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读后感_风闻
逗你玩-2019-12-11 02:07
注：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用两个半版面刊发了何新与日本专家矢吹晋的谈话录《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全文见下方链接）：
文章刊发后，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普通百姓苦于一年半之前由“精英”鼓噪的自我贬低的风气，又不像“精英”那般善于言辞，心情始终低落不安。而何新此雄文，大涨国人志气，替天下普通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1990年12月21日至1991年3月，《人民日报》以收到的读者来信来稿为基础，开辟了《读者纵论世界大势》专栏，专门刊发读者对何新文章的所思所感。
今日，是此文刊发29周年的纪念日。
故特把这些读后感重新发布。
正文：
199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5版（理论） 专栏
编者的话
本报十二月十一日刊登《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Ｓ的谈话录》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赞同的与反对的，都很激动；撰文发挥某个论点或商榷某个问题的，都很认真。这说明该文确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
从本报已经收到的国内大批来电、来信、来稿中看，绝大多数读者都欢迎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渴望多交流、多研讨。为此，本报决定开辟这个《读者纵论世界大势》专栏，为读者提供议论世界大势、国家大事的园地。
如同对待何新的稿件一样，我们对待选发的读者来稿，一律尽可能保留原貌。具体论点确当与否，留待读者评议，期待通过讨论求得共识，当然最终还有待实践来检验。希望读者写稿时能畅所欲言，读报时能独立思考。
作为不发达国家寻求正义与自由的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读何新《谈话录》后所思
石中
如果说我有什么宗旨的话，那就是《人民日报》（12月11日）编者按中说的——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
《人民日报》发表了何新与日本经济学家的谈话录《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我就这篇谈话录发表一些感受和理解。需要事先声明的有两点，一、对于该《谈话录》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看法，我暂不作评论，因为这需要详尽的考察；二、如果说我有什么宗旨的话，那就是《人民日报》（12月11日）编者按中说的——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我是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一、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单纯的经济竞争
信仰市场经济的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的那种在一国内部所能实现的自由竞争的公平性不适当地推广到国际关系中，宣传一种国际竞争公平观。这至少很符合一些西方宣传家的口味，你穷，这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不能埋怨别人；另一方面，你也大有希望，通过努力，你也会富，所以不必吵嚷。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歪曲了国际关系的实际图景的了。市场竞争的一个条件是，你可以压低你的价格，你可以搞广告战，你也可以打探我的商业机密；但你不可以用武力不让别人买我的东西，不让我以与你相同的价格获得资源，或强迫我把东西以低价卖给你。这种关系准则是由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所保障的。而国与国的关系，正如黑格尔早在170年前指出的那样“处在自然状态中”。170年过去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国际关系方面有所进展，但没有根本上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自由竞争”仍然包括政治、经济、武力及宣传的竞争。
《谈话录》对此有广泛的论述，我在这里补充几点，以支持其论断。
1、关于海湾危机，一位美国参议员曾说：“我们决不能让石油龙头被萨达姆控制，那样，美国经济的任何增长都会消失。”如果国际关系中真的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美国的富裕真的全依靠其经济的“高效率”，那么，这位参议员大可不必担忧。因为由于美国经济的“高效率”，萨达姆将不得不让美国去使用他的石油，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成恰好就反映了市场关系。几十万大军是用不着的。
2、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常常被用来作为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优越性的证明，以压低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但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就曾指出：长期以来，日本等亚洲国家对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美国从不进行报复，这是着眼于美国的亚洲战略。实际上，这种单方面的开放市场意味着大量输血，以建立一个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这种战略直至70年代才有所松动，目的当然在于加强另一个战略包围圈。在评价亚洲于过去几十年中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及两种体制的优劣时，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应忘记这一历史。
3、美国不少经济学家都指出，世界资源的储量不可能支持发展中国家达到美国目前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如果进行纯粹的经济竞争，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拉平——这是合乎经济学的推论的，除非先假定美国的种族优越性；那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大大降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所能够作的唯一选择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及宣传力量来阻滞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一点在今后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日益恶化时会更清楚。
当然，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在核时代的今天，自己要活就得让别人活。国际协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种让别人活的关系准则不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的。《谈话录》在这个问题上的洞见远远超出了那些侈谈世界主义的中国文人们。他们在强烈地批判了中国儒家思想中将社会关系准则完全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幼稚幻想后，竟然更幼稚地相信美国能够充当这个世界的“圣王”。
二、作为不发达国家寻求正义与自由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原本不特别着重民族国家的问题，它把眼光放在一般意义的经济不平等上面。这种不平等可以是国内的阶级不平等，也可以是国际的民族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就是要找到一条消除剥削，即实现经济平等，通向历史正义的道路来。这一经济平等的价值观在操作中确实出了问题，即我们批了多年的“大锅饭”弊病。但我们不能因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在操作中出了问题就否定它。在这里，我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作一个比较。西方自由主义认为，平等只能是法律与道德上的平等。经济平等是阻碍竞争活力的。人只要有了机会平等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社会上取得相应地位。但在这里，他们实际上将法律和道德上的平等，偷换成了机会平等，隐瞒了经济平等乃是机会平等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一事实。试问，一个由于出身而陷于赤贫的青年，是否真的可能与他人公平竞争并发挥自己的潜力呢？也许大多数西方人会回答：“可能”。但恐怕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会回答是“不可能”。西方人将贫困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头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当西方某些人士声称“共产主义在东欧正在‘死去’”的时候，它对于发展中国家仍有巨大的感召力，人们仍不惜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
经济不平等的合法性决不是自明的，至少经济世袭权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素便指出了人们认为政治世袭权不合理而经济世袭权却合理这种观念的不合逻辑。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便是在国际关系中将在大多数情况下源自武力掠夺的财富的世袭权固定下来，并以这种财富作为进一步经济和武力掠夺的基础。这种经济秩序的“合法性”是无法长久说服人的。当今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盲信西方为其自身利益进行的宣传，这恐怕不会太长久。
只要这种不平等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就是永恒的，特别是在被压迫人民集中的发展中国家。西方人必须认识这一点，并提出他们的解决办法。《历史的终结》之类的自欺欺人恐怕是唱不了几天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种道义力量，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突破西方列强的枷锁的经济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这一点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有些人就抓住这一点提出了“补资本主义课”的理论。他们恰恰不懂“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过渡到快速实现工业化，乃是最切合时宜的一种社会制度。”实际上，正如《谈话录》指出的那样，德国、日本、苏联、南朝鲜和台湾地区，所有现代化的后进者都是经由中央集权色彩浓厚的经济道路后来居上的。当然，对中国41年来所走过的经济道路，我们应该认真地审查其得失。比如，原本只应是破除经济世袭权与经济剥削权的经济平等观被不适当地引伸为收入均等权。详细论述这方面的问题，超出了本文范围。也许我们会得出一些与《谈话录》不同的结论。但中央集权色彩较浓的发展道路，即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道路恐怕是中国在这个国际经济秩序中唯一可行的选择。
三、独立富强与自由，严复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美国汉学家许华茨指出，在严复的思想中，自由是作为达到富强目的的手段提出来的，因此而被弄得靠不住了。如果我们考察从严复到“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一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无论反传统或肯定传统，是共产主义者或不是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的独立富强，自由似乎是次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价值观在80年代遭到年轻一代无情的嘲笑，并被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奴性。他们与西方人都没有懂得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刻骨铭心地体会到的东西：要自由，就先得有独立富强。反过来说：先自由本身却不一定导致独立富强，而没有独立富强，这个自由是保不住的。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富强才是第一位的。这种体会西方人很难有，年轻一代也难有了，这正是因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立富强目标，有许多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个西方列强只要派一、两艘军舰就可以任意宰割的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用其全力都无法困倒，并且最终不得不与之对话的世界强国。今天年轻一代谈论自由的权利正是那些先驱者所惠。他们以其自我牺牲造福于子孙万代，并完成其庄严的人生。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说他们是不自由的。
正是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了中国初步的富强。但自由呢？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定义：外在自由乃是最小限度的必要压制。中国的政治运作是否实现了这一原则呢？在有些历史时期，特别是反右与“文革”，中国的状况离此确实甚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不健全。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中国目前的困难也是由此造成的。但除了那些不尊重事实的人，我们会公正地承认中国在这方面大大地前进了。相当多的西方人心目中的警察国家的形象，离事实太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更自由。但中国的自由仍有赖于自身的富强，这就是爱国主义的依据。因此我赞同爱国主义者，不赞同那些民族取消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政治家可能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谈话录》提醒了他们这一点，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都有好处。
四、结语，对《谈话录》给予理解
我听到对于《谈话录》的一个担心，即是它有“冷战”的味道：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激怒西方人，而中国目前正是需要忍辱负重的时候。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国与国的关系准则以利益和力量为基础，乃是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他们不会因《谈话录》揭示这一点而激怒，也没有什么道义力量去谴责中国人的这种看法。相互间真诚的了解只会促进合作。其实，何新的这种看法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观察到，一旦有迹象显示某个东方国家将达到先进国家的地位时，西方国家就会制造种种障碍去阻止它。”他的观点与何新完全一致，而西方人好像并没有指责他搞“冷战”。**第二，《谈话录》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幅真实的世界图像。**在过去几年中，一些肤浅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自己偏激的头脑中得出了一幅完全是幻梦的西方圣王主宰的世界图像，所以连国家都用不着了，并形成日益扩散的舆论。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所以《谈话录》的激烈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对于一篇富有新意的文章挑毛病是太容易了，而对其作同情的理解，看出其内在的价值却很难。**有趣的是，不少人对于刘××的偏颇可以理解，从字缝里看出他的“爱国主义”来，对何新却不行。宣传民族取消主义有人听，宣传爱国主义听不进，这已远远超出意识形态之争了。长此以往，我们的下一代大概又要闹救亡了。《谈话录》的深切爱国心给我的印象远超过它对于经济问题的评论。
我，作为一个并非共产党员的中国平民，就是这样看这篇《人民日报》给了两版半篇幅的文章的。
（作者是北京经贸大学讲师，35岁，企业管理学硕士，曾留学日本。）
来信选登
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
昨日贵报发表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我耐心地读完了，感到该文写得好，基本同意何新同志的看法，很值得人们看一看。
我是78岁的老共产党员，看到青年学者不断出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社会经济问题，我是很高兴的，感到欣慰的。
今年6月，《北京日报》也发表何新同志的文章《关于中国的民主与未来》，我也读过。希望他继续努力，多写些好文章。
致敬礼
罗亚辉 1990年12月12日
人民日报理论部：
读了贵报12月11日刊登的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Ｓ的谈话录后，认为该文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分析透彻，观点新颖，是帮助人们解决思想困惑，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关问题和对国民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为此建议：贵报发行单行本，供各地学习，以促进讨论活动的深化。
甘肃定西地人行 1990．12．12
（电报）
人民日报理论部转何新同志：
非常高兴地拜读了您同日本经济学教授S先生的谈话录。虽然我的视力不佳，每次看书读报不宜超过半个小时，我还是一口气读完了这一谈话录，连我爱看的《渴望》也置之一边。
这一谈话录之所以强烈地吸引我，有两个原因。一是您站得高，看得广，从世界历史的纵面和国际现状的横面来观察问题，比之那些从某个侧面或某个时期观察问题的更有说服力。二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由于我的信仰，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国际国内的一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往往使我自己难以充分自圆其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其深刻的理论征服人心的，我也希望用理论来进一步武装自己，并影响我的学生和朋友。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实在无异于宗教徒，那是没有意义的。有一回，我在一批老学生的聚会上说，我愿以余生来认真研究为什么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也是由于两个原因，至今没有真正去做。首先是整天忙于教学和种种琐事（还不包括家务事），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件事。二是接触到的研究者也不是理想的老师，每有请益，往往不得要领。
本想多写几句，考虑到您一定很忙，我写多了，会成为您的负担，所以就此搁笔。
顺祝撰安！
北京广播学院 周易 1990．12．14
一点商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吴天波
读了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一文，对其中不少观点我同意，但有些问题却觉得无法理解，这里仅提出一点与何新同志商榷。
文中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对于中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发育水平（在市场上价值、价格能实现的商品需求），已经存在过剩。而中国的海外市场又太小。”“生产与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产品库存大量积压。”我认为不能把某些高档工业用品如电冰箱、电视机、电扇、空调等的一时滞销的局部现象说成工业生产力过剩。这类商品的确发生已买的人短期内无需再买，未买的一时买不起，缺乏市场有效需求而出现库存积压。但就我国整个工业生产力而言，仍是不足而不是过剩。更何况工业生产力的大小不能仅以其规模大小、产量多少为标准，还包括生产成本和周期、产品质量和价格等。海外市场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是一些高档商品，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但如价廉物美，就能打开或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我认为绝不能轻易下“中国工业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已经过剩”的结论。中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少数工业部门出现的一时生产过剩可由国家进行调节。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工业生产力迅速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和市场有效需求。此外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还远着呢。
1991年1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理论）
专栏：读者纵论世界大势
应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思考
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副院长 高亚东
《人民日报》刊发的长篇文章《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作者以开阔的视野，高屋建瓴，审察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形势及政治趋向，许多论断精辟，见解新颖，其深刻性、广阔性及现实性，在以往的社会科学论文中是不多见的。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即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趋绝对贫困化。**这个观点有没有过时？这在不少人的心中是摇摇晃晃的。从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看，认为他们都富起来了，就是今天工人群众的生活也普遍提高了，而不是“绝对贫困化”；因而也隐约感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已不适合今天的现实世界。高等院校里《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常常感到资本主义部分不大好讲，难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有了差距。
但如果从世界的大视野来审察形势，就迎刃而解了。何新同志指出，这个观点并没有过时，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被抬高”，“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现在这个规律主要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国家中，在相当巨大的人口规模上惊人的发生。”这一论断完全正确。
我们可以看看不发达国家的状况。**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但是，引进的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中二三流的技术，或是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或稍后一些）的技术水平，真正尖端的产品与技术是不可能被引进的；**而发达国家赚不到钱的买卖也是决不会做的。而引进资金的结果，使不发达国家成为包袱愈来愈沉重的债务国，这个包袱使得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愈难摆脱贫困化的境地。
因此，**囿于某个（或某几个）发达国家内部来看问题，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似乎“过时”；而把视野扩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察，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我建议，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有关资本主义的部分，应增加这一论点，并安排足够的内容加以阐述。
由于是谈话录，何新同志的观点主要是提出论断，不可能作全面的论证。我认为他提出的许多论断，都是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加以研究。这对我们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学习活动将是十分有益的；对当前的实际工作也将是有指导意义的。
（作者48岁，副研究员）
学术研究与爱国主义
北京大学青年教师 赵杰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抱负，恰是他们学术活动的潜能所在，又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所牵……
何新同志在《谈话录》中对爱国主义问题作了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解释，他认为，在世界走向整体化的今天，仍然有个民族主导的复杂问题。他进而明确地申明：“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要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这种观点虽然不能适合所有科学工作者，但在似乎偏激的热忱后面却潜含着一种深沉的合理内核。
千百年来，许多国度里的文化巨人和著名科学家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以及所富享的生活和荣誉，都是和自己祖国及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长期积累的文化财富也是和他们那深沉的爱国意识和厚重的民族风格平行而同构地深化下去的。所谓“忧患意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他们治学成果的精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抱负，恰是他们学术活动的潜能所在，又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所牵。
问题是，只是当某时的历史误解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志时，才会出现偶然的思维逆归。清朝的“文字狱”引起乾嘉小学的繁荣，虽然与“文革”影响了学术活动的现实性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但某些知识分子仍然“前车可鉴”，唯学是好，以回避政治甚至回避国家与民族宗旨的治学为最高标准。这当然具有暂时性。因为不与国家民族联系的纯学术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些青年学生对祖国文明的“自暴自弃”，对西洋文化的顶礼膜拜，难道仅仅是一种纯学术现象而不是两种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吗？
世界是在走向整体化，但它的整合过程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以谁的利益为中心，以哪个民族为主导的激烈竞争。事实将会不断告示我们，民族化问题仍然是世界整合大趋势中的主要课题。作为一个党外的爱国主义者，何新能够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观察和分析时空交叉点上的复杂社会，仅仅这一点，就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38岁，文学硕士）
武汉大学部分师生认真评点《谈话录》
最近，中共湖北省委高校工委宣传处与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邀请武汉大学部分经济学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多次座谈讨论《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1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一文。现将讨论情况简要概括如下：
一、总体印象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何文站在世界的大视野和历史的大趋势高度，把整个世界和中国的问题相统一，把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问题相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冷静地分析所作出的初步尝试，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对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方法、以怎样的精神风貌去关注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探索分析等，向每一个真正关心祖国和民族前途也包括个人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具体指导性的思路。
青年教师、在职博士生余紫秋（28岁）说：何文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是客观、冷静的，主要观点的正确性和分析的可接受性较好地统一在一起，受到许多启发。
青年教师、在职博士生卢汉林（36岁）说：何文给人的启示和意义远不局限于文章自身。第一、《人民日报》用这样大的篇幅登载涉及许多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文章，并从讨论而不是从结论的角度号召大家都来关注这些问题，体现了我们党正确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一贯精神和态度，这种对重大问题开展讨论的办法，很有意义。第二、从何新同志身上，也看到了我们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一个非经济专业的同志敢于触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并进行有见地的分析研究，不仅需要有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更需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需要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的作风，在这一点上，何新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88级硕士生李惠群（24岁）说：何文所体现出来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宗旨是为祖国和民族作贡献的价值取向，是很对的。
90级博士生伍海华（24岁）说：从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自觉地处理了两个关系，即一是不仅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论证本民族经济的发展前途。这二者在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证中是不可分割的；二是不仅论证经济问题，同时，也联系社会政治、精神和文化问题，这是正确的。
伍海华、88级硕士生景新华（24岁）等同志说：何文较好地体现了四点：一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研究世界和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二是在方法论上运用大跨度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避免了就事论事；三是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社会制度及其发展前景；四是通篇贯彻了全面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优越性这个中心，对青年学生包括每一个关注世界和中国问题的人，有积极的影响。
二、主要启示
参加座谈的师生认为，何文对许多问题的论证方式、论证角度，包括分析方法和重点的把握，给人以新意，也具有较强说服力。这些问题主要有：
1、关于世界经济症结问题
卢汉林认为：何文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鲜明地体现了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重要性。这种分析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对世界经济症结这样的宏观问题，必须运用正确的历史分析方法去分析。这个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讲经济症结问题，必须把自然性与社会性尤其是社会制度问题相联系；三是经济症结问题的背后具有客观社会规律和社会制度的原因。这个规律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和垄断资本国际化而日益绝对贫困化；这个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垄断制度。这种从世界经济症结立论，从世界经济日益深刻地走向一体化过程中展开分析，真实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分析，无疑对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澄清当前人们思想上的许多混乱具有现实意义。
2、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别的问题
景新华说：何文从投资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富与发展中国家的穷，具有新意。它一方面，深刻具体地揭示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也生动地揭示发达国家富裕的真实原因。这样的谈论角度，有利于澄清长期以来在人们思想上感到困惑的两个问题：一是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剥削为基本特征，为什么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慷慨解囊，提供援助；二是既然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引进外资和先进科学技术，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有增无减，等等。
3、关于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问题
卢汉林等认为：何文采取反证法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强化了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认识的可接受性。其一，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为应付和解决经济生活和社会生产中的矛盾。不得不模拟或采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和某些做法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有效促进作用。其二，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由其自身解决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指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或采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私有制、股份化和市场经济等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这样对问题进行论证，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4、关于改革开放问题
李惠群、景新华等同志说，何文中既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的鲜明的拥护、支持态度，更重要地也表明了他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正确思路。这种思路一方面强调必须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相统一，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应当把1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成就与4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可能真正形成对改革开放正确的认识，才可能把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从而坚定信心。
三、几点异议
大家在座谈中，也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1、关于海湾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问题
卢汉林等同志不同意何文关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情况正面临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状况的估计。其一，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来说，缓和、协调重于冲突、对抗，帝国主义之间军事对抗的格局尚未形成；其二，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来说，并存着和平与发展、竞争与冲突双重关系。海湾危机还不可能形成世界军事对抗的重要因素，况且，海湾局势的发展尚处复杂迷离的变化中。
2、关于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问题
伍海华、卢汉林等同志认为，当前世界格局和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何文提出的从现在起，向下看10—20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正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的论断，值得商榷，可以讨论。
第一，海湾事件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更加一体化地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实际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与之相抗衡，因而世界性武装冲突的条件尚不具备；
第二，东欧事件包括苏联国内的变化，使社会主义的世界性体系受到严重挫折，因而，从国际范围上讲，两个阵营对峙的条件也不具备；
第三，当今国际是和平与发展、竞争与冲突并存，尽管区域性冲突和对抗连绵不断，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
第四，由于东欧演变，苏联动荡，整个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在10—20年时间跨度中，社会主义运动能否走出低谷，现在难下结论。因而，即使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爆发总危机，局势会朝着更有利谁的方向发展，现在难以预料。
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
景新华指出，关于社会主义有无经济周期的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给人以定论的印象。
89级硕士生胡艳超（26岁）指出，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因为所谓经济周期，实质上是指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供求现象扩张和收缩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内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的一种带规律性的东西，它也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必然出现。这种矛盾可以称之为经济波动，这种波动产生的原因往往不在经济运行过程之内，而是由于外在因素，比如科技发展因素、宏观调控失误等因素的作用。
（中共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供稿，刘青春整理）
位卑未敢忘忧国 炎黄子孙当自强
——读者来信摘编
清华大学研究生学言在来信中说：正在我们对很多问题百思不解之际，我们终于听到了何新的声音……当然，其中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全面理解，有些地方也不一定赞同，但我们仍感到十分酣畅和痛快，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爱国精神的鼓舞。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冯京说：这篇谈话录使人们能够了解到当前世界的纷争及今后的大趋势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当前在世界经济、亚太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对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石家庄市轻化工学院胡小军说：何新同志的言谈话语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坚信中国的振兴与发展是指日可待的，并且为之擂鼓呐喊，表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相比之下，那些跑到国外，靠向外国势力摇尾乞怜的一群知识分子的败类，显得多么可怜和可悲。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把尘渣淘尽，方显出金玉本色。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冯学惠教授来信写道：近年以来，正像何新先生指出的，有些人想全盘否定五千年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捧洋人，骂祖宗；有些中国文化精华如《易经》、《孙子兵法》，还有小说《三国演义》、处世之道的《菜根谭》等书，外国人重视了，我们才重视，都要“出口转内销”，对人的评价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我认为，对年轻一代，从幼儿园、小学起，要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弘扬祖国文化，增强爱国意识，正确认识世界，热爱社会主义，这就是对祖国前途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中国人民应对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位卑未敢忘忧国”。读了谈话录，想得很多。感谢你们刊载了这样的好文章。
军事教育学院七队五班徐宝库等8名学员来信说，我们认为，在中国，最可怕的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一些人盲目地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暴自弃，妄自菲薄。这就需要加强正面宣传和教育。我们殷切希望贵报把这个讨论继续办下去，让更多的爱国学者发表有见解、长志气的新观点，以鼓舞士气，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焕发最大干劲，投身四化建设。
河北宣化县洋河南中学教师赵振明说：尽管何新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能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何新的思考，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在他的《谈话录》中没有一点儿“自暴自弃”的民族虚无主义，他痛惜“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精髓在中国已经被抛弃和遗忘”，而在国外“却有机地融化和渗透到现代文明中”。针对那种否定40年建设成就、甚至全盘否定五千年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思潮，他震聋发聩地大声呼唤着炎黄子孙的民族自信、自尊、自强意识。
成都读者任宏璋来信写道：回想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荒芜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园地，有的人借助名望，胡言乱语；有的人模棱两可，看风鼓帆；有的人拾人牙慧，欺世盗名；有的人蜀犬吠日，狂噪一时……等等。看着这些现象和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形势，既寒心又担忧。因此，《人民日报》发表谈话录正当时也！它使人眼前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由于文章理论上的彻底，很具说服力。同时，它对于人们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对于扫除自暴自弃的民族自卑心，鼓舞民气，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寄自美国的张立婷来信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谈话录》对中国具有一股巨大而深沉的爱，尤令我感动不已。国内外的确有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困惑之中，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人云亦云。我希望他们都能认真学习这篇文章，从中有所收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长沙公司王波涛来稿谈到：读了《谈话录》之后，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俯眼向洋看世界。全文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强心，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纵谈天下大事，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才会看得全面和深刻一些。如果自甘地位卑下，那就只能仰人鼻息而已。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比别人低一头，妄自菲薄，那是可悲的。
浙江残联儿童康复中心黄晗说，读《谈话录》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他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责任感远远超出了那些喧嚣一时的所谓“精英”们。这是一篇爱国知识分子的宣言。
广西大学离休老干部唐国富说，从《谈话录》中我感到，坚定的爱国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青年学者石中同志的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何文告诫外国政治家不要相信只靠区区几名“精英”就可以轻易扳倒中国现制度的那段话，其实也是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声明。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员胡云超在来稿附信中说，我奉上这篇短文也是在读了《谈话录》后兴起的感想。之所以献上，与其说是交流，倒不如说想吐露一下自己的心声：真心希望中国人都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祖国，为她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编后感言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版文字大多出自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之手。编者愿意告诉读者，这同本报收到的大批来稿、来信的总体比例是相吻合的。
看到这么多年轻学者、学子在关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并写出各具特色的清新文字，编者是感奋的，正像许多读者（特别是老年同志）在来信、来电中表达的感奋一样。
我们事业的希望系于年轻一代，我们民族的希望系于年轻一代。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可信赖的。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热爱我们的党——这是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的主流。视野开阔，思路敏捷，锐意进取——这是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长处。现在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一“主流”和这一“长处”。
遵从读者大众的呼吁，本专栏将更多地选登年轻学者、学子的有见地的文章，以繁荣我们报纸的理论研讨，升华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
我们期望并笃信，在实践与论辩的拓展中，一代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迅速成长起来。
——编者
1991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第1版(要闻)专栏：
何新与日本教授谈话录 本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本报讯 本报1990年12月11日刊登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Ｓ的谈话录》一文，应广大读者要求，已由本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何新在文中讨论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世界大势、国家大事，对近年来常常困扰人们的一些热点问题，作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作者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观察中国的事情，分析现实世界的纷争，注重从经济利益去揭示世界各国的政治取向，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讨论对生产方式的抉择，为读者观察和思考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出版单行本前，为方便读者阅读，作者对个别地方作了修订，并加了一些知识性注解。
日前，单行本已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读者和单位也可直接向本报出版社发行部订购。
199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理论）
立场和方法上的启迪——谈《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甘霖
读何新的文章，要平心静气。若有一团意气横梗胸中，则不免滔滔者天下皆是之见。
读何新的谈话录，我印象最深的主要是他的立场及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我以为这才是于人富有启迪的地方，因为具有正确的立场，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则可以举一反三。我想从这方面谈几点感想。
一、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给我们的社会灌注了活力。但问题也在日渐积累。似乎今天积聚了大量的困惑，给不少人以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因此，人们在感受了注重实际、勇于摸索的现实行动的可贵之后，更体会到思路的清晰与真知灼见予人的幸福感。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理论的正确指导。这是思想的魅力。会心者有之，何新的思路是清晰的，见解也是明确的。重要的还不在他的观点有独标一帜、出人意料之处，而在于这些观点所凭依的思想背景。我以为可取的是作者有比较丰厚的历史感和与之相统一的逻辑性。近年来一些人论及现实问题易发空论，原因之一，在没有或较少历史感以为铺垫，显得不扎实，没有说服力；而另一个极端是历史和现实问题都谈得很实，确凿有据，但往往不能正确地指出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导致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这种不给人以希望的理论（舆论），确实影响了相当多的人，令人灰心丧气，心中黯然，其原因在于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对未来的说明不能作正确的理论上的前瞻。读何新的谈话录，虽然观点可不尽从，或与之相反，却感到在针对解决现实问题的立足点上，作者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历史的贯通感，揭示了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读完之后，思索与希望并存。
二、人们都知道独立思想的不易，何新的这个特点是很突出的。但这里想强调的，倒是思想的独立性虽可贵，却并非可以绝无依傍，——思想家或学者是有自己现实的立场的，这个立场，每个有思想的人自觉不自觉都依傍着。即如近年来一些以张扬个性，发人所不发为宣言者，也不过多以摒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为号召，而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绳之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则也一点不含糊。其立场如何，自不待言。许多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只图大胆、新奇，不求合理、切实，而与西方的诸多指手画脚如出一辙，即因此故。何新宣称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种精神在他的研究中体现了出来。这种立足于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或许有人目之为狭隘，但的确是我们审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时需要加以严肃把握的，否则我们就会如同失去空间中的坐标点一样，不能清楚自己的位置所在，或者误植坐标，贻误自身。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的分歧和失误，不能不说有此思想认识上的根源。
三、经济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决定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但很多人不从这一显见的事实出发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却单纯地、片面地大讲“人道”，强调文化的决定作用，以为这样就天下太平，可以吸引投资，创造财富，实在不免有些天真、过于理想化。在国际关系中，一切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活动都是有经济背景的，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告别演说中说得简洁明快：“我们相信，要实现持久和平，只能靠实力而不能靠我们对手的善意。”不能说总统先生信仰马列，却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运动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不仅适用于它被发现的年代，也同样适用于今天。何新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因为他“发现它的确是观察和分析复杂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这是真信马列，真行马列。
以上三点是立场和方法上颇值得取法的地方。以我个人的粗糙领会，作者在方法上还有两点偏颇之处：
第一，在比较中国与世界（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时，较多强调了中国的优势和未来，而过多地注重了世界经济的困境和现实。这种比较，不太严密，可能导致对国内经济形势的过于乐观。
第二，这种不严密的原因，大概在于作者对国内的问题不能全面地加以把握，尤其在如何启动内部活力，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一基本问题上，尚有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就方法而言，在于不能突出我们自身形成什么样的合理的经济运作机制这个决定性的内部因素，而偏向于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这个外因。如果不将问题的重心放在内部，则理论的阐明易流于空洞。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点、至少是这两点偏颇，与其说是苛责于作者（限于谈话的形式和主题不可能面面俱到，或侧重点不同）的，毋宁说是自己作为读者应该注意的。
（作者二十七岁，硕士研究生）
对《谈话录》的两点不同意见
陕西师范大学 王军旗
近日拜读《谈话录》一文，颇受启发。有些问题谈得比较深刻，有些问题有待于补充和深化，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一、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
何新同志谈到，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将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把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现在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世界中发生。
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已经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失效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相距甚远的。实际上，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并不是指工人的生活状况越来越恶化，而是就劳动隶属于资本和资本家剥削劳动力这一点而言的。我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缺乏生产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而且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生活资料，不能按照客观必要的标准维持和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无疑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大大增加，并拥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但是，这“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马恩全集》第23卷第678页）蓝领工人的减少，白领工人的增加只能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消失的理由。
二、关于所谓生产过剩问题
何新同志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都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而造成低效率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对于中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已经过剩。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应当把经济过热与生产力发展速度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性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而且即使在当前，我国的生产力也不是发展得太快了。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只能从经济过热上找原因。一是投资饥渴、重复建设，导致结构失衡、效益滑坡；二是消费基金膨胀，引起涨价冲动，滥发奖金和实物。这两个方面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只追求发展速度，不讲求经济效益。其结果并未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恰恰浪费了资源。
第二，导致我国目前的市场疲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治理整顿的政策效应，1988年抢购风的滞后效应和消费者买涨不买落的心理效应等因素外，社会分配不公和生产单位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原因。目前的疲软只是结构性的疲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依然如旧。其基本依据是：（1）推迟购买力实现的因素仍在增强。到1989年底，全国城乡居民结余购买力达7000余亿元，各种债务1000多亿元，再加上应付的利息，总量推迟消费基金近万亿元，相当于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25%。（2）从1990年开始，以后五六年内每年需还债350亿元至450亿元。（3）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比例严重失调，据预测，企业缺乏流动资金3000亿元左右。
（作者31岁，硕士研究生）
安定团结实在太重要了（节选）
北京大学本科生 巩建党
何新同志的《谈话录》中，内容虽是经济问题，但我认为他的立足点是在谈世界未来的政治结构，尤其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对立制度从经济上进行的剖析，使我们不难看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矛盾的尖锐性及不可调和性日益明显，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于中国，在这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甚至是决定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的斗争中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前提，那就是：中国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这一点在现今的中国实在太重要了。动乱给中国人造成的创伤太多了，中国几次闯入世界强国之林的机会都在动乱中丧失，难道我们失去的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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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单行本出版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1990年12月11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单行本中何新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若干注释。单行本每册0.75元，外地邮购另加10%邮寄费。团体订购将予优惠，请与本报理论部联系。电话：5091360 5092660。
199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第5版（理论）
专栏：读者纵论世界大势
国际风云变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归宿（节选）
南京金融专科学校 郭宏之
现在已经是1991年，“奔向二十一世纪”不再是一种理想性的鼓动口号，而已成为一种现实。在这样的时刻读到何新同志的《谈话录》和人民日报开辟的《读者纵论世界大势》专栏的若干文章，不仅觉得耳目一新，更觉得正当其时。读后，感触颇深，不吐不快。
感触之一，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我们应培养一种观大略的气度。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西方一些社会分析方法不断涌入，在力图弥补过去只注重定性分析的弊端时，定量分析却又走向新的弊端，人们的眼光局限在数据、事例等现象的比较分析认识上，结果是“剪不断，理还乱”。何新等同志的见解之所以高出一筹，关键是重新振起了一种观大略的气度，一种自觉把握历史规律的气魄。
纵观当今世界，雅尔塔体系的结束，绝不意味着世界的安定和公正，在多极化格局之下，弱小国家将更易受到操纵和欺侮，过去由两霸讨价还价的局面，代之以群雄争食，穷国人民之间或穷国之间如不紧密团结，落后将更趋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埋头苦干，才大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日渐富裕，世界的穷人才有奔头。
感触之二，在国际风云变幻，各种信号频繁甚至相互抵触，面临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推销，我们应该掌握一种最根本的分析原则——利益原则。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大肆鼓吹“自由、民主、人权”，其出发点绝不可能是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利益。经济决定政治，意识形态背后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利益关系。作为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著书立说，都必须要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紧紧相连，这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点，就很容易被某些包装得十分精巧的西方货色迷惑，甚至变得天真——一种十分高级的天真，以为人性至上，乃至消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鸿沟，如此则必然上当，甚至不自觉或自觉地走向人民利益的反面。
一切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仅是我们看世界想未来的根本方法，更是解决当今大学生深层次思想问题的根本方法。仅仅局限在意识形态范围而不深入到物质利益、阶级利益的根本点上，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何新同志的《谈话录》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有益的震动。
感触之三，坚定的爱国主义不仅要有对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真切了解，更必须有缜密正确的理性思维。读《谈话录》和《读者纵论世界大势》，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志之情扑面而来，感人至深，因为这种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感性皈依感，更是一种理性的使命感。不了解中国国情不可能爱国，了解后没有正确的思想，同样可能误国，甚至害国。一段时期的“忧患意识”泛滥，失去了正确方向，背离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是情绪化，便是反动化。爱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但这种光荣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一种招摇的幌子，干着报答外国主子的丑事，以至出现了一些败类“精英”。知识多并不意味着更会爱国，知识分子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谈话录》和《读者纵论世界大势》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爱国，怎样爱国，具有极大的启迪。
感触之四，《谈话录》虽是个人之作，但却适逢其时，具有某种必然性。开放之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哲学思潮，走马灯式地在中国大地轮番上演，又匆匆落幕，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经过“文革”禁闭之后，几乎是饥不择食了。几番咀嚼，几番风雨，普遍感到西方的东西明显地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一些小圈子里时髦，成为象牙之塔的变种，必然短命。极少数人不对自己的理论发生怀疑，而是对现实产生逆动，其结局是被历史所抛弃。然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探索，在沉思，在寻找新的思想出路，寻找中国的发展之路。……………………
经过否定之否定，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再次钻研起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分析新形势，研究新问题。《谈话录》和《读者纵论世界大势》的若干生气勃勃的文章，正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必然结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勃勃生机，并能够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发挥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也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一切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作者32岁，哲学讲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