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之治｜研讨会实录_风闻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19年11月22日，由中共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指导，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共同主办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作了题为“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之治”的发言。以下根据鄢一龙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逐步走向万物智能、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数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生产力，哪一种治理模式能够代表、引领、解放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就能够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现代西方制度模式是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总体上可以视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当时合理的今天未必合理，当时有效的今天未必有效，当时先进的今天未必先进。我们的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不是以西方为标准模式的改革，除了我们独特的文明母体与国情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适应与引领时代的变革，去推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制度模式。

互联网时代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而中国的制度模式是“一统多元”，治理模式既不是单中心，也不是多中心，而是“1+N”中心，政治集中与行政分权结合、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结合、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多样性结合、共同价值与多元观念结合，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结合，使得中国体制既能表现出高度团结的力量，又能表现出高度的活力，这是与互联网时代的两个基本趋势是高度相应的。

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与颠覆工业革命以来的治理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旧逻辑正日益让位于蓬勃兴起的新逻辑。

**首先****是从科层思维到联通思维。**科层制是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化的基本形式，而到今天，权力控制为中心的科层思维要逐步让位于以信息链接为中心的联通思维。韦伯式的科层组织形态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液态化”的新型组织形态与网络化的协作平台。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基因的政党，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就是联接最广泛群体的思维模式。在执政条件下，单纯依靠政府，按照行政逻辑来管理人民，就会造成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由鱼水关系转变为接触而不融合的舟水关系，根本上需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将群众路线内嵌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推动党员干部与群众形成血肉联系、鱼水关系，也就是四中全会要求的**“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此外，建议整合民政、群团、信访、社区、党的基层组织部门的职能，设立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不按照科层制的方式运行，专门代表群众的利益，专门从事群众工作，以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同时，与互联网时代的要求相结合，政府需要从条块分割的科层制政府向平台型政府转型，推动构建真正的一站式的、用户中心的、无缝隙的政府。政府负责的审批等事项，一旦提交到服务窗口，就表明政府接单，整个流程推进责任就由个人（企业）转移到政府，对于个人与企业而言，政府就变成一台自动运转的、提供服务的机器，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相关服务，而其中的衔接不需要个人（企业）再跑断腿，而是政府内部的自我协调。

通过流程管理信息化平台，对于大部分已经标准化的工作完全可以流程管理，而对于个性化的诉求，进行定制化服务，同样可以进行项目单流程管理。同时用户与管理者可以很方便地对项目单的流程信息状态进行跟踪，类似我们经常在网络购物上看到的快递服务的跟踪记录，从出库、运输、到站、配送等都有详细记录。人员的激励与协调也可以依托信息化平台进行。送餐的快递小哥们的分秒必争和彬彬有礼，就是基于信息平台的协调和激励机制的有效性的表现。

我国的社会治理也是一种网络型治理模式，我们有4百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同时“支部建在连上、党小组建在班上”，实现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细胞单元结合，并通过群团组织、协会、社团等纽带型组织，将中国社会联接成一种超级的网络型组织，它联接着14亿人民，延伸到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之中，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从而能够构建四中全会要求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我们**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互联互通思维，我们不搞结盟关系，而是建立伙伴关系，**就是要实现国家节点之间的彼此联结，难怪西方人不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别有用心抹黑之外，也有个从工业时代权力思维到互联网时代联通思维的认知升级问题。“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本质上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通过基础设施联接、发展政策对接、贸易往来、资金流动与人员交流，从而构建一个庞大的共同发展网络，而不是像西方人鼓吹的那样，中国要进行海权与陆权的地缘政治扩张。

第二**，从私益思维到共益思维。**工业革命以来，大大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基本教条就是鼓励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福利最大化，并将自利性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与工业时代的私益性特征不同，互联网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共益性，而这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是高度相应的。

在生产端，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性使得对于公共性基础设施的依赖要远高于工业时代，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建狂魔”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的制度基础设施密切相关，这使得中国不仅能够创建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也能够创建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

这也是为何脸书的CEO扎克伯格在国会作证回答为何他们不能像支付宝与微信一样做移动支付时，吐槽说：是因为中国建立起的基础设施要比美国先进的多。

中国的抖音与快手等软件之所以能够比美国等其他国家领先一步，成为全球短视频、内容电商APP的巨头，在全球互为竞争对手而没有其他对手，这是中国的4G网络、智能手机普及、快速物流几个方面条件配合的结果。

对于三大电信运营商而言，他们作为国有企业，不能只从企业盈利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需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4G网络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2018年底中国4G网络覆盖率达到了95%，[1]今天推进5G建设也是如此。中国高铁等现代交通网络的迅猛发展，也为快速的物流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进而言之，互联网巨头也要成为共益性的软件基础设施。

互联网巨头的用户规模达到了宏观规模，字节跳动旗下APP月活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5亿（未扣除不同APP的重复计算），比中国的总人口还多。2019年天猫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额为2684亿元，超过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2018年为1717亿元）。

这种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私企、微观企业加以看待，而是要将他们视为具有基础设施特征的“共益性企业”，传统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外部责任，而这种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内嵌在企业之中，中国的制度有助于引导这些企业体现更强的共益性特征。

我们看到了共益性的层层嵌套、层层支撑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支撑起了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国有运营商，而信息基础设施又支撑起了互联网巨头的发展，互联网巨头又通过提供软件基础设施支撑起企业、商家的发展。

**在消费端，消费行为也越来越表现出共益性。**西方经济学过多的强调私人福祉，而实际上，人民福祉总是由私人福祉与公共福祉两个部分构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它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公共产品、公共福祉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消费。

互联网时代消费逻辑正从产品为王、服务为王转向注意力为王，背后原因就在于供给稀缺正在向供给充裕转变，互联网信息供给是无限充裕的，而反过来人的时间与注意力却成为稀缺的宝贵资源，这就造就了“免费经济”、短视频、微博等的成功，而这一点日益在实物经济消费中表现出来，消费的刚性需求在下降，甚至产品的质量与品牌的忠诚度重要性也在下降，**而追新品，消费有故事、有趣味、有文化的产品正在成为潮流，**因为特定的消费场景、社交与关注引致的消费成为新的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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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赋权思维到赋能思维。**TH·马歇尔区分了三个维度的公民身份：公民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社会的（social）。[2]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这三个维度的赋权过程，公民权利的赋权，带来了公民社会；政治赋权，即投票权的扩展，带来了选举民主；社会赋权，将人民的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福利国家。

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不是赋权而是赋能，赋权给予个体追求梦想的自由，但是并不能给予他们追求梦想的能力，**赋权给予的是形式自由，而赋能给予的是实质自由。**互联网时代通过信息赋能、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提高了网络节点上的组织与个体实现自身梦想的能力。

例如，移动支付的出现帮助小商店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顾客偏好信息可以被准确的收集、储存与挖掘，顾客流信息能够提供小商店的信用基础。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移动手机成为农民的“新农具”，随着快手、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出现，使得农村农民的活动与产品能够被看见，被关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基于此延伸出来的内容电商、乡村打卡旅游，已经成为乡村脱贫的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经历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职能转型，但是并不是单纯地赋权型转型，而是由“全能型国家”转型为“赋能型国家”，从而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于企业和个体进行赋能，包括资源赋能、政策赋能、组织赋能、民生赋能、信息赋能等。

中国政府的大量政策都是赋能政策，包括双创政策、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等，中国市场主体高度活跃，2018年中国市场主体已经达到1个亿（其中企业超过了3100万户），五年间增加了70%以上。[3]中国政府在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业水平，通过投资于人，对个体进行赋能，扩展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赋能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组织赋能，例如乡村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就是组织振兴，通过组织党员、组织群众，给农民赋能，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从制衡思维到监督思维。**工业时代避免政府官员作恶的关键是限制权力，所谓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解决的方法要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分权与制衡，但是这种类似力学平衡的制度设计模式也带来了权力运行效率下降的问题。互联网时代避免政府官员作恶的方式关键是充分信息，中国没有走分权制衡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监督为主的道路，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权力监督体系做了严密的系统设计，通过监督而不是制衡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去建设既高效又清廉的体制。

**监督思维是和互联网时代高度相应的，**在这个时代监督者一定程度上会比被监督者更了解他自己，现在副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要申报财产状况等个人事项，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个案例，有位地方政府官员有个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股票账户，申报的时候忘记了，不久就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告诉他某年某月开了股票账户，目前还有一千多元的余额，没有按照规定申报。今天政府官员的出行、用餐、支付、转账等等都会留下数字痕迹，在数字之眼监控之下，任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

第五**，从纠错思维到迭代思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快速决策、快速行动、快速调整是互联网时代克敌制胜的关键。

西方政治体制由于分权制衡、利益集团的渗透、冗长的程序、遍布否决点（veto players），经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中国的分工体制能够快速决策、有力实施，这使得它能够快速响应时代的变动。

2013年11月,现任英国首相，当时的伦敦市长约翰逊体验完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

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多久？两年！朋友们，是两年！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4]

当然西方决策迟缓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出错，就是所谓的“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问题在于所有决策都不可能完美，都需要在决策质量与决策速度之间取得平衡。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以快打慢的时代，**纠错思维要让位于迭代创新的思维，**边推进、边学习、边升级，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机制，就是一种应用场景的“制度训练”与“政策训练”，需要根据实践反馈进行迭代创新，不断打补丁，不断升级，而不是陷入制度僵局。

**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决策——实施的政策循环，**包括：党代会、中央全会、五年规划、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些都是中国制度体系中的迭代创新机制。

从与西方制度竞争的视角看，有一个概念是“代差”——非线性的代际变化带来的差距与差异，真正的颠覆者不是和你一个模子，但比你更好，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是那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但是具有新一代的思维模式和做事方式的潜在对手。不但企业之间的消长是代差竞争，大国崛起的竞争也是代差竞争。

近代中国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中华帝国体系在西方冲击下崩塌，是因为对方是降维打击。

而**今天大势发生了逆转，进入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都要做出调整与升级。**而美国制度体系主要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虽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但是很难自我革命与自我调整。中国共产党是有互联网思维基因的政党，中国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具有互联网时代治理特征，很有可能逆袭而上，成为互联网时代制度模式的典型。而中国的制度模式能够很好的与互联网的技术条件、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相结合，中国制度对于西方制度的超越，有可能会是升维超越，虽然今天这一点还看得不明显，但是越随着时间流逝，会越发显得清晰。

[1]工信部：2020年前我国4G网络覆盖率将提高到98%，人民邮电报，2018-10-23。

[2] T.H. Marshall, citizen and social class, 1950,from: Inequality andSociety, edited by Jeff Manza and Michael 2009,W.W.Norton and Co.:New York.

[3]工商总局：我国市场主体过亿户 五年增加70%，人民网北京，2018年3月16日电。

[4]新华社伦敦2013年11月5日新媒体专电。

“

Editor’s Note: In the “Symposium on Studying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ld in November 22, 2019, Yan Yilong argued that in the Internet era when 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 and more and more intelligentized, information and data shall serve as new means of production, while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ization shall become the greatest productivity. If any governance model could represent, lead and liberate such advanced productivity, it will have a brighter future. 

”

英文编辑｜王其珍 王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