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品为武器： 美国对华冷战宣传的新媒介(1950—1962)_风闻

来源：历史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中美对抗从幕后走向台前。美国政府、国会两党逐步达成共识，开始推行全面对华遏制战略。美国对华冷战战略的决策机制、实施过程和影响要素等，国际学术界已经多有研讨。然而，关于美国对华冷战共识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generation）过程、转换路径等内容却关注不够。事实上，技术官僚及其领导的联邦行政机构常常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期更是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他们以其熟知的工作内容为素材，借助各类平台与渠道参与政府决策行动，通过与媒体及利益集团合作影响公共舆论走向，致力于美国冷战战略的“知识”建构。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兼美国常驻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代表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利用熟知的“毒品知识”，把毒品与冷战、反共联系起来，炮制新中国向“西方自由世界倾销”毒品的不实指控，藉此抵制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参与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国际事务。毒品、冷战和反共被嫁接起来，安斯林格成了美国对华冷战的重要推手之一。本文以美国新近解密的国际组织事务局、联邦麻醉品局、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多元档案为基础，

“自下而上”地考察技术官僚冷战知识武器的建构路径和方法，探讨毒品如何成为美国对华冷战宣传的“武器”，进而重新审视技术官僚在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一、麻醉品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麻醉品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2月18日，它是联合国重要的9大职能委员会之一，共有15个成员国代表组成。与联合国其他职能部门一样，1971年10月前，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国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权由台湾“国民党集团”占据。

1950年12月1日，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召开，来自15个成员国的代表在美国成功湖参加会议。安斯林格以财政部主管禁毒工作的官员和国务院负责毒品外交事务的官员的双重身份，代表美国政府参会。同时，美国政府还选派了两名顾问陪同：一名是财政部海关总署官员约翰·巴尔克利（John W. Bulkley），另一名是国务院经济和社会事务办公室的乔治·默洛克（George A. Morlock）。

正如美国政府会前预料的那样，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代表权问题必将成为与会各方争议的焦点之一。麻醉品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瓦西里·佐卡洛夫（Vasily V. Zakuaov）提出一项倡议，希望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代“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成为委员会委员。佐卡洛夫的提议得到南斯拉夫、印度、波兰和英国等4国代表支持，但却遭到加拿大、美国、台湾“国民党集团”、埃及、法国、伊朗、墨西哥、秘鲁和土耳其等代表的反对，另有荷兰1国弃权。

事实上，麻醉品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夕的11月30日，美国国务院在给安斯林格的指令中特别强调：作为美国政府在麻醉品委员会的代表，安斯林格应该对“任何取代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权的提议或任何涉及中国共产党政权代表权席位的提议”表示强烈抗议。

显然，美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在麻醉品委员会上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而希望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的主体机构或者根本就不要讨论此问题。不仅如此，美国国务院还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变数，并为此做了相关预案。国务院指示安斯林格：“实际上，在考虑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议之时，也应该慎重意识到安理会正在进行的争论。”

美国国务院希望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与对新中国政权的承认挂钩，同时提醒其他国家的代表联合国安理会中有关此事的争论，借此阻止中国恢复合法席位。而随后的会议，美国政府基本上都采取类似立场。1951年4月6日，美国国务院在给即将出席麻醉品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安斯林格的指示中，再次申明了既定立场。

4月10日，麻醉品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在纽约开幕。安斯林格作为美国代表出席会议。为了应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国务院特别推荐美国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团成员詹姆斯·海德（James M. Hyde）作为安斯林格的顾问参加了会议。佐卡洛夫在会上再次陈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苏联政府不承认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权，因其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委员会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佐卡洛夫特别提醒，他已经为此向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议案。作为苏联代表提议的支持者，波兰代表布拉丁斯基（S.S.

Boratynski）也表示，中国现在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在委员会的席位现被没有权利代表中国的“个人”所窃据。而安斯林格的顾问詹姆斯·海德则表示：一个技术部门，因为一个已经提交联合国多个部门的政治问题而影响到其工作，对此，他深表遗憾。在他看来，委员会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单独做出不同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决议是不明智且不合时宜的。随后，他提议暂时搁置苏联代表的提案。

以安斯林格为首的西方国家代表除被动抵制苏联代表的提议之外，开始积极寻求所谓的“证据”，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加工。安斯林格借助其熟悉的领域，从毒品问题入手，指责新中国的禁毒工作。1950年和1951年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两次大会上，安斯林格在新中国代表缺席且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称中国是重要的非法毒品走私来源国，公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关闭境内的海洛因工厂，作为改变中国和日本之间毒品非法贸易的一种手段。以这两次会议为肇端，安斯林格开始了反华工作，而 “毒品知识”则成为其对华冷战宣传的秘密武器。

毋庸置疑，安斯林格对新中国的不实指控，其初衷是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削弱麻醉品委员会中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抗议，从而抵制恢复新中国在麻醉品委员会中的代表权。但随着问题重心的转移和发酵，安斯林格越来越发现把“共产主义”与毒品联系起来，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对华冷战战略，而且可以为巩固其在国内禁毒领域的领导地位、加固毒品管制“大厦”提供有力支持。随后，安斯林格及其领导下的联邦麻醉品局不断拓宽渠道，扩大信息源和证据链，加速推进反华的毒品“知识生产”。

二、军方报告与安斯林格的反华“知识生产”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彼时也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日益猖獗。3月10日，联邦麻醉品局从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获得一份报告。报告声称：1951年，日本查获大量海洛因，这些毒品经由香港和朝鲜走私到日本，经其调查，这些毒品主要来自中国。

对于这一报告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联邦麻醉品局并没有深究。4月15日，安斯林格以此报告为主要素材，向麻醉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声称，新中国种植鸦片，生产和贩卖海洛因，旨在“通过走私毒品获得大量外汇以购买战略物资，资助共产党地下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向自由世界走私毒品来击败自由世界人民的意志”。安斯林格试图说明，新中国种植、加工和走私毒品不仅仅为了获取外汇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而且这些资金还会被投入到军事建设当中。不仅如此，安斯林格还将新中国走私毒品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联系起来，嫁祸新中国。在安斯林格生产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当中，新中国被想象成整个自由世界的“公敌”，新中国也因此被置于不利的舆论境地之中。

事实上，安斯林格在麻醉品委员会炮制对新中国的不实指控，并非一意孤行，而是得到官方特别是国务院的默许和支持，并迅速成为美国在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武器。麻醉品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夕，安斯林格将此报告呈给美国国务院北亚事务局（Division of North Asian Affairs）。4月1日，默洛克复电安斯林格：北亚事务局对于安斯林格即将在4月15日麻醉品委员会上提交的报告没有异议。

4月10日，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John D. Hickerson）又代表国务院向安斯林格发送密报：安斯林格作为美国代表，应该充分运用自己职位的便利和权威，保护美国利益;安斯林格代表团的成员应该提高警惕，避免发表和美国外交政策不符的言论;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安斯林格有责任保持言论和政策的一致性;对于附件中没有涉及的话题的讨论与决策，应该持保留意见，并主动征询代表团中顾问的建议，且应及时向美国国务卿报告。显然，美国国务院非常重视新中国代表权问题，对于安斯林格即将提交的报告也无异议，然恐有意外，故对安斯林格言行给予明确指示。

安斯林格提交麻醉品委员会的报告在会上引起包括苏联代表在内的多方质疑。麻醉品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主席、来自墨西哥的罗巴萨（Oscar

Rabasa）要求美国代表给予回应。但是，安斯林格除泛泛而谈之外，还试图转移话题，称新中国不仅向日本走私毒品，还向美国、泰国等国走私，香港则是中国走私毒品的中转站。而且，不仅中国，朝鲜也成为安斯林格指控的对象。安斯林格指出，马岛是朝鲜向日本走私海洛因的重要中转站。面对美国代表的攻击，苏联代表佐卡洛夫直陈，美国此次行动的真实动机“是想把委员会的注意力从打击麻醉品走私的问题上转移开。美国代表的发言是充满恶意的诽谤，是想把问题政治化，是完全照搬了美国媒体有关新中国向日本和韩国走私麻醉品以此来击败美军的士气、并获取购买战略物资资金的不实报道”。实际上，诚如佐卡洛夫指出的那样，朝鲜战场上美国士兵士气低落是因他们深知朝鲜战争是不义之战，美国士兵吸毒问题是其当学生之时就上瘾了的，来到远东后只是沿袭了这个恶习而已。美国代表恶意攻击新中国，意在转移世界的注意力，这样大家就不会注意到美国和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显而易见，美苏两国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随着安斯林格无端指责的升级，而演变成两大阵营之间的辩论。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集团”作为最直接利益关联方积极介入其间，宣称“可以给委员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诬称新中国种植、生产和走私毒品，以换取美国支持台湾继续占据联合国席位。法国代表查理·威利（Charles Vaille）和加拿大代表查尔斯·沙曼（Charles Sharman）作为安斯林格在麻醉品委员会中的“老战友”，更是竭力支持安斯林格。一方面帮助安斯林格反驳苏联的批评，另一方面则继续以安斯林格的报告为基础指控新中国。

面对这些反驳，佐卡洛夫要求委员会针对这一次的行动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沟通。然而委员会以此属于政治问题而拒绝，罗巴萨主席表示，“委员会并没有权利干涉政治问题，它可以仔细研读各国政府提交给秘书处的报告，（但）并不适合讨论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为防止问题扩大，他特别强调，会议的讨论应限于毒品走私问题，“只要他的发言不是关于这个话题，就会被判定没有遵守秩序，甚至会被剥夺发言权”。

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就新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最终以10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给予搁置处理，委员会决定把这一问题推迟到第八届会议。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立场与搁置争议的做法，波兰代表深表遗憾：“委员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却在此委员会中没有代表，对诽谤自己的言论，无法为自己辩护，真是匪夷所思。”佐卡洛夫更是气愤地表示：委员会虽然有不讨论政治性话题的规定，但是此规定只是针对苏联有效，而针对美国借毒品问题攻击新中国、从而达到排挤中国的行为却置若罔闻，显然有失公平，苏联对此表示抗议。

其间，苏联代表也注意到“话语生产”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特别要求此次大会的会议记录应该删除含有诽谤新中国走私海洛因到日本的段落，并提请委员会予以表决。然而，委员会以违反规定为由拒绝了苏联代表的表决提议，委员会声称对于此文件的讨论已经结束，并且表示此文件已经和各国政府沟通过，因而不会轻易更改。苏联代表对提议遭到拒绝表示强烈不满，并对主席裁定提出异议，请求把苏联的抗议记录在案，遗憾的是，委员会主席的裁定以12票支持、0票反对、2票弃权，驳回了苏联代表的提议。美国再次利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驳回了苏联代表的提议。实际上，在冷战初期，联合国中涉及两大阵营的重要议题，一旦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作为少数派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

实际上，安斯林格与其同盟者对新中国的负面宣传已经不限于抵制新中国恢复麻醉品委员会中的合法席位，而俨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新生力量，并与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华排华势力互为支撑，所谓的“军方报告”则成为反华的重要知识来源，尔后，美国对新中国的宣传措施和方式不断更新升级。

三、安斯林格的“知识更新”

与两大阵营的论争

1952年5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即讨论其辖属的麻醉品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会议伊始，美苏双方针对是否应将安斯林格提供的关于新中国走私毒品的报告写入联合国会议记录，论辩激烈。美国坚持记录在案的目的很明显：一方面，记录在案意味着美国指控新中国的内容将一定程度上得到联合国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美国又可以把这些会议记录用作进一步攻击新中国的合法证词。苏联代表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删除涉及中国的会议记录，甚至表示，如果联合国没有采纳苏联的建议，苏联将以离开安理会的方式来应对此问题。

对此，美国代表沃尔特·科齐尼格（Walter

Kotschnig）一方面极力说明有关新中国走私毒品记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另一方面对苏联代表提出的删除记录的要求进行反驳，指出一旦联合国接受了苏联代表的提议，将委员会的记录进行篡改，甚至删除新中国走私毒品的会议记录，那么此报告将会是一个歪曲事实的报告，苏联代表是在让联合国伪造记录。他提醒联合国方面不要陷入苏联代表设计的圈套之中，并且再三要求委员会不要接受苏联代表的提议，因为此种做法与安理会的决议大相径庭。显然，美国代表在向联合国施压，以期苏联代表的提议被驳回。实际上，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报告中，对于中国是否走私毒品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定论。在理事会报告大纲的附表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用了“假定原产于中国”的字样，美国代表引用联合国官方文件之时，也注意到这些官方文件在谈及中国走私毒品的问题时提到“这些鸦片的来源被怀疑是中国”这样的字样，就文本而言，联合国官方文件也承认新中国是否走私毒品还有待查证。

但问题的关键是，与麻醉品委员会会议召开时安斯林格仅仅引用日本方面的报告不同，在经社理事会上，美国代表则开始凭借对新中国走私毒品的完美想象，试图利用自己炮制出来的所谓的官方文件，甚至包括美国提供给联合国和盟国的报告，作为指控新中国走私毒品的新证词。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通过众多的官方文件报告，来坐实新中国走私毒品。

对美国的不实之辞，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捷克代表的揭露更显直接：美国代表在5月5日的麻醉品委员会上的发言，事实上是在美国政府的鼓动和领导之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诽谤，并且以此诽谤来质疑新中国代表的合法性，以期阻止新中国在委员会中的合法席位；美国代表团不断运用各种手段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就是企图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情况之下将理事会带入歧途并欺骗公众。同时，捷克代表也提醒西方国家注意，新中国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提议删除有关新中国走私毒品的会议记录，指责美国以此妖魔化宣传来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士气。

苏联代表也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无端指责是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进行的，即便是美国官方支持的报告，联合国同样可以怀疑其真实性；苏联特别提醒联合国，联合国的文件不能被用作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材料。苏联代表还指出这样两个事实：“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立即于1950年2月2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吸食鸦片；1950年11月1日，政府又颁布法令，麻醉品的使用仅限于医疗目的；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采取了许多措施，用于治疗吸毒者。”苏联代表因此强调指出：“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人民的政府，因此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且铲除了旧社会的毒瘤；另一方面，被美国军队占领的领土（朝鲜）情况严重恶化。鉴于这些事实，苏联代表团一直无法保持沉默，并被迫进行干预，而且拥有确凿的证据，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免受美国代表的无理攻击。”

同期，英国《泰晤士报》刊载的一篇香港通讯也表示，安斯林格的说法“颇为诧异”。通讯还注意到：许久以来，没有证据显示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药品生意，共产党已经禁止种植鸦片，同时中国从来没有制造海洛因。美国报告所述的事情显然与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不符的。

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回击与批评并没有让论辩双方冷静下来，把毒品问题真正视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认真研究真正的毒品来源。相反，毒品问题越来越被裹挟到冷战之中，美国针对新中国的冷战宣传形式不断升级。1953年4月15日，麻醉品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召开，较之此前，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新中国走私毒品”被列为会议的单独议题。这一调整立即遭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他们要求委员会停止对此问题的讨论，因为当事国新中国并没有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而苏联代表更是直言，美国代表重启讨论新中国走私毒品议题的原因和目的，只是为了政治宣传，美国代表发言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美国媒体能报道他对新中国的诽谤，占据报纸的大片篇幅，事实证明，这些诽谤完全是捏造出来的。

对于这些批评和质疑，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者积极谋划，希望对远东地区的麻醉品走私情况进行调查，而其出发点则是预设这些地区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中国供应海洛因和鸦片，甚至强调海洛因被用作了“战争武器”（as a weapon of warfare）。11月24日，安斯林格致乔治·默洛克的备忘录中要求确认：“为尽快提供这一信息，我愿意启动必要的调查”。12月14日，安斯林格得到明确回复。默洛克指出，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另一种声明”须与他们的现行政策相一致，但同时提出两个问题：“（1）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去调查？（2）除日本和香港之外，其他渠道能否获得更多的情报？”

考虑到国务院的意见，联邦麻醉品局最终选定只考察日本、朝鲜、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泰国曼谷。经过实地考察，联邦麻醉品局驻远东地区代表韦兰·施佩尔（Wayland

L.Speer）搜集了大量“新素材”，并据此完成了报告《远东地区非法麻醉品走私》（又称《施佩尔报告》）。然其预设的目的注定其调查的结论无外乎继续指控新中国制造和生产海洛因，并有计划地向“自由世界”贩卖毒品，传播毒瘾。1954年4月1日至5月14日麻醉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召开，安斯林格将报告提交大会。这一报告很快成为美国代表继续抵制中国恢复麻醉品委员会乃至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新的“知识武器”。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掌握中国制毒贩毒的所谓证据，安斯林格还积极寻求盟友特别是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帮助。安斯林格借助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开会之际，积极游说台湾代表，敦促双方就打击毒品问题，“特别是针对共同打击来自共产党的肮脏的毒品战直接而持续地交换信息”。对此，“中华民国内政部部长”王德溥予以积极回应，特别批准建立“调查共产党毒品走私委员会”，任命姚永玲为负责人，具体负责收集走私毒品的数据和信息，并赋予其同美国联邦麻醉品局进行联络和交换情报的职责。不出所料，台湾方面积极为美国提供相关素材，对此，安斯林格致信王德溥表示感谢，建议台湾代表将相关材料提交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并要求将材料纳入会议记录。安斯林格同时特别表达了对继续交换信息的兴趣，因为“这对于我们与非法毒品的国际走私作斗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联合国麻醉品管制机构试图要求北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交关于麻醉品问题的相关统计数据之时，台湾“国民党集团”却竭力抵制。1956年2月8日，“台湾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表示，“我国政府强烈反对任何要求北京共产党政权提供统计数据。我国政府不仅是联合国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而且是1931年公约的正式签约国。此外，中国政府过去提供的统计材料不仅是台湾省的，还包括大陆各省的。”在其看来，联合国毒品管制机构作为执行国际公约的技术部门，应该避免涉足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立法部门形成决定前能够尊重我国政府的意见”。是日，“中华民国联合国代表团”安全事务顾问魏学仁将蒋廷黻的信转呈安斯林格，同时专函表示：“请求美国政府和您本人对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给予支持”。

四、安斯林格同盟者的加入****与

冷战宣传的强化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旁协助，但势单力薄，新中国遭致缺席指控，作为受害者和当事国，中国通过外交声明的方式对此事多次作出正面回应，并且对安斯林格等人诽谤的真实目的进行揭露。新中国自成立之后就开始取缔鸦片的种植和生产，清除旧社会留下的毒瘤。到1952年，新中国向世界宣告为“无毒国”。

然而，美国不仅巧妙利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经社理事会等平台指控新中国，同时还积极动员国内外媒体，让世界反华、排华力量如法炮制。同盟者的加入，让事件进一步发酵、不断升级。

1952年，安斯林格完成一篇名为《内部劳工》（Inside Labor）的专文，随后以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身份将该文转给《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编辑维克托·里塞尔（Victor Riesel），并要求刊登在专栏上。该文指出：“联合国和我们的调查结论均显示，共产党中国是世界非法鸦片和海洛因走私的最大毒源”,“共产党正在通过香港和北朝鲜向外贩卖鸦片和海洛因，以此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资金，同时获得战略物资。”随后，这篇诽谤新中国走私毒品的文章，由里塞尔改写成各式各样的长短不一的文章，从美国东海岸传播到西海岸。

安斯林格与同盟者为媒体提供了大量针对中国的素材，报刊将这些知识源分解和加工之后，四处散播。无形中媒体充当了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者扩大冷战宣传的重要平台。媒体的炒作是冷战中错误认知生成和普遍化的关键环节，因为对于美国公众而言，这一时期报刊仍是他们获悉新中国相关知识与信息的主要渠道。而这样的观念一旦形成，新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就会逐步 “结晶化”。

同时，正是因安斯林格的积极游说，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权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读者文摘》、《联合早报》等争相报道此事。这些文章都配以醒目的标题，引用安斯林格的言论指控新中国非法贩卖毒品。

值得注意的是，安斯林格对于质疑其证据和观点的媒体，则通过不同方式予以批评甚至打击。诸如1955年10月15日，《国家》杂志刊出一篇名为《鸦片贸易——中国应该受谴责吗？》的文章，文中因提及“共产党中国正在铲除原来的罂粟，改种棉花”而受到关注。11月4日，联邦麻醉品局驻意大利罗马第14区主管查理斯·西拉古萨（Charies Siragnzsa）致信安斯林格并附上文章影印件，疑称该杂志为“亲共的出版物”。

与此同步，安斯林格炮制的针对新中国的这些不实指控，很快就受到美国国内反共院外集团的关注，这些集团的领导人主动与安斯林格接触，双方一拍即合。这些富有影响力的院外集团获得这些资料之后，利用自己的宣传机器和动员能力大肆宣扬，既以各种形式影响公众，进一步营造反华舆论氛围，又企图左右政府决策。其中尤以1953年10月成立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力量“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简称“百万人委员会”）最为积极主动。

1955年5月中旬，安斯林格与“百万人委员会”秘书长也是委员会活动的最重要组织者马文·利伯曼(Marvin Liebman)有多次书信往来，相互之间传递有关新中国走私毒品的信息。安斯林格积极为后者提供相关材料，包括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撰写的题为《红色中国肮脏的战争》一文。随后利伯曼把该文4000份的复本分发给了委员会成员。

“百万人委员会”还以这些资料为素材展开宣传，利用媒体扩大影响力，以制造更大的反华、反共舆论声势，包括直接资助将带有诬蔑新中国走私毒品的广告刊登在《纽约时报》，以整版广告的形式刊于《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锋报》上；同时百万人委员会的支持者要求将这些不实的材料写入《国会记录》正文。在这些报道或记录中，随处可以看到安斯林格及同盟者的影响。

更有甚者，1961年8月17日，“百万人委员会”还推出一部长达30分钟的黑白有声纪录片《红色中国——法外之国》（Red China—Outlaw），由洛维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解说。安斯林格及其国会同盟者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J. Dodd）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众议员兼“百万人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周以德（Walter H. Judd）均应邀接受采访，旨在进一步动员美国公众舆论关注此事。这部纪录片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发行300份，同时也在地方组织播出，据估计，约有200万美国人有机会观看此纪录片。

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者运用国家权力和媒体力量生产的“知识武器”，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毒品、冷战、反共的合流，制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约翰·麦克威廉姆斯（John

McWilliams）甚至指出，1955年，担心共产主义者使用皮下注射器而不是原子武器进行颠覆，成为华盛顿政治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故，对于安斯林格及其同盟军无端指责新中国，很少有政府官员敢提出质疑，即使这些言辞前后矛盾。

而且，民众甚或媒体也逐渐接受了安斯林格和其同盟者关于新中国的话语和描述，到20世纪60年代，媒体甚至不再单纯停留在被动收稿刊稿，开始主动约请安斯林格撰稿。1961年4月24日至5月10日，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第16届年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与以往不同的是，尽管在非法贸易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中，美国代表团继续把新中国称为世界上所缉获的毒品的主要源头，然而，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没有对此加以记录，而是笼统指出鸦片的“主要源头是泰国—缅甸—中国接壤的区域”。这种表述的变化立即引起北美报业联盟主编希德·戈德堡 （Sid Goldberg）的注意。他遂在6月19日致信安斯林格，邀请其撰写一篇1200—1500字的文章，并指出他特别关注“共产党中国”到底从贩毒中获利多少。安斯林格在收到北美报业联盟的信之后，即刻要求联邦麻醉品局代理局长亨利·焦尔丹诺（Henry

Giordano）就此事分别征询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意见。在获得首肯之后，8月下旬，安斯林格最终完成了题为《共产党中国与毒品走私》一文，开篇仍是重复过往的陈词滥调：“今日的共产党中国是世界上非法麻醉品走私的主要国家”。

结语

尽管后世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美国把新中国指控为“持续20年的计划在自由人民中扩大成瘾”，更多地是基于反对冷战对手的宣传需要，而非基于麻醉品走私的确凿证据，但是，客观事实却被淹没在安斯林格利用他的强大压力机构成功推动的“冷战狂热”之中。

联邦麻醉品局逐步成为美国反共产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中，毒品的战略价值被挖掘出来，后经生产加工，摇身变为

“冷战武器”。尔后，共产主义想象不断演化和升级，毒品甚至被视为“红色中国摧毁美国的秘密武器”、“共产主义”威胁“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强大武器”。经过媒体的报道与炒作，新中国俨然成了非法毒品的生产、制造和贩运国，而且建立了一套由中央部委直接指挥、运转良好的走私网络。一时间谣言四起，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遭到诋毁，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安斯林格和其同盟者希望通过这种舆论战来误导国际社会，与美国国内兴起的“麦卡锡主义”遥相呼应，协同推进全面对华遏制战略，打击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抵制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言而喻，冷战一定程度上成为双方为“争夺人类心灵”而进行的有形或无形的战争。这种对人类心灵的争夺既是冷战的归宿，又成为推进全球冷战战略的重要武器。

〔作者张勇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