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会史论》_风闻

何炳棣教授于2012年6月7日清晨7点11分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享寿95岁，史学界失去一位跨世纪的大师。何炳棣先生原来念的是英国史，后来转治中国史，他的研究领域广，包括扬州盐商、明清至民国的人口、明清会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美洲新大陆作物输入中国、北魏洛阳城、明代土地数据、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黄土与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近年研究的先秦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轰动史林，惊动万教（教育界），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满于中国文史研究被洋人归类为“汉学”（Sinology），因为“汉学”是西方人“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及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产物，他们卑视汉学，不置之于西方为主流的学术殿堂正殿。因此，何先生治中国史都选重要的大问题，成果都由重量级的西方大学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要与西方史家进行对话。何先生的学术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1965年荣获芝加哥大学聘为地位崇高的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并于1975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亚裔会长。

何先生擅长于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他在《东方的摇篮：公元前5000年至1000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以文献、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亚的一源说，连强力主张这种学说而撰写《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称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为之折服。

何先生为人率真，不假颜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长于对日抗战之中，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虽因工作关系入美国籍，但热爱中国之心过于常人，曾质问一些华人学者：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爱国？从何先生的讣闻中知道他要归葬老家金华。1979年底，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讨论中美关系的会上，面对满场洋人学者，亲见何先生独排众议，大声指斥研究中国的洋人学者的反华情结。其敢言直言的态度在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中极为少见，一般华人学者在洋人屋檐下总是低头，何先生决不示弱。

1996年，“新清史”的代表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发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就职演讲：“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针对何先生1967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批判何先生对清王朝“汉化”问题的论断。他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两年后，何先生像大炮一样地强力反击，发表“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

首先，何先生说他的论文是宏观的，论题是多面性的，罗友枝却单挑汉化这个单一主题来讨论，模糊文章的真实意义。更甚者是罗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论点，何先生说：他的基本观点，明明是满族创造了一个包括满、汉、蒙、回、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罗氏无视于此，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他无视于满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就在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和制度。罗友枝又主张：辽、金、元、西夏政权统治汉人与汉地，都只任用汉族官员，他们都拒绝汉化。其实，这四个政权最终都采用汉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汉族五德终始的正统论合理化其政权。征服王朝要巩固其统治，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本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共识，而罗友枝却全然视而不见。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九千年以来，汉文化和汉化发展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并且讨论非汉族政权如何采用汉化政策，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中国。这真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大文。

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是何炳棣教授治史的特色。他治明清社会史即运用社会学理论，专攻这一长久以来为社会科学家重视的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研究课题。何先生于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根据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统计，分析向上与向下社会流动；在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均远远超越前人，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何先生在书中不但处理向上社会流动，而且也讨论向下社会流动及其导因，阐明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通道的存在。何先生认为明清社会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均分遗产的习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先生又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何先生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

近年来，何先生的论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较著名的有美国的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韩明士（Robert P. Hymes）、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中国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贝的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员传记资料，发现宋朝政府被几个或几十个大家族所垄断，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大。韩明士在1986年发表《政治家与士大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书，则认为研究科举所促成之社会流动，不能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为据，应该扩大“精英”定义的范围，将寺庙捐献者与从事地方公益事务者及其亲戚族人、学生等均列为分析的对象，于是大大缩减平民范围，把平民在科举上的成功率大为低估；他进而怀疑科举制对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血液循环”有促进作用。稍后，艾尔曼发表《科举制下帝制中国晚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与《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他也认为何先生估计出身平民进士之比例过高，过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对向上流动力的作用，进而论定：“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而已。”沈登苗则于2006年发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批评何著对“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并指出“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但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种（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明代前期题名碑录，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结论。

对于韩、艾二氏的批评，何先生并未撰专文反驳，仅于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简单回应称：自己的统计“完全是根据八十几种中式者的祖上三代履历，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而艾氏所用的资料却“没有最能反映社会血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而且根据艾氏的统计，明清出身平民的举人，占总数的54.27%，出身平民的进士，占总数的61.78%，反而坐实了何先生的结论。至于韩氏的评论，何先生则认为是对“精英”的定义混乱而误导的。

现存的进士登科资料（包含登科录、会试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未为何炳棣教授使用的达59科，共140种，不但未被使用的科数是何炳棣教授使用过的将近三倍，而且分布均匀，明代每一皇帝统治时期都有，大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明代举人的社会流动。泓于是执行“国科会”赞助《明代向上社会流动新探》研究计划（NSC101—2410—H031—038），运用现存的进士登科史料，撷取57科15528件有效样本，重作统计分析。发现从明代初期到后期，平民家庭出身各科次进士占进士总人数的比率，平均从75%跌至45%，而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人数的比例，反而从24%提高到53%；平民家庭出身与官员家庭出身比例的变动，约略从明中期成化、弘治年间开始出现黄金交叉，尤其是广义的官僚群体比率大幅上升，又似乎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发展脉络相暗合。坐实了何炳棣教授所言“意指寒微人士要爬升社会─官僚体系的阶梯，其困难与挫折越来越大”的论点。

这个重新估算明代社会的向上流动率的研究，进一步修正了何炳棣先生利用22科6332件样本所统计出的结果。何先生的结论是：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也约略50%。而泓用57科15528件样本所统计出的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6%，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是44%；这就更加确认何炳棣教授的论点：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占了整体官员的一半以上，也证实万历年间礼部的报告：“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是有根据的。因此，明朝“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及“科举为寒门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门’的阶梯”的传统说法，仍为现今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社会流动，根据的样本数量极多，被誉为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最全面的一部经典巨著，影响中国社会史与明清史及东亚史研究甚巨。如许师倬云教授《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毛汉光教授《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吴金成教授《中国科举制政治．社会的机能——宋·明·清时代社会阶层移动

中心》（《科擧》，：一潮阁，1981）、吴建华教授《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及研究韩国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崔永浩（Yong-ho Choe）教授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 Korea, 1392—1600（《朝鲜李朝初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结构》），均以此书为典范。近年来，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也用何先生的方法处理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的学生资料，统计分析学生的家庭背景，讨论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流动的“无声革命”。台湾大学骆明庆教授也统计分析台大学生资料，讨论近年来台大学生构成的社会成分变迁所反映的台湾社会流动之性别、省籍和城乡差异。

近年来，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史料陆续公开，已较50年前何先生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为多：明代乡试录313种、会试录54种、进士登科录54种、进士同年序齿录15种及进士履历便览17种。整理编印的工作，也不断展开。伴随着《明代登科录汇编》、《清代朱卷集成》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等明清科举史料的整理印行，科举的研究，再度兴盛，而有“科举学”的出现。于志嘉就利用《万历三十八年（1600）庚戌科序齿录》，分析77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社会身份的变迁。而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更是在方法上、资料的运用上，都很明显地看出沿袭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的痕迹。2003年，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即用统计分析法，处理《清代朱卷集成》中的家族背景资料，讨论中举者的垂直流动、应试者的水平流动，及科举与士人居住地迁移的关系。2007年，厦门大学郑若玲出版《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将科举与大陆、台湾及东亚地区大学入学考试类比，讨论其与社会的关系；其第四章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也是“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用统计方法所作的量化分析。其分析的样本虽多达8000馀名科举人物，但仍较何教授的近四万名样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其特别之处，在何教授分析科举人物的祖上三代家世，郑若玲则延伸到五世，多考察两代祖先，兼及妻系与母系情况，而且还统计分析了功名大小之间的流动。其结论虽部分有异，但主体仍与何教授的论述一致：“科举制是清代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尽管获得功名的举子大多数还是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向上流动渠道。”

近年来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趋势，除研究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及横向的水平流动外，又注重区域研究。在相关资料的整理方面，1980年，朱保炯、谢沛霖在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基础上，编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确认全国进士的籍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最早注意这一论题，并在该书特立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论述之。中国地大，地形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差异性极大，是治中国史者当特别放在心上的；否则便会把中央集权体制视为极有效率的，误以为所有制度实施时，是全国一致的。何教授认识这一特性，深入讨论地域的差异。1993年，何教授更发表《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论述东南进士人才辈出的人文环境。同年，王振忠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为《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发表于《历史地理》第11辑。这一章的中译本方便许多中国学者直接阅读何教授的论著，受其启发，而开展对进士地域分布和分区的研究。

为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不致因其文化水平劣势，而乏人参与政府，尤其唐宋以来，因北方战乱及经济重心南移，导致南北文化水平之巨大差距；因此，明廷确立各乡试省解额，建立会试南、北、中卷制，依地域比例，订立录取名额，使全国各地均有人才加入政府，巩固明朝作为代表全国各地人民的统一帝国。对于科举录取题名，靳润成、檀上宽、李济贤、林丽月、刘海峰、王凯旋研究明代科举的区域配额与南北卷，汪维真研究乡试解额，沈登苗研究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进士的地域流动，曹国庆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与夏维中研究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分析其数量众多的原因。其他地区如安徽、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均有学者研究。

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外，近年来有关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论著与论点，多与何教授相似，不过在资料的运用上有新进展，如对于现存登科录的调查整理及个别登科录的考证，近年来也颇有进展。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编印《明代登科录汇编》。2006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给学者们在研究上很大的方便。其他与科举相关研究，近年来大量涌现，对译注工作，大有助益。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此期间这个研究领域虽有上述的发展，但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划时代之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何教授的《明清社会史论》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韩文译本问世，但仍未有中译本刊行，实为一大憾事。泓最初读到何教授的巨著，是1965年的夏天，刚考上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所长刘寿民（崇僁）教授将何教授送给他的这本《明清社会史论》赐赠于泓。于是开始一页一页地读，初读英文写的中国史论著，最头痛的还不是英文，而是中国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与书名等专有名词，如何从英文还原为中文，尤其这些字词，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试着猜，猜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就高兴得不得了。当时边看边试着翻译，居然译了四章半，后来因为忙着写论文而中断。泓之治明清盐业史，完成硕士论文《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与博士论文《明代的盐法》，实受何先生大著《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与《明清社会史论》启发，是从中得知什么是盐户、灶户，什么是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明清盐业与盐商在中国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两淮盐业的生产与运销的研究。

取得学位以后，有幸留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由于教学工作忙碌，也就搁下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的工作。时值70年代前期，正是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高潮，许多留美学人学生不满台湾当局的对日态度软弱，而投身运动；遭当局或吊销护照，或视为拒绝往来户，何教授便是后者。当时当局对外虽软弱，但对岛内却很强硬，台湾在威权统治下，校园气氛甚为严峻，尤其身为学术教育界龙头的台湾大学，更是陷于“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学系事件，两次整肃之后，几乎完全改组。继而传说矛头指向历史系，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为台湾的拒绝往来户，当然不宜再谈他的著作。直至80年代后期，解除戒严，何教授也恢复每两年回来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的权利。泓乃重拾旧译稿，以完成这一对泓学术生涯有重要关键作用的工作。无奈当时承担学术行政，正负责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与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担后，荣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钱致榕教授与校长吴家玮教授找了去创办人文学部；1993年底回台以后不久，又为袁颂西校长找了去创办暨南国际大学的历史学系与研究所，并担任教务长，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后，代理校长承担校园复建及延聘新校长等善后工作；沉重的学术行政工作，阻挡了大部分研究工作。

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转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的教职，教学工作单纯，遂能重拾研究写作工作。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是刘寿民老师创办的，泓拥有的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的业师和系主任刘寿民老师的，后来刘老师赐赠予泓，真是机缘凑巧。于是重拾旧译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业。不久，又蒙何教授约见，鼓励泓继续翻译，并惠允协助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随后又获“国科会”赞助此翻译计划，工作于是再度展开。

《明清社会史论》于1962年出版后，何教授又获得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与会试齿录、举人乡试录、贡生同年齿录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见到的4种明代进士登科录等新资料，1967年第二版即据以修订，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数据，并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第二版与1962年初版中本章的内容有所不同。本译文即以1967年第二版为底本。

这次翻译时，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献，还原于译文之中，若有出入则以“译注”形式说明。由于这本书出版已50年，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出版，与何教授对话，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或修正的文献资料，也以“译注”形式说明。由于何教授征引之资料，有许多不见于台湾的图书馆，也一一向何教授请教。有了何炳棣教授的协助，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不同于其他文字译本，而为较好的译本，也是较理想的中文版本。原书表格数字，除明显计算错误而以【译者按】形式补充说明者，误差值在±0.5以内者，悉依原书编排，不加更动。

长达万言的“译者注”是这本书的特色，何先生说：“对我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极有参考价值。”编排上也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与方式，将全书每一注脚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何先生说：“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感。”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得到何先生的赞许，应该是比英文原版更为理想的版本。

何先生过世之前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自序》上说道：

徐泓的序与杜希德的书评对我早年学术著作价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20馀年来，孜孜不倦考证先秦思想与制度的精神支柱。

这本《明清社会史论》在我所有的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最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类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因此我自退休以来20馀年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层楼，欣然颇有所获。此日回想，这本旧著可称我个人学术路程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今旧著以“译注”的新颜出现，于我个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对广大的中文读者有所助益。

书稿完成后，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中文译本版权授权问题的拖延，非常遗憾，何先生生前只看到稿本，没看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本《明清社会史论》。《明清社会史论》中文译注本首先于2013年12月出版，很受读者关注，第一印很快抢购一空，不到一年就已三印。尤其大陆读者因购买不易，希望能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何教授生前就属意由中华书局出版全集，李静女史深得何先生信任，积极联络出版事宜。简体字本来应该很快地问世，无奈由于译注工作曾获“国科会”资助，因此版权授权牵涉敏感的两岸关系，而拖延至今才获解决，编印精美雅致的精装简体字本《明清社会史论》之问世，可堪告慰何先生在天之灵。

译注本《明清社会史论》的出版，首先当然要感谢何炳棣先生的赐序和校读初稿，刘寿民老师的赠书，业师夏卓如（德仪）老师的指导。感谢“国科会”在译注工作最后阶段的赞助，列入《人文及社会科学经典译注计划》（97—2420—H—031—029—MY2）。感谢几位匿名审稿先生仔细校读，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常建华教授把第三章译注稿收入《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并撰写《导读》。感谢张继莹、曾美芳、许馨燕、刘婷玉和江丰兆等诸位学棣在译注过程中，协助查对史料，讨论和校对译稿。江丰兆学棣与清华大学的朋友，组织译注本《明清社会史论》读书会，不但仔细校出许多错别字，而且还指出原书误植之处。感谢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兄的关心和支持，帮忙联系版权事宜。尤其要感谢李静女史锲而不舍地争取和安排简体字本《明清社会史论》的出版。感谢罗华彤先生的仔细校对和认真编辑，让本书能完善地呈现给读者。最后要感谢内人王芝芝教授50年来的关心与全力支持，不但使泓无后顾之忧，并且不时讨论斟酌译注文字。由于大家的帮助与支持，何炳棣先生的这本旷世巨著《明清社会史论》的中文译注本才得以问世。

徐泓

2018年8月1日于

台北市景美仙迹岩下二闲居

（本文选自《明清社会史论·译者序》，文中注释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