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与唐贞观年间的死刑减免问题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历史中国”

一、问题缘起

“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语，首见于《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刑部郎中员外郎”条：

贞观初，有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奏驳律令不便于时三十余条。于时，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厘正，凡为五百条，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所谓“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是对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颁行的《贞观律》于死刑大幅减免之举的高度赞誉。其后，杜佑《通典》卷165《刑法三·刑制下》、卷170《刑法八·宽恕》，《旧唐书》卷50《刑法志》，《册府元龟》卷612《刑法部·定律令四》皆沿用此语。然《资治通鉴》卷194“唐贞观十一年正月”条则云“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不知司马温公何以要改“殆除其半”为“除其太半”？但不管如何，这已关涉到贞观立法中至为关键的死刑减免条数及相关学术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唐六典》所记“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上揭各书中，《通典》卷165作“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卷170作“据隋代旧律，减入徒者七十一条”（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旧志》、《册府》等书，补为“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恐误，详见下文）；《旧志》作“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册府》作“比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通鉴》作“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此外，《新唐书》卷56《刑法志》作“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所记各有不同。综观诸书记载，大致存在三种表述：一是《通典》“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即减免死刑入流92条，入徒71条，实际死刑减免总数为163条；二是《旧志》、《通鉴》“减大辟者（《通鉴》无‘者’字）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只笼统记载减免死刑92条，不明具体所指；三是《册府》作“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新志》与此略同，明确记载减免死刑入流总数为92条。概而言之，贞观年间的死刑减免条数，实际存在163条与92条两种不同记载。《唐六典》所记“九十三条”，高明士推测“三”乃“二”之笔误，诚是。按《白孔六帖》卷46《改制法令十三》“贞观初有蜀王法曹”条引《唐六典》，亦作“九十三条”，似原书已误“二”为“三”了。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学者在讨论贞观立法问题时，多据《旧志》、《册府》、《新志》、《通鉴》诸书立论，而对《通典》所记关注不够，如《中国史纲要》、《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通史》之类的通用教材，以及时贤论著，皆认为《贞观律》比隋律减死入流92条，减流入徒71条。问题是，以区区92条死刑减免总数，能否得出“比古死刑，殆除其半”这样的认识与判断？

清末学者沈家本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在《历代刑法考·律令四》中有如下讨论：

按：《唐律》死刑，《卫禁》斩五、绞十六，《职制》斩一、绞九，《厩库》绞一，《擅兴》斩八、绞八，《贼盗》斩三十四、绞四十二，《斗讼》斩二十五、绞四十三，《诈伪》斩三、绞六，《杂律》斩五、绞一，《捕亡》斩五、绞四，《断狱》斩三、绞四，凡斩八十九条，绞一百四十四条。其减死入流者只九十三条，“除半”之语，殊不可解，岂以隋开皇律虽减死刑八十一条合而言之，故云比古欤？若以《旧志》之文推之，则所云“除半”但就缘坐一项而言，非统括全律也。唐之加役流皆由死减，计律内《卫禁》三、《职制》三、《户婚》二、《擅兴》一、《贼盗》九、《杂律》一、《捕亡》三、《断狱》二，凡二十五（按：实际只有二十四），不独与九十三条之数不合，与减绞五十之数亦不合，是其减死入流必三流并有，不尽为加役流矣。

沈先生统计《唐律》“凡斩八十九条，绞一百四十四条”，死刑总233条，但“减死入流”仅93条，二者颇难契合，故发出“殊不可解”之感叹。显然，他已注意到贞观十一年减死条数与“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判语之间是否吻合的问题。对此，沈先生提出两种可能性解释：一是唐人所言“比古死刑，殆除其半”，除《唐律》减死入流93条外，大概还包括隋《开皇律》减死刑81条，总174条，“故云比古欤”；二是“除半”仅就缘坐一项而言，并不包括全部律文。唐代减死入流还应包括加役流等三流，而不仅仅指加役流。

在《历代刑法考·死刑之数》中，沈家本先生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唐：斩罪八十九事，绞罪一百四十四事。

按：《唐律》每条中每该数事，死罪凡二百三十三事。内有斩、绞同条者，若以条计，无此数也。《唐律》本于隋，《隋律》原于元魏，元魏《太和律》大辟二百三十五条，隋开皇除死罪八十一，唐贞观降大辟为流九十二，合之为一百七十三条，两相比较，已少四分之三，则所存当不及六十条，与《唐律》见存之数不合。疑《太和律》之二百三十五条，条具数事，开皇、贞观所删降之条，条止一事，约略计之，尚得太和之半。故《唐六典》谓《贞观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也。

关于《唐律》死刑减免总数，沈先生上条据《唐六典》作93条，这里又据《旧志》等作92条，虽前后不一，但并不影响其总体判断。沈先生推测，北魏《太和律》大辟235条，“条具数事”，而开皇、贞观删降之条，“条止一事”，粗略计之，大概可得《太和律》之半，“故《唐六典》谓《贞观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也”。

上揭沈家本先生的解释，似都认为《唐律》死刑减免条数，除减死入流93条外，还包括隋《开皇律》减死刑81条，总数为174条。然而，前揭《六典》所记《贞观律》“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其他诸书或作“比隋代旧律”、“据隋代旧律”、“于隋代旧律”、“比隋律”等，其不包括《开皇律》减死刑81条，至为明显。更何况唐人盛赞《贞观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把《开皇律》减免死刑也统计入内，感觉不合情理。另外，沈先生把《唐律》与北魏律相类比，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唐人心目中的“古”，一般指汉代以前，北魏距唐朝不过两百年，似不可能成为唐人比拟的对象。关于此点，详见下文讨论。不论如何，在沈家本先生看来，唐人所说的“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并非泛泛之言，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依据。这一依据，就是《唐六典》等史籍中所记的减死入流93条或92条。然而，此条数无法圆满解释唐人“比古死刑，殆除其半”这一评判，故沈先生提出上述几种假设和推断。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即唐人所言“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是否有据，并没有引起今人的重视。

二、唐贞观十一年死刑减免总数考辨

唐贞观十一年死刑减免总数只有92条的记载，最早见于《旧志》，兹摘引相关内容如下：

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

这一记载，向为学者高度重视。高明士曾撰文详加疏释，颇便于理解。上文业已指出，《旧志》所记“减大辟者九十二条”，《通鉴》作“减大辟九十二条”，二书所记略同，《通鉴》当袭《旧志》而来。而《册府》作“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新志》作“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虽字词有异，但文意相同，故《新志》极有可能源自《册府》。一为“减大辟者九十二条”，一为“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二者文意不同，且各有传承，孰是孰非，尚难判定。不管如何，《旧志》“减大辟者九十二条”这一记载，原本当不存在文字脱漏问题，《通鉴》沿之不改，可为明证。问题是，《旧志》下一句“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与上一句“减大辟者九十二条”之间，感觉有些不协。因为既有“减流入徒”，那大辟与流刑之间呢？笼统记为“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很难明白其具体含义。《册府》所记“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文从字顺，不存在理解方面的问题。《通典》所记“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亦复如此。但一作“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一作“减入徒者七十一条”，二者差异颇大。那么，哪个记载更为真实准确呢？

关于贞观立法问题，相较上揭《旧志》所记，《册府》卷612《刑法部·定律令四》首句作“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颁新律令于天下。初帝自即位，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末句为“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至是颁下之”。文中除一条夹注，个别字词、数字有异外，其余与《旧志》完全相同，二者出自同一个史源，当可肯定。英国学者杜希德认为，《旧志》有可能是编纂者采用了柳芳《国史》中现存的志书，又从《会要》和《续会要》中拣选了760—853年的材料加以补充而成。近年，楼劲在讨论《贞观式》有无问题时，对《旧志》所载进行详尽考辨与分析，指出《旧志》、《册府》所据《国史》文本，当是吴兢以来至韦述、柳芳相继所修《国史》在唐后期以来的某个流传本，但把摘录《唐六典》所作的夹注混入正文，发生了错把开元《令》、《格》、《式》误为贞观所定的问题。既然《旧志》、《册府》同出一个史源，为何在记载贞观初年减免死刑问题时，一书作“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另一书却作“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这里可能出现了脱简、错简之类的问题，很难说《册府》所记就一定准确无误。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武英殿聚珍本）《唐会要》卷39《定格令》的相关记载，与《旧志》所记相同，多被学者用来佐证《旧志》记载准确。其实，这是清代四库馆臣整理《唐会要》时，根据《旧志》增补的文字，并非王溥《唐会要》原文。为便于说明问题，兹引录殿本相关内容如下：

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颁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分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条；格七百条，以为通式。

再看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的相关记载：

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颁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减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条；合（令）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条；格七百条，以为通式。

稍作比较即可发现，殿本与四库本《唐会要》所记差异很大：殿本“（减）大辟者九十二条”诸字，四库本无；殿本“减流入徒”，四库本作“减死罪入徒”。同为一书，同记一事，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日本学者古畑徹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在认真核查并细致比较台北、东京所藏三种《唐会要》抄本基础上，指出原抄本并无“（减）大辟者九十二条”等字，“分为十二卷”后“减”下阙二字，殿本所记，乃四库馆臣据《新志》所补。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惜未引起学界同仁足够重视。笔者在古畑氏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核查中国大陆所藏十数种《唐会要》抄本，确认除个别抄本有后人增补外，原书“分为十二卷”与“令为三十卷”之间，仅存“减（中阙二字）入徒者七十一条”一句，并无“大辟者九十二条”之类的文字。很明显，殿本《唐会要》中出现的“大辟者九十二条”一语，以及“减流入徒”之“流”字，实乃整理者据《旧志》（并非古畑氏所说的《新志》）进行的增补。至于四库本中出现的“死罪”二字，同样也是该本整理者据己意进行的增补，皆非《唐会要》原文。因此，今本《唐会要》所记，不能作为《旧志》之佐证。

上文业已指出，关于贞观年间的死刑减免条数，唐人杜佑《通典》所记，与《旧志》、《册府》明显有异。按《通典》卷170《刑法八·宽恕》明确记载：

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据隋代旧律，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惨、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通典》从“其当徒之法”到“不可胜纪”一语，除“削烦去蠹”作“削苛去惨”外，其余与《册府》、《旧志》同，三者来自同一史源，殆无疑义。奇怪的是，有关死刑减免的记载，《通典》只有“减入徒者七十一条”一句，其与前揭《唐会要》抄本所记有相近之处，此点颇值得注意。因为《会要》此条系年系月系日，当直接源自《太宗实录》，其与《通典》正可相互印证。按《通典》上下文，所谓“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当指减免死刑入徒刑有71条，并不存在文字脱漏问题。然点校本整理者却认为这里有脱漏，校勘记称：“原脱‘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及下‘流’字。据《旧唐书·刑法志》（二一三八页）、《新唐书·刑法志》（一四一○页）、《册府》卷六一二（七三四四页）补。”经此一补，原文如下：

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据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惨、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点校本整理者进行的这一增补，实在有欠严谨，导致后来的学者据以证明《旧志》、《册府》所记准确无误，从而影响了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其实，这一增补既无版本依据，也与《通典》其他记载不合。按前揭《通典》卷165《刑法三·刑制下》明确记载：“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所谓“减入徒者七十一条”，乃承上句“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而来，是指减大辟入徒71条，两项相加，总减死刑163条。《通典》的这一记载，为马端临《文献通考》所沿袭，该书卷166《刑考五·刑制》载：

比古死刑，殄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七十一条。

除“殆”误作“殄”、“入徒”后少一“者”字外，其余与《通典》所记完全相同，可见《通考》此段文字，实源自《通典》。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通典》原书此处并不存在文字脱漏问题。遗憾的是，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点校本《文献通考》，据《旧志》、《新志》与《唐会要》，在“入徒”前补一“流”字，从而导致整个文意大变。上文业已指出，今本《唐会要》所记乃清代四库馆臣据《旧志》所补，不能作为文献整理的依据；而《旧志》、《新志》所记，彼此有异，同样存有疑问。点校本整理者似未注意到《通考》与《通典》之渊源承袭关系，其所补“流”字，自然不能成立。

又《通考》卷168《刑考七·徒流》载：

太宗初，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既又哀其毁伤支体，乃除断趾流（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比隋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七十一条。

比较《新志》所记：“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既而又哀其断毁支体……于是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可以发现，从“议绞刑之属五十”至“居作（二年）”，《通考》皆摘自《新志》，但在最后有关死刑条数的记载上，《通考》却从《通典》而不从《新志》，反映了马端临对此事的认识与判断，即他认为《通典》所记是准确的。值得一提的是，《通考》点校本整理者同样依据新旧《唐志》，在“入徒”前补一“流”字，这同样是无法成立的。

不仅如此，前揭《通典》卷165、170的两条记载，还得到作者杜佑本人的证实，该书卷170《刑法八·宽恕》末有一段杜佑的议论，全文引录如下：

论曰：圣唐刑名，极于轻简。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条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递减唯轻。开辟以来，未有斯比。如罪恶既著，制命已行，爱惜人命，务在哀矜，临于剿绝，仍令数覆。获罪自然引分，万姓由是归仁，感兹煦妪，藏于骨体。虽武太后革命二纪，安禄山倾陷两京，西戎侵轶，贼泚窃发，皇舆巡狩，宇内忧虞，亿兆同心，妖氛旋廓，刑轻故也。国家仁深德厚，固可侔于尧舜，夏殷以降，无足征矣。

杜佑对唐太宗贞观年间减轻刑罚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唐朝后来出现各种危局，仍然能“亿兆同心，妖氛旋廓”，根本原因即在于“刑轻故也”。值得注意的是，杜佑所言“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条入流、入徒免死”一语，与同书卷165所记“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前后完全吻合，并不存在文字脱漏问题，“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实指减大辟入徒71条，并无所谓“减流入徒”之说。因此，四库本《唐会要》整理者所补“死罪”二字（“减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条”），虽不知所据为何，但其理解与判断是准确的。从前揭《唐六典》、《通典》等唐人记载看，所阙二字当为“大辟”。

总之，根据《通典》相关记载，可以确定贞观年间的死刑减免总数为163条，其中减入流92条、减入徒71条。这与《旧志》、《册府》、《新志》、《通鉴》诸书所记92条，明显有异。《旧志》与《册府》虽史源相同，但所记一为“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另一为“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却各有不同，其中或有错讹与脱漏。相较而言，杜佑身处唐代，又曾担任过宰相之职，所撰《通典》早于《旧志》、《册府》诸书，且有关贞观年间死刑减免之记载，并不存在文字脱漏与扞格难通之处，当最为可信。不仅如此，确认《通典》这一记载，既可为《唐六典》、《旧志》、《册府》诸书所记“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提供史实依据，又能合理解答沈家本提出但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

当然，从死刑减为流刑，这不难理解，唐代史籍中例证比比皆是，但由死刑直接降为徒刑，是否存在刑差减免过大的问题呢？按《唐律》有“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之规定，《唐律疏议》卷6《名例》载：

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疏议曰：假有犯罪合斩，从者减一等，即至流三千里。或有犯流三千里，合例减一等，即处徒三年。故云“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其加役流应减者，亦同三流之法。

“二死”指绞、斩，“三流”指三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二千里流三等。由死入流与由流入徒，各同为一减，并不区分流刑的三个等次。由死刑直接减为徒刑，实际上只是减二等而已，似乎并不存在刑差过大的问题。另外，隋朝建立后，废除前朝枭、等酷法，确立绞、斩两种死刑，为后世所沿袭，影响深远。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下诏：“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同为死罪，绞刑可保全尸，斩刑则身首异处，二者存在轻重之别。减大辟入流与减大辟入徒，有无可能前者即指减斩入流，后者则指减绞入徒呢？限于史料，这仅是推测而已。不论如何，在贞观初年“慎刑”理念指导下，“刑轻”是唐太宗及其群臣孜孜以求的目标，故而在贞观立法问题上，分别减免死刑入流（92条）与入徒（71条），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唐人杜佑《通典》所记，以及杜佑本人据此所发议论，就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与根据，而且还得到《唐会要》相关记载的佐证，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三、“比古死刑”释义

唐人所谓“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是说《贞观律》减免死刑条数，相对“古”代死刑总数而言，大概废除了将近一半。按沈家本前揭《历代刑法考·律令四》与《死刑之数》统计，《唐律》死刑“凡斩八十九条，绞一百四十四条”，总数凡233条，然其《唐死罪总类》统计绞为143条，总数为232条，比前少了1条。今人胡兴东则统计斩92条、绞148条，总数为240条。当然，无论是233条抑或240条，都是后人的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并符合《贞观律》原貌，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不过，如果依《旧志》、《册府》、《新志》、《通鉴》所记，贞观年间死刑减免总数只有92条的话，根据沈、胡二人统计，则隋代《开皇律》死刑总数为325或332条，再以“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语类推，可知“古”代死刑总数不过200余条（周、汉未见其例，详后），这与《唐律》死刑总数相差不大。果真如此，为唐人所津津乐道的贞观立法“慎刑”思想与“刑轻”政绩，将从何谈起？若依杜佑《通典》所记死刑减免总数163条，则《开皇律》死刑总数为396或403条，并不存在上述扞格难通的问题。那么，唐人所说的“比古”，是与历史上的哪一个朝代相比呢？

本文开篇所引《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小注，大略记载了汉代及北魏几朝的死刑条数：汉武帝时，有大辟409条；汉成帝时，大辟之罪千有余条；北魏太武帝时，大辟凡140条；孝文帝时，大辟之罪230条。关于北魏太武帝的死刑条数，《魏书》卷111《刑罚志》、《通典》卷164《刑法二·刑制中》俱作145条；《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131页；《通典》，第4226页。而孝文帝死刑条数，《魏书》、《通典》则作235条。那么，《唐六典》最先记载的“比古死刑”，究竟是与哪朝哪代相比呢？按唐人奏疏中，古、今二字常相提并论，如“今古异俗”、“商度今古”、“古今之情”等，这里“古”与“今”相对，虽泛指过去，但多指汉代以前，很少指魏晋以降。唐人言语中，常使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或“近代”）之词，廖宜方指出：“对唐人而言，‘中古’多指三代。至于‘上古’，严格而论，专指三皇。广义言之，包括三皇、五帝，与三代相区别。”权德舆《答柳福州书》中，有“三代两汉至近古，所尚不同”之语，“近古”明显指魏晋以来，而三代与两汉并列，与“近古”不属同一历史时段。那么，唐人对两汉是如何认识的？廖宜方认为：“在唐人的时代区分论中，汉代处于‘中古’三代与魏晋‘近世’之间，处于无法归入中古、又难划入近世的位置，于是有时与魏晋同流，有时继三代之末。”所言有理。不过，在特定的语境中，唐人所言的“古”，有时又确指汉代。如《通典》卷15《选举三》载：

时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独举其言辞刀笔，而不详才行，或授职数年，然后罪彰，虽刑戮继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对曰：“昔两汉取人，必本于乡闾选之，然后入官，是以称汉为多士。今每岁选集，动踰数千人，厚貌饰辞，何可知也。选曹但校其阶品而已。若抡才辨行，未见其术。”上由是将依汉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议行封建，事乃寝。

《唐会要·论选事》、《册府·铨选部》系此事于贞观元年正月，“汉法”作“古法”，可见“古”即指汉代。又《通典》卷17《选举五》记开元三年（715）左拾遗张九龄上书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这里“古者”明显也指汉代。又杜牧《授窦弘余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苏庄除邓州刺史等制》有“考于两汉，行古道也”一语，“古道”即指两汉之道。《旧唐书·韩愈传》亦载：“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此处将“古学”与“杨雄、董仲舒之述作”并称对举，则“古”指汉代，也可肯定。

不仅如此，汉代作为大一统的盛世王朝，亦是唐人心目中的理想治世之一，在制度层面多所借鉴。崔融《为朝集使于思言等请封中岳表》载：

道莫尊于三皇，皇合符于奕叶；德莫高于五帝，帝展事于云亭；礼莫盛于三王，报功于岱畎；政莫隆于两汉，纪号于仙闾。

所谓“政莫隆于两汉”，即是唐人对两汉统治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故在国家治理方面，唐朝多借鉴并参考汉朝统治经验，杜牧《授萧岘太常博士制》即明确指出：“今国家上法三代，下采两汉。”按政与刑俱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两者密不可分，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三月即曾下诏指出：“国之大纲，惟刑与政。刑之不中，其政乃亏。”因此，唐人所言“比古死刑”，其实就是与汉代相比，藉以彰显唐太宗“刑轻”仁政之举。按汉武帝乃盛世明君，自然成为唐人比拟的对象。其在位期间有大辟409条，正与前揭《开皇律》死刑总数396或403条相近，而《贞观律》减免《开皇律》死刑163条（其中入流92条，入徒71条），大致接近武帝朝409条的一半，故曰“殆除其半”，诚非虚言！至于前揭司马温公所称“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有无可能所比对象已与唐初人不同，抑或别有所指，另具他意，只有存疑待考了。

当然，唐人所言的“古”，有时也指周代。据《汉书》卷23《刑法志》载，周代有“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以《贞观律》减免死刑总数163条与周代“杀罪”500条相比，仅略多于三分之一，这显然与“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语无法吻合。更何况刑罚属“政”，如上文所论，唐人最为推崇的，是含周在内的三代之礼和两汉之政。因此，所谓“比古死刑”，当然是与汉相比，而非与周相比了。 

结语

通过以上考证与分析，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唐太宗贞观年间死刑减免总数，当以唐人杜佑《通典》所记为准，即“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实际总数为163条，而非此前学界所公认的92条。唐人所言“比古死刑”是与汉代相比。163条死刑减免总数，大致接近汉武帝朝大辟409条的一半，故曰“殆除其半”。“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语，是唐人对贞观立法活动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超迈汉代的自信。

死刑是中外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种刑罚，因为关涉对人生命的剥夺，故而历代统治者无不重之。时至今日，关于死刑是否废除的讨论，已成为全球化热点问题。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死刑问题，搞清楚一些重要史实，不仅可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代死刑制度演进的轨迹，还可为今天的死刑讨论及相关立法提供思想资源与历史借鉴。

〔作者刘安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武汉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