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运：顺服还是抗争？——沦陷期的南京民间社会_风闻

有关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立场的研究， 代表性观点一是大陆流行至今的“抗争”论， 二是美国学者创立的“灰色地带”说。前者认定，除极少数甘心附敌的汉奸外， 沦陷区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 基于民族大义，为争取自由和生存权纷纷投入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抗日斗争中，并汇入全民抗战的洪流。后者则认为，沦陷区民间社会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 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立， 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暖味性；中国百姓酰非“爱国”也不“卖国”， 而是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

沦陷区民间社会究竟是“怒火群山”还是“灰色地带”？为回应此问题，

本文选择沦陷时期南京民间社会为分析样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南京随后被纳入严密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统制体系，并因国民政府全身而退而成为地地道道的沦陷区。同时，当地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地和“维新政府”、汪伪政权的行政中枢，民族主义成为最敏感的话题，民间社会的反应和立场因而具有典型性。为叙述之便，

本研究将南京民间社会的行为主体切割为知识分子、普通商贩和底层市民三个群体，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主要历史活动中把握其民族立场。当然这种划分法并不周密。商业活动的盛行及经济统制下商家破产倒闭的常例化，决定了后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身份互换的可能，且普通商贩的非职业活动与底层市民的日常行为相比也没有明显差异。此外，南京产业工人较少，群体特征并不明显， 将其合并于底层市民群体也是权宜之计。

普通商贩：利与义的失衡

南京的商业色彩历来十分浓厚，商贩群体在民间社会中一直举足轻重。沦陷后大批失业人员转做商贩，规模更为壮观。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史密斯的调查显示，1938年 3 月南京市从事商业活动的有 13500人，占本市全部从业人员的 67%。其后随着伪政权的建立和秩序渐次恢复，其他从业人员特别是公教职人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但 1940年商业全面复苏后，该群体的比重再度遥遥领先，成为民间社会职业群体的代表。此外， 该群体为易劳逸(Lloyd E， Eastman)“灰色地带”说关注的重点，而有关沦陷时期南京民族抗争的研究中则被回避，这更说明解读其民族立场的必要性。

南京沦陷后， 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商业活动开始恢复， 且当时经商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起初商业活动以街头叫卖为主， 活动地点主要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和莫愁路，所售商品囊括了“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床架、门窗等。安全区负责入魏特琳和拉贝均证实“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 因为其间南京“根本没有生产”，“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或许这些赃物主要来自抢劫的日军或趁火打劫的暴徒，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 但这至少说明其道德自律性不强。

此类活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商贩的生存压力与缓解了商品市场的需求压力，即魏特琳所言“自从(1938年)1月份以来，这个城市的人们就主要靠买卖赃物而生活”，并带动了其他商业活动的复苏。出售赃物的摊点旁边不久便“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规范的店面渐渐取代了简易的摊位和售货棚并向其他街区延伸。1938年底太平路商业区开始重现昔日的繁华，“许多门面已安装”，“大部分正在出售日本货”，“许多年轻的中国女孩身着蓝衣白裙站在商店、餐馆门前， 吸引士兵们进入”。在民族对立的背景下，经销日本货与招揽日本兵的特意安排，暴露了民族正义的缺失。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经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粥厂的商家，在国际委员会提供全部原料并保障其合法利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 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问题出现后，“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 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

对此魏特琳极为愤慨，认为“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这种情况并非特例。1938年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检查时发现，

金陵大学、蚕厂、兵库署等难民收容所粥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克扣难民口粮、“大部分米被拿到收容所外面出售”等问题。从难民口中夺食的行为，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会被容忍；发生于民族灾难降临、国际友人出面组织赈济的背景下，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 此亦魏特琳所称“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 1941年伪政权为规范南京商业活动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商会和同业公会后，该群体的行为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沦陷中后期， 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即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

理解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应首先把握其宏观经济环境。日军“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破坏了沦陷区的物资供应链，造成1940年春夏之交和次年初南京接连发生两次大面积的粮荒。为此1941年4月南京市首先对食粮进行管制，

随后又将食盐、棉布、煤炭、食用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纳入统制之列。统制物资由日伪联合组成的南京地区统制委员会统一采购，再由各同业公会分配给下属商店行号经销，并规定售价不得高于配给价的20%。在日军疯狂的经济掠夺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的背景下，削足适履的物资统制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

统制物资的稀缺性，决定了暗盘或黑市交易产生的必然性。陶菊隐所察“孤岛”的交易情景——烟纸店老板把配给烟藏起来暗盘出售，“轧油党”把轧来的平价油高价转售的现象，在同期的南京比比皆是。最紧缺的大米， 黑市交易反成为主体。南京市实行粮食管制后， 虽承诺定期出售平价米，但因主产区控制在日军之手，粮源稀少，“市民咸感无米可购”。偶尔放开的“官米”，不是霉变恶味， 就是糠壳稗砂俱全”， 黑市交易因而大行其道。米粮店内白天“一粒米也看不到”，只在“夜晚上货”，“仅仅下一两扇门板做交易”；价格随行就市，“目下一言为定， 早晚市价不同”，“甚至转眼间就涨了几次价”。

连接黑市交易的走私贸易，因物资统制和限价造成地区间商品价差而获得发展空间。为追逐超额利润， 市区商户将食盐、煤油等配给商品私运到乡下销售。1941 年底南京食盐配售价每担 80元， 出城后“即可得200余元之高价，故南京盐商得盐不售予南京，市民仍须高价购自小贩”。往市内贩运的太米，由专职粮贩在乡间收购后化整为零，“托市民以不被限制之数量运人城内”。从上海贩运工业品、向其输出农产品的走私活动也十分红火， 其中利用沪宁铁路“跑五洋生意之小贩”一度“几占全部旅客之七八成”；贩运量很大，1943年底南京撤销车站轮埠检查时“下关车站每日出口之米不下 2000石”。

为配合日方掠夺政策，1942年 3月汪伪以建立“独立”金融系统为名宣布“币制改革”，投机活动由此被全面激活。限期收兑旧法币之举，引发了疯狂的抢购潮并逼疯物价，以致这年 4月初不到一周时间南京物价指数就“腾达五成或六成之高”。对此， 尚有存货的商家开始惜售，囤积现象出现。其后又因中储券滥发与货源更为稀少，“物价有涨无跌”，1943年初南京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之后囤积风迅速蔓延。这年 5月《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出台后，囤积风潮又转向地下并愈演愈烈，以致沦陷后期南京又出现囤货反比应市商品多的怪象。

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 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如此辗转相加， 不仅物价指数被进一步拉升， 政策性限价也很快告破。起初因限价商品有限且检查松散，商家多以口头报价、隐藏标签，或仅以次等、过季商品应付市面等方式， 暗中抬高售价。1943年 10月南京市颁布更严厉的限价政策并将限价范围推至“商店行号一切货物之买卖交易”后，南京商人便开始公开反抗。他们先是纷纷关闭店号改做地摊，继续遭到打压后又与街头小贩联合起来， 四处“扬言脱货， 造成人心惶惶，以便利其哄抬售价”。

货物囤积、黑市交易、走私贩运、哄抬物价等投机活动， 起于物资统制和“”币制改革”，根源于日军的经济掠夺。面对经济掠夺造成的物资匮乏后果，伪政权被迫实行包括限价在内的物资统制，此举反而激活了果市交易和走私贸易井为其提供了发展空间。“币制改革”与纸币的滥发， 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 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简言之，沦陷中后期南京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唯不见民族主义的考量。

客观上， 上述行为冲击了日伪物资统制体系并加剧了沦陷区经济秩序的恶化， 但如果由此认定其打击殖民统治的政治意义，或者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论出发将其提升到民族抗争的高度， 就显得过于牵强， 因为至今我们没有发现南京商人主观抗日或支援前线抗战的任何证据。再者， 商业投机在冲击物资统制体系的同时也祸及黎民，它产生的交易和附加成本最终全部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并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发现，在投机盛行的日子里“除工商业者趁此机会混水摸鱼，

生财有道外，一般固定收入者，，无不叫苦连天，咸感为人难生存难”。至于其加重沦陷区经济危机的作用，同样是一把对敌人和同胞都有伤害力的双刃剑，也不宜评价过高。

总之，殖民统治、物资统制的整体格局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经济环境， 制约了商贩的行为选择，其逐利动机和投机特征因而突显， 该群体也因此被贴上背信弃义、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标签。站在社会道义和民族大义立场上，环境的制约并非投机钻营的借口， 自保和逐利也不能背弃义理；因为历史上不少富人一直维系着乐善好施、扶贫济难的优良传统， 众多商帮在努力打造公平买卖、取财有道的商业规则，民族危难时期商人舍利取义、共纾国难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这个意义上，对沦陷时期南京商贩道义方面的要求并不过分，“灰色地带”说对其确有解释力；但推及其他社会群体， 该理论的不足也很明显。

知识分子：气节的弃与守

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 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1927年以来， 南京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了知识分子不断聚散与重组之重地，当地知识分子群的动向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验证“灰色地带”说的傅葆石 (Poshek Fu)，所选对象即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 这进一步说明考察同期南京知识分子民族立场的重要性。

沦陷初，

南京知识分子主要由部分未迁移大后方的学者、文人、研究人员和原中小学教师组成。当时因恐慌未除、秩序未定，教育研究机构基本上处于关停状态，他们大都混迹于民间， 对时局采取观望态度， 未显现出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直到 1940年初汪伪“还都”并于同年夏“恢复”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后，交汇的新旧知识分子才共同组成沦陷时期南京知识分子群。

新知识分子群形成之日，

也是其开始分化之时。继文化和教育界“名人”李圣五、江亢虎、赵正平、樊仲云等率先投敌并成为汪伪核心成员后，一批投机文人又主动向其靠拢。中央大学副校长钱慰忠谋到安徽省教育厅长职务后，立即辞去教职；外文系主任杨为桢千方百计疏通关节，最终于1942年 8月到伪教育部就职。那些有心从政又不愿背负“附逆”之名的学者则选择折中方案，中央大学在伪政权中兼职的教师就有27人， 占全校中国籍教师总数的 18 %。“从政潮”迅速蔓延， 就连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部分南方大学毕业生获悉其老校长江亢虎出任汪伪要职后，先大肆吹捧其“不辞劳怨，罔顾艰辛，孜孜从事”“和运”， 随即集体宣誓：“国府还都，余亦追随，杖履来京”。

这些投机客是否属于投敌附逆的汉奸，一直存有争议。其自辩的“曲线救国”说早已被否弃，但“自保”说还是得到同情式理解。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遑论殖民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魏特琳发现，“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 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1940年后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这批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亦其间南京知识分子群分化的催化剂。这些变化包括：一是战争进入拉锯状态后， 国、共与伪政权三足鼎立，当时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胜的优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又为战争结局增加了新变数。二是当殖民地化成为沦陷区生活常态时， 供职于伪政权的外在舆论压力和内在羞耻心的约束力已明显减弱。三是汪伪的系列“包装”有很大欺骗性和蛊惑力。“还都南京”、“和平救国”的口号，“国民政府”的金字招牌和“青天‘白日旗”的象征资本，无不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供职于“国府”就是效力国家。凡此种种，皆使忠奸和是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但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 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 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本文无意讨论这批人的道德操守问题，举出促使其投靠伪政权的客观因素也绝无为其辩护之意， 只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沦陷区民间社会， 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 绝非铁板一块；战争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汪伪政权的成立， 加速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坚守底线、保持气节的知识分子也不乏其人。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在贫病交加、不得不靠变卖珍藏书画典籍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仍不为高薪所诱，断然拒绝到伪中央大学任职，并于 1944年秋临终前特意交待：“我生不愿见日寇， 死了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棺材不准出门，就地理在自家后院。”在南京知识分子开始分化的关口，这种不为利惑、不屈服于淫威的血性文人，值得大书特书，经盛鸿教授称之为沦陷时期南京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不为过。

在失节与守节这两极之间，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主动投靠伪政权，也不置身世俗之外；既不抗拒日伪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沦陷后南京首先恢复了初级教育机构，

由此滞留南京和部分流散外地的中小学教师相继重回讲台。他们“多数都有爱国思想，教学时避免用有奴化色彩内容的教材，暗中进行爱国教育宣传”。在伪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供职的大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家钱仲联，历史学家李泰芬， 法学家高维浚， 物理学家崔九卿、仲子明， 教育学家黄曝寰、邵鸣九等著名学者， 均能安贫乐道， 并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高等教育的延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 这一中间群体即易劳逸和傅葆石所指陈的“灰色地带”，其民族立场恰为持续争论的焦点， 特别是战后国民政府将其列为主要甄审对象时， 其人格节操一度受到严重质疑。供职于伪教育研究机构是否为“附逆”并可能成为日伪奴化教育之“帮凶”？上述部分中央大学教师把教职视为跻身汪伪权力层之跳板，编译馆某种意义上成为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这些事实表明此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当然，仅凭此便断定该群体为失却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的“灰色地带”，同样有失偏颇；因为伪中央大学的绝大部分教师都能洁身自好，编译馆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也贡献颇丰。究竟如何看待供职于伪教育研究机构及协助日伪推行奴化教育之事？台湾学者罗久蓉的观点颇为中肯。她认为，

并非所有的伪职都带有难以超越的对抗性；由于殖民者的教育方针始终未变，“协助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固然是助纣为虐，但如果这是帮助沦陷区青年受教育唯一的途径， 因此拒任教职对青年来说不唯无益，反而有害”。

沦陷时期南京知识分子群中，真正结成集体抗争力量并付诸行动的唯有以中央大学部分学生为代表的进步青年。他们先以结社、宣传等方式组织和动员爱国力量，1940—1942

年相继成立了“群社”、“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民社”等进步团体，编印出版了《新知识》、《炬火》、《荧光》等秘密宣传抗日的报刊。在此基础上于 1943 年 5 月底发动了驱逐央大学校长、汉奸樊仲云的“倒樊”运动，胜利后又在同年底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清毒”运动。这场历时 4个月的爱国运动，动员了南京市大中学校 3000多名学生，捣毁了夫子庙一带所有的烟馆、赌场， 销毁了大量烟土、烟具，迫使日弃在中国大肆种植、贩运和经销鸦片的毒化政策，有效地遏制了沦陷区贩毒、吸毒的猖獗之势，维护了民族利益。毋庸讳言，当时汪伪对日方通过“宏济善堂”包揽全部销售并独吞巨额利润早已心怀不满， 汪伪集团也因此分化为对立两派， 运动的发起与汪伪内部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所以对这场运动的性质不宜拔高。

概言之，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

南京知识分子以能否固守气节和坚守民族大义为界发生了分化。以王瀣和中央大学进步青年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与以杨为桢和南方大学部分毕业生为代表的投机分子这两极之间，多数文人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可能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这种多极格局表明，此间南京知识分子既没有结成“众志成城的抗日民族阵线”，也并非整体立场暖昧的“灰色地带”。

底层市民：顺服抑或抗争

与前两个阶层相比，底层市民群体有两个特征：一是成员庞杂，心态各异，

更容易发生分化。二是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决定其对各种政治角力的反应通常不会过于激进；保守的心态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决定其行为和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即其构成的自然市井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民间社会的民族情绪和立场。

沦陷之初，

南京市民的表现并不如人意。在城池陷落、日军炫耀武力的入城式中，不但未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一些人“零零散散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甚至为日本人的队伍欢呼”。绝大部分市民在自家门口挂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日本国旗，即便躲在安全区也不忘戴上太阳臂章或“拿着日本小旗子”。这种因应方式主要基于“日本入会文明地对待他们”甚或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之臆测，故一味从道德层面上斥之为“甘心情愿”地“认贼作父”和“寡廉鲜耻的亡国奴”，也不可取。但从中我们仍不难发现，灾难降临之时，自保成为民众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转换关口，底层社会的立场也容易动摇。

接踵而至的日军兽性大发作， 虽打破了南京市民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起点。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大多数受害者成了任日军宰割的羔羊，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行动并不多见。这期间的抗暴斗争， 史家常引用的典型事例，一是某女教师为免遭屈辱，用事先备好的枪打死5 个日本兵；二是宁死不屈的李秀英徒手与日军搏斗，身受30余处刀伤却奇迹般地活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动绝不止于此，但这两个案例被反复征引表明了可挖掘的空间并不大， 正如拉贝所言：“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

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日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因南京沦陷获释的囚犯首先加入日军抢劫队伍，

随之一些平民乃至部分躲在安全区的难民也参与其中。由于商业区和主要库房已被日军控制，他们便将目光转向殷实的百姓之家。古董、食品、衣服、被褥、餐具、家具、门窗、地板等一切可交易的物品均成为打劫对象，隐秘的“宝藏”更是发掘重点。市民王保林于1937年秋离开南京前将其终生积蓄藏于房内“一个很隐蔽的洞穴”，“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 所有的箱子被抢走了”。对此，“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 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

不可否认，

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日方纵容的成分，即蒋公谷所记日军疯狂抢掠后，便“纵容一般穷苦的难胞”，抢夺“剩下的不值钱的东西”，“藉作将来嫁祸的遁辞”。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

尤其那些“社会上的渣滓”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随后打家劫舍的“抢救行动”中，4个强盗将绑票“吊挂在火堆上烤，强迫他供出藏钱的地方”。更有甚者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有人看到胡大妈家“卖了许多蔬菜”，便“当面控告她儿子卖了 7支枪给游击队员，并私藏价值20美金的金银珠宝”；“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借“日本兵的枪或刺刀”逼其“将钱交出来”。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极少，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日军的暴行相提并论， 但内患对民众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 特别是那些动辄“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之内奸的存在， 加重了全城的恐慌气氛。到 1939年初，一种屈服的情绪开始在这座城市蔓延。春节期间，“建设东亚新秩序， 实现中日真和平”之类的对联已随处可见。次年春南京又出现“日华浑然一体”的新创意，“一般市民开口即‘友邦’、‘皇军’”，“对敌国军民畏惧俾怯”。显然，如果研究者只关注或仅看到底层社会的这些现象，很容易得出“灰色地带”的结论。

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1938年 1月 8 日，中国军队即将收复南京的传言迅速传播开来，“城内的居民，真如发了疯一般，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欢呼欲狂”，每家悬挂的日本旗和每人佩戴的太阳臂章自此“都不见了”。传言本身及其迅速流播后的群体自发行动，反映了南京市民急于摆脱殖民状态的心境， 即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顺民和亡国奴。

1939年初屈服情绪开始蔓延之时，恰是进攻性抗争行动出现之日。1 月 14 日南京新亚舞场爆炸案中，4个军官被当场炸死。6月 10 日发生在日本大使馆的“毒酒案”，尽管只有 2名书记官被毒死，但因受邀赴宴者囊括了日本驻南京主要军事首脑和伪政权核心成员，震动很大。特别是投毒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写给日本总领事的公开信，“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 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恨， 死而无憾”，具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同时，招贴、传单和涂画等抗日宣传品也陆续在市区出现。这些星星之火虽未对日本殖民统治造成致命打击，但对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发挥了推动作用。

在顺服氛围最浓厚的 1940年初， 民族意识开始全面复苏。此期魏特琳的调查显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 也看清了’ 东亚新秩序’ 的真实含义”。前及被敲诈的胡大妈一家，并未把怨恨停留在告密者身上，反而逐步认识到“日本人摘这套新秩序就是要榨干中国的所有财富”，“最终使中国人沦为日本的奴隶”。其他接受调查的普通市民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并持有与胡大妈一致的看法：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日本人说了算， 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奴役中国。魏特琳接触的一些有身份的民间人士，“又是异口同声、态度一致， 都认为每个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在日本对中国有何图谋的问题上，中国人终于统一了认识”之际，底层社会就成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怒火群山”。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反抗运动渐渐张开。伪政权招募的不少督察，“不甘心作敌人的走狗”，一有机会就“改衣便装逃走”。很多市民选择到安全区效力，“宁可领取仅可糊口的薪水，也不愿在傀儡政权下工作”。产业工人以破坏和消极怠工方式对抗殖民者。南京浦镇机厂流行的“一个放哨， 车底下睡觉；小便半小时， 大便半个工，东摸摸，西混混，糊住鬼子磨洋工”顺口溜，颇有代表性；下关发电所工人以“制造人为事故”和“多烧煤炭”等方式消耗敌人战略物资。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暴力抗争，隐性反抗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但它避免了无谓的牺牲，并能对殖民统治形成持久的打击。

简言之，沦陷之初南京底层市民便发生了严重分化。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土匪强盗、动辄“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的内奸民贼与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女、舍生取义的侠士这两极之间， 绝大多数民众介于中间状态。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表面上故装畏惧、顺服， 但内心充满了对殖民者的无限仇恨和对民族复兴的希望。难能可贵的是，仅用 2年多时间，他们便走完了从幻想到幻灭再到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真面目的历程， 完成了从迷失彷徨到觉醒乃至准备斗争的转变。对于该群体民族立场的解释，“灰色地带”说不免顾此失彼，“抗争”论则有裁剪史实之嫌。

沦陷区民间社会：致命的“暗礁”

民间社本身就是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目标和统一意志的涣散组织。沦陷时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动， 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内部的分化；主宰者与从属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 又决定了殖民者的行为通常会在民间社会产生互动，特别是随着殖民政策的不断调整及其后果的显现，后者的立场和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是故， 对沦陷区民间社会的准确定位十分困难。“民族抗争”论对解说爱国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抗争行动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它无法解释沦陷初期底层社会的表现特别是商贩群体的行为和立场。“灰色地带”说注意到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群体和被回避的历史情节，适于解读南京商贩之类的群体， 但面对多极格局的知识分子群特别是处于变化状态并呈多重面相的底层市民， 则无能为力。

沦陷时期南京三个社会群体的主要历史活动，

突显了这样的事实：除极少数附逆变节的投机分子、自甘堕落的内奸民贼及以祸害同胞为能事的土匪强盗外，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顺民和亡国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活动领域， 以不同的方式， 进行着各种类型的抗争。这些民众组成的沦陷区民间社会， 成为致使日本殖民统治这艘航程最终搁浅的“暗礁”。其中，舍生取义的暴力抗争者为“暗礁”的灵魂；那些不为利诱、坚拒与敌伪合作的知识分子、警察、职员和普通劳动者， 利用日伪矛盾打击日本毒化政策的进步青年， 以破坏和消极怠工方式对抗殖民者的卢业工人，魏特琳、拉贝等全心致力于维护人道和社会公益的国际友人， 铸成了“暗礁”的支柱和脊梁；最广大的中间群体，包括被迫充当日伪奴化教育工具但同时为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事业延续尽心尽责的文人，一度对日军抱有幻想并在求生本能趋势下被迫表现驯服但内心充满仇恨的芸芸众生， 自私自利、钻营投机但客观上冲击了日伪统制体系的投机商人，共同聚成“暗礁”坚实的基座。

将沦陷区民间社会视为致命的“暗礁”，可以实现“民族抗争”论和“灰色地带”说这两种对立理论的融合， 特别是对于界定中间地带的民族立场，包括对其不同阶段、不同情景下反差性表现的解释， 就不会顾此失彼， 给人裁剪史料、自说自话之感。当然， 这一分析性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还有待于其他研究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