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清澈的眼睛——写完入党培养人意见后想说的话_风闻

         几天前，2016级思政专业的林、张、李三位同学要我当她们的入党培养联系人。 

         从本科到研究生，不是当团支部书记，就是当党支部组织委员，因此，参与发展新党员工作，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多少次了。

         但今年有些特别：我的党龄，到今年就整整有20年了——大概相当于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些女孩子的年龄。

         看着那几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写下培养人意见的时候，我想起了许多年以前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读到的，保尔请求托卡列夫当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签下自己姓名之后，望着那位经历了战火考验的眼神坚定的年轻人，对他说： 

“孩子，相信你是不会教我这个老头子失望的。”

         郭小川在《青纱帐-甘蔗林》中这样写道：

“老战士还不曾衰老，新战士已经成长：

          我们的人哪，总是那样胆大、心细、性子刚； 

          老一代还健步如飞，新一代又紧紧跟上：

         我们的人哪，总是那样胸宽、气壮、眼睛亮。”

        这几位都是各方面表现很出色，得到老师和同学们一致好评的同学，培养和推荐她们加入组织，我感到欣慰、自豪、光荣。

        相信她们能够理解这些话的含义，能够理解按照程序写给组织的那些推荐语的后面，也有一位到今年党龄整整20年的共产党员的情感和期望：

         20年来，因为自己觉悟、能力的限制，我为党做的工作非常少。我自然要继续努力，同时，也希望由我推荐加入组织的这些新同志用实际行动为党做出更大的成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算是我作出的贡献吧。

         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有一个纯属个人的提议：

         我希望这几位同学有空的时候去看我推荐过的一部拍摄于1982年的电影《赤橙黄绿青蓝紫》，或者读读它改编自的小说原著。  

          因为，它讲了一位和大家差不多的年轻党员怎样实践中经受考验，历练成长的故事。

          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是方舒扮演的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解净。

          她在文革期间入了党，还被提拔到炼钢厂的厂办当了干部，担任了宣传科副科长。文革结束之后，她这种那期间提拔起来的搞政工的干部被当做“极左”路线的代表，受到了工人们的冷遇。  

          这一切让她的人生信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于是她要求离开厂办，到基层的运输队去工作，在实践中重新证明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

         但俗话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运输队的人走南闯北，什么场面没见过，哪儿是一个小姑娘压得住的。在运输队期间，以司机刘思佳、何顺等为首的一帮玩世不恭的青年工人，屡次制造事端，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出难题：

          刘思佳、何顺和她开车执行运输任务，何顺以教她开车为名对她动手动脚，解净拼命反抗。刘、何就把她甩在荒郊野外，幸亏暗恋刘思佳的女司机叶芳（左上穿白衣抽烟的姑娘）听说此事，开车把她接了回来；  

          炼钢厂夜班生产需要运输队出车运泡花碱，解净不会开车，只能夜里骑着自行车到何顺家（他是值班司机）求他加个班出趟车。何顺却流里流气地对她说：“要我出车可以，但我有个条件，得要个姑娘陪我睡。”

          这明显又是故意要占解净便宜，解净被气得跑回厂里哭，又被急着要泡花碱的值班厂长打电话痛骂运输队白吃饭不干活儿。  

           解净急得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再到何顺家，豁出姑娘家的一张脸不要，对何顺说：  

         “好！你那条件我可以答应！不过，我要上厂里的广播站，把你这条件好好宣传宣传！我吃亏要吃在明处！我还要把你爸你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都叫醒来，让他们也听听你这条件！”

           何顺这才被她镇住，勉强出了车去运泡花碱。  

           然而运输队最难对付的刺儿头，还是那个自恃技术好，有思想，把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的王牌司机刘思佳…….  

          当年解净的入党介绍人，是炼钢厂的党委书记，老干部祝同康。那时的小解，给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沙发上，他和解净谈过多少次心。做为一个老年人，—个多年做党的工作的干部，和这样的女孩子谈心，真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她思想纯洁到不能再纯洁了，就象一个透明的物体，从里到外—切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能够把自己—切最隐秘思想活动都和盘托出来，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多么可贵。她可以每天向党组织交一份思想汇报，而且那不是为了谄媚讨好，不是单纯向组织表示靠拢的形式，她的每一份思想汇报都是真诚的思想检查。在她的心里，党委书记就是党，就是给了她政治生命的父亲。她对政治生命比对自己的肉体更看重。那天她宣誓入党回来，哭了，哭得非常真诚，有感激，有惭愧。党在她的心里是那样崇高，那样伟大，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容易地成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员。她这样两手空空地走进来，好象对不起党，亵渎了党的尊严。他摸着她的头，眼睛发潮，他对党也有过这种感情。她单纯得令人感动，令人起敬，任何人和她在—起，都会从她身上照出自己心里的肮脏，看见自己身上的市侩习气，不自觉地想变得好一点。祝同康不止一次的感叹过，如果人人都象她这样，世界就有救了。”

           然而此时的祝同康又十分担心：  

“过分的单纯会使她吃亏，甚至是吃大亏．他愿意她永远保持—个纯洁的灵魂，但从爱护她的角度出发，他又希望她快点复杂起来，快点认识这个世界和人生，因为太单纯的灵魂只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已却有害无益。他的身份又妨碍他能如实地把世界真正的面目告诉她。再说他也不愿意伤害她心灵里对党怀有的这种美好的感情。她也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成熟，什么是圆滑？人成熟了，是不是就变得又圆又滑了？他的解答连自己都不满意。他终于长时间地在她面前扮演了党的化身的形象，像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处处保护着她，把她由秘书提拔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始终没有让她离开自己的身边。在他眼里，解净是个德才兼备，最标准，最理想的好姑娘。“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是老干部，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解净是“文革牌”的新干部，而且是摇笔杆搞宣传的，由接班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处处吃白眼。她脸上那种纯真可爱的笑容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她突然长大了十岁，一下子成熟了。她主动要求下车间去当工人。祝同康一再安慰她，说她不是“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干部，和’四人帮”也没有联系，决不会撤掉她的职务。她以前单纯得厉害，现在又固执得可伯。祝同康怕她神经上出毛病，最后答应了。但考虑到她对车间的生产不太熟悉，到基层去也吃不消，就把她派到汽车运输队，反正就是管五十多辆汽车，装货卸货呗。祝同康原想叫她当副书记．她死活不当政工干部。小小年纪，本来是吃政治饭的，一下子反而对搞政治伤透心了，汽车队的队长田国福又不大得力，祝同康就同意派解净去当了副队长。现在看这一招是对呢，还是错?祝同康有些后悔了，—个女孩子怎么改造得了汽车队，把她派到那样一个嘎喳子、琉璃球聚集的地方，岂不是把她毁了吗？”

          应该说，祝书记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其实，我们这些老师看着那些清澈的眼睛毕业离校，从此之后去独立地面对纷纭的世事，复杂的人心，纠结的利益，以及种种压力和诱惑的时候，心里也有同样的担忧。  

          特别是我们思政专业的同学，所学所想，所言所行，乃至于所面临的误解、排挤和其它微妙复杂的处境，和这位搞政治工作出身的解净同志，真是很相像的。  

          这里我想多说两句：

          解净同志所面临的困境，是文革之后一代人共同的困境，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就完全走出了这个困境：

          文革的结束，以及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客观上导致了我们的上几代人所信守并不惜流血牺牲去践行和捍卫的那些理想、原则、主义，都遭到了最全面、最激烈的质疑和批判，在很多人心目中甚至遭到了颠覆和毁灭。

           解净这样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年轻干部，更是不得不直接面对和承受这个残酷的撕裂，面对自己今天说的话必须和昨天完全相反，以致于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不再有人相信，自己的一切热情，一切成绩都变得荒谬可笑的现实。

           那么，我们的解净同志那水晶一样的心，最后到底是被这残酷而混乱的现实污染得乱七八糟了，还是被这坚硬而沉重的现实撞击得四分五裂了？她到底能不能走出困境，又是如何走出的呢？  

           解净虽然是一个品质极为单纯的姑娘，但从小说对她的上述描写来看，她决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她虽然无论在大形势（政治不再挂帅，政工干部不再吃香了）还是小环境（受尽身边工人的嘲弄欺侮）中，都内外交困，痛苦不堪，但始终相信自己的那些基本信念是没有错的，错的是自己以前只是把上级所说的一切东西当作教条，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并生硬地灌输给别人。

她认识到：即使是没有错的基本信念，因为和很多其它的不那么健康的东西长期掺杂在一起，也是需要反思，需要重新辨析，重新建立的。

而她直觉到：这个反思和重建，需要离开有人“教导”她、庇护她的那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自己不得不重新开始独立思考，独立检验自己过往的一切想法和为人处世的方式的地方去，让自己接受“再教育”。

          实际上，在这里我们惊讶地发现：

  我们的解净同志这个思路，竟然和毛主席当年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谋而合。

她从厂办主动申请来到基层运输队，毋宁说就是在完成一次小规模的“上山下乡”或者说“自我下放”。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作者蒋子龙，以及《工厂姑娘》的作者陈国凯、《秋天里的春天》的原作者张弦等八十年代的“改革作家”、“伤痕作家”，都是以反思和批判文革而闻名的，然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又恰恰是文革的“遗嘱执行人”。

           八十年代，蒋子龙的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在歌颂改革者的同时，也写出了“物质刺激代替政治挂帅”带来的新的——或许是更严重的——问题。

          在《招风耳！招风耳！》中，他借着主人公某厂锻造工段党支部书记华胜贵的心声，这样描写了当时工人的心理状态：

             说这些有什么用?人嘛，都是贱骨肉，前些年一分钱的奖不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家都提心吊胆，规规矩矩地干活。这两年一折跟头，开头是不要空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把大把发奖金，发着发着没钱了，又想往回缩。这一缩不要紧，思想工作丢了，钱也白赔了。就象抽白面的上了瘾，不长好毛病，少抽一口鼻涕哈拉子全下来了。不给钱不干，给钱也不干了！

          陈国凯的《工厂姑娘》则写出了在文革后以“加强管理”为名重新形成的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中，化工厂领导作威作福，任意玷污女工，不关心污水处理车间工人身体健康，甚至故意不改善污水车间的环境，以便将劳动条件极差，极容易得病的污水处理车间作为不愿顺从他的女工的“流放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张弦的《未亡人》（1985年改编为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写到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市委书记的年轻遗孀周良蕙，在和子女一起被打成“反革命家属”的岁月里，得到了一位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邮递员的关心和帮助，两人产生了深挚的爱情。

         然而，文革结束后，周良蕙恢复了以前的“尊贵”的市委书记夫人身份，并被委以要职，周围的领导、同事、朋友都认为她和那位邮递员“身份悬殊”，不能再在一起了。就连周良蕙的女儿兰兰，当年得急性肺炎，被邮递员紧急送往医院才救回一命，也坚决反对母亲和这位她当年一口一个“叔叔”叫得最亲，如今重新当上了“小姐”就直呼其名的邮递员结婚。

         周良蕙茫然了。

         茫然的不止她一个人：

         文革据说没有平等地对待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然而正是在那时，周良蕙和邮递员之间的身份差距被抹平了，他们可以在患难中真心相爱；

         而文革结束之后，在某种重新恢复的三六九等的划分中，大多数百姓得到的到底是更平等还是更不平等的对待呢？

        至于崇洋媚外、拜金主义、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则几乎是这些作家共同的批判所向了。

        事实上，他们所揭露和批判的这些，也正是文革的本意所要反对的东西——这些作品本身就证明在文革结束之后，这些东西沉渣泛起，不能不引起每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的警觉、义愤，也不能不让人问一句：

        为什么？

        所以，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有许多作者决不愿意真的堕入历史虚无主义，不愿意堕入西方意识形态彀中，而是在顽强地探索着怎样既能否定文革的错误，又能保持初心和信念，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正当性。

蒋子龙笔下的这位解净同志，其实在精神谱系上，就是我在《巴山夜雨》里写到的那位文革后期的“革命小将”刘文英同志的性格在八十年代的继续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好好发掘这样一条曾经被我们忽略的线索——这与批判文革的错误，与推动改革开放并不矛盾，而且正符合总书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的指示精神。

         这个问题让我们以后继续探讨吧——同学们会发现，这看似和你们距离很远，但其实会是你们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足迹，永远对应着前辈某一个阶段足迹的延长线。

         还是说回到那位苦恼不已的解净同志。

         如果让我给些建议的话，我会对这位三天两头碰壁的解净同志说，一名共产党员要真正做到成长、成熟，要做到这么几点：  

         1.理想信念要坚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孤立的时候，越是受误解、排挤以至于打击的时候，就越要坚定；

2.在工作上要有过硬的本领，说得好永远不如干得好令人信服；

3.要尊重领导，但不要忘记，尊重领导最终是为了服务群众（如果你是老师，你的“群众”就是学生）；

4.要有尊严，但不要故意摆架子；要有个性，但不要处处都只顾自己表现。磊落真诚，不要害怕在群众面前暴露自己的缺点——有缺点，咱们就改；有不会，咱们就学；

5.学会做人的工作：要尊重和理解人，要善于在对方不知不觉中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洞察他的思想和性格，明了用什么样的钥匙开什么样的锁——一切理论不管多么宏大、深刻，它的说服力、感染力、引导力，最终都是靠人对人的工作实现的。 

         其它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讲了，是推荐同学们观影或者读书，请大家自行搜索这部影片，去看这位比大家大不了几岁的解净同志是怎么做的，并写下你的思考和领悟吧。  

        组织上入党，有一个日期；思想上入党，实践中达标，那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入了党，就意味着我们在和党一起，回答着人民出给我们的一张永远不能停笔的考卷。 

        而那张卷子前面，会有你更加成熟的身影，和依然清澈的眼睛。

         解净在影片里走出了困境，但其实现实中的解净同志们，恐怕还远远没有走出来——一个巨大的、伟大的国家，在信仰几近破灭之余，要将它重建，是多么艰难。

         但她走了下去，而且正在走着；

         而她的身后，或者身边，已经出现了我们，又出现了你们。

         让我们和解净同志一起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