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防安全和时间管理角度，谈谈现阶段并不适合上马超大对撞机项目_风闻

前言：  

本文本质上是写给我自己看的，目的是总结一下我关于现阶段对撞机项目的所有看法，单纯的在别的贴子下回复，通常并不能完整表达，所以借此机会，把我个人的看法和态度总结一下。

跟很多人猜想的不同，我本人在若干年前，还是狂热支持建设超大对撞机派的的先锋，所以我的心路历程或许能给一些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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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从国防安全角度探讨现阶段建设超大对撞机的风险和价值

二  从时间管理角度，解释现阶段超大对撞机既不重要，也不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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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态度的转变

       实际上在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正负极电子对撞机”（当时好像是这个名字把，称呼的应该是北京对撞机）这个名词，是从当年非常有名的科普读物《科学画报》上看到的，当时那篇文章向年幼的我描述了一张广阔而美妙的图景，通过对撞机的一次次高能对撞，发现以往从没有一窥真容的新粒子，探索宇宙的奥秘，解读世界得构成……

       年幼得我心潮澎湃，直到有一天（大约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人给我科普了：当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在举国体制得帮助下，甚至由政府组成专人协调前期拆迁，环保评估，基础建设下，建成得北京对撞机。最终所得到得成果——无非是拾人牙慧，替别人验证了一些东西，其在科学上得价值，甚至还不如一个小学院没有职称的讲师在SCI上发几篇高质量得论文。

       这一刻我的内心应当说是崩溃的，学习了大学物理的我，凭借那点微薄的理论知识，已经可以确认对方没有骗我，北京对撞机最终所取得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成果，根本对不起他的投入以及全国人民的期望，更进一步说，物理学领域的发展，让我心灰意冷，最终大二，我放弃了转系的机会（大一班级前三可以申请转系，原本我有打算转物里专业），留在了材料学院，因为我觉得材料科学才是中国未来的支柱产业，而材料学也不负众望，让我见识到崭新的科学领域，这是后话不表

当然今天我不打算在这里科普什么东西，我想借此引出的是我个人对于建设对撞机一事的一些思考与看法，仅供参考：

首先是从国防安全角度来说

      为什么我要先讲这部分，因为这恰恰是现在讨论超级对撞机的时候，一直被忽略的部分，但我认为这部分考量，才是令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这一项目持保留态度最大的原因——现阶段，建造超大型对撞机，对国家安战略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占用大量战略资源，而长期得不到回报乃至造成重大损失

      我们必须假设接下去30年里，中美必有一战，虽然我们都不希望战争来临。

      但是只要中美之间的对抗持续发展，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彻底超越美国，重新洗牌世界格局之前，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风险始终是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稍不留意就可能擦枪走火。

      因而在这个前提下，撇开建造所需的天文数字投入不算，我国相关部门，还必须为了保护在建的超级对撞机设施，付出巨大安全保障费用，这是极其不合算的——因为这些投入，可能最终没有任何收益，甚至是负收益，一旦我们的敌国决定对这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上千亿资金就等于扔在水里了。

      有人肯定会反驳我，那三峡工程怎么说，一样是巨大投资，一样是巨大设施，我们完全可以像对待三项工程那样，宣称向对撞机动武，就意味着核战争……

      我只能说这种想法太幼稚——三峡工程，首先已经建成，其次，无论是否经历战争，只要它还在一天，就能为中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因此对于它的安全保护，是完全值得的——而对撞机算什么东西？一旦发生战事，对撞机的建设必定被暂停搁置，因为不可能把相关重要的科研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在那里挨别人炸，那么对撞机此时就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且为了它所建成配套设施——电厂，电力输送管线，能源运输管线等，都会成为绝好的军事攻击目标，这就好比小孩子捧着稀世珍宝走在战乱的街头，不是给人送钱吗？

       说到这就要进一步说一下我对对撞机选址的看法，高能所王贻芳院士和隔壁丘成桐先生所提出的在长城入海口的选址，也是让我极为不理解的一点。一般来说，这种建造昂贵的非军事设施，其选址，应当是首选在内陆省份，这样才能保障其战时的战略纵深安全。

大家可能听说过当初的“大小三线”建设——1964年,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建设大小三线。这就是为了应对可能的核打击，而进行的战略工业转移，因为在战争中，沿海一线城市，最有可能遭到敌方的重创。

       因而，如果让我来规划超大对撞机项目，我肯定会选择云南，四川，贵州等相对安全的，有战略纵深的省份来安置这一设施，在降低军事安全风险的前提下，也能大幅度降低设施的征地费用，以及建成之后的运营费用——充分利用云贵川地区充沛的水力发电资源，将对撞机项目的整体运营成本降到最低。

       可是王院士等人，所选择的京津冀地区，则是水力资源最缺乏，土地成本最高的地区，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王院士的徒子徒孙们享受北京及周边户口……

       而哪怕排除热兵器战争的可能性，说一个杞人忧天的假设——万一建设超大对撞机的过程中，比如2025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习当年的前苏联，切断了对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的人力技术支持，以中科院高能所这些人仅有的北京对撞机的那点“幼稚园经验”，请问这玩意最终还能不能建设起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往的各种文章里都看到过，杨振宁老先生反对建设超大对撞机的理由里也有关于为他人做嫁衣的忧虑，可见实际上，我们目前要建设超大对撞机，是离不开西方高能物理领域大量科学技术人员的援助的，那么在中美乃至中欧关系紧张的时期，这一工程势必会大幅延期乃至停工，那这上千亿前期投入岂不是又扔水里去了？

第二部分从时间管理的角度来谈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原则——当你面对大量的工作内容的时候，应当按照重要性和紧急性把事情分为以下四种，并且按顺序去做：

1）紧迫且重要的，首先去做

2）重要但不紧迫的，接着去做

3）紧迫但不重要的，找别人去做

4）既不紧迫，也不重要的，扔一边去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上述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1）（3）（2）（4）

因为对于国家来说，只要是发生的问题，就不存在可以不解决的，任何事关国家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事情都是必须去做的，只不过做的时候，要分先后主次：

1）首先自然是重要且紧迫的

举个例子就是当初研究原子弹，就是典型的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一件事，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考虑代价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搞出来，毛主席因此讲“勒紧裤腰带造原子弹”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2）然后就是紧迫但不重要的事情

这里的不重要是相对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对于部分地区，部分个人来说可能是大事，举个例子就像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价格上涨，就是一件非常紧迫但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相对是针对造原子弹来说的，不能拖太久，必须尽快平抑猪肉价格，研发针对性的猪瘟疫苗。

3）接下去则是有条不紊的处理重要但不紧迫的事情

就比如召开各种国际会议，举行体育运动会等，通常是有截止时间限制的，必须赶在时限前完成，但是这些事情肯定会有提前规划，因此，哪怕是办奥运会这么重大的赛事，也归为这类，可以有条不紊的处理，需要考虑成本——就好像日本东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考虑到经费问题，最后选择了一个平平无奇的设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4）最后则是既不紧迫也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来从长计议

不是说不去做，而是完全可以挑选适当的时候去做，等待有适当解决方案了，再去做，或者干脆让时间解决问题，或许等几十年，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呢~

那么用上述国家处理问题的时间管理手段，我们来分析一下，建造超级对撞机，究竟属于那里类的？

很不幸，它属于第四类

为什么？

首先是重要性，我在很多帖子都回复过一个类似的答案：

超大对撞机可以用来研究基础科学（✔）

只有超大对撞机可以用来研究基础科学（×）

现阶段，通过对撞机来研究基础物里，企图获得基础物理突破的实验方法有很多

王院士曾经研究过的“临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就是其中一例（就是不知道王院士为何之后就不走下去这条路了，或许是因为条件太艰苦？），而在远离核反应堆不受周围自干扰的暗物质研究也是一例；在比如在太空环境下观察暗物质，比如引力波的探测研究，黑洞霍金辐射的研究……

更进一步说。引用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沃伦·安德森的一席话：

这段话在隔壁引起广泛讨论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里有更详细的记述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评论 173 社会

与日常相关科学，也同样基础。

将万事万物还原成简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据少数粒子的性质简单外推出多粒子复杂集聚体的行为，相反在复杂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会呈现全新的性质。研究理解此类新行为，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

       典型的就是这几十年里成果斐然的“凝聚态物理”研究，它催生了半导体，芯片，PC，互联网设备，手机等彻底改变了现代生活的新物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代全球超过一半的GDP源自于凝聚态物理的前身固体物理（量子力学的一个小小分支，却也是成果最显著的一个分支）

       实际上在杨振宁老先生的推动下，中国的凝聚态物理发展已经领先全球，可以说杨振宁老先生晚年放弃自己研究一生的高能物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放弃过往的荣耀，为科学事业开辟全新的道路。

所以，单纯从重要性上讲，超级对撞机只能说是现阶段，理论上可行的，物理学基础研究的一个手段，我今天不打算在这里科普超级对撞机的实验机制以及它近乎于赌博的超低成功率，因为这部分在隔壁《杨振宁的最后一战》里有更为精彩详细的描写。

我下面谈谈建造超级对撞机的紧迫性：

       很多王院士的支持者，通常持有这个理论——说现在是中国建立CEPC的绝佳“窗口期”——他们说因为美国下马了类似的项目，隔壁日本的项目又太小家子气，研究不了什么玩意，从而造成了一个真空期，只要中国赶在欧洲之前，上马CEPC，乃至其下一阶段的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中国高能物理就能站在世界之巅……

请原谅我只能给出一个礼貌而不失尴尬地微笑

我今天只说一个个人的看法

或者说我想请问各位超大对撞机建设的支持者们一个比较诛心的问题——

撇开成功率，撇开人员因素，乃至撇开建设周期成本等各方面因素

假如，我们今天· 还· 就 ·不· 造 · 这超大对撞机了，请问中国未来在科技领域，会不会落后西方各国？

我告诉各位在座的朋友：不会！

       因为对撞机所能研究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只能发布在学术期刊上，甚至于就算借助这一研究人类在“大一统理论”研究上更进一步，这一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必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共享

       就像当初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一样 ，基础物理学理论的革新，首先要经过长期的学术对垒，让新学说打败旧学说，甚至于要等旧学说代表人都归西了，新学说才可能上位，为大部分人接受。

       因此中国建与不建超大对撞机，对于未来中国在基础物理领域的发展，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建设超大对撞机，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紧迫性”

所以总结：

建设超大对撞机对中国来说，既不紧迫，也不重要

我们完全可以等待将来有朝一日，应用物理领域取得进一步发展，基础建设能力大幅提高之后，花费更少的人力物力来建设超大对撞机，或者花费同样的人力物力，建设更大规模，更高能级的对撞机，说不定在那一天，更高更强的对撞机可以为我们揭开基础物理研究的新篇章。

我们甚至可以期待，人来未来迈出地球，走向太空时代，我们可以在太阳系的外围，建设围绕小行星带（方便就地取材搬运物质）的真·超大型对撞机

                                                 （图片取自网络与内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