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一国两制”｜研讨会实录_风闻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19年11月22日，由中共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指导，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共同主办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振清作了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一国两制’：经验、教训与完善之道”的发言。以下根据郑振清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三十多年来，“一国两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创新，国家统一、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三个环节也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实践中紧密相扣。从十三大到十九大的党代会报告都有重要篇幅阐述“一国两制”和对港澳台政策，包括最近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也是如此，这说明**“一国两制”和对港澳台政策已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港台政治社会形势复杂，正在挑战“一国两制”的稳妥运行，我们应该重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深入认识“一国两制”的成功之处、缺陷问题以及完善之道。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创新性制度框架的提出，是1980年代中央在东西方“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下，为权衡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国家统一的促进之道而提出来的特殊治理体系。当时，祖国大陆饱经“文革”浩劫，国弱民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发挥，为了让两岸协商与港澳回归进入谈判轨道，实行“一国两制”乃是务实之策，也是一种制度创新。

二十多年来，“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保障了主权回归祖国，维持了港澳既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又赋予了祖国内地全面崛起带来的红利。港澳不仅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而且与内地形成较紧密的经济合作，经济得到持续发展，长期保持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一国两制”是达到预期目的的。

但是，当年在筹划香港回归后的治理体系时，我们重视“两制”的区别，在《基本法》中确保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巨大空间，而忽视了国民教育、意识形态和司法体系等领域的“去殖民化”问题，在国家安全方面留有漏洞，“一国”的内涵和认同没有充分建立起来。

冷战结束和香港回归后，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随着西方对中国崛起以及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怀疑、恐惧和遏制心态而得到放大。香港的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一大批青年学生不信任内地的政治体制和法治进展，对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支持无动于衷，对中央和各地政府的良好治理绩效视而不见，少数人甚至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鼓动而闹“反中”、“港独”。这些问题不断发展，冲击着“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此外，香港的产业结构长期畸形发展，民生问题积弊已久，而特别行政区政府无力处理。这些都对“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形成了挑战。

在1980-90年代的台湾地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受政治意识形态和自身经济优越性的影响，拒不接受“一国两制”。随着后来各种分裂势力在台湾坐大，以及台湾本土意识受到政客操弄走向狭隘的“主体性”和“台独”思潮，“一国两制”在台湾被不断地歪曲、抹黑，导致如今很多台湾民众不愿意了解也不支持“一国两制”，台湾的主要政党和政治人物也不敢支持“一国两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总结国内既有的政治制度和治理经验，**还要前瞻性地探索应对选举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能力，切实提升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争取港台民心的能力。**如此，才能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稳步推进国家统一，并前瞻规划统一后的治理格局。

为此，有如下初步思考：

**首先，****依法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是今后完善“一国两制”治理体系的必然之道，而“全面管治权”在法制层面的落实必须辅以社会层面的密切交流，**扎实做好与广大普通香港市民的联系与交流工作。

中央驻港机构和港府必须克服香港政商精英网络的局限性，人员、资源、感情和工作重心全部下移，扎扎实实走“群众路线”，了解香港市民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并寻找处理良策。应创新涉港部门和地方党政组织与香港社团的交流方式，支持有扎根能力的社团组织扩大发展、掌握民意。

要更有真正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充分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治理成果，敢于辩论政治“敏感”议题，善用网络舆论，以理服人。

**其次，****从经济社会民生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特别重视做好香港中低社会阶层、中青年以及相关社会团体的交流工作和协商民主，使之在大湾区建设中能参与、获益、共同发展，为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落实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

要大力支持港府推动中小学教育和文化认同领域的“去殖民化”工作，彻底清除“反中”意识形态的污染，加大中小学师资的国情、国史和国家认同教育培养。

在对台工作上，要扎实规划国家统一的促进策略、机制与政策，推动两岸“同等待遇、融合发展”的，充分接触和引导台湾的中低社会阶层、中青年、中小企业和中南部基层民众，积极传播两岸统一的经济社会福祉内涵，有力表达充分保障台湾民众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合法权益、民主权利、宗教信仰的决心。

同时，开展更加充分的对台民主协商，建立两岸和平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形成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议题的良好氛围与平台渠道。

**再次，**冷战虽然结束，但中国仍然是在不友好、不安全的大国政治和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和崛起的，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一国两制”治理体系中的国家安全漏洞，鼓动各种“反中”、“港独”等声浪。因此，**中央应该坚决通过人大释法、香港执法等合法渠道，坚决堵住国家安全漏洞，不要畏惧敌对势力和反对派的一时反弹。**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必须做到合法合理、堂堂正正、“师出有名”。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法治体系应当让人信服，依法行政应该切实到位。须知，国内的法治和治理如果做得不好，立刻会对国家统一造成负面影响。

**最后，**中央应在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广泛征集各界意见，系统规划和实质推动香港的普选进程。**中央要有包容、开放的胸怀，对一些愿意沟通的反对派、激进派人士也应重视、交往、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时，要重视培养一大批有使命感、有能力、形象清新、有亲和力的在港骨干，包括内地干部和香港政治人才，依靠他们执行好“一国两制”，依靠他们争取香港社会各界支持，推动实现普选。

总的来说，面对港台的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内是没有特效药的，**必须有近期的危机应对策略和中长期的治理战略。**要充分发挥我国强大的经济社会实力、宪法和法律资源以及高效的治理体系，增强国史、国情和国家认同教育，全面规划，积极引导。

从根本上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推动国家统一提供了丰富的经济社会政策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将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策略上看，中央驻港机构和港府应走“群众路线”在前，了解和争取民意；跟进开展协商民主，以征集对策建议，平衡各界利益；这样才有自信和能力参与选举民主，展现“一国两制”下的民主与治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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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In the “Symposium on Studying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ld in November 22, 2019, Zheng Zhenqing argued tha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therefore specific studies on Taiwan and Hong Kong are also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state governance research field.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will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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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编辑｜王其珍 王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