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反金抗元？金庸跟你开了个大玩笑｜文史宴_风闻

文/于笑洋

金庸小说中的全真教为天下苍生抗金、抗元，然而真实历史中，王重阳并不是因为抗金失败才创立全真教，全真七子则既不抗金也不抗元，反而是大金国和蒙古国亲密的合作伙伴。本文将会为您讲述全真教和辽金时代新道教的种种。

（尹志平）“……全真教最爱给人排难解纷，江湖上有什么不平之事，但教让全真门下弟子知晓，那决不能袖手不理。”

——《射雕英雄传》

（丘处机）“我恩师（王重阳）不是生来就做道士的。他少年时先学文，再练武，是一位纵横江湖的英雄好汉，只因愤恨金兵入侵，毁我田庐，杀我百姓，曾大举义旗，与金兵对敌，占城夺地，在中原建下了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后来终以金兵势盛，先师连战连败，将士伤亡殆尽，这才愤而出家。”

——《神雕侠侣》

金庸小说里的全真教是那个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武林门派之一。其创始人王重阳是让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为之敬畏的武学大师，它还拥有周伯通和全真七子这样的顶级高手。小说中的全真教绝非传统意义的宗教，它是维护中原武林秩序的重要力量，是不受朝廷约束的准军事组织。更重要的是，在反抗女真和蒙古人侵略的斗争中，它以一个爱国主义团体的形象出现。

跟小说完全不同，王重阳从未卷入政治活动，全真教也没有组织和领导过反金革命，任何试图推翻朝廷的暴力行动对全真教来说是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与它的宗教教义大相径庭。相反，**全真教接受朝廷的领导和管辖，它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金元统治者。**要想了解它的历史，就必须追溯到更遥远的年代。

12世纪中国北方的道教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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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唐朝灭亡所引发的内战和入侵持续了很多年，其结果是辽（916-1125）与金（1115-1234）相继在中国北方建立统治，中国道教的前途与命运因此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新的来自草原的征服者对道教的认识和兴趣非常有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萨满信仰。1127年北宋的灭亡，让道教在北方的生存环境和影响力再度压缩。

10~12世纪

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相继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三个国家

道教失去了唐代官方宗教地位和以往特权，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获得朝廷保护。**在唐朝，道士是皇帝在精神和养生方面的导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现在他们沦为不受重视的普通阶层。**此外，风靡一时的道教外丹术修炼遭到越来越多人质疑。对于渴望修仙的信徒来说，外丹术修炼需要极大的勇气，有多位唐朝皇帝因服用道士提供的长生药，而导致重金属中毒死亡（史载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直接或间接死于药物中毒），这促使后来大部分宋朝皇帝放弃了服药成仙的荒唐想法。道教的公信力进一步受到伤害。

不管怎样，道教仍是广泛存在的中国本土宗教信仰，人们对它的信仰几百年来都毫无动摇。道教的衰落让道士阶层感到非常不安，很多人渴望变化与深刻的改革，一场重振道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迫在眉睫。

12世纪前期，在北方诞生了诸多的道教新教派：太一教、真大教、全真教相继出现，此外还有史料严重缺失的混元教。他们都主张宗教改革。新教派的诞生，是因为女真征服者对新征服地区的社会控制力还非常不完善，他们没有对此进行干涉，也可能根本没怎么关注。

诞生于金境内的道教新教派，史称“新道教”。**新道教有许多不同以往的共同特点，**他们都特别强调伦理道德自我完善获得救赎的重要性；提倡自食其力、少思寡欲和忍耐，反对繁琐奢侈的宗教仪式；内丹修炼法逐渐取代了危险的外丹修炼法；儒家和佛教思想被纳入道教体系，用来补充道教的古老概念（三教合一）。

此外，**现实迫使新道教将自己定位于社会底层的宗教，而不是原来那种宫廷宗教，这大大缩小了道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道士们不再是高冷傲娇的世外隐士，他们尝试和底层民众打成一片。这些改革给衰落的道教注入新的活力，北方内丹修炼术的兴起和三教合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整个道教的未来。

全盛时期的金国版图

随着金统治的不断巩固，金开始把自己视作华夏合法的统治者和文明捍卫者，它与宿敌南宋之间的对抗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

完颜皇室选择同道士接触，他们认为道士具有超凡能力、近乎神奇的力量，能满足他们长生不老的欲望，这跟他们信奉的萨满没什么不同。朝廷意识到，扶持一个不受南宋影响的新道教有助于加强其合法性，或者说让南北道教分裂，符合金的利益。

1148年和1167年，太一教教主萧抱珍和真大教教主刘德仁先后被金帝召见。真大教首先成为有影响力的教团，在朝廷支持下还一度在北方道教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王重阳与全真教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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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诸多的道教新教派中最晚诞生的是全真教，但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教派。王重阳1113年出生在京兆府咸阳县的一个富裕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和武术训练。在创立全真教前，他是金国地方政府的一名小官吏。但他并不感到幸福，他靠酗酒来打发人生（“日酣于酒”。《甘水仙源录》）后来尝试寻找解脱不幸的宗教途径。在他48岁那年，他宣称从两位道教神仙那里获得启示，于是开始了数年的隐居修行。

王重阳（1113-1170年）

早年所受的教育让王重阳对儒学和佛教思想非常精通，他采用儒佛思想来补充道教学说，同时不损害道教的基本特点。作为一个后起教派，王重阳最初的传教并不顺利，其思想也未得到认真对待，因为这些思想并非原创，看上起跟其他新教派没有不同，他的门徒寥寥无几。

在古代中国，任何宗教都不能脱离朝廷的管辖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全真教深知这一点，王重阳及其继承人把忠于皇帝和国家当做首要的修行义务，注意让其教义与朝廷法律不相违背。这一思想作为信条被写在全真教经典中。“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是修行之法。”（王重阳《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谨依国法为先。”（马钰《立誓状外戒》）、“不得犯国法。”（马钰《丹阳十劝文》）。很明显，全真教从一开始就把金国皇帝和朝廷当做效忠对象，这是全真教以后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167年，极度失望的王重阳感到无法在家乡陕西立足，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家前往山东传教。在出发前他显然做足了攻略。在山东，人们对道教认同的观念特别强烈，道士，特别是精通法术的道士非常受人们的崇拜。对道教的信仰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诞生于齐楚的黄老学；中国民间流传最广泛的道教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也发生在山东。

山东成了大有可为的命运之地，王重阳赢得了第一批追随者。这些弟子中最优秀的后来称为“全真七子”，他们全是山东人，丘处机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个。

全真教迅速形成自己的教团，王重阳用两年时间（1168-1169年）建立了五个教会，即三教七宝会（文登）、 三教金莲会（宁海州）、三教三光会（福山）、三教玉华会（登州）和三教平等会（莱州）。

旧道教那些分散的孤立的中心被全真教有组织的网络所取代。全真教迎合底层民众的诸多精神需求，它为那些无助的人提供诸如占卜、丧葬、驱鬼、治病和求雨之类的服务，帮助他们缓解生活带来的恐惧和压力。全真教因此获得很多人认同，它给经历着异族统治和身份缺失的底层民众提供了新的精神寄托，他们相信全真教能把无助的人团结在一起。

武汉长春观内的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图

在王重阳1170年羽化后，山东已成为全真教的活跃中心，它的名望和影响每一天都在加强。但这些成功并并不足以让它恢复唐宋时期的官方宗教地位，此外它还面临同门的竞争。随着一些更务实的道士占据了领导地位，全真教开始寻求朝廷同合作。

1187年，“全真七子”之一的王处一被引见给金世宗完颜雍。王处一是当时全真教最精通法术的道士，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朝廷并没有轻信王处一，在召见前，他被命令喝下三杯毒酒，以检验他是否真像传说中的那么牛逼。幸运的是，他通过了测试。（“使以为先生【王处一】非真仙也，饮鸩酒可以验之，上以为然，乃赐之三杯，先生饮讫，殊不烦躁，终莫能害。”《金莲正宗记》）。

此后，全真教两任掌教刘处玄和丘处机也受到召见，朝廷邀请他们参加皇家举办的祭祀活动以及为皇室成员祈祷和治病。丘处机还担任了金世宗私人的养生顾问，（“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亦尝请余【丘处机】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玄风庆会录》）。

双方的频繁接触让全真教上层结识了许多有权势的女真贵族和军政官员，这意味着全真教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金国宫廷上层。

女真统治者对道教养生术非常感兴趣

全真教付出的努力并未让它得到善待。一旦具有了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组织动员能力，它就会招致皇权无情而严厉的打击。**在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统治时期，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中国的传统王朝，**它改变了宽容的宗教政策，开始把境内的佛教道教团体当做一种威胁。

女真人照搬了唐宋的宗教管理制度，道教被纳入朝廷的专门机构（道录司）管理。全真教的传教受到严格限制，朝廷规定不得跨区域传教，没有盖上官府印章的通行证就不能在金国境内旅行，大批道士因此被遣送回籍；未获得朝廷许可建设的庙宇道观及其财产被没收充实国库。庙宇道观是活跃的宗教场所，从这里能获得善男信女的资助，这意味着包括全真教在内的宗教团体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从左至右：

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金宣宗完颜珣

完颜雍的继任者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年）实施了新的更苛刻的宗教政策。他首先禁止宗教团体与皇族高官接触（“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金史 章宗本纪》）；进而发展到干涉信教自由（“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金史 食货一》）。完颜璟觉得这些还不够，1190年，全真教被宣布为非法（“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佛教密宗的一个流派】”《金史 章宗本纪》），第二年，另外两个教派也遭到类似命运（“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金史 章宗本纪》）。

并非所有金国军政官员支持完颜璟的愚蠢命令，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全真教仍有着众多支持者，至少在山东，官府默认全真教的存在。但宗教禁令还是在短期内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真大教和正一教的势力遭到重创，混元教则彻底消失了。全真教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或者说至少保持了它的基本结构和组织网络。**凭借很强的适应能力，全真教继续利用其网络布道。

全真教没有因为所受不公正待遇同朝廷发生对抗或者尝试摆脱其控制，它的教义让它选择了屈服和忍受。顺便提一句，在同期（1160-1190年），不堪忍受迫害的佛教徒（白云宗、白莲宗、密教大日宗以及头陀教）爆发了多次反金起义，“这些教派僧侣领导的救世叛乱经常将矛头直指金朝的统治”（《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无论实行多么严格的禁令，朝廷都不能也不可能让宗教消失。宗教禁令未给金带来任何好处，它同其它不得人心的苛政叠加在一起，让整个国家日趋内卷化。到12世纪末，金不再是那个让邻邦感到畏惧的强权，它面临北方蒙古人崛起和南方宋朝北伐的双重战争威胁。随着金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不可逆转的衰落，宗教禁令变得越来越没有成效了。

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让全真教成为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任何势力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寺院经济的发展也让它成为富有的经济实体。于是朝廷开始把掠夺宗教财富当作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1195年，朝廷以未经允许私建为由，再次没收了大量全真教宗教建筑（毛庵和道观），他们显然认为每一个富有的宗教建筑内，都活跃着一个不受管控的地下经济实体；1197年，朝廷强行向全真教出售大量度牒（由官府颁发的宗教身份凭证，可以获得免税免役特权）和紫衣、大师号（官府授予宗教人士的虚构头衔），当时一张度牒的售价在100~300 贯钱之间，能够即将破产的金国财政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钱用来充作同蒙古人作战的军费；1209 年，山东的军政长官张万弓（山东路安抚使）再次向全真教出售度牒和道观名额，这次是为应对宋军韩侂胄北伐筹集军费。

**全真教尽一切努力去满足朝廷持续的近乎抢劫的索取。作为回报，完颜璟大大缓和了对全真教的关系，默认它的存在。**这让全真教的处境开始好转，当其他教派开始衰落的时候，全真教摆脱了困境，最终发展成为北方道教中最强大的派别。此时，金国即将面临蒙古人所发动的残酷战争，这场战争将迫使全真教做出新的选择。

与金庸小说大相庭径的是，无论从教义还是修行方式上，全真教都属于强调服从、温和低调的宗教，他们从不是带有政治目的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者，不会对金国统治构成任何威胁。即使面对不公正对待它也选择忍受。全真教从未把女真统治者视为敌人或者要推翻的对象，它非常珍惜与朝廷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非常脆弱并屡遭朝廷破坏。

金军的同盟者：镇压红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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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道：“贫道本是北方人，金兵害得我家破人亡，眼见中原不能恢复，所以愤而出家。”

丘处机笑道：“出家人慈悲为本，但见了害民奸贼，敌国仇寇，贫道可不能手下留情。”

——《射雕英雄传》

在说这些话前，丘处机刚刚在牛家村干掉了一队在南宋境内执行秘密任务的金人，他们中唯一的幸存者完颜洪烈被丘处机所重伤。完颜洪烈是小说中的金国六太子和全真教的敌人，他招募了很多武林高手试图摧毁反金抵抗运动。此外，丘处机还杀过王道乾这样的亲金汉奸。

2003年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丘处机

和你看到的不同，**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个豪迈奔放、嫉恶如仇和武功高强的大侠。真实的丘处机是忠于朝廷、深谋远虑、头脑冷静和温文尔雅的道士。**金国是他效忠的国家，他的权利和地位都来自于这个国家，他不可能去谋杀金国官员或把推翻金国统治作为己任。相反，即使在金即将灭亡的时候，他协助与支持金军对付汉人起义者。

1213年，成吉思汗发动了对金的第三次大规模战争，蒙古军严重破坏了金国心脏地区，其后果是金在华北的统治陷入瘫痪。长期被金国奴役的汉人获得了解放的机会，1214年春，山东爆发了汉人领导的红袄军起义，他们攻打并控制了很多州县，起义迅速席卷了山东并向整个华北扩散。此时金国军事力量被蒙古人重创，无力对此做出反应。

全真教掌门丘处机在山东享有巨大威望，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他的立场将直接决定起义能否成功。但丘处机避免给朝廷造成与红袄军共谋的印象，全真教决定不卷入双方冲突，更别提利用其影响力去领导起义。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忠君和非暴力原则本就是全真教的修行义务。

收藏于北京白云观内的《丘真人本像》（清代）

随着蒙古军的撤退，金开始在华北恢复秩序。金宣宗完颜珣（1163-1224年）决心把山东起义者淹没在血泊中，他命令金国最优秀的将军仆散安贞（山东路统军安抚使）去摧毁起义。几个月后，当仆散安贞的军队开进山东半岛后，仓促组织起来的义军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镇压导致了非常可怕的后果，金军不宽恕对手，数万名义军在战斗中被杀，许多城镇和村庄被夷为平地，“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满目蓬蒿。”（《大金国志·宣宗纪》）。金军把整个山东半岛变成了修罗场。

金军的暴行引起公愤。尽管战局越来越不利于红袄军，他们仍坚守山东半岛北侧沿海的两个州（登州和宁海州）。金军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残酷战斗，而劝降要比扑灭他们代价小得多。于是他们寻求获得全真教的帮助，这一策略很快产生了效果。

在意识到红袄军的失败不可避免后，丘处机接受了仆散安贞的求助请求，他呼吁红袄军接受朝廷的条件投降。这种明白无误的亲金立场很快对义军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很多人选择放下武器停止抵抗。金军顺利接管了两个州（“时登及宁海未服，公【仆散安贞】请师【丘处机】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长春真人本行碑》）。

身穿红袄军服饰的演员在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马亓山风景区进行古装表演

旗帜上的“杨”代表红袄军第一位领袖杨安儿的姓。

不止一份金元文献指出，亲金的全真教民兵和金军一起并肩作战。比如，在1218年红袄军攻打即墨的战斗中，丘处机的徒弟、未来的全真教掌门李志常与金军指挥官（山东招抚副使）完颜阿鲁达共同守卫这座城市。（“师【李志常】在即墨，与主帅【完颜阿鲁达】保完孤城，以寡克众，皆出师之谋画。”《重修真常宫碑》）；全真七子之一郝大通的徒弟、未来的华山派掌门范圆曦，因为组织民兵在宁海州抵抗红袄军有功，被朝廷授予“普照大师、本州道正”的称号。

全真教的全力支持让金军的军事行动变得顺利起来，第二年（1215年），金军基本肃清了山东境内的起义。

然而局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蒙古人不久再次升级了对金国的战争，蒙古统帅木华黎的军队几乎踏平了黄河以北，金把全部军队投入到对付蒙古人的战争中去。幸存的红袄军在南方的金宋边境地区重新集结后卷土重来，这次他们得到了南宋强有力的支持。整个山东再次处于失控状态。

在木华黎于1217年被任命为征服金国的最高统帅后

蒙古军在此后六年里（1217-1223）几乎踏平了黄河以北

现在，全真教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它开始同朝廷保持距离。1216年，丘处机史无前例的拒绝了金宣宗召见他的圣旨。1219年，当徒众普遍相信他将前往崇信道教的南宋时（“人皆以为师【丘处机】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七真年谱》），他同样谢绝了宋宁宗赵扩的邀请信。

此刻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金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南宋也将面临同样命运，这个世界的未来属于蒙古人。丘处机不想再为金国效劳了，也不想投靠前途黯淡的南宋。他隐居在山东栖霞山的道观内静观局势发展。

13世纪初，即将灭亡前的金国版图

它丧失了鼎盛时期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

1219年冬，历史和命运选择了丘处机，正在花拉子模指挥作战的成吉思汗邀请他前往西域。这是充满挑战也是无法拒绝的邀请，丘处机决心抓住机遇，来赌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全真教的未来。

走向权力之路：长春真人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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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道：“一路见到大汗攻城掠地，心中有感，也做了两首诗。第一首云：‘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

——《射雕英雄传》

在小说描写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见面中，丘处机用这首带有强烈反战情绪的诗作为开场白，试图劝阻成吉思汗停止杀戮。流传的全真教典籍也强烈暗示——丘处机成功地让成吉思汗改变不得人心的杀戮政策，丘处机的勇敢劝谏和人道主义善举是这些典籍反复强调的主题。

蒙古人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1219-1224）

给该国造成空前浩劫

从丘处机一贯明哲保身的以往表现来看，对蒙古大汗进行反战宣称基本没有可能，更不会产生效果。在他停留半年期间，成吉思汗军队在花拉子模的杀戮与破坏丝毫没有减弱。蒙古人在世界各地的战争暴行此后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们扩张到达极限。

丘处机此行有着更现实更重要的目的：通过与成吉思汗的会见，为全真教赢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对成吉思汗而言，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来访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同时，全真教在华北的影响力对蒙古人未来统治该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2013年中国大陆拍摄的电影《止杀令》。该片剧情简介称：

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明白了天道喜善恶杀，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的道理。顿悟后的成吉思汗停止了征伐的脚步，班师东归。”

萨满教是蒙古人最普遍的信仰，但他们对其他宗教并不陌生，并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

早在蒙古兴起时，他们就接触到汪古人、克烈人和乃蛮人的景教牧师，回鹘人和唐兀人的佛教僧侣。此后的对外征服战争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宗教。1214年，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国的战斗间歇召见了佛教临济宗宗师中观和海云；1222年秋，他在战胜花拉子模后，在布哈拉召见了在当地有名望的伊斯兰教卡迪（Qadi，宗教法官）和伊玛目（Imam，祈祷主持人）。只要有机会，他就召见所能见到的宗教人士，听取他们的见解，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丘处机一行奉诏从遥远的山东半岛启程，于1221年冬抵达中亚的蒙古军驻地。第二年春，从前线返回的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附近的营帐接见了他。此时成吉思汗已经暮年，他希望丘处机能提供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丘处机的回答是“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但睿智豁达的成吉思汗并未对此追究，在此后数次会见中，他了解到更多的道家思想和道教养生知识。

丘处机为自己从万里之遥赶来的诚意以及坦率和诚实，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赏识与赞扬。丘处机被授予“帖卜·腾格里”（Teb-Tenggeri，蒙古语“天使”，全真教翻译为神仙）的称号，此前仅有萨满教大巫师阔阔出获得过这一称号。此后，丘处机被赋予掌管帝国境内所有道教徒的权力，全真教还获得了包括免税和免役在内的很多特权。

成吉思汗会见丘处机

这次历史性会见让全真教获益匪浅，从此它把自己的命运与紧紧蒙古人联系在一起。1224年3月，丘处机返回燕京，全真教迎来了快速扩张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它得以吸收更多的信徒，建造更多的道观，并在更大的区域传播。**它从一个局限于华北的区域性宗教，发展为整个蒙古帝国境内都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从畏兀儿之地的别失八里到高丽的开京，到处能见到全真教道士的踪迹。然而，好景没有维持多久。

蒙古的不断扩张让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成吉思汗的子孙因此接触了更多的宗教，这让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更有见识。包括聂斯托里派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开始在帝国境内传播，很多蒙古宗王成为了基督徒、佛教徒或穆斯林。蒙古诸汗奉行多元化的宗教包容政策，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事实上，包括全真教在内的任何宗教，从来都不是蒙古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唯一选择。

13世纪前往哈拉和林的外国旅行者注意到在蒙古汗廷有很多宗教人士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全真教的过度膨胀及其所拥有的特权，开始让它招致很多势力的反感。特别是它试图凌驾于佛教之上的做法，让双方发生了严重对立冲突。全真教对自己的处境并无意识，他们对世界变化的认知和理解还停留在以往的知识结构里，也无法预见来自域外的宗教思想，将要给道教古老学说带来巨大冲击。

全真教为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这包括耶律楚才、八思巴和姚枢这样的帝国权贵，而此时藏传佛教开始成为蒙古汗廷的新宠。甚至连它的同门都开始反对它，1227 年，79岁的丘处机在长春宫内上厕所时去世。全真教的传统对手、被它长期压制的真大教教主毛希琮，用一首恶作剧式的打油诗来奚落他——“一把形骸瘦骨头，长春一旦变为秋。和濉带屎亡圊厕，一道流来两道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

随着丘处机的去世，他建立起来的大厦开始无可挽回的崩塌了。1258年，在蒙古汗廷举办的一场决定全真教命运的佛道辩论中，尽管在科学上存在着许多不利证据，全真教道士仍坚持佛教的起源来自于太上老君。最终，全真教毫无悬念地输掉了辩论，它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

有意思的是，很多读者是通过金庸小说了解到全真教的。小说对全真教及其领袖的美化让读者忘记和忽略了其真实历史。

不管怎样，从今天的视角对全真教及其领袖不应有过多的苛求和责难。全真教的诞生及其改革思想，对中国道教的延续和发展意义重大。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仍对中国道教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018年，全真教龙门派在陕西陇县举行的宗教活动

图为身穿道教传统服饰的全真教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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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冬游：《金元时期全真道教派活动研究》

杨东魁：《金元时期全真道与王权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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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展：《蒙元王朝多元化宗教生态研究》

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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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奇斯钦[美]：《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国佛教与道教》

姚道冲[美]：《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丘处机“一言止杀”三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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