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们一去不返_风闻

三次分配与被左右的命运

劳荣枝们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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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螃蟹 X 乔治王

1996 年，南昌。歌舞厅坐台女陈佳，把一名男子带到了自己临时租住的出租屋。男子刚一进门，一把刀就抵了上来。

拿刀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子，是坐台女陈佳的男友，他这样说道：“给家里打电话要钱，不然就杀了你！”

在二人的逼迫下，这位被仙人跳的男子熊启义抓起了电话，但他拨的，却是 110。看着肉票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耍花样，八字胡二话没说，一刀结果了熊启义的性命。之后，这对雌雄大盗搜出了死者身上的钥匙，男女二人合力，对尸体进行了肢解。

碎尸块被集中处理，一半塞进了出租屋内的旧冰箱，一半被装进一个黑色的大旅行袋内。7 月 29 日傍晚，八字胡拎着装满碎尸块的旅行袋，来到了死者家楼下，神色自如地向路人打听熊启义住在几楼。

晚上 8 点多，这个穷凶极恶的男人站在了 601 室门外。他掏出白天从尸体身上摸出来的钥匙，从容地打开了房门。

此时，家里只有熊启义的妻子和她三岁的女儿。进屋后，八字胡走到了女人跟前，将旅行袋倒提起来，里面的碎尸块被他一块块地抖落在熊妻面前，并告诉她：这是你老公。

女人当场吓懵了，将家里的 20 多万现金全都拿了出来。但这些钱没能保住这个女人和女儿的性命。八字胡先杀了母亲，接着又把哭闹的孩子也杀了。再然后，他将屋里的劳力士表、手机等财物洗劫一空，离开了案发现场。

整个 90 年代，都被这些穷凶极恶之徒杀人夺命的恐怖阴云笼罩，各种泯灭人性的大案惨案层出不穷，许多出租车的副驾驶都坐着彪形大汉压车，以防被劫杀。

因为在当时，要想驱散这些阴云，侦破一起命案并不容易。熊启义一家被灭门后，南昌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在得知男主人当日去过歌舞厅后，他们走访了全市的坐台小姐，最终只找到了“陈佳”在工作单位留下的假身份证。

线索断了。

那时还是无芯片、无防伪的第一代身份证，黑市上买卖假身份证十分普遍。在没有人脸识别，DNA 技术尚未普及的 90 年代，一张假的身份证，让犯罪分子的真实身份难以确认。即使是真的，全国身份证信息也没有联网。在落后的刑侦技术限制下，一起案件，一旦跨了市，除非公安部督办，否则就很难再追查下去了。

与此同时，却是犯罪分子的机动性被大幅提高。铁路系统开始完善，而火车票还不需要实名制。只要买得起票，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坐火车或汽车，去到另一座城市，再找一家旅馆住下。在刚刚过去的 80 年代，要想住店，还得拿着推荐信。而现在，只需用笔填个登记表。

这对穷凶极恶的雌雄大盗，在南昌犯案后，很快就拿着假身份信息，坐火车逃窜去了温州，继续犯案。

打一枪换个地儿，再弄张假身份证。整个 90 年代，无奈地成了犯罪分子的黄金时代。从 1993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0 日，短短 40 天，一位神秘的“黑衣人”足迹踏遍成都、西安、洛阳、东莞……七省11市，行程数千公里。在各地的招待所内，这位黑衣人连杀16人。这起充分利用了时间差的连环杀人案，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南旅馆杀人案。

而近年来被抓捕归案的逃犯，能制造出轰动效果的，犯罪年代大多也都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比如前几年才被缉拿归案的白银案凶手，高承勇。从 1988 年到 2002 年的 14 年间，入室奸杀女性 11 人，最小的只有 8 岁。大多数受害人生前被捅数十刀，不少人死后乳房、双手等身体器官被割掉。

而文章开始提到的那对雌雄大盗，女方“陈佳”的真名，正是近期家喻户晓，逃亡 20 年的蛇蝎美人，劳荣枝。那个八字胡男友，便是 90 年代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魔，法子英。

造就了劳荣枝们和那个时代的，除了当时受限的 DNA 技术、实名制、身份证信息联网、摄像头这些不利于办案的外部技术条件外，里面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是分配模式的转型。

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共有过三次分配模式的转型。而每次的转型，都意味着一场社会剧变。新与旧，对与错，守旧还是发展，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转型期内像海浪般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地剧烈碰撞，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它都始终冲刷着我们每一个人，左右了你我的宿命。

01：一次分配

1977 年冬天，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高考恢复了。

自隋唐科举起，数千来，读书一直都是底层通往上游的主要通道。时隔十年，这一通道被再次打开。1977 年冬和 1978 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 1160 万人。

在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有 1000 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 60 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借由高考，赶上这班时代浪潮的 1000 多万人，命运就此改写。

一次分配又叫初次分配，它只讲效率。谁创造价值的效率更高，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高考的作用，正是筛选出能创造更高效率的人。

高考恢复一年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 家农户在一间破草屋里开了一场秘密会议，签了一份实施“包田到户”的协议，从原先的“大锅饭”改为自负盈亏。很快，在总设计师的支持下，这些人不仅没被处分，这种模式还被推广到全国。除了农村，城市里的国企也开始获得经营自主权。再一年，中央批准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建立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来了。

新政策带来的种种改动，都是为了筛选出创造更高效率的人。就像高考一样，这些时代下的天选之子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大的机会。

“只要胆子大就能赚钱。1981 年 5 月，我跟我哥哥、老村支书三个人，每人出 500 元，凑了 1500 元，买来设备办蜡烛厂。家属在后方做蜡烛，我们三个男人出去跑销售，一箱蜡烛能赚几块钱，这在当时是大钱。当年 10 月，我们三人又到处借钱，每人出资 3000 元，招工办了个服装厂。这两家工厂，让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着浙江最富村之称的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现任党委书记邵钦祥这样说道。

只要胆子大，即使你没有参加高考的知识储备，也能通过下海经商，完成阶级跨越。70 年代全民下乡，80 年代全民经商。在改革初期，要成为富人，要求其实并不高。

浪潮之下，部分人被浪花推到了先前不敢想象的高处，而海面之下，是那些原本遵循着旧系统“大锅饭”规则的人，也被不可避免地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时间来到一次分配更加彻底的 90 年代。原先还未完全脱离“大锅饭”模式的国企迎来了下岗潮。生存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对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这种稀缺带来的影响：我饿过肚子，我知道饿的感觉是什么。富人什么感觉？我没概念。我只关心，下一顿饭在哪儿。

稀缺，让人不可避免地变得短视，关于人生，关于未来，都不知该如何规划：他们不会去下海经商，他们需要的，是被安排。

换而言之，摆在整个社会眼前的，不是一群壮志凌云，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人，而是等着被安排的，一张张等饭吃的嘴。

普通人只想有口饭吃，而那些天选之子，已经用起了大哥大，开上了小轿车。枪打出头鸟，他们成为了用最原始的野蛮方式掠夺生存资源的天生犯罪者的目标。法子英落网后，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只是为了搞钱。当警察向他喊话：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一样珍贵。他从容地说道：

“说句难听的，你一个月才多少工资？”

犯罪分子有了目标的同时，恰巧又遇上了无限宽松的犯罪环境：只看效率的一次分配，让人往钱多的地方去。而为了刺激人口流动，铁路系统完善、实名制被延后、住店落脚的身份核实被放松，以及，未跟上这些变化的落后刑侦技术。

1997 年春节期间，在河北周边犯下多起案件的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因为当地警察及军队提高了戒备，选择流窜到千里迢迢的新疆作案。前文提过，在当时，购买火车票还不需要实名制。在火车站，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 X 光检测线。但旅客身上是不需要检查的。白宝山利用了这点，将携带的自动步枪藏在了身上的羽绒服，顺利过了安检。

就这样，携带着用来做案的 81 式自动步枪，和用来住店登记的假身份信息，他顺利踏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向着后来震惊世界的‘8.19’特大抢劫杀人案的案发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进发。

8 月 19 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和在服刑期间认识的另一刑满释放人吴子明早早就来到这里蹲点。他们先掏出枪，压满子弹。然后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退到了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着猎物进场。

20 分钟后，视野里出现了两个送上门来的羔羊：一老一少，提着包，走到了一根电线杆旁边后，这两人突然蹲了下来：他们竟打开了提包，当街旁若无人地数起了钱。而在他们身后，两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干的穷凶极恶之徒，也在心里帮他们数着钱。没过多久，白宝山心里有了数：老人包里大概装着 50 万的现金，年轻人包里大概能有 80 万左右的现金。

100 多万人民币的现金。这放在今天，仍然充满着诱惑力，更别说在那个争当万元户的 90 年代。机不可失，就像港片里演的那样，白宝山当街提着步枪，走了过去。在距年长者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老人的后背开了当天的第一枪。

老人当场就被打死。

吴子明接着朝年轻人开了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惊魂未定的年轻人立刻提起包，朝边疆宾馆里跑去。穷追不舍的白宝山提着枪，边跑边连放两枪，打倒了正在值班的宾馆保安。吴子明则赶紧把老人装钱的包背在了自己身上。最后，白宝山将那个无路可逃的年轻人，打死在了宾馆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把那个装着 80 万巨款的格包背在肩上。

接着，他右手持枪，继续连续开枪，往先前就踩好点的一个墙豁口逃入新疆大学的一片树林里。这片用来掩瞒赃款和做案工具的树林，距离边疆宾馆只有 905 米。但白宝山走到那儿却花了 20 多分钟：在此期间，为了顺利逃入树林，他先后共开 14 枪，打死 7 人，打伤 5 人。均是无辜路人。

这起案件轰动全国，一路上报到了中央。但有着北京、新疆两地，上万警力资源做支撑，侦查工作还是陷入了困境：案发现场取到白的脚印只有 41 码，刑侦人员就此判断他的身高不高。但直到落网后，所有人才发现，白宝山的个子有一米八，他只是天生一副小脚。

此外，白宝山一案中，最重要的跟进线索是枪支种类的来源鉴定，新疆地区坚持认为是 56 式自动步枪，但实际上却是 81 式自动步枪。这方面始终在走弯路，因为他们鉴定枪支的方法，即使放在当时，都已经是过时了……

就此，几条线索都断了。

而白宝山的事迹还有一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刑满释放后，因为坐过牢，他找不到工作，也上不了户口。在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电视作品中，这成了他报复社会的原因之一。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监狱的在押犯中，再犯罪人员平均占到了 17% 以上，其中刑满释放人员第一年重新犯罪的比例占 48%，第二年占 32%，第三年占 19%。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至今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 90 年代赫赫有名的杀人魔，如前文提过的法子英、有着“重庆一流悍匪”之称的胡道平、以及白宝山，均是有着犯罪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

即使是今天，刑满释放人员该如何重新融入社会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在只注重一次分配，一心发展经济的当时，根本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

02:二次分配

青岛北山公园有一个乒乓球球友圈，2017 年 3 月 18 日，这批由退休老人组成的球友们组织了一次聚餐。圈里的球友们都来了，唯独缺了陈正林。菜上齐后，每人先抽了一支烟，接着用筷子蘸一点酒洒在地上。

那天，是陈正林的头七。

七天前，这位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老人，投海自杀了。他的衣物被海水冲去了附近沙滩，唯一能辨认身份的东西是裤兜里那张写了名字的红纸——那是某次参加保健品会议时，留下的姓名牌。

在他人生的最后四个年头里，买了近 10 万元的无用保健品。发觉受骗后，他在遗书中写道“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和麻烦”，然后选择了自杀。

对陈正林来说，10 万块，是一笔大数目。退休后，陈正林离开老家信阳，来到青岛帮女儿带孩子。此后，他断断续续做过保安，月工资最高 1700 元，每年自费缴纳养老保险金。生活拮据的他最大乐趣，便是在闲暇时，来到北山公园，跟这些球友们打几场乒乓球。

来这儿打球的，大多都是退休老人。与此同时，专挑老年人下手的诈骗犯们，也盯上了这块地方。

比你更懂爸妈的，是骗子。一天，陈正林和妻子正在锻炼，一个自称王笑笑的姑娘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叫陈正林“叔”，叫他妻子“姨”。她自称是一家名叫向尚的保健品公司员工，问了他们是哪里人后，向他们要了家庭住址和电话。

故事开始向着熟悉的剧情发展。没过几天，陈正林接到了王笑笑的电话，“叔，你们在家不，我来看看你们”。这样的登门拜访不止一次，而这个名叫王笑笑的陌生人每次上门都不会空手，要么提个西瓜，要么带上一小蓝鸡蛋，给老人们送上伴手礼。

很快，王笑笑开始邀请陈正林夫妇去“开会”领礼品。陈正林夫妇不知道的是，一旦去开会了，他们就陷入了骗子们精心设计的“杀猪盘”。

在会上，台上的主持人老人的病情不断带动着气氛，向这些老年人贩卖着焦虑，放大老年人常见的症状，说这是病。台下又安插了拖，只要有一位老人购买了他们在会上宣传的保健品，主持人立马对着麦克风大喊，“恭喜这位姨／叔抢到了两盒”。

而此时，台下王笑笑这些销售员往往都会跟陈正林这些客户说专家认证过，再不买，就抢不到了。

据向尚的前员工透露，这些所谓的“教授”，有的只是路边随便找的体育老师。而那些给老人诊断的“护士”，都是向尚人事部的员工。

陈正林拒绝了第一次的推销。因为他身体向来硬朗，有球友还打趣道，你咋从来不生病？但王笑笑并没有放弃。之前做的功课，足以让她拿下这单。

“叔叔行了，咱这单子你就签了吧，你看我为你服务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是为了你健康好，成为我们公司的高级会员，以后还能跟这些叔叔阿姨一起玩”。

就像现在的杀猪盘，在环环相扣的攻势下，“好说话”的陈正林按王笑笑的建议，瞒着家人，四年内，掏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

2017 年 3 月 11 日，在女儿家带孩子的陈正林对妻子说道，自己要回出租屋吃午饭。妻子让他就在这儿吃。陈正林拒绝了，临走前吐露了一句“顺便找向尚算账”。妻子想陪他一起去，陈正林再次拒绝了，说自己一会就回来。

根据街道监控显示，陈正林中午十二点多从家里出发，往海的方向去了。

据《2019 年中老年反欺诈白皮书》显示，中老年已成为诈骗受害人群的主体，越来越多的陈正林悲剧诞生了。

骗术在不断升级。

借助网络，诈骗的形式，变得更加纷杂多样，连年轻人都无法招架： 还记得几年前的高考考生徐玉玉吗？骗子声称有笔助学金要发给她。徐玉玉一步步进入骗子的圈套，转过去 9900 元父亲辛苦打工挣来的学费。发现被骗后，报完警的徐玉玉伤心到猝死在了回家的路上。一个穷苦人家的大学生，生命就此终结。

诈骗为什么愈演愈烈？我们可以从开头说到的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的转型上找到线索。

在中国，诈骗是有地域特征的。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就电信网络新型诈骗问题召开会议，并将全国诈骗的版图公开于众。这是第一次揭开年“产值”数以百亿计的电信网络诈骗地域化问题。

以上几个地区都位于福建，被称为“诈骗之乡”：而夺取徐玉玉生命的骗子，正是来自地图上的安溪。

犯罪地域化，远不仅限于诈骗。除了“诈骗之乡”，还有“假鞋之乡”、“制毒之乡”……因为这些地方名头太响，有经验的警察几乎能在第一时间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盗窃沿街店铺的就找东北人；高档轿车被盗，首先排查是不是有河北献县的人来了本市；能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

犯罪从单打独特逐渐地域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正是只注重效率的一次分配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资本越密集的地方，城市发展的效率就越高。在一次分配只看效率的政策下，这些天选之城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资金、基建网络、劳动力。而其他地区就像被榨干了的躯壳，东三省黑吉辽的 985 大学生只会背上行囊住进北京的地下室当北漂；过去还出现了“环江西高铁网”、“环江西经济带“这类让江西老表们欲哭无泪、具有黑色幽默的新名词。

一次分配下，有蒸蒸日上的深圳，也有与世隔绝的大凉山。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高效创造价值的技能，而在被榨干的本地，又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上升渠道，犯罪之乡应运而生。

犯罪之乡的诞生，是在推动社会发展实行的一次分配原则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就在于二次分配。

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二次分配也可以叫再分配。它注重公平，简单来说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哪怕大家都穷得响叮当了，只要大家都一样，就是合理的。恢复高考之前的大锅饭，就是典型的二次分配。

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倒车回去吃大锅饭。任何时候，一边倒式的一次分配或二次分配都会冒出问题，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二者的结合。也就是政府报告常出现的：注重效率，兼顾公平。

在法子英被处决的 1999 年，教育部出台了一份名叫《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文件。这份文件提出，到 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 15%。

2006 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

2011 年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比两年前，2009 年 1196 元的标准提高了 92%。

让更多人找到工作、让农民有饭吃、让穷人能活下来……这一切，都是在贯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二次分配与一次分配相结合政策。

1992 年，总设计师在南方谈话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现在，钟表的指针已经走到了这个时候。

**03：**三次分配

2001 年，一家韩国游戏开发商带着一款“二流游戏”，找到上海市动画协会，寻求推广。这款“二流游戏”，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传奇》。协会的朋友推荐给了陈天桥。当时中国的游戏行业还属于蛮荒状态。面对这个送上门来的新机遇，陈天桥选择掏出 30 万美金的全部家底，买下了这款游戏的代理。他要赌一把。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2001 年 9 月，《传奇》公测。两个月后，在线人数突破 40 万，游戏开始收费。第二年，这款风靡全国的游戏，想给《传奇》充值却买不到充值卡的玩家直接冲到了公司大门。陈天桥每天净赚 100 万。

年仅 31 岁的陈天桥凭借 90 亿的资产，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至今无人打破这个记录。

与财富同时到来的，是疾病。2004 年的一天，陈天桥坐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在飞机上，他突然感到胸部剧痛。误以为是心脏病发作的他，在飞机落地后连忙前往医院。医生却告诉他，心脏没有问题，剧痛的原因是惊恐症。

当天下午，这位最年轻的首富独自坐在北京的一张长凳上，产生了不再做生意的想法。

“压力太大，太痛苦。”

2009 年，盛大游戏上市，创下了当年美国最大的 IPO 融资规模。而陈天桥的健康状况却再次告急。最严重时，他头晕目眩甚至无法移动。

“当你躺着时，你就不能坐着。当你坐着时，你就不能起来。你无法呼吸。”

在妻子的劝说下，陈天桥决定隐退，出售了大量股份，举家迁往新加坡，并辞去了董事长职位。

退出公司事务后，陈天桥从自己的个人财富中拿出了 10 亿美元，并决定每年至少捐出 1 亿美金，用来资助人脑研究：这些钱，全捐给了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在内的美国高校。

陈天桥夫妇的举动，正是目前国内所缺失的三次分配。而这种缺失就像深水鱼雷，甚至没被人察觉。

我们先总结一下一次和二次分配的理论：

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进行的分配，目的是筛选出有效率的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再分配，先富带后富；

但仍有一次和二次分配都没有覆盖到的情况。比如陈天桥的脑科学研究，注定了是投入大，短期没有回报，甚至有生之年不见得能落地的投资。但它给未来解决抑郁症、帕金森、老年痴呆这些病症带来希望。

这些事需要有人做，却很少有人会去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靠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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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它以慈善为最终目的，以投资及商业的形式，通过专业的风险投资机构和分析工具，让这笔捐款能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利他也利己。而不是直接粗暴地给穷人分钱。

现阶段我们对慈善的理解还非常狭隘，慈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慈善本身。许多企业家做慈善，是为了避税、公关、建立政府关系的手段……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当下看得到的回报所进行的利益交换。

而纯粹的慈善会被视作冤大头，更不用说以道德的力量来推动分配。陈天桥跑到美国研究人脑，比尔盖茨在北美解决非洲的疟疾问题，这些三次分配的例子，都跟现在的我国无关。

法子英、白宝山、电信诈骗、地域犯罪……随着二次分配走上时代舞台，它们终成为过去。但同样就像上世纪的二次分配，时至今日，是尚未进入公众视野的三次分配被完全忽视。这就像个循环，又像一颗计时炸弹，不知未来会以何种形式引爆，又将把我们推向何处。

04：结局

1997 年 9 月 5 日，距白宝山在边疆宾馆连杀数人，抢走 140 万现金才过去不到一个月。当天傍晚，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晚上 7 点左右，他们又来到了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

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 8 月 25 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

白宝山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说道：“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

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

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白宝山放弃了反抗的念头。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

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半年后，白宝山被执行枪决。

1999 年 12 月 28 日，距离千禧年还剩两天，此时已捉拿归案的法子英同样被执行枪决。虽然劳荣枝逃了 20 年，但在处决枪响的那一刻，属于白宝山、法子英、劳荣枝们的时代，就已随着枪声，以一粒不起眼的尘埃形态，化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