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报告③|殃及家国的“失独”之殇_风闻

韩生学

原载《啄木鸟》2015年第11期

之所以痛之切，是因为伤之深。

来北京参加“陈情”活动的计生干部“贺德”说：“‘失独’对于计生家庭来说，其伤害是无法弥合的。首先，我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我们的子嗣传承至此就永远结束了，这对于在传宗接代这一传统文化氛围里生存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次，唯一的孩子去了，我们的养老赡养人、生活照料人、精神慰藉人、死后送葬人都没有了；其三，我们经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身体都垮了，这无疑又给我们的悲剧雪上加霜……”

是的，失去孩子，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打击都极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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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殇之首：子嗣链条轰然断裂

“清明山间路，坟头有泪痕，别人奠先祖，我却祭传人”。这是某大学外语学院2013级学生何景怡的父母在2015年清明节这天写下的诗句。

2014年7月23日凌晨，以665分的高分如愿考上某重点大学的何景怡，因学校停电，忍受不了炎热的天气，便搬离寝室，来到学校附近的宾馆睡觉。只是在炎热的室外来回搬东西跑了几趟，没想到，她竟然毫无预兆地死在了宾馆的床上，未留下片言只语。

当时学校为了安抚她的父母，只说她昏迷了，要送医院抢救。当她的父母坐了五个多小时的火车赶到学校时，才知道女儿早已离他们而去。在殡仪馆里，夫妻俩紧紧抱着女儿冰冷僵硬的身体，妈妈用自己的脸贴着女儿冰冷的脸。可任凭他们哭天喊地，女儿也不能再睁开眼睛看他们一眼了。

女儿的离去，带走了夫妻俩的一切希望，他们的人生从此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盼头。2015年4月5日清明节，他们来到位于家乡某陵园女儿的墓前。“孩子呀！人家祭祖坟，我却祭传人。天苍苍，泪两行，今日祭儿爹娘在，他日爹娘谁来帮……”

人生的残酷唯此为最。凡已过最佳生育年龄的“失独”者，留给他们的都是这种后无传人的残酷现实。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早就说过：“重视生殖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特征。”屹立世界东方、沐浴着儒家文化的华夏民族，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一直对自身的繁衍非常看重。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说的就是为人子者要做到孝，就必须生儿育女以延续宗嗣，没有子嗣，祖宗的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传宗接代作为“首孝”加以绝对化。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孟子看来，无后是比陷亲不义更为不孝的事。《礼记•昏义》上也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清楚地说明，婚姻的实质就在于宗族的延续。

古代还有“七去”的规定，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去，就是休妻。也就是说，有七种情况可以休妻，其中第二条就是无子，无子仅次于不孝敬父母，比淫、妒、恶疾、多言等都严重，甚至比盗窃还可恶。

就是在这样一种绵延几千年的强大的传统文化氛围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其传宗接代之链轰然断裂，留给他们的是断子绝孙的残酷现实。这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与之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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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殇之二：无处安放的余生

2012年7月2日，广州市某医院的门诊大楼前。大清早从清远赶来的向米满头大汗，捂着肚子，在妻子李琼的陪同下，坐在医院的候诊区等待叫号。身边还有十多名候诊者，其中六名是老人，几个年轻人围坐在老人身边。

“妈，快了，下个就是咱们。”向米身边的一个女孩子这样说。

向米像被电击一般，迅速站起身，拉着妻子说：“外面转转，里面闷。”

两年前，向米唯一的儿子死于车祸。此后，他仿佛精神出了问题，不能听到“妈”、“爸”这样的字眼，更不能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簇拥着父母的场面。

终于轮到他们了。走进诊室，医生简单诊断后对向米的妻子说：“要做胃镜，挂号人多，你陪你先生坐坐，还有家属来没？”妻子赶紧回答：“哦，没有，孩子都忙。”紧接着，拿着单子拽着丈夫走出诊室。站在缴费大厅里，向米和妻子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等候着。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患者中的另类。

当晚回到家，向米坐在房间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对妻子说：“死，也要有尊严，你走了，我可能会自杀吧。”他不敢想象自己一个人躺在偌大的房子里，行动不便，甚至大小便失禁却无人照看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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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失独”父亲邹云九十一岁高龄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他手忙脚乱地将母亲送进医院。刚入院时，要签各种各样的字，办各种各样的手续，医生还不能马上给老人输液。邹云急了，问怎么回事。医生说：“没有亲属在场，不能给药。”直到医生确认了邹云的身份，才同意给老人输液。

这时，邹云才突然意识到——“我老了，病了，该怎么办？”

邹云和妻子黄霞1976年结婚，同年，儿子出生。此后，邹云被调到兰州军区，黄霞则调到原乌鲁木齐军区。1979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他们成了较早的一批执行者。

“对于国家的号召，我们积极响应。”邹云说。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年，即1979年，他们成了原乌鲁木齐军区首批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从部队转业后，夫妻俩带着儿子回到青岛，而1997年的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生活轨迹。

“儿子出门前，我们还特意嘱咐他下午早点儿回家吃饭。” 邹云永远不会忘记十五年前那个黑暗的日子。那天，夫妻俩正在包着儿子喜欢吃的水饺，突然接到电话，说儿子出车祸了。等他们心急火燎地打车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离世。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刚找好了工作，一段崭新的人生刚要开始。

此后的痛苦不言而喻。他们尝试着忘记自己的孩子，可总也忘不掉。每当别人问起，他们就敷衍一句，孩子出国了。他们尝试着换个环境努力活下去，于是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但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去和别人做比较，和那些有子女的家庭做比较，越比较，心里越难受。直到后来他们在网上找到了“失独”者QQ群，靠着两百多同命人的互相鼓励和慰藉，才好受一些。

2008年邹云退休后，在一家公司当顾问。这么做的目的，一是为充实自己的生活，找些事儿做；二来，也是想为以后和老伴儿住养老院、去医院看病多攒些钱。他还对妻子说，没人可以依靠了，要自己靠自己。

但有些问题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这次母亲住院让他意识到，不但要钱，还需要签字办手续，还必须有家人陪在床前才能给药。“等我们老了该怎么办？谁给我们签字？谁陪我们输液？”

不仅如此，就是进养老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咨询过青岛的几家养老院，对方的回复中都包括一个必要条件——入住养老院时老人有自理能力，且需要监护人（多为子女）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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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潘教授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养老成了两位老人最大的心病。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去咨询了多家养老院，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们拒之门外。唯一的理由就是，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他们没有子女了。

潘教授的老伴儿想用出家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座寺院接收她。一位住持告诉她：“我们只接受六十岁以下的人，你已超龄……阿弥陀佛。”

连出家都不行，哪里才是我的去处啊！潘教授的老伴儿只好在家中修行。

此外，死后的安葬问题也让两位老人十分揪心。2007年，在安葬儿子的时候，潘教授给自己和老伴儿也买好了墓地，就在儿子的旁边，他们希望能够离儿子近一些。他去问墓地的工作人员：“我先买好墓地，等我们死后，你们能把我们的骨灰安葬在这里吗？”

工作人员觉得他提的问题很奇怪，愕然了好一阵，以为老人在开玩笑，但看看对方的表情，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可工作人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好如实说：“墓地管理处没有这项业务。”

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冰水，潘教授顿时透心地凉。从墓地回来，潘教授凄凉地说：“我们活着，还能为儿子扫扫墓，如果死了，连把我们送进墓地的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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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吗？因为没有人照顾，“失独”老人死在家里很久才被发现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4年11月21日，重庆市北碚区石马河街道一位叫赵国华的“失独”老人，死了几天却没人知晓，后来邻居闻到一股恶臭，报了警。打开房门一看，老人的尸体已经腐烂。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开着，正在播放着新闻，可看电视的人却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

同样是2014年11月，长沙市岳麓区一位六十二岁的“失独”母亲，孤单地死在她租住的房屋里，直到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没有孩子的我们，余生该怎么安放？“失独”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问自己，问政府，问社会。

一位网名叫“随心”的天津“失独”者于2015年7月18日在网上发了一首名叫《明天我该怎么办》的诗——

明天我老了，走不动了，

我该怎么办？

不能去买菜了，取不了工资了，

不会自己做饭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

我该怎么办？

生病了，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

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该怎么办？

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

钱财不能自理了，做饭忘记关火了，忘记关水了，我该怎么办？

我害怕明天，因为我越来越老了，

饿了没人端碗饭，病了没人递杯水，

陪伴的是孤独，等待的是绝望，

明天我该怎么办？

这首诗发到网上后，立即引来网友围观和疯狂转贴。因为它说出了所有“失独”者共同的心声——

明天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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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殇之三：孩子走了，病来了

调查显示，中国的“失独”父母中，90%以上的“失独”老人都患有程度不一的各种疾病，其中，50%的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15%的人罹患癌症、瘫痪等严重疾病。

失去孩子的父母，其承载的不幸和痛苦不是简单的一个“悲”字所能容纳的。突来的打击使原本幸福的家庭刹那间坠入万丈深渊，他们终日与泪水为伴，悲伤、怨恨，甚至愤怒无处发泄，久而久之，积怨成疾，曾经健康的身体就这么垮了。

从湘运客车厂退休的“失独”父亲刘庚，自1997年12月8日其十七岁的女儿去世后，几年时间里先后患上了扩心病、高血压三级、脑梗、脑萎缩、糖尿病、痛风等十多种疾病，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往医院里跑，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基本上都用来买药吃了。现在，他整个人被疾病折磨得有气无力，有时甚至神志不清，别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病壳子”。

2015年5月24日，他和妻子去附近的公园遛弯儿。妻子因有人在等，先走了会儿，让他不用着急，一会儿再过来。可妻子走后，他却突然找不到去公园的路了。本来只有几分钟的路，他却走了两个多小时，来来回回就是找不到公园在哪里。妻子久等不见他来，急了，返回去找，却找不着人。最后，还是一位好心人把他领到了公园。要知道，他才六十五岁，还没到连路都找不到的年龄。

五十八岁的郑萍，自2002年3月3日失去了二十八岁的儿子后，以前从没有生过病的她，突然间成了病秧子。2013年5月，她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只能住进医院实施双乳切除手术，还借债二十多万元用于化疗。

六十二岁的李安，自1996年5月她十九岁的儿子意外死亡后，从此人生走入低谷，糖尿病、心脏病、颈椎病、气管炎，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找上门来，折磨得她无数次想到自杀。

四十五岁的许少可正当壮年，按常理怎么也不至于百病缠身，可自从女儿去世后，他患上的“经医院确诊”的病就达八种之多，除了双肾结石、糖尿病等病症外，心脏病最为严重。在他的心脏病检验单上，心脏功能二十九项指标中有十五项异常，而且有些高出正常值许多倍。在2006年5月24日的诊断书上，医生写下了入院治疗的建议。

更为可悲的是，有的“失独”老人不但孩子走了，老伴儿也跟着离开了，留下一个人艰难度日，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报信儿的人都没有。家住湖南怀化的张丽就是这种情况。孩子和老公相继离去，本来也想随他们一起走的她，偶然发现了“失独”者QQ群，从此有了一些寄托。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群里，大家哭，她也哭；大家笑，她也笑。

渐渐和群里的人混熟了，互相之间好歹算有了个照应。如果有谁没上线，群里的人都会关切地问：干什么事去了？或者留言：上线后，请打声招呼。他们都知道，到了这样的年纪，经受了人生的大不幸，身体都不太好，身边又没有人照应，只有靠相互提醒和关心了。

有一天，一位网名叫“山村雨水”的同命人注意到张丽已经有两天没上线了，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群里其他人。大家都很着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张丽早就在网络上告诉过大家，她失去了儿子，接着又失去了丈夫，如今一个人生活。于是，大家纷纷给她留言，要她上线的第一时间和大家打声招呼，好让大家放心。可是，总不见她回话。她曾给群里的部分人留过电话号码，有人给她打电话，但没人接听。大家估计一定是出事了。

“山村雨水”刚好与她同在一座城市，两家相隔不是很远，大家就托他去看看。“山村雨水”一路问询，终于找到了她家。按门铃，没反应；问邻居，说是有两天没看到她出门了。

一定是出事了，不能再等。“山村雨水”用力将房门撞开。眼前的一幕令他大吃一惊，只见张丽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不知死活。她的一只手向前伸着，显然是想去开门，但还没触到门锁就倒下了。“山村雨水”叫她没反应，探了探她的鼻息，尽管很微弱，但好像还有。于是，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医生马上对她实施了抢救。手术时发现，她的阑尾已经化脓，腹腔积满体液，如果再迟一些送到医院，恐怕性命不保。看到如此情景，手术医生忍不住责怪送她去医院的“山村雨水”：“你也太不小心了，病成这样子才送医院！”

医生把“山村雨水”当成张丽的先生了。“山村雨水”当即哭了：“我不是她先生，她先生早死了，儿子也死了。我们只是‘失独’群里的同命人。因为几天没看到她上网，猜想她可能是出事了。想不到，跑到她家一看，果真如此……”

孩子走了，疾病来了。这是“失独”父母们最不愿面对的问题，但又恰恰是他们无法躲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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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殇之四：送走了孩子，送不走债务

“我们熬了八年，现在快熬不动了，可是这债还没还完……”说这话的是武汉市蔡甸区七十岁的老太太吴清。

1986年，吴清十八岁的独子朱方从汉口打工回来，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查检后被诊断为白血病。这对一个贫寒的农家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我们当时就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吴清说。但医生告诉她，这是慢性病，治疗及时的话可以再活一二十年。于是，吴清和丈夫朱耀咬咬牙，决定尽力给儿子治病。

儿子每年要住三次院，每次都要找亲戚和乡邻们借钱。病情稍一稳定，儿子就到外面去打工挣钱还债。老两口在家里更是百般辛苦，朱耀会篾匠手艺，起早贪黑地做活儿；吴清则负责种地，收获的粮食蔬菜舍不得吃，挑到两公里外的镇街上去卖钱。每次卖得一点儿钱，就计划着先把谁家的钱还上，可往往还来不及归还，儿子又要住院，马上又是一大笔花销。十九年下来，他们给儿子治病总共花了三十六万元，绝大部分是借的。

在家里，老两口连米饭都舍不得煮，而是吃“箍粉头”——将大米碾成粉，加入南瓜和菜叶子等调成面疙瘩。即使这样，只要儿子的病情没有恶化，老两口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种艰难的生活又持续了十年，三十七岁的儿子最后还是熬不过病魔的折腾，于2005年3月28日不幸离世，留下了十一万多元的欠债。

吴清说：“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是傻的，不敢看儿子的相片，不敢听别人的孩子叫妈。我只能跑到地里，一边喊儿子的名字一边哭。”她不止一次有过随儿子同去的念头，但最终支持她活下来的力量，却是那些好心的债主。一些债主说，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钱的事先不要考虑。但老两口不这么想，儿子虽然死了，但债务不能“死”。“别人借钱给我们，已经是帮了我们了，怎么能不还？不还的话，我们到死也不安心。”

此后，老两口更加省吃俭用，每次手里攒够两三百元，便赶紧给债主送去。一个亲友几千元的债，他们经常要跑一二十次才能还上。

朱耀曾是篾匠社的员工，退休后每月能拿到一千多元的社保金，这是家里最重要的收入；吴清仍然成天在地里忙活，但现在已翻不动土地了。两人身体都不好，朱耀有脑血栓，吴清有心脏病，即使是吃最廉价的药，每月也要花去上百元。两个老人省吃俭用，每年省出约一万元来还债，八年还了八万元，到2013年笔者前去采访时，只剩约三万五千元了。他们还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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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妈妈吴梅，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出国留学。她说：“当时家里人都不同意，只有我一个人支持他。我对他说，我的儿子想去哪里，我就支持他去哪里，好男儿志在四方。”于是，吴梅借钱送儿子进了澳洲墨尔本大学，为此背了一身债。没想到，毕业前夕，儿子潜水的时候出了意外……

2012年8月，儿子二十三岁生日那天，从澳洲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懂事的儿子在信中细细回忆了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说，他明白妈妈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把他从六斤养到一百八十斤，成了现在这个身高一米八四的健壮小伙子；他说和妈妈之间没有代沟，无话不谈，他从来不曾想过他的“辣妈”有一天也会变老……最后，他请妈妈12月来墨尔本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可是，12月还没有过完，2011年12月24日，他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母亲。

儿子离去后，吴梅的生活完全失去了重心。可是她知道，自己无法永远这样逃避下去，终将要面对现实。她说：“还是要回去上班。为了儿子的教育投资，我当初借了三十多万元。不但要清债务，还要给自己存养老的钱。我这辈子没依靠过别人，今后更是要全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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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许少可，为了给女儿治病，他辗转各大医院，花去八十余万元，不仅将自己和父亲的房子卖了，还借了六十万元的外债。

女儿死后，他身体垮了，无法再上班，于是办了病退手续，每月只有区区几百元的生活费；妻子一直没有工作，还需要看病吃药，他们家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而政府对“失独”家庭的补助，他们没有资格领取，因为妻子还没到文件规定的四十九岁。一说起这些，他就垂头丧气：“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对湖南省怀化市1450个“失独”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5%的“失独”家庭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低水平，其中42%的家庭靠低保生活，这其中又有15%的家庭背负沉重的债务。

这些还不完的债务，无疑又让“失独”家庭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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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殇之五：好想有个家

采访过程中，有一个家庭让我特别震撼。一见面，这个家的女主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将几大本特殊的账本递到我面前。

翻开本子，才发现这是一本本“讨米账”，里面记满了各地好心人给她的每一笔施舍，多的数十元、上百元，少的几元、几角。许多账目后都按上了鲜红的指印，她解释说，按上红指印，主要是存个念想，尽管自己没办法报答，但这份恩情要永远铭记。

老人叫唐翠，今年七十七岁，家住湖南省溆浦县某村。2002年10月6日，她的爱女，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邻近小学任教的张花被人强奸后杀死在学校的宿舍里。案件迟迟未能侦破，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为了给女儿申冤，她和丈夫倾其所有，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牛、五头猪，凑了五千多元当路费，跑遍了省、市、县三级相关部门。来来回回地奔波、折腾，这点儿钱很快就花光了，囊中空空的唐翠不得不开始她“讨米告状”的艰难生活。她一边申冤，一边乞讨，沿途有许多好心的群众为她捐款捐物。她永远忘不了，一位盲人把身上仅有的六毛钱塞给她，说：“路上饿了买个红薯吃也好。”唐翠拿出本子想让他签字，他说，“我是瞎子，不会写字，就给你按个指印吧。”从此，“讨米账”上有了一个个鲜红的指印。

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上级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批示当地公安机关尽快破案。2004年11月18日，案发两年零一个月后，凶手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女儿的同事李某。

可是，案件的审理却一波三折。被告人当庭翻供，坚决否认自己杀人。一审作出死刑判决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省高院认为“部分事实不清，尚需进一步查证”，发回重审。就这样，直到2011年5月，先后经过中院、高院来来回回六次审判和裁定，最后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李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赔偿人民币三万元。

案件总算尘埃落定。可是，那个曾为唐翠遮风挡雨几十年的家早已不复存在。唐翠的丈夫经受不起失去女儿的打击，精神崩溃，在一个风高之夜，一把火将居住多年的房子烧得一干二净……

像唐翠这样，孩子死后，家也不再像家的“失独”者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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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长春市退休教师孙维烈及妻子杜凤华的家。房间里乱七八糟，床脚摆放了急救氧气瓶，靠墙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类药品，床铺、写字桌上散放着各种法律书籍，房间角落里还有一台旧电脑，电脑旁边堆着厚厚的《法制日报》。孙老师说，过去他们家也是个非常干净整洁的家庭，自从女儿孙利惨死后，夫妻俩一心扑在为女儿申冤的事情上，一切都无所谓了。妻子得了心脏病，心脏病一犯，马上要服药、吸氧。孙老师也由一个睿智、儒雅、谦和的长者，变成了木讷、迟钝的老头儿。为了给女儿申冤，本来不会电脑的两位老人自学打字、上网，还注册了博客。家里有三个大档案袋，老两口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因为里面装着女儿死亡事件的各种资料……

山东省宁阳县某村的七旬老人彭希平为了给被害十三年的女儿申冤，长期奔波在外，贫困交加，积劳成疾。他的家也因为常年无暇顾及而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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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寒心的是，不少“失独”母亲不但失去了孩子，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伤害和家庭破裂的痛苦。

北京的“失独”妈妈晓禾就是这种情况。她告诉笔者：“真是造化弄人，孩子出交通事故那天，我因为子宫肌瘤，正在医院做子宫摘除手术。家里人一直瞒着我，要是早知道，我绝对不会做那个手术。虽然我快五十岁了，可只要还有子宫，就还有生孩子的希望。现在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孩子走后大约一年，晓禾的老公提出离婚。夫妻俩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感情不好也不坏，因为孩子，本想就这么凑合下去，到老了也算有个伴儿，可是忽然间，就走不下去了。“孩子是维系夫妻关系的纽带，如今这个纽带忽然没有了。挺大的房子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互相对着唉声叹气，话越来越少，而且避免提到任何与孩子有关的话题，有时候甚至一天也说不了一句话。”

晓禾的丈夫开始是整天不出门，后来是整天出去不回来。“有一天，他对我说，实在受不了在这个房子里住下去了，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孩子的影子，他快崩溃了……”

丈夫就这样离开了家，两个月后，向她提出了离婚。离婚之后，这个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在晓禾的生活中消失了。后来，从亲戚朋友口中，晓禾得知前夫很快就再婚了，找了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女人。

“其实他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他才五十岁，还有希望再要一个孩子。”晓禾平静地说，“两个人绑一起也是死，抓住一点儿希望就能活下去。他想忘掉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也是人之常情。”

我被她的宽容所感动，这种在外人看来可以称作绝情的做法，在她看来却成了“人之常情”。唉，都是“失独”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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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四十五岁的阳阳妈妈，自孩子走后，老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阳阳妈妈觉察出了点儿什么，但失去孩子的悲痛抽走了她所有的力气，她没有过问。不久，一纸离婚协议送到她面前。孩子的爸爸对她说：“儿子走了，家已经没有了，我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了。”

湖南衡阳市的“失独”妈妈付玲原本是幸福的，丈夫是公务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儿子二十岁，在江西南昌念大学。为了让儿子安心念书，付玲辞掉衡阳的工作，来到南昌市陪读。2010年9月26日晚十点，儿子不幸遭遇车祸。丈夫得知后，没有安慰，而是甩手给了她一耳光，咆哮道：“叫你过来陪读，怎么就把儿子给陪没了！”几个月后，丈夫把家中的衣物打了个包，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她而去。

一个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一对对曾经恩爱的夫妻就这样分崩离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的存在，主要依赖于“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两性结合形成的婚姻关系”以及“供养关系”，这三种关系组成家庭的核心结构，其中血亲关系和婚姻关系是基础和纽带。如今，随着唯一孩子的离去，在家庭核心结构中起着基础和纽带作用的血亲关系没有了，家也跟着散了。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散了，国安能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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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之一：人才的缺损

在我的采访本里，记下了一长串年轻人的名字。他们都是独生子女，都是在某一领域取得骄人业绩的人才。然而，他们却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给家庭和国家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杨宁，1978年3月1日出生于天津，1997年赴瑞士留学，1999年回国后进入一家外企担任总经理助理，2003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其间，获得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MBA和上海复旦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他从一名职场新人成长为华东地区的销售状元，出色地完成了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并不仅仅来自于这些数据，更来自于公司同事和客户对他的喜爱和认可。然而，2006年8月26日，突来的一场灾祸，结束了他年轻而灿烂的生命。

冯华君，2004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曾在苹果、百度等公司从事程序开发工作。2006年，他基于个人兴趣开发了苹果系统的中文输入法“FIT”。2008年创立顺科软件公司，又开发了ios中文输入法。2010年，公司更名为新点科技，开发了包括“FIT写字板”、“FIT便签”、“FIT随享”微博客户端、“云笔记”等在内的一系列产品。2012年，他因鼻咽癌病逝，终年三十一岁。

程骥，一位高尚的白衣天使。十七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医科大学，2007年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她善良聪慧、吃苦耐劳、乐观开朗、朴实谦逊，对理想执著追求，对工作精益求精，对病人关怀备至。2008年3月10日，她在上学的途中遭车祸罹难。

贾志栋，1983年2月10日在江苏无锡出生。2008年4月26日，奥运火炬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传递时，他曾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高举国旗，勇敢站在第一线，保护奥运圣火的传递，同国际反华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2008年7月7日，他怀着对人世无尽的留恋悄然离去。

邵真，一如她的名字一样纯真善良，极富同情心与正义感。儿童时代就展现了其聪慧的天性，上小学和初中时，曾获第二届“九章杯”全国小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第七届“双龙杯”全国少年儿童书画大赛佳作奖，其作品《不该发生的事》获《初中生作文》杂志第三届作文大奖赛三等奖。在大学期间，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工作认真负责，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2006年11月2日夜，她在睡梦中突发心脏病，面带微笑，安然离去。

姚贝娜，因演唱电视剧《甄嬛传》主题曲《红颜劫》而被人们熟知，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再次走红，并于2007年、2010年和2014年三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2015年1月16日下午，因乳腺癌复发，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年仅三十三岁。

还有前文介绍过的海军航空兵某部歼击机飞行员任宁川，2006年4月4日下午2时许，任宁川在万米高空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战机突发机械性故障，为了保护地面城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毅然放弃跳伞，火速将战机驶往无人椰子林区上空，不料战机突然爆炸，任宁川壮烈牺牲。

……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名字，是因为他们生前都是十分优秀的人才，都是能够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人物，却不幸英年早逝。

要知道，家庭和国家为了将他们培养成才，倾注了多少心血啊！早在2005年，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就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物《青年研究》上发表调研报告称，在中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父母除了精神上的付出外，直接经济支出高达四十八万元。另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也指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把孩子抚养至十六岁的总成本在二十五万元左右，如算上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四十八万元。

国家投入的教育成本更大。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2万亿元，占GDP比例达4.28%；2013年达到2.45万亿元，占GDP比例达4.30%。全国2.6亿各级各类学生中，有三分之二享受免费教育政策。

国家花费如此之巨，为的就是培养更多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可如今，他们在风华正茂时突然离去，对家庭、对国家无疑都是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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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之二：该如何为他们的养老买单

按照国际标准，六十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六十五岁以上人口达到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新社2001年3月29日发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六十岁以上人口达1.3亿，占总人口的10.2%，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老龄化进程如此之快，令人惊诧。数据显示，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均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如法国用了一百一十五年，瑞士用了八十五年，英国用了八十年，美国用了六十年，而中国只用了十八年，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养老压力空前巨大。到2014年底，我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而接纳这股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的却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度。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美元以上，有的超过了一万美元。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八百四十美元，截至目前也不到四千美元。这无疑给中国养老带来诸多压力。

首先是医疗保障压力。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原国家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六十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三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一倍。在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下，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突出。

其次是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压力。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正逐步提高，更有约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但是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2015年6月5日，民政部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110个，各类养老床位577.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27.2张，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千人五十张至七十张的水平。

如果按每千人五十张的水平计算，还有四百八十二万张的缺口。同时，服务项目偏少，养老服务设施功能不完善、利用率不高，与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床难求、十年等一床、排队求养老、床未等到人却西去等尴尬局面。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独”父母的养老问题不可回避地出现了，而且其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工作任务之重、对象诉求之急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按目前大部分省、区、市 每增加一张床位一次性补助一千元，每接受一位“三无”人员入住，每月补助生活费三百元的标准计算，政府仅为一百万个“失独”家庭约二百万名“失独”老人准备的床位开支就需要两百亿元，每年的生活开支更是高达七百二十亿元。可是，目前中国的“失独”人群还在不断扩大，如果“失独”父母的数量达到一千万呢？

更让人担忧的是，“失独”老人是一个不同于其他老人的特殊群体，他们经受了失子之痛，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极端等各种不良情绪突显。他们的养老除了吃饭、睡觉、就医外，还有精神慰藉、痛楚表达、情感发泄等多方面的需求。这无疑又给政府的养老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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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之三：人口安全又添新愁

2014年11月11日，一封由五千名“非独”（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家庭联名上书的《非独家庭要求全面放开二胎的建议信》，分别寄往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家卫计委。原文摘录如下——

我们是非独家庭（以下简称“非独”），是目前计生政策规定不可以生育二胎的群体。自2013年11月15日起，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从13亿人中被划分出来。

我们不是独生子女，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必须生育独生子女的理由。2013年11月15日，对于每一位有生二胎意愿的、期盼计生政策的“非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

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应该体现公平和公正。单单把“非独”挡在门外的“单独”政策，对于我们这个群体公平吗？难道我们“非独”，尤其是70后“非独”，就应该成为计划生育最后的牺牲品吗？每当看到“失独”的报道，每当看到老无所依的报道，我们的心都在揪着。后独生子女时代涌现的种种社会弊端，正拷问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敢想象，未来的日子，我们要生活在一个老无所依的社会……我们更不想在“失独”的恐惧中度过今生。

……

我们每天在煎熬着、期盼着。我们不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望穿了秋水，等瘦了心。人将老矣，又有什么事情是比“儿孙绕膝”更为幸福的呢？我们更不愿去想，如果有一天，“失独”的结局发生在我们身上该怎么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故此，我们建议并呼吁：全面开放二胎，让中国全体公民都拥有生育二胎的权利……

据参与这封信起草的来自广东的“非独”家庭代表、广州涉外经贸学院经济学教师李润发介绍，其实，这封信在2014年初“单独”二胎政策陆续在全国各地实施时就已经草拟好了，因为种种原因，拖到2014年11月11日“单独”二胎政策公布一周年才发出。

“双独”和“单独”二胎政策先后实施，使得“非独”家庭感受到了不能公平享受生育权的痛苦。2013年就有“非独”代表致信中央，希望政府能够考虑“非独”群体渴望公平生育权的呼声。他们之所以强烈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挥之不去的养老压力和“失独”梦魇。

“失独”，确实如阴霾般笼罩在国人的头上，笼罩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直接威胁着人口安全，给本来已经危机四伏的人口问题带来更多的挑战。除了直接减少了劳动人口、增加了养老压力外，许多“失独”父母受到打击和刺激，精神出现异常，甚至歇斯底里，极易出现极端行为，危及社会稳定。

一位“失独”父亲对我说，女儿死后，他向当地政府反映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我相信，只要我杀了人，政府就会重视了。如果我的死能换来政府对‘失独’家庭的重视，我死了也值了。”为此，他甚至制订了三套“方案”……

尽管这些所谓的“方案”听上去有些异想天开，但我依然感到震惊。我对他说：“那些生命都是无辜的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我什么盼头都没有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如今过的这日子比死还难受，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得慷慨激昂，我听得毛骨悚然。我不得不终止采访，在劝慰无果的情况下，与当地计生部门联系，协调派专人与他建立长期帮扶关系，积极想办法为他解决困难，以消解他心头的怨气。

为了本文的写作，为了与更多的“失独”者建立联系，我也加入了多个“失独”QQ群，在里面经常看到一些“失独”父母激愤的言辞。对他们，我除了劝慰，没有一点儿办法。而这些劝慰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任何力量，更不用说去说服一个因痛苦而偏激的“失独”老人了。

我为那些老人担忧，更为我国的人口安全担忧。

有专家说，人口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成人口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源、环境等。

适度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结构、较高的人口素质、均衡的人口分布，是人口安全的重要保证。然而，我国长期的低生育率、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连年的劳动人口减少、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偏高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无序的人口流动等现象，都对人口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失独”现象的发生，更增加了对人口安全的威胁程度。

2003年6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举行的“人口、社会与SARS”研讨会上，有学者率先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并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人口安全意识，建立人口安全警戒线。许多专家一直在积极呼吁，尽快放开二胎政策，以缓解人口安全的威胁。

中国政府一直把人口安全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在工作部署上，强调在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着手对生育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调整，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比如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的实施，在调节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促进出生性别比平衡、降低“失独”家庭风险等方面，无疑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无疑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人口安全问题注射了一针“稳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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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之四：摇摇晃晃的文化传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种已经绝迹，六种正在衰朽。只有中国的黄河文明虽受到多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始终没有陨落。

的确，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等几条著名的江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福泽人类的重大文明，都像一个个迷梦，渐渐隐退到历史的烟尘之中。唯有中国的黄河、长江文明，屹立于世界东方，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综观中华历史，人口的发展永远是文化繁荣的重要载体和动力。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口与文化交织的发展史。中国古代先贤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文明延续和国家强盛的作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曾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孔子每当看到人口众多的景象，便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

墨家学派的代表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旅美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通过大量的研究指出，由于人口繁衍的艰难，古代很多非常辉煌的文明都因为人口不能延续导致文明的中断。中国以前至少有数万个姓氏，但绝大多数的姓氏都已经陆续灭绝，现在幸存的家族在历史上也几度濒临“子姓几尽，不绝若线”的险境。

人口的缺损，对文化的传承亦有一定的伤害。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嫁文化、生育文化、家庭文化、家族文化、子嗣文化、姓氏文化、孝悌文化、养老文化、祭祀文化，等等，都随着“失独”问题的出现受到极大的冲击，变得摇摇晃晃。也难怪，人没有了，文化何以附焉？

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多年婚育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刘易平说，在任何文化里，生儿育女不仅是单纯的生物生命的再生产，也是文化命脉继替的基础。婚育都务必在既定文化下进行，并且在此文化遗产的训教中，把一个嗷嗷待哺的“自然人”培育成一个通情达理的“文化人”，从而延续文化。

然而，“失独”却使文化的延续在一个家庭里戛然而止。失去了个体的家，整个民族的文化又如何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