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福斯特：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起源、实质与影响_风闻

J.B.福斯特：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起源、实质与影响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作者：  J.B.福斯特 新自由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但是统治阶级却否定其现实存在，更不要说承认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了。本文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解释了其存在目的，并详述了其出现后的一系列后果，最后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文章认为，相对于主张经济自由并让监督它的国家为其划定范围的自由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市场自由是国家进行组织和治理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国家被嵌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国家失去了传统的监管职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愿，从而使资本主义成为绝对的资本主义，也加速世界走向毁灭。未来人类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始一场旨在保护地球的长期生态革命，以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满足公共需求的世界。这就是21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

法国诗人C.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1864年写道：“魔鬼最聪明的诡计就是让你相信他并不存在!” 我想说的是，这也适用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鬼把戏就是假装自己不存在。尽管新自由主义已被广泛认为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但掌权者却很少提及该词。2005年，《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了一篇名为《新自由主义？它不存在》的文章。

在这个邪恶的诡计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甚至噩梦般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与垄断金融资本崛起相关联的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工程，其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将国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因此，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愿，从而削弱了自身保证社会再生产的传统角色，只剩下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作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无非是创造一个绝对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极端的人类行为和严重的生态破坏。

一、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新自由主义概念产生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不过它只在近些年才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首先出现于1920年代早期。它的出现不仅是由于自由主义几乎在欧洲全境崩溃的原因，而且是为了回应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红色维也纳”的发展。新自由主义首先出现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L.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三部著作中：即《民族、国家和经济》（1919）、《社会主义》（1922）和《自由主义》（1927）。米塞斯的思想很快被认为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离经叛道，紧接着奥地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M.阿德勒（Max Adler）在1921年创造了“新自由主义”这一专业术语。1923年，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受到了另一位天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H.鲍尔（Helene Bauer）的尖锐批评；1924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A.缪斯尔（Alfred Meusel）为R.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主编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的文章，文章也对米塞斯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更激烈的批判。

对于缪斯尔和鲍尔来说，米塞斯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新自由主义是为“流动资本”或金融资本时代而设计的新学说，而米塞斯是这一学说“忠实的仆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资本集中、国家服从市场以及公开的资本主义社会管控制度的正当性。对于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缪斯尔写道，以“无情的激进主义为特征，它（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单一的准则来理解社会的一切现象”。对竞争原则绝对地位的任何挑战都被米塞斯描述为“破坏主义”（Destructionism），并被等同于社会主义。

在《自由主义》中，米塞斯明确区分了“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平等，而后者则完全拒绝了平等（除了机会平等）。米塞斯主张“消费者的民主”，认为消费者主导着社会的生产。他写道，就民主而言，“自由竞争已经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米塞斯对他的年轻追随者F.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产生了巨大影响。哈耶克最初被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所吸引，并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米塞斯私人研讨会。他们同样憎恶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红色维也纳”。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应英国早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L.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邀请，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在纳粹接管前，米塞斯曾担任奥地利法西斯总理（独裁者）E.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经济顾问。在《自由主义》中，米塞斯宣称：“不可否认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旨在建立独裁统治的类似右翼运动都充满了善意，正是因为它们的介入才暂时保存了欧洲文明。法西斯主义因此而为自己赢得的功绩将永垂史册。”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他移居瑞士，然后来到美国，在纽约大学任教。

二、《大转型》的颠倒1944年，在公开出版的《大转型》中，K.波兰尼（Karl Polanyi）已经开始批评自我调节市场的神话。当时，盟军的胜利已成定局，战后西方秩序的本质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波兰尼的批评源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为“红色维也纳”所作的辩护，当时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阿德勒和O.鲍威尔（Otto Bauer）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米塞斯、哈耶克和其他右翼人士的观点。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解释说，新自由主义计划是将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经济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波兰尼的这本书问世时的背景是，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注定失败，而“大转型”则代表着国家对经济监管的胜利，当时J.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被公认为是主张国家经济政策的代表性人物，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所熟知的凯恩斯时代。

然而，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更深层次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1938年，就在二战爆发前，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沃尔特·李普曼座谈会（The 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这是在主流知识分子中建立资本主义国际的第一步。当时，“新自由主义”一词被一些参与者明确采用，但后来被抛弃。毫无疑问，这与20世纪20年代它刚出现就受到激烈批判有关。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方案在战后又被重新提起。1947年，就在波兰尼的《大转型》出版三年后，蒙特佩勒林学会（Mont Pèlerin Society）成立了，它后来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一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阵地。除了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M.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G.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之外，著名的化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疯狂的冷战鼓吹者——K.波兰尼的弟弟M.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也是成立大会的重要参与者。

凯恩斯主义主导了二战后的头25年，有人将这段时期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经济停滞首次表现为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从正统经济学中淡出。新自由主义以货币主义和供给侧经济学的名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然后经过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普遍重组，创造了一个由市场决定的国家和社会。有位关键人物几乎在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那一刻，就抓住了它的精髓，他就是M.福柯（Michel Foucault）。1979年，他在法国学院的演讲《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此进行了广泛分析。在他看来，国家不再是像亚当•斯密所解释的那样为保护财产，甚至不再是像马克思解释的那样为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充当执行者。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积极将市场原则也即资本主义竞争逻辑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吞没了国家本身：

【“新自由主义不是接受一种为国家所界定并在其监督下所维持的一种自由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的起初做法是这样的，而是将这种做法倒转过来，将自由市场视为国家的组织和治理原则……换言之，国家受市场的监督而不是市场受国家的监督。”】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当前新自由主义中的重要之处和关键之处进行定位。我们不应当被迷惑，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它是形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经济之旧有形式的复苏和复发，而自由经济的旧有形式之所以现在被资本主义重新激活，既与它的无能和危机有关，也与一些或多或少的地方性和决定性的政治目标有关。目前，所有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由于这样还是那样的原因都不信任这样有缺陷的国家，那么问题确实就是要弄清楚一种市场经济是否可以充当后者的原则、样式和范式。”】

简言之，福柯宣称：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全面行使政治权力。”】

新自由主义所关心的目标就是“社会政策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干预不是为了对抗由制度产生的影响，而是通过干预促进市场制度向社会各个角落延伸。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对自我调节和扩大市场的承诺，甚至连社会和国家本身都不能脱离于这种市场。垄断和寡头垄断不再被认为是违反竞争原则的行为，而仅仅是竞争本身的表现。福柯认为，也许区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强调一种虚构的平等交换，而后者认为原则在于自由竞争，也即拥抱垄断权力和巨大的不平等，而非平等交换。

福柯认为，随着公共社保等社会福利的消亡，国家的社会再生产角色被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个人通过对其可支配资产的操作来规避风险”，这避免了个人在不受国家的保护时成为大企业的猎物。这一转变的结果是，私有化金融资产进一步增长，而这些资产是被极少数人所垄断的。

这样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系统性的尝试，它希望通过引入一种由国家按照市场原则而推进的“市场对社会的一般调节”方式，来解决资本发展的障碍，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特性”将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原则，须臾不可脱离。即使是经济危机，也只能被看作是进一步拓展市场逻辑的必要信号。

梅伦（Craig A. Medlen）的《自由现金、资本积累与不平等》是在P.巴兰（Paul A. Baran）和P.斯威兹（Paul M. Sweezy）的《垄断资本》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新自由主义。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经济活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界线”发生了转变。现在毫无疑问的是，这条界线的转变已经对国家不利，除了军事部门之外，国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的空间几乎为零，而且通过越来越多的财政和货币行为来补贴市场和资本亏空。

因此，当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再度出现时，它就好比是经济危机时期的机会主义病毒。凯恩斯主义危机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过剩资本吸纳或过度积累问题等现象的日益加剧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重组首先是以货币主义和供给侧经济学的形式出现在这种环境下，然后随着整个系统的金融化而演变成当前的形式，系统的金融化本身就是对经济停滞的一种回应。随着产能过剩和投资停滞的加剧，新自由主义又发明了新的金融工具来吸收资金，导致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入金融业，金融泡沫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解决潜在的经济停滞问题。与二战后的其他时段不同的是，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后的10年，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从未超过80%，而这一利用率远不能有效地刺激投资。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20世纪垄断资本向21世纪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这一点，在信贷和债务的爆炸式增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不时发生金融危机，信贷和债务仍在金融体系内实现了制度化，从而诞生了一种用于积聚财富的全新金融架构。通过全球劳工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的这种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金融技术控制的数字化系统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所有这一切在全球化的金融化和价值捕获过程中达到顶峰，而主导其发展的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顶端的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

国家作为人民主权和社会保护工具的作用日益削弱，从而引发自由民主的危机。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加上大多数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处境恶化等，已经引起了人们普遍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总体上仍无法得到充分表达。资本对这种不稳定局势的反应是试图动员大量反动的中下阶层来反对中上阶层和工人阶级（特别是通过向移民发动种族主义攻击），并使国家成为外在于市场的敌人。D.哈维（David Harvey）最近将这一策略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正在发展的“联合”。

三、绝对的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制度的失败在福柯的解释中，新自由主义既远离凯恩斯主义，也远离自由放任主义。正如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国家之所以说是一个干预主义而非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是一个受市场支配的经济秩序的化身，它关注的是该秩序的延续并将其拓展到整个社会。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相关方面并不奉行干预主义的话，那么它在将商品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所有其他方面时就体现出了更多的干预主义，如在教育、社保、人际交往、医疗保险和生存环境等方面。

在这种理想化的、经过重组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国家是市场的化身，只有在它代表价值法则的时候才是至高无上的，用哈耶克的话说，价值法则实际上等同于“法治”。按照福柯的说法，哈耶克所说的“法治”就是指实施“与国家方案完全相反的正式经济立法”。其目的是建立“游戏规则”，防止任何偏离商品交换或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的行为，同时将这些关系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国家则成为市场霸权的最终保障。福柯认为，这一原则在M.波兰尼的《自由的逻辑》一书中得到了最明确的阐述：

【“现有自发的管理秩序就是管理经济生活中的自发秩序……而法律制度所要形成和执行的是生产和分配体系正常运行必须遵守的规则。”】

因此，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即阶级—财产形式的至高无上性，受到一种商品化的法律规则的保护。“新利维坦”失去了在以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它不再是凌驾于商品交易领域之外的力量而只能服从并执行市场的逻辑。福柯认为，这就是M.韦伯（Max Weber）的理性法律秩序，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将国家内的经济关系强加于个人。与此同时，国家被赋予通过垄断合法使用武力以维持这种新私有化秩序的职责。

A.博斯（Abraham Bosse）为T.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所作的著名前言，描绘了个体如何将由其自身组成的主权移交给君主。今天会不会出现一个理性的法律巨人，他披着由公司内部结构组成的外衣，取代大众进行决策。主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将不再是一手握权杖一手握剑，而是一只手握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最初是为了保障奴隶的权利，但后来变成了公司人格的基础），另一只手握巡航导弹。新自由主义的“利维坦”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单一功能、遵循单一市场逻辑的国家，仅从这些方面来看，它是绝对的，代表着一种绝对主义的资本主义。

当然，绝对的资本主义并非没有矛盾，其中五个方面的矛盾最为突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再生产和环境。它们共同引发了一系列普遍的系统性问题。分析这种经济危机最好的方式是从马克思批判资本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从经济上讲，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结构性产物，如今这种资本通过商品链在全球运作，由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控制，这些总部控制着国际资本流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验证了这种新的绝对的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过度积累和停滞仍然是该体系的核心经济矛盾，由它而产生的企业兼并和金融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然而，这一系列现象只会使21世纪的资本主义头重脚轻，加剧早已存在的长期失衡和危机倾向。

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是指全球劳工套利和商品链体系，它们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垄断相结合。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系统地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南北之间的工资差别大于其生产力差别，也就是说，它利用了世界上南方新兴经济体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事实，使自身成为了当今全球供应链和价值捕获体系的基础。这些国际经济条件标志着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出现，而新帝国主义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全球不平等、不稳定和斗争。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而变得更糟，战争有可能扩大甚至扩大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国家和市场的一种新的协作方式，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日益服从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国家的众多部门，如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机制等，都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而是受金融资本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人民越来越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不相容的实体。这就形成了超级富豪之下的三个主要社会阶层（中上阶层、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中心的社会框架中，中上阶层主要由专业技术阶层构成，他们对任何有损政府形象的抨击都深表怀疑，因为他们的地位不仅依赖其经济阶层，还取决于维护其政治权利的一般制度。相比之下，中下阶层主要由小企业主、中层管理人员、公司白领和销售人员等组成（尤其是白人、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和原教旨主义宗教群体），他们通常反政府、反资本主义，怀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认为，国家偏袒他们的两个主要敌人：中上阶层和工人阶级，前者被认为直接受益于国家，后者则被视为因种族因素而不断获利。中下阶层包括C.W.米尔斯（Charles W. Mills）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备军”。在危机时期，当捍卫资本主义利益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时候，富人就动员他们的后备军，而这些后备军本身就代表着社会中极不稳定的因素。工人阶级大体上是美国人群中收入最低的60%，他们是最受压迫、最多样化的人群，因此也是分化最严重的人群，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资本的敌人。

与过去一样，今天资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工人阶级。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由工人阶级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外围国家，情况都是如此。当他们能够与其他下层阶级结合，成为由工人领导的联合体的一部分时（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是99%”的真正含义），工人阶级就是最强大的。

问题在于，剩下的1%发现自己似乎没有政治基础，而政治基础对于继续新自由主义即绝对的资本主义的事业来说是必要的。因此，从美国特朗普到巴西J.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种微妙关联性，他们是想让这个体系的后备力量发挥作用，他们的目标都是争取白人、农村人、宗教人士、民族主义的下层中产阶层来支持资本家，组成一支政治意识形态的军队。但这充满了与右翼民粹主义相关联的危险，威胁甚至终结自由民主国家。

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种族、社区和阶级矛盾构成了主要危机，这些危机已经超越了在工作场所进行剥削的狭窄范围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结构之中，包括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家庭、社区、教育、卫生系统、通信、交通等。对社会再生产场所的破坏，加上工作条件的恶化，使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谋杀”卷土重来，这些年来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的预期寿命缩短就是明证。正是在这些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贫穷女性化、种族资本主义、无家可归、城市社区衰败、移居开发、金融掠夺和生态退化等各种问题都显现出来，进而带来了阶级、种族、社会再生产以及环境等各方面的斗争。如今，作为对绝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回应，这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了一起。

绝对的资本主义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是目前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且最为严重的矛盾，这也引出了21世纪人类与地球关系中的“死亡螺旋”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改革，很快就被环境污染所取代。在绝对的资本主义中，绝对、抽象的价值占主导地位。在一个以金融财富为核心的体系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直接联系被割裂。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地球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迅速扩大的裂痕。

四、毁灭还是革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米塞斯用破坏主义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五卷用了整整50页来论述这个问题。他写道，“社会主义不是建设，而是破坏。破坏是它的本质。”在米塞斯看来，破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把现有条件消耗到极致而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而他所理解的未来存在于资本积累之中。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才是米塞斯所痛斥的那种绝对破坏主义的典型。虽然技术变革继续推进，但资本积累（投资）却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收入及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全世界的工人都在经历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物质条件的下降；人类的居住地，整个地球正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绝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而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却是最恶劣的剥削、征用、浪费和掠夺形式。

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力量将很快侵蚀工业文明，威胁到人类生存。在当今年轻一代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其中许多最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殖民时期的爱尔兰所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地球面临的危机。在这里，“灭绝”（Extermination）一词最恰如其分。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1846年后的英国资本家随着爱尔兰大饥荒和《谷物法》的废除被卷入了“一场消灭佃农的残忍战争”，爱尔兰大量依靠种植土豆自食其力的农民“被碾得粉身碎骨”。爱尔兰的土壤养分随爱尔兰谷物一起出口且不计回报地来满足英国工业的需要。因此，大饥荒之后的几十年被恩格斯称为“灭绝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在这里使用的“灭绝”一词，在当时有两个相关的含义：驱逐和消灭。“灭绝”就这样总结了当时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可怕状况。

19世纪中期爱尔兰问题的根源是与殖民制度相关的“更为严重的代谢性裂痕”。1846年以后，负责给土地施肥的贫苦农民逐渐被赶出农场甚至被消灭，整个脆弱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了。这又刺激了进一步的清场、驱逐农民、整顿农场，以及为满足英国肉类消费而用牧场取代耕地。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所说，爱尔兰农民面临着“毁灭还是革命”（ruin or revolution）的抉择。

今天，类似的情况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各地自给自足的农民发现自己的生存条件受到全球帝国主义势力的破坏。此外，生态破坏已不再限于土壤，而是扩大到包括气候在内的整个地球系统，使地球上的人类普遍受到威胁，并加深了处于最脆弱环境下人们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E.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撰写了著名的“关于毁灭的注释——文明的最后阶段”，分析了地球上的核威胁和环境威胁。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几亿甚至上亿的人群之中，21世纪受到生态、经济和军事/帝国等物质破坏的威胁，已不再是秘密。无数的物种现在处于灭绝的边缘。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导致工业文明本身面临崩溃，就连世界银行也表示，当今缓解气候问题迫在眉睫，需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因此，过去R.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口号，“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现在看来还不够充分，而应该用“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毁灭主义”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毁灭还是革命”来取代。

这种新自由主义对绝对的资本主义的推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世界走向毁灭或破坏。在这种破坏过程中，资本家和国家前所未有地勾结在了一起。但是人类仍然有一个选择：开始一场保护地球的长期生态革命，去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满足公共需求的世界。这就是21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

【作者：J.B.福斯特（John B.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译者：卢地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