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之路-—读《儒家民族主义——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有感_风闻

     在转入正文之前，首先要批评一个说法。郑永年先生引了卢梭的一个看法“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同时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体，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这话没错，一个政治共同体需要一套精神文化体系作为粘合剂凝聚人心。我想西方国家同样如此。那么问题来了，自由主义是从基督教日耳曼的社会历史传统中产生出的思想体系，它作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粘合剂都不被人称之为民族主义。何以把儒学作为中国的政治共同体的粘合剂（且不论应不应该），就要被称之为民族主义呢？难道自由主义就是普世的，而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儒学就低人一头，只能居地方特殊性的地位？ 对于儒学作为中国政治共同体的粘合剂，我们只能问合不合宜，而绝无理据称为儒家“民族主义”。

     郑永年先生提倡用儒学作为中国政治共同体的粘合剂，也有网友主张清理所谓被败坏的儒学形式，如董子之学，朱子之学，回到孔子的原初儒学。另有网友闻儒学而排斥。其实，我们要抛开儒家的具体形式，看看它的根底、它的活的灵魂是什么？这个活的灵魂就是史学精神，这个史学精神的高度结晶就是‘道’。道是流变的，它的形式不可执一。故要因时而变，而不可拘泥于外在形式，要有继承中的发展。

    那么依次精神， 今天谈对儒家的继承就不能忽视中国思想全部的内在发展脉落，我们既不能忽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朱熹之理学，也不能忽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都是中国思想通过的一段道路，是中国精神的经验表达和积累。想要无视回避之，绕过去，都是反史学精神的，反‘道’之精神，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同样对儒学的一概无视，否定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继承的必要性，也是反辩证法的，是无视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的体现。把继承与发展互相割裂，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表现，不是具体的历史真理。

   回到孔子的原初儒学状态，这不符合儒学活的灵魂，即史学精神（道的精神）。因为道就是世界上万物的生长流变，是万物生长流变历程的体现。无论董仲舒儒学，程朱儒学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精神随历史演变所实际经过的道路，幻想将其切断，而不是追随历史发展，全程把握，生造出一个原初儒学，或是回到五四之前的儒学的特定状态，都是把中国精神以及儒学凝固化，是无生命力的。因为这就破坏了道在生长流变中的一脉贯通之气，违反了史学精神。因为‘道’即是‘路’，‘路’讲的就是‘通达’。而当前提出的重回儒学，只能理解为回到五四之前的儒学的特定状态。因为五四之后的所谓新儒学，正如李泽厚所说，并没离开宋明理学的基本架构，没有产生儒学的新形态。因此其结果只能是无视五四之后中国精神的新变化、新体验，是反历史的，也就必然没有生命力。要么提倡儒学的人士就必须拿出一套新的形态，看其中的具体思想方案是不是言之有理，击中人心。其实还有一条路。

   实际上宋明理学作为内圣之学在人的内在精神探究深化上是有宝贵财富的，而史学精神的“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侧重于培育人的智慧和德性，也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另一方面吸取了唯物史观的毛泽东思想，它的对社会宏观而又精密的分析；体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的”群众路线“（它以一摄万，把握住了大千世界，正所谓《易大传》说的“通天下之志，冒天下之道）；对于发展生产力及建立合适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视；还有一分为二之刚的原则性与阴阳互补之柔的灵活性相济相辅的斗争的哲学，所有这些则在外王上卓有建树。我们应以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以道（辩证法）为整体框架，围绕仁（觉悟，解放）的核心精神将其统合起起来，重塑内圣外王之道，把改造外部客观世界与完善内部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内，深入人心情感的需求，伦理道德的需求，外，建德治法治相济的新礼新法新制度。建立稳定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凝聚人心，凝聚政治共同体，以应对时代的挑战。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学的新形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道”的新形式。它的核心精神”觉悟“与”解放“就是对儒学核心”仁“的继承与发展。儒学的人性观是天理人欲之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自然之质与社会之文的辩证统一。建立在儒学人性观的实践主要是政治伦理的实践，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注重社会伦理实践的基础上又扩展到生产力发展领域。建立在儒学人性观及仁的精神上的制度是“大人”与“小人”之分基础上的礼乐之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为基础的德治与法治相济。儒学的社会基础是血缘宗法制社会，故以孝为纽带，并激发仁而扩展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超血缘的人民共同体，故以对共同理想的信仰为纽带，并激发觉悟而扩展之。无论是以孝激发仁，还是以共同的理想信仰激发觉悟，都是以合宜的手段打通隔膜，促成共同体的相亲相爱，增强凝聚力。这是社会伦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