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部划出红线：如履薄冰的语言类节目与说唱电音_风闻

文 | Mia

“加强内容审核，突出监管重点，对音乐节庆类演出活动，重点对电音类、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核把关，配合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演出现场的监督检查，防范人群踩踏等安全事故……对沉浸式演出活动，要加强演出全流程审核……对小剧场演出活动，要重点加强脱口秀、相声、以及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审核和现场监督。”

12月5日，文旅部研究起草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加强对说唱、沉浸式演出、脱口秀、相声等节目审核。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社交媒体被相关热议所占据。其中“允许在全国范围设立外商独资的演出经纪机构”这一点引起了注意，而大部分担忧是，监管加强会矫枉过正吗，这些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节目演出生存空间是否会立刻受到挤压，长期来看，此类节目和娱乐品类的长远发展是否会受限？还有一部分疑虑是，户外真人秀的监管红线将何时划出？

作为此前张云雷被曝出对京剧表演前辈张火丁“砸挂风波”发酵的后续，先是人民网等官媒发声，措辞严厉：“公怒之下，留给张云雷道歉甚至上台表演的时间，可能真的不多了。”在张云雷道歉后，人民网评论表示，希望涉事艺人能真正做到道歉信中所说的“学好德做好艺”。 多米诺骨牌被连续推倒，随之而来的是文旅部这一纸通知，其中专门将“相声类”列出，包括相声、脱口秀、话剧等在内的整个语言类节目受到波及。

从谨小慎微到更谨小慎微的语言类、说唱类综艺们

“一直都很小心翼翼。”虽然通知中为加强监管的语言类节目加上了一个前提“小剧场演出活动”，为“电音类及说唱类节目”加上了一个前提“音乐节庆类演出活动”，监管利剑主要指向了线下小剧场演出、Live house、音乐节等，还未直接指向网综台综，但显然，红线已经划出，脱口秀、说唱、相声等相关网综和台综也不可避免地以此为戒，会受到一定影响。在咨询综艺从业者时，他们给出的答案便是这一句。

这些节目并没有被直接叫停，此刻，《中国新说唱2020》的海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不过，趋势便是此后会越来越严。“之前我们自己都会内部审核的，不过以后审核上肯定会更加严格。”曾经担任过《中国新说唱2019》分组执行导演的小A表示。

而语言类综艺、说唱类综艺“一直以来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也并非毫无缘由。毕竟，同生存在“限古令”阴影下的古装剧一样，上述综艺一直是潜在高危区。嘻哈转入地下之后，《中国有嘻哈》第二季也更名为《中国新说唱》，更加强调正能量。

国内脱口秀节目一直受到欧美脱口秀模式影响较大，例如《吐槽大会》灵感来源于美国的《喜剧中心吐槽大会》，而欧美脱口秀的主要特点便是仰赖于嘉宾的临场发挥，对政治社会问题随意毒舌、百无禁忌，而这显然不符合国情。早年间，不少具有价值输出属性的语言类节目因未能转变意识，而“祸从口出”、触碰监管雷区。

2017年6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具体地批评了网综中的乱象：“坚决摒弃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和无节操的垃圾，无情鞭挞挑战道德底线、践踏社会良知的行为，自觉抵制过度商业化、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

同年，《铿锵三人行》《金星秀》《举杯呵呵呵》《见字如面2》《火星情报局3》等一批热度较高的语言类综艺被下架或停播，原因基本都与价值观输出有关。《吐槽大会》因“太污”被下架整改，《奇葩说》某一期因涉及“LGBT人士出柜”等敏感话题被下架整改，《姐姐好饿》被下架的原因则是“过度亲密肢体接触”。

从近年来热播的语言类节目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类是《圆桌派》《十三邀》这类带有人文属性，知识分子视角的严肃类访谈节目，相对娱乐性风险较低，但需注意社会类话题；一类是《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语言文化类节目，较为符合政策导向；一类是《奇葩说》等辩论节目，以及《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周六夜现场》等脱口秀节目，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共同特点是具有较强的价值观碰撞，容易引发社会热议和集体共情，嘉宾发言和议题选择尤须慎重；一类融入相声等垂直领域元素，或是尝试跨界，如《相声有新人》等相声节目，及《姐姐好饿》等加入美食元素的访谈节目，《真相吧花花万物》等加入消费元素的访谈节目，将是监管重点；一类是《超级演说家》等竞技类真人秀。

自2017年开始，许多语言类节目自发地强化自我审查机制，抵制过度娱乐化趋势，向市场和监管妥协，也令此类节目不再“犀利搞笑”，走向“不痛不痒”，略显尴尬。同样地，之前因规模体量较小未引起监管层注意，而“自由发挥”的小剧场演出，此前产生了一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输出，经过“张云雷事件”和此次通知后，今后也必然强化自我审查意识，而这势必以创作中的部分自由度及娱乐性为交换代价。在正确价值观导向和观众娱乐体验间如何取舍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线下音乐节演出：监查、反监查与“反反监查”

另外，在最新通知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提出“对音乐节庆类演出活动，重点对电音类、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核把关，配合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演出现场的监督检查”，这一点明确地指向了音乐节、Live house以及电音、说唱类演出。

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街区的说唱乐记录着底层者的愤怒和勇敢，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说唱歌手们久贫乍富、阶层上升之后的炫富，物化女性，混迹于街头的匪帮暴力等糟粕。在嘻哈元年到来之后，其糟粕也部分影响到了中国说唱歌手们，而这些也显然与国内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

去年，嘻哈转入地下之后，说唱演出迎来了最强监管，包括国内歌手以及来华演出的外籍歌手。“说唱一直是最难的，半个脏字儿都不能有。通知之后，报批难度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曾在MAO Live house工作多年、最近成立了自家音乐演出经纪公司，参与多次音乐节筹备的资深经理人七七表示，“北京和上海的审核模式不一样，北京是需要向文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交10首歌的MP3，上海市需要提交10首歌的视频，都需要提供双语歌词，相对来说，北京比上海更难，大部分场馆都不能报批的。同时也要看特殊时段，北京十一之前，上海G20之前审批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说唱歌手们悄悄地“反监查”。他们在歌里运用英语中丰富的俚语、暗语隐晦地表达着原意。例如俚语“whip”在英语说唱中有豪车之意，“ice”代表着钻石珠宝，“ball”代表着有种，“ho”代表着妞。

与此相应地，文广局的“反反监查”也随之升级。“文广从2018年开始，招了不少海归留学生，对一些有可能不那么和谐的歌词，比如涉及到LGBT的，或者比较低俗的，或者有政治寓意的，都特别懂。”

在北京获得音乐节审批一直尤为困难。2015年，北京的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宣布因为各种原因停办。即便今年麦田音乐节等能够顺利举办，但安保也极度严苛，比如保安会不断驱赶坐在地上看演出的乐迷们要求“站着”，以防止事故发生。近两年来，北京也没再举办过迷笛音乐节，大型户外音乐节外迁，乐迷们纷纷赶往太湖。

虽然随着《即刻电音》上线，腾讯、网易纷纷入局开设电音厂牌，2019年号称电音元年到来，但实际上多个电音音乐节也难以落地，去年ULTRA北京站临时延期，最终宣布在工体三家夜店举办，而ULTRA上海站直接取消。

显然，在此次通知之后，政策尺度将进一步收紧，音乐节演出审批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戴着镣铐跳舞”或许是国内文娱从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乐声已变，他们能跳好这支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