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课题引导下的田野工作——河北坝上地区史前考古项目的策划、进展与初步成果_风闻

一、项目策划

　　2015年上半年，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在充分听取笔者科研计划后，决定在河北地区设立主动性考古项目。通过综合考古部杨林主任、戴向明副主任与河北省文物局张立方局长、张文瑞处长等领导沟通协商，项目于下半年正式启动。项目总体学术目标是探索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过程，并研究期间发生的农业起源、文化和人群变迁、环境背景等重要问题。

　　笔者之所以选择河北地区进行此项工作，首先基于本区域前期的丰富发现：在河北省境内，尤其北部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河北南部分布着磁山文化遗址，中部分布着北福地类型遗址；最为难得的是，北方地区此前发现十余处跨越距今万年前后的遗址中，于家沟、东湖林、转年、南庄头集中分布于京冀西北区域，成为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性资料。再者，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河北地区过渡阶段中尚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如过渡的具体过程尚不详细——未建立起千年尺度变迁的基本框架；虽有一些发掘工作，这一时期基本的文化面貌有些时段和区域仍不明确；过渡阶段中本区域是否有人群的迁徙以及迁徙的具体情况，较少有人研究；过渡具体过程与这一时期环境变迁的情况缺乏进一步的缀和。总之，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开展田野工作的必要性。

　二、河北西部地区遗址考察

　　但河北地区地域广阔，仍需确定一个具体区域进行田野工作。在排除了难以进行工作的河北东部冲积平原后，2015年笔者与项目成员邱振威、张俊娜等，对京广线以西的河北西部五市的23个区县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图一）

　　此次考察复查了二普和三普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仰韶时代的遗址近百处，并结合遗址所在地貌情况，在多数遗址周边区域进行了简单调查。通过考察，当年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一、与之前设想的“在河流更高阶地上可发现较多更早阶段遗址”的情况不同，我们在河北西部、坝上地区以南的低山丘陵区并未发现新的早于仰韶时代的遗址，而很多仰韶时代甚至龙山时代的遗址都位于最高的河流阶地上；在更西部的深山区，遗址发现很少，工作开展不易。二、河北西北部广泛分布着大量细石器时代遗址，其时代自旧石器时代末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而河北西南部则很少有细石器遗存存在，少数细石器来自发掘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区的界限大约在蔚县-涞源之间。三、坝上地区二普中发现过少量新石器时代遗址，但其年代多不明确或定为仰韶—龙山时代；而三普中康保县发现的三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至少赛圪垯沟一处应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从其地表散布的大量研磨类石器、细石器和陶质粗疏的陶片初步判断，其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

图一 项目2015年考察区域与遗址

　　2015年的田野考察后，笔者作为项目负责人最终决定在冀西北的坝上地区开展田野工作。结合当年的考察成果，在学术层面上考虑如下：一、据学者前期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1.6万年左右以来)的遗址以细石器遗存为主（杜水生，2015），万年前后的东湖林、转年和于家沟遗址也有较多细石器发现，而坝上地区以南的河北西部区域则普遍缺乏细石器遗存，在这一区域开展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可能会有一定缺憾。（当然，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否可由当地的“小石器”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可以想见，即使存在这种途径，也应当是一种次要途径。）。二、虽然坝上地区属高寒地带，历史时期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周边区域文化根基厚重：其南侧的泥河湾盆地是北方地区细石器遗存最为密集的地区，于家沟遗址即位于其中；其北侧的蒙古高原工作虽少，但在更北的西伯利亚，尤其环贝加尔湖地区细石器遗存也很发达，且发现了超过万年的早期陶器、猛犸象骨架构造的房屋和聚落，文化可谓发达。因此可以想见，坝上地区可能也有较多过渡阶段遗址，赛圪垯沟遗址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10年发掘的裕民遗址，在2015年已确认时代为距今8000年前后，并发表了相关报道；张家口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试掘了尚义四台遗址，其出土的素面筒形罐与小河西文化遗物较为相似。2015-2016年对两遗址的考察，又使我们增强了在坝上地区工作的信心。

三、坝上地区调查

　　2016-2017年，项目先后在坝上地区西北部和西南部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其中西北部的调查区域选择了赛圪垯沟遗址所在的康保县照阳河镇区域，区域地形为丘陵低山；西南部的调查区域选择了张北县乌登山东坡，即安固里淖西岸一线。前期对两个区域地貌的初步考察中，我们认为它们均为较适合先民居住的优越地带。

　　两个区域调查的丰富结果均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西北部约240平方公里的区域共发现史前遗址60余处，西南部约65平方公里的区域共发现史前遗址15处，两区域的遗址密度均在约1处/4平方公里，大大高于现代坝上地区村庄的密度。

　　通过对两区遗物的初步分析，并对比2016年赛圪垯沟等遗址试掘资料，我们判断两区的大多数遗址均应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即距今7000-9000年左右。但两区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有明显的区别：最明显者，即西北部区域存在大量的打制石器工具，其比例占全部石器比例的1/3-1/2，而西南部极少有此类石器。

　　不仅区域间的文化面貌不同，两区遗址的宏观聚落格局也有很大不同。在西北部区域，遗址间的区别明显，至少可分为三类，即：A类，多位于深山大沟中，面积均较大；遗物丰富，石器中打制的锛形器等比例高，研磨类石器也较多。B类，多位于A类遗址外侧(B1)，或大山前和孤立山丘上（B2），面积相对较小；遗物相对较少，石器中打制的锛形器等比例少，研磨类石器更少，而细石器相对较多。C类，多位于大山前或孤立山丘，遗物相对较少，石器基本上只有细石器和打制石片。通过与人类学中某些游猎民族资料的对比，我们初步认为西北区的人群的生业经济具有较大的流动性，A类遗址地理环境遮风向阳，适宜冬季居住，可能是大本营性质的聚落,兼为冬季营地；B1类遗址位于A类聚落周边，且两者均搭配出现，可能为大本营的附属功能区，为大本营的一部分，其与A类遗址有功能上的互补性；B2类聚落地理位置多沿山谷两侧分布，可能是为狩猎动物服务的夏季营地；C类遗址基本也都在山谷分布，性质当与B2类遗址相近，可能是为狩猎和设伏服务的的临时营地（图二）。而在西南部区域，遗址间的区别并不明显，遗址均位于山坳或缓坡上；采集石器中，研磨类和细石器的比例各占约一半，均少见打制类石器，仅仅是遗址间的面积和采集遗物数量存在区别；且在地理环境上，此区遗址均为环湖聚落，位置避风向阳。我们初步推断这一区域的聚落更加利于定居生活，其人群的流动性应小于西北区。

图二 坝上西北部宏观聚落形态的局部分析

四、兴隆遗址发掘的初步成果与多学科合作

　　2018年，基于两年调查和试掘的情况，项目决定首先在坝上地区西北部的康保县兴隆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区域调查情况说明，兴隆村东南的赛圪垯沟正是西北部遗址最为密集的区域，长约3公里的山谷中，即分布有遗址7处：其中第3地点即三普中发现的“赛圪垯沟遗址”，在2016年试掘情况表明，此地点堆积保存情况很差；第2地点为2016年系统调查发现，其遗物最为丰富，遗址保存情况较好；而且初步分析说明，此地点应为大本营性质的聚落，工作中我们将其命名为兴隆遗址。

　　2018-2019年兴隆遗址的发掘获得了一系列丰富遗存，初步证实了我们的前期判断，更为我们研究坝上地区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成果可初步的简单归纳为三个方面：

　　1、发掘揭示出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系列文化遗存，遗迹遗物均很丰富。其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存属典型的细石器工业；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期房址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定居聚落之一，第二、三期房址的扩大反映了聚落扩张和变化的过程，第四期遗存代表了面貌较独特、流动性较强的一种人群。对遗址出土遗物，尤其是主要炊器圜底釜——筒形罐形制演变的分析，初步确立了坝上西北区域这一阶段的文化序列，是本区域考古学文化命名和分期研究的标杆性遗址。遗址各期遗存，大多面貌新颖，区别明显，可划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期段（图三）。（郭明建等，2019）

图三 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主要陶器组合及演变

　　2、通过对兴隆遗址和区域内其它遗址的对比，可以详细的了解这一阶段本区域聚落的宏观格局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兴隆遗址堆积层次、遗迹遗物情况与本区域其它调查发掘遗址差别明显，初步推断至少在距今9000-7000年间，遗址为区域内为数不多的常年性居住聚落，兼具大本营和冬季营地性质。兴隆遗址整体沿用时间跨数千年，为本区域所罕见；新石器时代第三期遗存中M3及F3中的祭祀现象，更进一步反映了聚落的特殊地位及礼仪性活动的存在。兴隆及其它遗址的发掘初步印证了调查时对本区域宏观聚落格局的判断。

　　3、在系统调查阶段，项目即根据调查结果，确定主要课题，开展多学科合作，并延续至发掘阶段。调查发掘的初步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对坝上地区史前时代的文化面貌有了基本了解，一方面又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坝上地区为何在距今9000-7000年间出现密集的遗址，这一现象与环境有无关系；这一时期的先民的生计方式如何，是否存在早期农业；坝上先民来自何处，后来又迁徙到何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和人骨等的综合研究。由于坝上地区和兴隆遗址发现的人工和自然遗存均很丰富，必将为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等重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回顾项目五年的工作，尤其2016-2019年，在资金短缺、技工缺乏、工作人员大都为无田野经验学生的条件下，取得现有成果实属不易。目前，基于兴隆遗址的具体研究大都处于起步阶段，坝上地区史前考古也仅仅揭开序幕。反思项目策划、田野实践以及各个阶段思考与研究的整个过程，笔者以为：主动性考古项目的设立必须建立在充分和广阔的学术研究和观察之上，方有可能达到预期效果；主动性考古项目的实践必须系统而机动，一方面田野考古应踏实推进，精细调查和发掘，另一方面应根据田野和研究的线索和进展不断调整具体的目标和思路——“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无论独立研究，或与相关人员合作，田野或室内都应及时开展服务于总目标的文化面貌分析、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方面的工作。总之，功夫不负有心人，磨刀不误砍柴工，希望随着坝上地区史前考古项目的不断推进，可以为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资料、机遇和理论参考。

　注释：

　　杜水生：《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07年1期。

　　郭明建等．《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发现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中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