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走过青春的那些形象——由北大女生自杀事件想到的_风闻

      已经有不止一个人向我谈起北大某女生自杀事件——听到他们提起以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个事件——问我有何看法。

      在谈看法之前，我们还是应该首先对网络时代新闻事件的特点在心里有个数：

    1.因为公众对信息的渴求，因为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抢新闻，抢热点）任何事件传播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真实情况被确定的速度；

2.对事件的解读、评价，是在传播中就进行着了，而不是在真实情况确定之后；

3.信息解读的话语权是不平均的，大体上这几种解读会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1）离事发时间最近的解读（例如“爆料人”自己的解读）；

（2）与当事人关系较近的人的解读；

（3）大媒体或“专家”的解读。

这几种解读如果叠加在一起，比如大媒体第一时间跟进并且找到了与当事人关系较近的人和“专家”进行解读，那么其解读权威性会成几何级数增长，简直让人不能不信——而大媒体在这些方面又确实是有优势的，这可以部分解释话语权被大媒体垄断的现象；

4.受众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会倾向于接受更符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的那种解读——这对他来说往往也是最“简单”的一种解读；

5.一旦不同的解读形成了互相对抗的“话语圈层”，某个话语圈内的人可能就会拒不接受自己话语圈外的人的解读——哪怕这种解读更接近真相。

       我列举的可能不全，但是理解网络时代舆论如何发生和被操纵，恐怕至少需要注意这些特点；而且我们在对任何新闻事件进行评说的时候，都要记住：

     我们面对的不是赤裸裸的“事实”本身，而是浮现在各种话语中的事实——正如我在讲科学哲学课的时候解释过的“客观事实”、“经验事实”、“科学事实”三者的差异一样。

      尽管注意到以上种种，但我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客观事实尽管一旦发生就已经成为不可重复的过去，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种种失真现象，但它是可以被确定或者至少可以被接近的。但这需要我们有恰当的方法，最简单的比如说要明白：时间、地点、参与人、行为等事实是不好隐瞒的，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动机目的等等，就有进行不同解释的很大余地了；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很有用的，你应当了解那些解读者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利益取向，这有助于你鉴别他们的话语。

        好，现在让我谈这个事件。

        上面说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事件的“客观事实”究竟如何还是不很清楚的。那么，这就需要采用我在上课时讲过的一种“现象学”的态度和方法。

        在讲存在主义哲学时，我说过：简单地讲，现象学的态度就是“面向事情本身”，而方法就是把现象看作本质的自身显现，不要老是像剥掉橘子皮吃橘子一样，总是想把现象“剥离”，然后想到现象“之后”、“之外”去寻找本质，而是要对现象进行直观，直接就在现象中把握到本质。

        我还曾举例说（我讲的哲学几乎都是我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和运用过的）：

        比如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自觉地使用现象学方法。我们看到的电视画面，“实际上”只是49寸荧屏上无数像素组成的形状各异的色块，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光怪陆离的色块牵肠挂肚，喜怒哀乐，不是很荒谬吗？然而：

        1.我们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而都是“直观”到那儿呈现给我们的故事；

        2.而且我们这时也不会说：“这个故事是编的，其实根本就没这些人，没这些事儿，这个剧是在骗我们，我们看到的都是不真实的，是假相。”这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看”电视剧，就要求我们“看”到“电视剧”本身，而不是“看”到电视屏幕上的像素，或者把电视剧当作一种假的东西抛开而一味去关注“背后”的“事实”（例如某个角色的原型是谁，是不是在影射现实中的谁之类）。电视剧所呈现的，不是它“之外”的一个什么“纯客观”世界，而是我们在其中直观到的，我们与电视剧里的那些人物（比如萧定权、陆文昔）共在的世界。而这在现象学家看来，是一个更加本原的世界。

         现在这一事件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待它：它背后有事实真相，而且这事实真相假以时日是可以发现的，但我们也可以现在先把那些不确定的“事实真相”先加上括号，而去“直观”这个已经被通过种种渠道表达出来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自身所呈现出的那个世界。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大概很接近于尼采在他的哲学中讲的一个非理性意志所主宰的世界。

         故事中的这位男主人公以他的行动向我们说明：

无论从理性上看多么荒谬的观点例如“因为你的第一次不是给了我，所以你已经没有价值了，你只能一切听我的”，只要你以坚定不移的意志，始终不懈地去宣扬、强调，就一定能征服（注意，不是“说服”）某些人，就是说：一定有人会相信，而且相信得比你还深得多，而且从这位自杀女生的条件来看，这并不以她的智商、学识高低为转移，而是真的很像尼采说的，以她“权力意志”的强弱或者说是否得到充分张扬为转移——自杀女生从一开始还有正常认知，到向朋友倾诉自己“被洗脑了”，“说不过他”，“连分手的力气都没有了”，这都是她的意志被对方一次次强力摧垮，终于磨蚀殆尽的表现。

暴力不是开始于

        一个人卡住另一人的脖子

          它开始于当一个人说：

       “我爱你；你属于我。”

           暴力不是开始于将病人杀死

            它开始于当一个人说：

          “你病了：你得按我说的做。”

          奥地利诗人埃利希·傅立特的上述诗句，值得我们铭记。我在最近的这些文章（例如11月23、25、30日的说说）里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有一种自然、自尊、有教养的人格，尤其是女生，不能只有“知识”，而要在现实生活中磨练自己，决不要把新中国伟大的历史传统当做很“老土”、“过时”的东西，而要认真从中吸取力量（特别是在我们自身的历练不够时），让自己既纯真、明朗、俊爽、豪迈，又具有一种博大深沉的气场。

         由于我感到这些光靠灌输抽象理论是讲不清的，所以不断地运用我在生活和阅读中所遭遇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让我领会到的这些东西自身“显现”出来，让大家从中“直观”到什么是我所说的“英姿勃勃的劳动女性”、“傲霜斗雪的烂漫红梅”，什么是新中国女性的真正魅力所在。——这可以说也是一种“现象学”的讲述方法。

         我在课堂上讲过我初中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印象很深的一个情节：

          保尔还是个青涩少年的时候，因为参加地下革命活动，被白匪军打入大牢。有一天，地牢里又关进了一个叫赫里斯季娜的19岁少女，她的哥哥是红军，但她自己并没有参与——白军司令官觊觎她的美貌，但她不从，结果以“乱党家属”为理由把她抓了进来。

          姑娘和萍水相逢的保尔说了自己的经历，并且说：

        “他们一定会糟蹋我的，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一定会的。保尔，你是好人，我现在就把我清清白白的姑娘的身子给你，我不能让他们破我的身……”

         在姑娘的热情拥吻下，保尔差点儿控制不住自己。

         但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真正的恋人冬妮娅，于是他轻轻推开姑娘，对她说：

        “赫里斯季娜，你是个好姑娘，我不能这样对你。”

          姑娘在保尔身边整整哭了一夜。

         第二天，赫里斯季娜被敌人带走了，临别前用责备的眼神看着保尔，保尔知道等待姑娘的会是什么，心里也比刀割还难受。

         不过，我没有讲的是这位姑娘后来的结局：

         在苏维埃建立以后的战争岁月，红军征集余粮的过程中，有一位老板想跟苏维埃作对，骗征粮队说自己没有余粮。

          但是，他家的女仆偷偷找到征粮队，告诉他们主人家的粮食藏在哪儿。

          这位女仆，就是那位赫里斯季娜。

          看到这儿，当年的我感到很欣慰：

      1.这个被蹂躏的姑娘没有死，她坚强地活着；

2.她知道自己的哥哥所做的事业是正义的——当年她并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可能正是那位不愿意要她身子的保尔，让她真正明白了革命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与白军有什么区别；

3.她熬过来了，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以自己的方式为革命做着贡献，所以随着新社会的建立和巩固，她也一定能坚强、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本书当年我是从初中同班同学手里借来读的，我应该感谢他。

        我的一个幸运之处或许在于：在我初步形成人生观的时候，读到的总是这样的故事：

       上一篇提到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里那位解净同志，在做刘思佳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位貌似玩世不恭的英俊青年，其实很有思想，很有头脑，外冷内热，关心企业兴衰和同事疾苦，也很正直勇敢，只是遇到了很多思想迷茫，周围没人理解他。

        刘思佳更是越来越感到：解净看起来幼稚，但其实纯真、坚强、睿智，又能理解和帮助自己。

        两人之间慢慢产生了好感。

        两人还一起扑灭了油库的大火，他们之间的理解变得更加深沉了。

        但是刘思佳的女朋友叶芳发现他们越走越近，很伤心，找到解净责怪她不够朋友。

         解净骗她说：“别发神经了，没人和你抢刘思佳。我有男朋友了。”

         叶芳破涕为笑的时候，小说写道：

“解净心里掠过一阵凄怆。今天她刚刚得到了什么，马上又失去了。但她相信：失去比得到更好。”

          当我刚刚开始青春萌动的时候，向我走来的，是保尔、解净这样的人。

         从那时起，我渐渐懂得人为什么要有理想。有理想，并不会把你变得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保尔也好、林道静也好，解净也好，后来我读到的丁玲等人小说里的那些女性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但是，让你真诚信奉的有意义的理想，除了有社会意义之外，对于你个人来说有一个意义：

          能够让你和你所爱的人无论在不在一起，无论要做出怎样艰难的、不舍做出的选择，都互相成就，去做更好的人，而不是以自私地无休止地占有对方，向对方索取为目的而互相伤害。

          19世纪的英国作家德昆西回忆：他早年因为丧父和不满学校教育，离家出走，流浪在伦敦街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德昆西遇到了一位叫安的姑娘，是一个不足16岁的street girl（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小姐”）。安陪着他，关心他。

         有一次德昆西和她一起在街上踟蹰时，因为长期饥饿，身体虚弱，突然晕倒，几乎没命。

         姑娘惊叫一声，立即跑去，花光自己可怜的积蓄为德昆西买了一杯撒了胡椒的葡萄酒给他灌下去，终于让他醒了过来。

         德昆西很感动，因为他知道安从这个世界得到的只有伤害：

         她原有父母留下的一小笔财产，结果被人巧取豪夺而去——一个小姑娘又能怎么办呢？为了活下去，只好出来卖身。

         可是为了其实也没有认识多久的德昆西，她搭上了自己的全部。

         后来，德昆西决定回学校读书，和安告别。安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而德昆西发誓自己一安顿好了，就回来接安。

         可是，他只和姑娘约定了再见的地点，竟然没有问一下这姑娘姓什么。

         等他回约定的地方的时候，姑娘已经不见了。

         德昆西找了一段时间，也就不找了。

         他知道安大概是付不起租金，必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做那种“生意”了。

         而德昆西写道：他宁愿找不到她了，宁愿安是死去了，也不愿意想到她之后要经历的事情，以及那些事情必然要给这位曾经像天使一样的姑娘带来的堕落。

         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心情是复杂的。——后来在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乌尔里卡》的时候，小说的女主人公也对男主人公提到了德昆西和安的故事，并对他说：

         “后来德昆西没有再找安了。”

          德昆西因为不愿意面对安不能“纯洁”下去的事实，而希望她死去。

          这也许很诗意：让美好的东西以美好的方式结束。

           但是我希望安还活着。

           因为，《复活》里的玛斯洛娃活着；

           赫里斯季娜也活着。

           人活着，不是为了维持在别人眼里的什么“纯洁”——哪怕这个“别人”在你的心目中再高大，再重要——而是为了绽放出一个更好的自己。自己有缺陷也好，“不干净”也好，都不是你放弃生命的理由，而应该打包进你的行装，凝结成你眼神里的成熟和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