筑事。” (第837 页)

30 [清]黄以周等辑注, 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五, 崇宁四年三月戊午, 第836页。

31 《宋史》卷三四八《陶节夫传》, 第11039页。

32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八《故赠昭化军节度使杨应询神道碑》, “李勉啸聚亡命, 匿西山为盗, 并、镇令军攻之, 发民转饷, 两路骚然。朝廷罪部使者玩寇, 责战日急”。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2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148页下。

33 民国《东平县志》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铭》, 《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6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年, 第883页。

34 参见拙稿《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5 民国《东平县志》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铭》, 第883页。

36 民国《东平县志》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铭》, 第883页。

37 《宋史》卷三四八《陶节夫传》, 第11039页。

38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八《故赠昭化军节度使杨应询神道碑》, 第148页下。

39 《宋史》卷二八五《梁子美传》, “累迁直龙图阁、河北路都转运使, 倾漕计以奉上, 至捐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 第9625页。另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 “ (崇宁三年四月) 十五日, 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梁子美为集贤殿修撰” (第4767页) 。这一记载表明, 梁子美至少从这一年之前即已担任此职。

40 民国《东平县志》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铭》, 第883页。

41 《宋史》卷三四八《陶节夫传》, 第11038—110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