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唳华亭》里的大反派竟然使出了这一招……_风闻

文章来源丨人民法院报

大型古装历史剧《鹤唳华亭》已在网络热播过半，追剧的小伙伴们在为剧中的烧脑权谋、高能反转大呼过瘾的同时，也不禁会发出疑问：

剧中的大反派中书令李柏舟怎么那么难打？需要皇帝太子父子二人联手才能对付！

封驳是一种什么操作？李柏舟竟然能用来对抗皇帝圣旨！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封驳”制度。

剧情回顾

《鹤唳华亭》第12集，皇帝调心腹重臣长州刺史李明安进京面圣，君臣二人推心置腹，秉烛夜谈。

皇帝分析朝中局势，认为中书令李柏舟的尾巴翘得太高，尾大不掉，要上天，快摁不住了。

而李柏舟之所以能如此张扬跋扈，就在于手上握有兵权，尤其是其嫡系部队天长卫，兵强马壮，装备精良，让皇帝如鲠在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带刀安睡！

皇帝决定拔除李柏舟的獠牙，要下旨让李明安把天长卫带到长州。

这样一可剪除李柏舟的羽翼，二可让李明安到长州牵制住手握二十万重兵的顾思林。

可谓一石二鸟。

皇帝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可李明安提醒皇帝：李柏舟作为中书令，根据法律规定，有封驳圣旨的权力。

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第13集的射柳大赛上，皇帝刚提出将天长卫调防到长州。李柏舟马上就balabala提出一大堆理由反对。

皇帝说反对无效，朕不是和你商量，是向你传达朕的决定。圣旨已经写好，圣意已决，你李柏舟奉旨办事就行。

李柏舟见皇帝态度如此坚决，当即表示要对圣旨进行封驳，立马把皇帝那点意思弄得不好意思。

皇帝一看李柏舟要封驳圣旨，一时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历史课本上说好的皇帝专制集权呢？

李柏舟身为中书令，一个臣子，面对皇帝的圣旨，怎么敢拒绝执行？

是谁给了李柏舟抗旨的勇气？梁静茹吗？

非也非也。

让李柏舟有底气抗旨怼皇帝的，不是人，而是法。

这就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律体系核心基石的封驳制度。

“封驳”二字何德何能，竟能镇住皇帝？

封驳，就是大臣对皇帝的圣旨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就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可以打回去要求重拟。

是为封还诏书、驳正违失。

这一制度专治皇帝各种违法乱纪，而且疗效相当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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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萌芽起源

大臣封驳皇帝圣旨现象，最早出现在西汉末年。

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哀帝刘欣为哄宠臣董贤开心，下诏给他增加两千户的封邑。

圣旨下发后，丞相王嘉立马“封还诏书”，给打了回去，告诉皇帝有权不能任性，不能用国库的钱、慷国家的慨去疼宠臣。

此事在《汉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宋末元初的史学家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做注时，在此处重重敲了敲黑板，“后世给、舍封驳本此”，认为从王嘉开始，封驳制度开始了星辰大海的伟大征程。

东汉明帝时，也有大臣钟离意等“敢谏争，数封还诏书”的故事。但此时并没有专门的官职和机构负责封驳事务，公卿百官都可以针对具体事件进行封驳。

魏晋南北朝发展

到了汉末献帝的时候，设立了侍中省，主要任务是伺候皇帝吃喝拉撒。三国魏蜀吴都沿袭了侍中省的机构设置，但工作职能发生变化，从管后勤转向管政务，开始参与机要事务，帮助皇帝处理军国重事，可以在皇帝决策时提出不同意见。

西晋建立后，侍中省发展成门下省。东晋时期，出现门下省与中书省、尚书台共掌国事的局面。

根据网上剧情介绍，《鹤唳华亭》剧情设定是南齐时代，南齐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南齐和之前的刘宋，之后的南梁、南陈并称南朝。

正是在南朝时期，门下省职权扩大，正式拥有了封驳之权。

所以，《鹤唳华亭》让李柏舟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的身份去封驳皇帝圣旨，明显是个bug。真正能行使封驳权力的，是门下省长官侍中。

隋唐宋大放异彩

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封驳制度走向完善，发展为一项专门的行政法规，门下省的封驳权力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制度上的认可。长官侍中（正三品）、副长官黄门侍郎（正四品上）和第三等官员给事中（正五品上）均有封驳之权。

在这套政务运转机制下，皇帝诏书必须经门下省审查通过并签字副署同意后，才能生效。如果门下省不同意，那皇帝什么事都做不成。

当然，这是以政治生态的健康为前提的。

靠着封驳制度在手，大唐臣子们那是怼天怼地怼皇帝，战斗精神爆棚。

唐太宗即位之初，面临着东突厥的巨大国防压力，遂派遣使臣到各地督促征兵事务，努力建设一支敢打能胜的大唐军队。

按照唐代征兵制度，朝廷只能征发年满十八岁的成年男子当兵。但唐太宗认为有些十六七岁的中男比较早熟，已经发育得像大人一样，体格健壮，身材高大，就在征兵诏书中将“躯干壮大”的中男也纳入征兵范围。

诏敕下到门下省后，时任给事中的魏徵立马给顶了回去，认为将中男纳入服兵役范围的做法，违法了兵役法和其他法律制度的规定，坚决不肯在诏书上签字，并把诏书打回去，要求唐太宗重新考虑此事，再拟诏书。

唐太宗当然不肯，朕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一个小小的给事中还不同意，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就这样，唐太宗下发一次，魏徵打回去一次，循环往复，前后达四次之多。

在魏徵的坚持下，唐太宗最终屈服，不再征发中男为兵，并赐给他一个金甕以示鼓励：以后朕的诏书再有违反法律的地方，爱卿你一定要继续封还驳正，朕不怕改。

到了唐朝中后期的唐宪宗元和时期，封驳制度又增加了一种操作方式，这就是“涂归”，即直接批阅皇帝诏书，并在上面写上具体修改意见。

大约在元和四年（809）的时候，李藩出任门下省给事中，发现诏敕有不符合法规不便于民的地方，直接在诏敕所用的黄纸末端写上修改意见，要求皇帝照此重新令人起草。

旁边的小吏看到后，连忙对李藩说万万不可，您不能直接在诏敕黄纸上写字，要再用一张白纸写上意见，附到诏敕黄纸后面，以示对皇帝圣旨的尊重。

李藩不为所动，回答道：我若是用白纸写上意见奏上去，那是给皇帝写折子，哪里是批阅诏书封驳圣旨呢？给事中干的是批圣旨的活，不是橡皮图章。

宪宗朝名相裴垍听说此事后，觉得李藩够胆够劲能用，遂“荐籓有宰相器”。唐宪宗二话没说，就将李藩提升为黄门侍郎，并出任宰相。

拜相后，李藩仍以黄门侍郎的身份领导封驳事务。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左右，节度使王锷花了几千万打点唐宪宗身边人和朝廷重臣，想回朝担任宰相。

重臣和身边人一吹风，唐宪宗觉得这个事可以办，当天下午就下密旨给宰相：王锷这个人我看行，会办事，可以担任宰相，你们赶紧把封驳审核通过、副署画圈同意这套流程走完。

当时李藩和另一名宰相权德舆正在宰相办公场所政事堂值班。李藩看罢二话不说，这次也不在诏敕文末写修改意见了，毫不客气的涂抹起来，直接把“宰相”等几个字都抹除，然后在旁边写上“不可”二字，随后直接把密旨给退了回去。

权德舆见此大惊失色，对李藩说：就算你不同意这个任命，也要写个折子呈上去，至少像以前那样在文末写上意见，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怎么能直接就在上面涂抹修改呢？

李藩回答：情势危急，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今天不能把王锷那厮挡住，明天我们就要和他一起办公了。而且天已经晚了，哪有时间再写折子。

最后王锷拜相之事不了了之，估计是唐宪宗看到李藩涂成大花脸的圣旨，脸都绿了。既然门下省审核不通过，圣旨只能作废。

宋朝初期，门下省被排除出中枢决策机构，成为虚设，失去封驳权力。朝廷新成立门下封驳司，但该司只是摆设而已，正如名臣包拯所言“未尝见封一敕、驳一事，但有封驳之名，而无封驳之实”。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朝廷进行机构改革，撤销门下封驳司，成立以给事中为长官的门下后省，专门负责封驳事务，这就恢复了唐朝的封驳制度。

元明清转型式微

元朝建立后，废除门下省，虽然保留给事中一职，但不再掌封驳之事，工作职责竟然转变成给皇帝修起居注，每天记录皇帝都干了什么，身体是否康健，有没有头疼发热之类。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担心六部权力过大威胁皇权，就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又赐予其封驳权力，表面上是将唐代门下省的封驳权一分为六。

但相比于唐宋时期，明朝给事中封驳的对象完全发生了变化，从怼皇帝转向怼六部，从封驳圣旨转向驳正六部奏章即工作报告，从制约皇权转向监察百官，完全不能与唐宋同日而语。

清朝则更进一步，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成了监察官员，完全丧失了封驳职责和对皇权的制约。

下面进入划重点时间。

封驳制度起源于两汉，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进，在隋唐宋大放异彩，尤其是唐朝成为封驳制度最完备、执行最得力的时期。元明清时代，封驳逐步走向式微。

由此可见，封驳制度的存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所以，也只有在元朝之前的南齐时期，《鹤唳华亭》中的李柏舟才能靠着法律的撑腰，去和皇帝掰腕子。

尽管剧中的李柏舟是大反派，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封驳制度的正面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近代以来一直被批评为专制统治暗黑无边，认为皇帝唯我独尊说一不二，其实此说大谬。尽管封驳制度的实际成效受时代环境和皇帝昏明的影响很大，但至少在元朝之前，依靠这一制度加持，包括宰相在内的百官对皇权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足见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