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国家_风闻

摘要

在政治学范畴里，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定义为具有明确的一定的领土和人民、具有一套政体和官僚体系、对暴力进行了合法垄断、对外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式现代国家也是民族国家，其原型是19世纪以来逐渐脱离宗教制约、结束城邦纷争和实现近代化的欧洲国家。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发生了社会以及社会思潮的剧烈变化，民族主义在战争中得到普遍认同，也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事实上，19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是构建在殖民地扩张的基础上的，并且往往为旧贵族把持政权，这就表现为以民族国家构建的殖民性帝国的特征。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国家的内涵似乎已经超出了韦伯时代的国家原型，这本质上是二战以来的诸多的时代变革已经使得国家迥异于之前的时代，现代国家的概念向更广阔的内涵延伸。二战以来，1）核武器对人类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毁灭，超过了单个国家能够应对的能力范围。2）世界各国在核威慑下达成了战后的和平，组建了雅尔塔体系下的世界体系。3）战争使得殖民国家的国力下降，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各国的疆域版图基本定型。4）各国国家信用货币普遍得到使用，各国间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深化。5）战后的科技进行了新一轮的发展，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技术革命。6）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人们可以很快知晓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文化思想交流大大加深。7）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大大深化了工业产品的制造分工，生产国际化出现；同时生产国际化的盈利模式和通信技术的变革促使了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的快速发展。在以上核威慑、世界体系、殖民体系崩溃、贸易、科技、信息传播和金融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战后每个国家都主动和有意识的融入世界的大历史中，时刻与世界产生联系，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世界文明相互交错发展，不再是单一文明各自发展或者是作为其他文明的支线。基于此，本文试图将现代国家从民族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重新定义为二战以后的国家模型。在现代世界的发展中，现代国家对经济、货币、科技和能源等方面非常重视，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是基于上述条件。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山雨欲来，世界各国开始争夺新赛道的科技制高点。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影响将会是超越国界的。在此背景下，不妨将二战后的现代国家从韦伯式现代国家中剥离出来，这样就为思考新时代国家间的相互行为和国际政治的范式提供了一个合理可靠的范畴。

一、引言

在政治学范畴里，民族国家的概念广为人知，现代国家的概念也一直在使用。事实上，很多文献中现代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沿用，或者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两者在一定语境中表示同一种概念，一些学者也认为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的别称，两者指代同一概念。对现代国家有清晰阐述的文献并不多。造成这一混乱表述的原因或许和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有关，韦伯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具有明确的一定的领土和人民、具有一套政体和官僚体系、对外具有独立的主权。克里斯多夫*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认为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主要从国家组织形式考量，并认为现代国家具有：1）暴力的合法垄断；2）领土权；3）主权；4）合宪权；5）非个人权力；6）公共官僚；7）权力与合法性；8）公民权；9）税收等组织形式特点。马克斯*韦伯的民族国家是基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逐渐结束城邦纷争、建立强力政府的历史抽象而来的。事实上，韦伯式的民族国家的形态特征在中国秦代就具有了：基本上固定的中国疆域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百代都行秦政制”的政权和官僚体系，万里长城所宣示的对外的绝对主权，秦朝因法而强盛，相对完备的国家法律对暴力进行了合法垄断。从民族国家定义的本质上来说，中国自秦代以降均是民族国家；至于说19世纪西欧民族国家不同于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政体，造成这种错觉的应该是西欧科技和工业能力的勃兴以及对非西方国家的相对优势——而这并不属于民族国家的考量范畴。

世界政体理论认为，当今的世界社会都被纳入世界文化的影响，在世界文化框架的塑造下，民族国家的内涵成为了国家建构的共识。在政府间组织中，尤其是联合国，它代表国家联合体具有承认新兴国家是否为合法的民族国家的权力。联合国规定并推广的民族国家模式包括常住人口、确定的领土、一个政府以及与其它国家建立官方关系的能力。这种背书加强了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概念的等同。

陈寅恪先生主张考察历史要有“同情心”，即为设身于当时时代背景的认知去理解历史。笔者认为考察政治学概念也应当秉持这种同情心：考察以往的政治主张应当考察是否符合提出者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的时代困境；同时，政治学说的运用应当考量是否符合时代生产力的需求，是否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政治学说的提出都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型，只有在基于真实政治条件的深度思考下，政治学说才有生命力；只有在历史或现实背景下，政治学说的出现和运用才有丰满的全貌，不至于陷入空洞的理论模型。

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国家的内涵似乎已经超出了韦伯时代的现代国家。今天人们对现代国家的认知，似乎更多有一种时代的意义，这本质上是快速变革的时代已经赋予了现代国家与19世纪韦伯式欧洲国家不同的挑战与使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人把他们的时代称为现代，是基于他们时代的共性迥异于之前的时代，一系列变革引导了进步，他们情不自禁的自豪、引以为耀；今天的时代，人类社会较于二战之前的变革程度不亚于19世纪欧洲的变革，人类社会生活向更广阔的的领域延伸，现代国家的概念向更广阔的内涵延伸。在今天，如果将现代国家的定义拘囿于19世纪的欧洲国家模型，无异于削足适履。

由是，本文试图依据今天的认知提出一种对现代国家的新的界定，试图将现代国家的概念从民族国家中剥离出来。并尝试从不同维度论证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核心特征，区分两者。讨论现代国家，首先应该确定现代国家这一概念从哪几方面度量。有了这个思路，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论述：

1）现代国家的定义和范畴

2）现代国家的特征

3）现代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辨析

4）现代国家的时代要求

二、现代国家的定义和范畴

现今世界有多种因素影响着世界政治的进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至今发挥着影响力；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带来的思辨精神；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自我意识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两次大战带给人们的情感伤痛和对战争的反思；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的世界经济、贸易和文化；科技革命后掌握核心技术对国家进程的影响；基于强大军事力量的霸权体系，等等。毫无疑问，人类在无论认知广度、意识形态、物质广度还是组织形态上都有着快速、复杂、庞大的延伸。纵观世界历史，这一进程又尤数二战以后变化最为剧烈：

1）1945年5月，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世界上第一枚用于战争的原子弹；8月9日，美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另一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原子弹在战争中的使用而提前结束。正如杜鲁门所言：原子弹的使用不仅彻底扭转了战局，还调转了历史和文明的方向。美军投放到日本的原子弹爆炸当量为2万吨TNT，爆炸时的光芒比1000个太阳还要明亮，冲击波形成的狂风使所到之处都沦为废墟，无论日本军人还是平民无差别惨死，两次爆炸当日死去的人数累计多达10万人，这是另一种维度的能量的打击。加上几年以后因核辐射导致的死亡人数，广岛死亡20万人，长崎死亡12200人。日本民族更是在至今都沉浸在核战争的恐怖和绝望之中。原子弹的威力使人类意识到这是一种反人类的武器，如果让这种毁灭性的武器大规模用于战争，对人类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从此由盲目、稚嫩走向理智、成熟。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尽管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对立大国美国和苏联一度剑拔弩张，核战争还是没打起来。因为所有人已经意识到：不同国家间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核武器，它可能会毁了所有人。二战以后，核武器、洲际导弹和侦察卫星相继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模式和观念。现今的核武器的威力已经增大到一艘海基弹道导弹潜艇上装载的核武器足以引发“核冬天”，从而终结人类的存在。二战以后，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的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2）战后确立了世界性的国际政治体系。历史证明，一战以后凡尔赛体系下的国联是软弱无力的，它没有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世界人民在两次大战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战使1000万人丧生，二战使5300万人死于战争。罗斯福在二战战事尚未平息时就开始着手组建新的国际组织，并且设想组织应当是世界性的，旨在阻止侵略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1943年12月罗斯福曾说：“英国、俄国、中国和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这说明，此时的世界，已经不是单个国家能够单边应对的了，面对战争的风险，世界各国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罗斯福的话，是一个世界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世界朴素的认识。正因为认识到世界性大战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战后国家才组建了联合国，联合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时使得各个国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发声。联合国在后来的历史里，在人类发展的问题上，比如教育、疾病、粮食等问题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二战后欧洲几乎沦为废墟，经济疲敝不堪，人民穷困，士气低落，这些国家再也无力对殖民地进行有效的控制，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波去殖民化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从16世纪以来建立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这一时期，亚洲脱离殖民地而新形成的现代国家有：印度尼西亚（1945年）、印度（1947年）、巴基斯坦（1947年）、缅甸（1948年）、越南（1954年）、老挝（1954年）、柬埔寨（1954年）、菲律宾（1946年）、约旦（1946年）、叙利亚（1946年）、黎巴嫩（1943年）、伊朗（1979年）、伊拉克（1958年）、塞浦路斯（1960年）、科威特（1961年）、马尔代夫（1965年）、也门（1962年）、卡塔尔（1971年）、巴林（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非洲有利比亚（1951年）、阿尔及利亚（1954年）、苏丹（1956年）、摩洛哥（1956年）、突尼斯（1956年）、加纳（1957年）、几内亚（1958年）等等；拉丁美洲有10个国家取得独立。二战和这20年的去殖民化浪潮直接形成了现今世界的版图。也是在这一时期，国旗成为各独立国家的象征。在今天的国家间组织比如联合国以及大型的世界赛事中，国旗代表着国家。

4）19世纪末期，世界出现了由世界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这时的世界贸易结构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欧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主要为纺织品，并销往世界其他国家；美洲和东欧国家提供与工业制成品相关的生产原料。1876-1913年，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上升，并且参与贸易的工业制成品逐渐转变为金属制成品、化学品和机械产品。世界贸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一段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各自的信用货币，国家货币基于世界各国主权信用，并且各国货币绑定美元。基于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世界贸易再次出现了飞速增长，这时的世界贸易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世界各个国家的出口总值从1950年的61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81970亿美元，这期间的世界出口值每十年增长率均超过了6%，远远超过了二战之前的水平。世界各国在二战后的世界贸易大大加深了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国际贸易成为二战后国家的深刻特征。

5）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家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后形成工业产品过剩，为争夺工业生产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而展开的波及世界各国的世界性大战。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得欧洲国家的工业生产重心从原来的纺织业和采掘业转移到重工业。在这一阶段，电力的应用不仅提供了可供远距离传输的强大动力，而且使信息传递速度大大加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铁路、汽车和海运业取得长足进步。技术革命的爆发使得人类社会还来不及适应这种变化，后来的战争也被证明是一种不成熟的应对。而两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新的技术的发生。战争中运输机的使用为大规模得空运创造了条件，使得大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19世纪发明的电报和电话以及20世纪初发明的无线电技术被用于通信。战时喷气式飞机的发明和汽车的机动化也为战后航空业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战期间，为破解德军的英格玛密码机，英国科学家图灵发明出了首台以数学逻辑驱动的大型计算机，计算机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在后来的时间里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计算机技术在战后得到了更高级的发展，战后冯*诺依曼确立了现代计算机的架构，计算机向更微型更精密的方向发展，这使得计算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可能。二战以原子能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而结束，战争中各种新式武器更是杀戮士兵的恶魔。原子弹的出现，使得人们对科技不再仅仅是感到新奇，更有了一种恐惧。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规模化落地在促进世界混同、形成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不可代替的强力。战后国家普遍重视科技的发展，把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核心能力。

6）19世纪发明的电报和电话以及20世纪发明的无线电技术，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时空距离，并促进了世界的生产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电报和电话为代表的新型通信技术就被用于战争的信息传递。在二战中，这种技术更是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同时无线电技术和广播也作为一种新的通信技术被用于战争通信和战争宣传。二战之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世界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能够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新一代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由军用转为民用，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如今，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其他地方的声音信息，看到其他地方的影像信息，还能即时获取这些信息，这在20世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地理边界，使得文化的交流变得简单易得，流行文化通过网络在世界各地传播。互联网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商业贸易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确认订单和支付的电子商务，足不出户就可以买东西。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21世纪成为一个信息时代，人们充分享受着科技带来的好处，也不得不面临着与其孪生的负面挑战与社会问题。

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国家进行了130亿美元的援助，美元开始成为一种世界货币。美元最初绑定黄金价格，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贸易的价值度量。20世纪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作为第一个摆脱了国家金融管制的离岸市场产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熟发展深化了国际分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众多跨国银行、证券交易所和投资机构聚集构成了巨大的交易中心，通过现代化通信设备构成了广泛的金融交易网络，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动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20世纪80年代，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放松了金融管制，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1980年，全球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交易的总存量为5万亿美元，到2007年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额达到了32100亿美元。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参与到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融资，同时，金融也成了货币坚挺国制裁弱势货币国家的有力工具。

综上，战后世界混同。每个国家/社会都被纳入世界文化的影响范围，并由世界文化框架来塑造。战火重创了原来的世界体系，也再造了战后国家。二战以后，1）核武器对人类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毁灭，超过了单个国家能够应对的能力范围。2）世界各国在核威慑下达成了战后的和平，组建了雅尔塔体系下的世界体系。3）战争使得殖民国家的国力下降，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各国的疆域版图基本定型。4）各国国家信用货币普遍得到使用，各国间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深化。5）战后的科技进行了新一轮的发展，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技术革命。6）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人们可以很快知晓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文化思想交流大大加深。7）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大大深化了工业产品的制造分工，生产国际化出现；同时生产国际化的盈利模式和通信技术的变革促使了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的快速发展。在以上核威慑、世界体系、殖民体系崩溃、贸易、科技、信息传播和金融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战后每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同时也被其他国家所影响，世界文明相互交错发展，不再是单一文明各自发展或者是作为其他文明的支线。战后每个国家都主动和有意识的融入世界的大历史中，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均处于一个无时无刻都与世界产生联系的状态。

基于上述视野，本文将现代国家定义为二战以后这段时间存在着的或存在过的国家。

现代国家是对世界现存国家的现实描述，不应以政体的差异而区别对待，所有的国家同处一个时代。截止今日，现存的国家有中国这样的依据自己的文化归属和历史传承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有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在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有欧美诸传统列强延续至今的工业化国家，更有非洲刚果、南亚巴基斯坦这样的在欧洲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按照本文的度量，即使如李光耀所说：“沙特阿拉伯的部落首领每年都必须给国王进贡，就像中国古时候那样国王会回赐更厚重的礼物。……利比亚同样算不上是一个全民团结的国家，而是由无数个部落凑合而成，更有地方主义因素作祟”，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也是现代国家。原因无他，时代和国际环境已然变了，即使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和他们照不到同一时刻的太阳，也能随时对他们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的石油开始影响世界政治，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有着深度的利益捆绑，利比亚更是在2011年英国、法国、美国的介入下政权迅速垮台，其领导人卡扎菲死于暴乱的枪杀。

现代国家是二战这一时间截面以后的国家的集合。二战以后，世界处于一个同一化的状态，快速的历史变革使得各个国家必须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不可能偏安一隅，也不可能遗世独立。外界会对国家本身产生影响，包括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商品贸易、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文化等等，影响到国家行为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人们有了如此强烈的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朝夕相处的整体的概念，更加懂得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对人类来说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考验。”

讨论现代国家不应该陷入现代化这一概念的迷沼，现代国家不等同于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这一概念发展到现在太庞杂了。并且对现代化的定义有不同的层次，有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有国民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的，等等，不一而足。可以看出，本文界定的现代国家内涵与现代化的不一样。本文主要着眼于二战以后人类社会产生的深度联系、国家间的深度相互作用区分现代国家，不以殖民时期不对等的国家交往划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时间上有前有后，但是人类社会产生深度联系、国家间深度相互作用是在二战以后。

讨论现代国家也不应该陷入历史学科概念的迷雾。中国现代史界线划分有两种观点：一是定义为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这时候列宁在1917年领导的俄国革命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国内反思社会的思潮；第二类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划分。同样的，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史界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文试图阐述的是在美国投下“小男孩”原子弹的那一刻起，世界政治格局就变了，这种具有巨大能量的无差别杀伤人类的武器使得人们反思，人们开始意识到科技在人类社会中的强力、开始普遍具有人类共同体意识。越往后，在通信技术和其他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越来越发达，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也面临着相同的和相互交织的困境，从那时起国家具有现代形态。

三、现代国家的特征

民族国家或者韦伯式现代国家，核心观点是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领土和人民，对内具有政府和暴力的合法垄断，对外具有主权。毫无疑问，本文定义的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具有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特征和本质。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深度联通，通过科技的加持、生产力的空前繁荣、物质的贸易和思想理念的流通，现代国家呈现出一些共有的属性特征，这是二战前或者更早以前国家所不具有的。

经济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活动，现代国家依靠工业生产和经济推动社会发展。早在19世纪后三四十年开始，“一种新型强国出现了：其地位不再是凭借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控制力与海上实力来奠定，而是首先取决于工业制造业的水平，以及在军备方面的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是国家要具有一定实力的经济基础，这是19世纪的西欧诸强已经证实了的。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经济的重要性，大力开展自己的经济计划，开始战后重建。苏联开始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着重发展重工业和集体农庄；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西欧和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实现了腾飞。到1949年，日本经济已经达到战前的生产水平。到1956年，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产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平时期中1937年的2倍多，法国和英国的产值比战前提高了50%以上。美国经济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二战后至今，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无一不是经济强国，或者是工业强国。

二战以后，信用货币成为现代国家的主流货币，并在国际贸易中进行结算。在二战以前，国际贸易是以黄金和白银进行结算，国家信用货币只在本国流通，且并不稳定。普法战争（1870-1871年）结束后法国赔偿德国50亿法郎，考虑到法郎可能会贬值，则使用金法郎进行赔偿，即为签订条约同时代50亿法郎等价的黄金或白银结算。同理，一战德国战败后根据条约需要偿还协约国的战争赔款为1320亿金马克，其时的币值相当于10万吨黄金。1940年法国军队在欧洲大陆溃败后，英国向美国求援，美国赞成卖给英国军火，但是支付方式必须是黄金。战后各国发行国家信用货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纸币进入市场流通，成为主权货币，并进行国际贸易结算。从二战美元绑定黄金，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逐渐走强，成为强势的国际货币。今天的各国的储备黄金总量也不过2.5万吨，相当于5万亿美元，信用货币的总量远远超过了黄金储备。21世纪欧元的在欧洲范围的流通和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造成了今天世界的货币格局。所以可以从二战时算起，马克思所说的金银所具有的价值标准被信用货币代替，信用货币成为现代国家的主流货币。

科技是现代国家的核心能力。第二次技术革命在自然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发展了电力、电力机械、内燃机、钢铁冶炼和化学工业技术，并在能源与动力、材料、交通运输和通信工具方面的而去的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电力的发明和钢铁技术的进步，导致重工业大量出现，于是化学、汽车、石油工业等产业部门纷纷兴建和发展。20世纪以来，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受到科学而非经验的指导，并且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生产技术领域和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由原子核物理学导致了原子能工业，由数理逻辑和电子学导致了电子计算机工业，由半导体物理学导致了半导体工业，由高分子化学导致了高分子合成化学工业，由力学、材料科学、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导致了空间技术，由量子论、电子学和光谱学导致了激光技术。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3%以上，其中3/4就是依靠新技术的采用。第三次技术革命使得信息技术广泛发展，产生了溢出效应，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也产生了广泛的融合。第三次技术革命同时使得生产水平化分工，同一件产品的不同零件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工厂进行标准化批量化生产。在今天，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衍生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更是在今天得到了大步发展，成为国家间争夺的核心科技。

能源是现代国家的命脉。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工业国的工业生产都依赖于煤炭能源提供动力。1860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前身成立，石油开始运用于工业。随着二战的爆发，石油提炼技术工艺越发成熟，开始为军队汽车和飞机大量提供动力，石油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能源消耗的基础上的，主要是石油。经济越发展，必然要消耗更多的能源。1973年西欧各国的石油危机使得发达国家意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以至于在以后几场中东战争中欧美各国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中国能源的消耗最初是依赖国内煤炭和石油的开发，到1993年才开始进口石油。2012年中国能源的消耗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耗第一大国，达到40万万吨标准煤，而美国同年的能源消耗总量为9.4万万亿btu。（见图1）到今天石油已经超出了提供能源的作用，其精细加工产品渗入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来自石油加工的产品：人们穿着涤纶等合成纤维制成的衣服和合成橡胶制成的鞋子，吃的面包零食和喝的饮料里面有石油提炼的添加剂，房间的装潢用了合成塑料和橡胶制成的桌椅和窗帘，某些涂料也是来自石油，出行用的汽车除了合金和玻璃，其余的材料都是来自石油，洗涤用品和女孩子用的化妆品是石油精细加工的产品，手机、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子产品有来自石油的材料，操场的塑胶跑道是合成塑胶做的，产品包装盒以及防震的泡沫来自石油等等。到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种产品是完全没有用到石油加工的。

图1、2009-2018年中美两国能源消耗总量

现代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源自于国内政治经济的压力。当今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其国民的信心都来自于经济的增长率。在核威慑平衡的国际体系下，现代国家间的竞争表现为对优势资源相对优势的争夺和掌控。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降低，则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给国家带来内耗。如果转移国内矛盾，则会引起战争。

国际事务中超出单个国家能力或者世界性的事务由国际组织代替实现。二战以后，超出单个国家能力范畴的世界性事务交由世界组织处理，这是一个普遍的操作。除了联合国（UN），其他影响比较大的国际组织还有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近年来新成立的亚投行（AIIB）等。这些组织在现代国家的世界体系下建立，在世界文化的框架下发挥作用，这反过来又加深了世界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即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相互之间能够产生联动效应，不容易解决，同时全球性问题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事关人类全体的利益和命运。江涛等将全球性问题分为5个大类，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组是全球经济问题，主要涉及国际贸易稳定，金融稳定，贫困与不平等，债务危机等问题；第二组是人类发展问题，包括教育，传染病，难民等问题；第三组是环境和自然资源，包括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能源等问题；第四组是世界和平与安全，包括武器的扩散，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种族灭绝等问题；第五组涉及全球治理，包括多边条约，冲突管控，国际金融改革和金融腐败等问题。第四组和第五组问题之间有着深刻的联动效应，本质上应该归为一类问题。以上全球性问题在二战以后对不同的现代国家产生着不同影响，但是几乎是现代国家的伴生产物。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关系着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和现代国家的未来走向。

四、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概念辨析

基于前两节的论述，本文定义的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有着定义范畴上的不同。本节重点阐述一下民族国家的理论模型和历史原型，并阐述一下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这一概念的提出都有其历史原因。笼统一点说，民族国家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在这之前，是欧洲国家逐渐脱离宗教制约、结束城邦纷争和实现近代化的历史。

在长达十个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公元476年-1453年），欧洲大陆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治，是一片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相互混战的小邦国，天主教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16世纪，趁着宗教论战，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通过增加财政税收、不断削弱贵族，加强了王权，建立了集权国家。1648年，欧洲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宗教战争后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城邦政权进一步集中，发展出具有一定实力的诸侯国家。这时候的欧洲大陆神权衰落，宗教教廷和教皇不再具有支配和影响欧洲大陆政治、军队和外交的能力，并逐渐失去税收（“什一税”）能力。“‘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在17、18世纪开始致力于秩序的重建，它们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政体。英格兰和荷兰的统治者与代议机构分享权力，它们创建了宪政国家；而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绝对权力，并建立了所谓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一时期，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国家高度依赖海洋贸易，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海上贸易网络，英国开始称霸海洋；而法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一度和英国争雄，踞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列；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治下政治实体是一些可以分割和碎片化的城邦主权，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出高度的分离性，同时一些诸侯国实力坐大，如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的彼得大帝通过军队改革和创建海军，控制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把一个拥有辽阔疆域的农业国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这一时期，欧洲还没有出现普遍的民族意识，欧洲的君王还可以通过血缘关系继承别的国家的土地，人们继续效忠着自己的封建领主和国王，只不过这时候君主的权力大大加强。

17、18世纪，启蒙思想的传播使得社会底层人士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的建立不再需要寻求神权或者王权依据。在法国财政因支持美国独立战争陷入困境之时，法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出现巨大裂痕，紧接着发生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虽然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代替君主制的稳定政体，但是为启蒙思想提供了合理性。等到拿破仑麾下的士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普遍的民族意识出现。革命将数以百万的法国民众卷入保家卫国、抵抗外国军队入侵的战争以及扩大法国对邻国影响的运动中，战争促使全欧洲人开始思索自己作为独立群体的特性。在干涉法国大革命和对抗拿破仑入侵的过程中，欧洲各国前后组成了七次反法同盟，俄国人认为自己在对抗法国人，英国人认为自己在对抗法国人，……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欧洲民族意识觉醒。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进入19世纪，也是历史上第一波民族国家建国时期。1830年希腊脱离奥斯曼土耳其独立，但虽有其国，并无其民族。这是“一场受列强支持、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非自主的独立革命运动导致的结果”。紧接着，意大利政治领袖不满于奥地利和西班牙蚕食意大利领土，通过武装起义和谈判实现了统一。与此同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通过有目的的发动战争兼并了周围的小城邦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创造出了德意志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基于普鲁士扩张时期的故事背景，通过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的法国普通民众的心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法国人民已经都有非常清晰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了，韩麦尔先生是一位法国爱国者，并对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懊悔不已。从《最后一课》也可以看出，德国对占领地区普及德语教育非常重视。民族主义在建国过程中释放的巨大能量使得这些民族国家又强化了这一认同。“他们确立了国旗，将其作为统一的象征；确立了国歌，以此来激发爱国热情；还规定国家法定节日，以此来将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个人和民族群体的特殊或重大事件上。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进行民族人口调查，追踪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出生、结婚和死亡人数等。他们建立学校，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还将青年征召入伍，让他们保卫国家利益，甚至有时还主动出兵攻击，以此来提稿本民族的威望。到19世纪末，民族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欧洲政治组织的一个强大模式。”

欧洲大陆以民族主义重建国家的同时，19世纪的英国正处在高光的维多利亚时代，国家建构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与英国特殊的发展道路有关。17世纪以来，英国在外交上通过一系列大陆平衡政策实现了欧洲均势；同时大力发展海洋贸易并扩张海外殖民地。在17、18世纪，英国与荷兰成为世界上两大海洋强国，在外贸中获利颇丰的资本主义开始发生政治影响力，并最终实现了君主立宪制，使得国王和资本家阶层的利益实现了平衡。“商人把从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中赚取的金钱，用来支持国家；与此相应，统治者也遵循保护商人的政策，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保驾护航。”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的100年间，英国简直国运亨通，不仅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获得了极大发展，人口实现了暴增，英国海军控制着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航道和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和开普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优质的殖民地（印度、中国香港、马来亚联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和拉美的大片殖民地），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还爆发了改写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原材料，工业革命下的巨大生产力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然后发达的海洋贸易使得工业产品到达广阔的世界市场。英国本身就是一个岛国，具有很强的地理认同，在君主和资本家利益达到平衡的同时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温和的政治改良满足了英国国民的诉求，这时英国的政治结构还是很稳定，并不存在革命或者重建民族国家的条件。可以牵强附会的说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毋庸置疑，19世纪的英国更显著的特征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性殖民的帝国。他们的贵族阶层得到保留，他们的商人也介入政治，党派开始执政。英国到今天还保留着君主制，有荣誉上的国王，国歌还是《上帝保佑女王》，同时没有进行民族国家重组的英国现在也面临着北部邦国苏格兰对英格兰民族的不认同并企图实现独立。

美国同样也不能严格定义成一个民族国家。19世纪初期的美国还面临着同北美原住民之间种族的差异、文明进程之间的冲突，在同黑人奴隶之间面临着种族和阶级的冲突。虽然在南北战争（1861-1865年）后重新加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但是美国没有一个主体民族使得民族认同趋向统一，所以美国过度强调美国公民身份。在19、20世纪，美国大力引进外国移民，这使得美国国家的民族认同进一步减弱。美国在20世纪国际事务中的一系列胜利和获利使得美国经济空前繁荣，掩盖了社会认同的很多问题。美国在很多场合大力宣传国家的力量，倡导多元文化，有意弱化民族认同。美国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没有出现对民族问题的大一统的理论支持，美国多元民族的软肋，会成为经济衰败时的定时炸弹。到今天美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现在的民族国家内涵里，民族国家是摆脱神权和王权的存在，既有民族意识的内核，也有人民主权的内核——“合法的政治权力不属于国王而属于组成社会的民众”。两种观念均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在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发挥了巨大的能量，人们普遍有了这种群体认同。但是国家政权往往是由保守派政治家、也就是旧贵族掌握，再往后的历史里，人民主权的内核被削弱了。所以就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些以民族主义构建的帝国这一形态的国家：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19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以民族主义构建的帝国还体现在：这些国家都在极力的扩张各自的殖民地。殖民地之于近代欧洲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以至于在被英国封锁航道后，法国失去了和殖民地的联系，贸易顺差由1806年的4.65亿法郎跌至1809年的3.33亿法郎，拿破仑的财政和一些社会机构逐渐陷入困境；后起之秀德国因缺少殖民地的辅助性资源，积极寻求殖民地扩张，“将夺取准殖民地性质的额外空间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故而，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拥有并扩张殖民地的基础上的，殖民地为欧洲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市场，这一点应当在考察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时候予以考虑。否则，就像在盖房子的时候只注意到了其精美的结构而忽视地基、幻想也能把房子盖在流沙之上一样不负责任。事实上，精美的房子不能盖在流沙之上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被证实：美国想要在其推翻萨拉姆政权后的伊拉克建立精美的政治模式，而忽略了伊拉克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而遭致失败，弄得灰头土脸。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志为近代欧洲国家调动国家资源时提供了合理性。这在中世纪就是天主教教义和王权交织；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是君权神授、君主意志。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也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提供了合理性和凝聚力。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开始了第一波反抗殖民的独立运动。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程度的加深，掌控生产资源的欧洲资本家与没有固定资产的工人之间贫富加大，出现阶级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开来，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自决的民族运动和建国进程提供了巨大能量。二战后新生国家有一大批属于民族国家。

按照本文的考量，是不是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呢？不尽然是。固然民族主义思潮引起的民族建国活动持续了一个世纪，但现代国家的构建不全是由民族概念铸就的。苏联的建国不属于民族国家建国。列宁建立的苏联是从二月革命者的手中接过政权的。二月革命发生时只推翻了沙皇俄国的首都，相当于沙皇俄国脑死亡，但是地方政府还是沙皇俄国治下的组织形式，基层的生产还是靠农奴制。十月革命的过程和二月革命类似，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不是以民族国家概念建国的。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国家在上个世纪持续半个世纪的较量，其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并且直接铸成了现今的世界政治格局。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至今还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并对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考量现代国家的时候，苏联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

那么，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吗？按照本文对现代国家的度量，这种说法也不准确。本文以二战以后的国家为现代国家，但是民族国家在二战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就有存在。普鲁士统一后的德意志只是当时西欧争雄的列强之一，并不具有二战以后国家所具有的和世界双向深度联系的性质，因此我们不能说俾斯麦铁血建立的德国为现代国家。二战前的民族国家积极寻求殖民地的扩张，如同拥有强大力量的莽撞少年，在挑战魔鬼底线的时候发现了能力边界。

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别在于考察维度的不同。现代国家是在二战后世界处于核平衡治下、科技勃兴、世界地理发现达到顶点、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达到稳态的国家，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制约，以二战为时间界限。而民族国家在于强调国家的建构基于民族认同，其概念和韦伯式现代国家基本等同，对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时间学术界有多种看法，本文采取拿破仑战争后出现这一观点。

五、现代国家的时代要求

二战以后的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球化论者认为在通信、全球贸易和世界生产大分工的背景下，世界是平的。毋庸置疑，今天的人们享受着文明史上空前的繁荣。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越来越深入的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科技、产业链、金融都融入了世界大循环。2008年金融危机、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命运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也开始反思我们处于世界中的位置，思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行为。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天下一统观念和相对周围国家的文明优势，使得我们没有深入思考过作为平等国家能够持久的外交和国际政治模式；在近代以来国家行为受西方文明以科技优势的碾压后，又转向完全西化的世界观念和国际政治理念。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行为，都受到经济、时代生产力、社会背景、文化理念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在近代西方国家的科技勃兴以后，科技这一因素又起了主要作用，已经发生的科技对现代国家的经济、国家进程和人类历史产生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具有前瞻性的。正是由于对科技的使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规模达到空前，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遭受罹难。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威力使得人类普遍感受到我们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份子，命运彼此相连。同时我们意识到对科技的滥用不能以“外科手术式打击”这种工程学的思维加以制止。近年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山雨欲来，几乎每个人都对此感到兴奋和焦虑，到底新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将有多少人受益多少人遭殃？我们可不可以为“科技使人们广泛的受益”式的愿景做出努力？但是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影响将会是超越国界的。这些问题的底层逻辑是相互关联的。在此背景下，不妨将二战后的现代国家从韦伯式现代国家中剥离出来，这样就为思考新的时代国家间的相互行为和国际政治的范式提供了一个合理可靠的范畴。

（注:引用文献暂时略去）

作者：周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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