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安徽？_风闻

在当今中国，好像只有评选哪个省最没存在感的时候，安徽才有那么一点存在感。

安徽存在感之低，和兄弟省份江西堪称难兄难弟。

4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主题下，大江南北各显神通：沿海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只有安徽却远远的站在聚光灯之外，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寂寞的守着江淮大地。

这很不合理。

居国之中的安徽，上关江山社稷，中连诗酒风流，下牵黎明百姓，既是地理分野地，又是文化大熔炉。

论经济，安徽虽然在长三角吊车尾，但放眼全国来看不算穷，起码比很多中西部兄弟省份强不少；论人文，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各占胜场，“徽”之一字，可以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大名片；论人才，江浙出人才有口皆知，殊不知安徽一点不差。安徽人才之多灿若星汉，古代不用多说，近代就有李鸿章、段祺瑞、胡适之、陈独秀、戴安澜等一大批杰出人物。解放以来，政界、军界、商界的安徽人更是数不胜数。古往今来，论人杰地灵，安徽算得上无出其右。

这么一看，安徽简直精彩的不得了，风云于此际会，人文于此闪耀，商业于此兴旺，革命于此燃烧，改革于此开启，创新于此融汇。

问题是，如此精彩的安徽为什么越走越寂寞，越走越透明？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三个中国

十多年前，一位从中央退下来的老领导来广东考察，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间谈到面对偌大中国各省市参次不齐的现状，执政者的应对方略时，我放胆妄言：“如何在中国这么广袤的地域上实现有效治理？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难题。历朝历代的优秀执政者，其内在逻辑往往趋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这种逻辑总结为‘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首先就要宰执天下。三个中国划分的方式，从古至今可能不同，但划分的思路概莫能外。

对于执政者来说，关键、敏感中国和无所谓中国的区别，就是心腹之患和肘腋之患的区别。

什么叫关键中国？比如说北京、上海、广东、江浙，或是首善之区，或是国际都会，或是开放前沿，最起码也是钱粮大省，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都是执政者时时刻刻关注，必要时亲自抓的地方，这叫关键中国。

什么叫敏感中国？比如新疆、西藏，虽然地处边陲，但涉及到我国的核心利益，战略地位很高，这也是执政者高度重视的区域。这种地方的干部，身膺封疆重寄，非得能力与魄力并重的干将不可。

什么叫无所谓中国？我的老家贵州就是一个。不能说不重要，但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总之过得去。从用人角度而言，是过渡人、检验人、锻炼人的地方。”

当时老领导对“三个中国”的说法非常感兴趣，一定要深入聊聊，可惜我俗事缠身，只好约下次见面细谈。没想到短短两年不到，斯人已经驾鹤西去，音信杳然，但他的好学、博闻和宽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区域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无所谓中国”也有轻重之分。在大旅游、大数据、大扶贫的加持下，贵州的未来一片光明。但总有一些长期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的区域，可谓“无所谓中国”里的翘楚，比如安徽。

忆江南

说出来很多人不信，安徽也曾是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是个很特殊的名词，我们在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往往用“江南”来形容，江南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除了文化属性外，江南还曾经有过政治属性。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强大的省份。不仅是钱粮大省，更是风流俊赏、冠盖如云，在朝为官者也堪称全国之冠，可以说一个省占据整个中国的半壁江山。这个省就是江南。

安徽凤阳的朱皇帝夺天下后，在中国的东海边画了一个圈，就是江南省，也称南直隶。江南既是京畿重镇，也是龙兴之地，可以说是明朝的“关键中国”。江南省每年上缴赋税占了明朝总赋税的三分之一，每年参加科考的人才，也有一半来自江南省。

然而地域广袤、物华天宝既是优点，也同样会坏事。随着王权更迭，清朝建立，江南就从“关键中国”变成了“敏感中国”。对于江山甫定、内忧外患的清庭来说，江南省是重大的政治隐患。

一方面，江南省离京师较远，再加上地域广大，清廷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江南省的赋税在清王朝的总赋税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之多。江南不稳，则国家不稳。另一方面，富裕的江南省很容易诞生一方诸侯，如果谁拥江南而自立，朝廷根本难以对付。所以把江南省一分为二自然是当政者的首选。

清康熙六年，江南省被拆分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后，“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而**“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江苏和安徽因此而来。

康熙这一刀，没有采用划江（淮）而治的横向切法，而是跨江一刀，纵向把江南劈成了两半，导致江苏和安徽，都横跨了淮北、江淮和长江以南三大地貌区，从而有效的消除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朝廷固然是安全了，但却苦了安徽，如果说江南省是整块丰美的火腿，一刀割开后，最好的五花肉给了江苏，剩下的才是安徽。肥瘦之间，高下立见，本是同根生的江苏与安徽，从此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江苏既有沿海之利，又有运河之便，在“关键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安徽则委屈的沦为“无所谓中国”。

康熙切的固然粗暴，当年朱元璋捏的也很简单，基于政治因素考虑的分分合合，让安徽内部山头分立，淮北、皖中、皖南就像三个省，其方言、风俗、发展程度乃至饮食都大相径庭。

由此观之，安徽的存在感弱很正常，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

黄河流域的省份，认同感相对强烈，齐鲁、燕赵、中原、三晋、三秦、甘陇，行政板块就是文化板块，而且两三千年前就已经定型了，各有疆界，传承至今。

而像安徽这样因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则自然没什么认同感可言。先有一拍两散，后有三家分皖，堂堂安徽省甚至没有“安徽话”，有人说吴侬软语，有人操北方官话，不同地域的人最好用普通话交流。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和淮北人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认同感弱点再正常不过。

如果说黄河流域的省份像一块坚硬硌牙的石头饼，安徽就像一盆大锅饭，你是土豆，我是白菜，他是萝卜，相互不搭界，食材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安徽这口大锅里，土豆对锅哪有什么认同感？

怀故人

谈及我和安徽的缘分，我的故交曹征海先生不得不提。

2012年，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的曹征海先生委托智纲智库进行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那也是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安徽。

80年代，我在新华社内蒙分社做记者时，接触到了一个神奇的组织，叫做内蒙党委研究室战略组，挂靠在省委研究室下面。在内蒙这样偏僻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前沿的组织存在，我也就此认识了这批战略研究处的年轻俊杰。他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的内蒙古籍子弟，郭凡生和曹征海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那时候曹征海年仅25岁，也是内蒙最年轻的处级干部，真是风华正茂。

当时的中国，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经济发展跟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学界引入了梯度推移理论，即整个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可行的，也是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只有沿海先发展了才能带动中部，中部带动西部，这就叫梯度推移理论。而这帮内蒙战略研究处的年轻人们天不怕地不怕，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自然资源转换、金三角、劳动股份制等等，一时风头正劲。

当时我采访完他们以后就很感慨，精神可嘉，但是学术不能太情绪化，毕竟规律比人强，但这帮人的热情和激情还是让我印象很深。

郭凡生后来下海创业，成为中国互联网时代早期的风云人物。另外一个就是曹征海，没想到阔别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又一次碰面。我已经成立了智纲智库，而他官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市长。大家偶然相遇之后，他很兴奋地一把就拽住我说，希望我们帮助呼伦贝尔做战略。我还开玩笑说，20多年前我当记者采访你的时候，你们是中国第一家做战略的，为什么现在还请我们做战略呢？

他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王老师啊，正因为我是做战略的，我才知道战略的重要性，正因为是做战略的，我才希望有一个第三方的智库来给我做战略，一个再好的医生也不能给自己开阑尾，这就是战略作为第三方的重要意义。”

后来我们一拍即合，那是2005年。我带着团队把整个呼伦贝尔全跑一遍，最后制定了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呼伦贝尔发展战略，他也严格地按照战略做。今天的呼伦贝尔经济与生态并重，游人如织，曹征海功不可没。

曹调任安徽后，与我们再续前缘，委托智纲智库进行整个安徽的文化产业战略策划，也就是在那一场策划途中，我跑遍了安徽全省。

曹征海是我见过的少见的有抱负、有远见也懂战略的官员，而且极其聪明。前些年突闻他因病早逝，着实令人扼腕。曹既是能吏，也是廉吏。一位久居高位的省部级干部，在病重赴美治疗时，甚至需要变卖房产才能凑足医疗费，各方面也是一省再省，一切从简，其寒酸可见一斑，人品也可见一斑。虽然天不假年，但我始终认为，造福一方，清风两袖的曹征海，才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真正楷模。

曹于安徽虽然仅是过客，但我还是希望通过这篇小文，聊作纪念。

风流皖南

从历史角度看，皖南、皖中、皖北分属不同行政区管辖的时间远超过它们同属一地的时间，其风物、人文各有气象，不能一概而论。

在某种意义上说，皖南是最传统的江南。

所谓安徽，即安庆府与徽州府各取一字得来。安庆是水陆码头，长江重镇，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桐城派发祥地；徽州虽然地处山区，却是“贾而好儒”的徽商故里，人文蔚盛，是支撑整个江南文脉的重要力量；

我去过徽州三次，每次感受各不相同。一入徽州，就能感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约十多年前，黄山市请我们做黄山发展战略。那次我在徽州流连许久，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我更看重的是徽州的人文底蕴和文脉流散。

中国现当代，有很多城市改过名字。湖北的荆州改荆沙，襄阳改襄樊，还有徽州改黄山，都是典型例子。当时为了借黄山的东风发展旅游，“徽州”被“黄山”取而代之，在这种吹糠见米的短期营销下，人们一步到位奔去看黄山，极大浪费了古徽州的韵味和价值。

这是典型的买椟还珠，且不说“徽文化”的内涵远超“黄山”，徽学被誉为是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就单“徽”之一字，已经深刻的烙印在文化基因中，是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IP。

有安无徽，这不仅仅是在符号化上的缺失，更是对徽州文化的极大打击，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行为。

如今襄樊和荆沙已经悄然退场，襄阳、樊城、荆州、沙市各归其位，徽州复名之事，也值得当局好好思考。

写徽州首先要讲徽商，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会，当下“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两句诗在网上火了起来，尤其受年轻人追捧。

这句话乍一看是在说徽州之景令人痴绝，魂牵梦绕。但其实并非如此。

这句诗出自汤显祖的《游黄山白岳不果》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大概意思是：我的朋友吴序可怜我的生活穷困潦倒，就劝我到黄山齐云山一带旅游，结果没有成行。

世人皆说想要发财，最好去黄山白岳一带去转转，第一黄白本身就是金银的颜色，讨个口彩；最重要的是黄山白岳一带，是富甲天下的徽商故地。而作者汤显祖自诩文人傲骨，所以他才说：我这一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像普通的人那样去追求钱财富贵，所以就是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徽州。

这样看就很清楚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并不是赞美徽州美景，甚至完全相反，反映了汤显祖对徽州商业文化的不屑。别人都到徽州求富贵，他却梦中也避徽州而不及。所以说这句诗各位朋友还是慎用。

徽州当地有个顺口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徽商的由来。

在外人看来，徽州是风景清绝之地，但对于徽州本地人来说，可谓是穷山恶水，由于生活压力太大，徽州人家往往在孩子十三四岁时就会送到外边做学徒，学不成不能归家，祸福就看各人造化。

尽管谋生艰难，但受中原文化衣冠南渡的影响，徽州风气历来崇文好儒，被称为东南邹鲁。在这片面积仅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在“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之前，徽州人普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完成基础教育后再外出闯荡。

因此日后徽商尽管大富大贵，但依旧重视读书，而且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徽商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风范。我在黟县曾看到一副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就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或许是徽商最高的精神追求了。

也许正是这种开明的心境，成就了徽商独特的最适合于当时封建文明的业态、业种以及他们特殊的商业模式。虽然人们批判地称之为“红顶商人”、“官商”，但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讲，辉煌一时的徽商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更奇妙的是， **“以文求仕，以仕保商，以商挣钱，以钱求文”的徽商价值观，形成深刻影响近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态。**如今时过境迁，徽商早以不复往日辉煌，金银气消散之后，留下的反而是高度的文明：

第一，徽商为中国建筑文化奠定了基调和格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已经成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符号。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很多建筑都借鉴了徽派建筑的元素。

第二，徽商在文化产品的挖掘上贡献非凡，文房四宝都与古徽州有关（宣笔、徽墨、宣纸、歙砚共称笔墨纸砚）。再比如说徽剧，其行头装扮和唱念做打，不输皇家气象，八大徽班进京演出，也成了京剧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人才辈出。徽州地处闭塞，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文明，因此要走出去。明清时，商贸首选当然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接下来是上海和苏州。

很多江浙的名人祖籍都在徽州，虽然祖辈把他们带到苏沪一带长大，但由于根在徽州，以及家族对程朱理学、传统教育、人格和家训的重视，才使得这些名人一生受益匪浅。

除了文化生态外，徽商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生态乃至城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于徽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无徽不成镇”，徽商与扬州的关系不用多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陈去病的《五石斋》中有这么一句话：“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可以说正是富可敌国的徽商，造就了烟花三月的扬州。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真理，文明最初都来源于田间地头和草莽，但其走向璀璨的路上，离不开王侯将相和豪商大贾的催熟，权力与金钱的本质，是高度的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是化育文明的必由之路，建筑、戏剧、美食、文学、莫不如是。

除扬州外，杭州和徽商关系同样很深。

徽州和杭州共饮一江水，渊源极深，黄金水路新安江从徽州过钱塘，流入大海，也连接起了徽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除了水路外，还有几乎是徽州人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徽杭古道。作为距离徽州人最近的淘金之地，杭州是徽商聚集的重要场所，历史上有无数的徽州人通过新安江水道来到杭州经商致学，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在杭州开启了他的政商传奇。

徽商从杭州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杭州，尤其化育了杭州的商业文明，今天浙商风行天下，其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徽商。

在当时黄山的策划中，我留下两句话：“云中仙境新黄山”，这只是上半场，更重要的是第二张牌，叫“梦里江南古徽州”。放眼今日之中国，文化密度之高，精度之强，元素之多，非徽州莫属也。徽州可以成为中国向全球营销自己时最具代表性的王牌。

除了徽州外，芜湖我也深入了解过。1999年前后，一个芜湖的市领导来找我，当时芜湖长江大桥即将建成通车，由此政府特地设立了一个长江大桥开发区，他们找我来做关于长江大桥开发区规划建设的策划，那也是我第一次对芜湖有了系统认识。

芜湖地区处于“吴头楚尾”、承东启西的过渡地带，很早即开始接受外来文化，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中心南移。以及近代西学东渐，这一地区的开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强、商业色彩也更浓。如果说徽州（今黄山）偏儒雅，芜湖就是典型的码头城市，江湖气重。芜湖自古以来就是货物的集散中心，无论是早期的茶城米市，到改革开放初年的傻子瓜子，电商新锐三只松鼠，还是“演而优则商”的赵薇，乃至坚称“自己没有梦想，只想成为人上人”的得到创始人罗振宇，芜湖的商业色彩自古浓厚。我和罗振宇也打过交道，平心而论这个老兄的确极其聪明，而且很有野心，关键是豁的出去，这些都符合优秀商人的准则。

除了商业发达外，芜湖也有文化底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也曾留寓芜湖，写了不少芜湖的人和事，如书中的范进、牛布衣等原型都出于芜湖。汤显祖的千古名作《牡丹亭》也是创作于此。今天的芜湖是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先锋，其GDP稳居安徽第二，潜力很大。

一路走来，我可以说踏遍皖南，包括安庆、铜陵、马鞍山、芜湖、宣城等，这一路恰好也是李白的“诗仙之路”。李白一生走遍名山大川，从仗剑去国到绝笔当涂，先后五次来到安徽，并最终在安徽主要是皖南度过晚年。

我小时候曾背过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描绘的“吴头楚尾”是我对于安徽的最初印象。

另外一首诗更加精彩。当时的泾县富户汪伦是李白的超级拥趸，听说李白游至安徽，邀请李白来做客。期间好吃好喝款待，秀才人情纸半张，李白想以诗相赠，却一直动不了笔，直到临别时船已离岸，李白还没有拿出作品。汪伦为人却是厚道，在桃花潭边一路踏歌送别，李白大腿一拍，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而这首《赠汪伦》却近乎打油诗，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实在算不上精致，但这种洒脱、直率脱口而出的情感，居然成了千古绝唱。天下比汪伦有钱、有权的人不知凡几，但这一首《赠汪伦》却成了中国人关于友情的坐标。

我曾专门去过桃花潭边发思古之幽情。文人难免落魄，江湖自有真情，安徽之于李白，四川之于杜甫，都是诗人苦难一生中最大的精神慰藉。

刚健皖北

讲完皖南，再讲讲皖北。

1997年我去了阜阳，十分惊讶，和水墨江南的徽州比，阜阳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阜阳市人口超千万，是安徽人口第一大市，也是外出务工人口第一大市。阜阳人从口音到饮食都深受河南的影响，个性比之河南感觉更精悍，但总的来说是彻底的北方人。

我在河南文中曾经讲到，**中国地域歧视的重灾区：****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和山东响马，这四块地区是彼此相连的。**这片区域统称黄淮海地区，也就是俗称的黄泛区，在周朝有明确记载以来的26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的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再到北的大循环摆动。其中决口、改道不计其数。

在非洲，尼罗河同样会定期泛滥，但尼罗河水带来的是肥沃的土地，并在此之上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而且埃及人为了在大水过后重新测量被淹没的自家土地，并且计算下一次泛滥的周期，从而衍生出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也被称作“尼罗河的赠礼”。

黄河与尼罗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含沙量，黄河洪水流经之处，土地被泥沙覆盖，良田成为盐碱地，让本来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了极度贫穷和社会动荡，“尼罗河的赠礼”在中国变成了“黄河的诅咒”。

但就是这块历经诅咒、饱受歧视的区域，却是中华文明的渊薮之一。

当年做安徽省文化产业战略时，我有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道家为何会起源于皖北？遗憾的是由于行程问题，我没能好好在亳州探访一番，直到日后又赴亳州，才补上这一课。

今天的亳州，已经很难看到过去黄泛区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这种不稳定和对命运的看淡，或许正是老庄思想的源头。

要知道，先秦诸子百家关心的几乎全都是人伦社会学的问题，极少有人关注自然，自然观、宇宙观、时空观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

古希腊第一哲人泰勒斯留给后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国第一圣贤孔子留给后人的是“仁义道德”，中西方文明从开端就走上了南辕北辙的两条路，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老庄，而老庄哲学的大背景，就是变化与无常，对世事和生命的看淡。

淮北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道德经》与《逍遥游》，诞生了《淮南子》，诞生了嵇康、刘伶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流派，这些迥异于传统人文思想的哲学，是否都是黄泛区这种人生无常、繁华速朽的环境下而产生的终极观照？

这算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除了道家祖庭，黄泛区还是孕育帝王的龙兴之地。

中国的开国帝王中，论得国之正，成事之难，当属刘邦和朱元璋，完全是地痞流氓出身，一个铜板赌天下，而他们都出生于民风彪悍豪爽，即使挺而走险，也群起响应的黄淮区域。

这里讲讲朱皇帝的故事。

600年前，一位姓朱的老人在东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淮海、江淮、江南三大板块一股脑塞在一起，这种硬捏在一起的办法让两省至今依旧内部分歧严重，但一分为二之后，最微妙的还是南京。

南京的地缘位置导致其远离江苏几何中心，周围近半是安徽城市。江苏人习惯揶揄南京不是我们江苏人的省会，而是安徽的省会，甚至直接称其为徽京。

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南京的确曾是安徽、江苏两省共同前身——江南省的省会，两省分家后，安徽的行政班子硬是在南京多逗留了近百年，才恋恋不舍的搬到安庆。

时至今日，很多安徽人依然有浓厚的南京情结，今天的南京城里也到处都能看到安徽人的身影。印象特别深，当我去滁州时，发现这里半个小时就能直达南京；做芜湖项目的时候，每次坐飞机必然是到南京禄口机场，比合肥近多了；宣城虽然稍远一点，但也是和南京眉来眼去；更不要提马鞍山，到南京的地铁都快通车了。

近日，蚌埠也来投怀送抱，希望加入南京都市圈。南京当然表示欢迎，希望与蚌埠密切合作，加强沟通。这么一来，从GDP总量来看，安徽排名靠前的城市一多半投靠了南京，这也是个让合肥头疼的问题。

但即使今天的江苏先富一步，安徽人拍起胸膛来，还是比江苏响。毕竟当年南京的底子都是安徽人打下来的，朱皇帝就是安徽凤阳人，淮西二十四将也多是凤阳人，明朝拿下江山以后才奠定了近现代南京的基础。

原来南京王朝虽多，但王气暗淡，秦淮河边的皇帝们，执政多是笑话，风流都成佳话，虽能偏安一隅，最终逃不了被统一的宿命，只有朱皇帝才是真命天子，是南京唯一的正统政权。

大明留给南京的，不止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还有市井生活。出身微末的朱元璋成了皇帝后，很多当年的农民最喜欢吃的菜，摇身一变成了南京一绝，鸭血粉丝汤、盐水鸭都成了南京城的代表饮食，至于珍珠白玉翡翠汤最后也成了名门菜谱。

除了食物，还有语言，南京话和天津话都和安徽话非常相似，南京市天子脚下，天津市天子津渡，这也是大明留下的遗产。

安徽与江苏之间，真称得上剪不断，理还乱。

模糊皖中

和皖南、皖北相比，皖中平原可以说是面目最模糊的一块，甚至之前很少有皖中这个说法。

历史上往往以长江为界，把安徽分成皖北和皖南，直到1952年合肥取代芜湖成了安徽省会以后，合肥及周边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省会总要有个说法，皖中才慢慢提的多了起来。

无名不代表不重要。在天下分裂，如三国两晋、南北分立、五代十国时，这片大别山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都是偏安南方王朝的西北大门，甚至成为南北博弈的胜负手，乃至于诞生了一专属个战略名词，叫做“守江必守淮”。

三国魏吴便在此对峙，由于合肥长期在魏国手中，对东吴国都南京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威胁，魏吴双方多次交战，不少名将都陨落于此。

皖中天然是条拉锯战线，一省之内打的战火连天，从这个角度看，皖南人和皖北人互相看不顺眼简直是天经地义。

有个笑话这样讲：一个皖南人和一个皖北人在一起，几乎没有共同话题，但当提起合肥时，他们就有了共同话题。

如果说南京作为省会有些微妙，那么合肥作为省会多少有些尴尬。

尽管这些年来发展飞速，但安徽人民对合肥还是意见颇多，合肥合肥，合而肥之。安徽人甚至给合肥取了个外号——霸都，即霸占一省资源为己用之意。说句公道话，合肥的城市首位度在全国来看，也不见得真有多高，关键是镇不住场子。

虽然今天的合肥是省会，但在清朝两百年间，安徽省的中心一直在安庆。那时候的合肥（古庐州）仅仅是个小县城。上世纪中期，国民政府把省会由安庆迁到合肥，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无论是安庆还是芜湖都在长江边上，合肥则相对居中。作为战时中心，合肥迅速发展了起来。

建国以后，出于发展经济角度考虑，安徽省几次提出动议，要把省会迁往安庆或芜湖，但这个方案最终还是被毛泽东所否决。正所谓“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着严重边患，台湾如果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反攻大陆，长江流域极易失守，无论是安庆还是芜湖，都有陷落的危险，而合肥在安徽中部，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是战时省会的最佳选择呢。

时过境迁，合肥的战时使命早以完成，但陆路交通的崛起让合肥再度占据优势。而且合肥位于安徽省的几何中心，安庆偏于西南一隅，很难对全省进行有效控制，历史的辉煌无法掩盖城市地缘带来的劣势，在交通和工业化越来越重要的近代，安庆的失势显得无法避免。一来二去之间，合肥也坐稳了省会的位置。

五六年前，我们和中铁四局合作过一个合肥的项目，我在合肥待的时间多一些，也考察了一圈周边的城市，去淮南看过草木皆兵的八公山，脑中既有淮南王鸡犬升天的传说，也有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故事。期间也认识了皖中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

就合肥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它的纵深和外延即是环巢湖文化。其代表人物，古有范增、周瑜，今有李鸿章、段祺瑞、冯玉祥，包括清末淮军将领群体其骨干分子，大多分布在整个庐、巢（及六安）地区，是军事人才的聚集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鸿章。

小至让合肥名声大噪，中至推动安徽顺势崛起，大至裱糊清朝国运，李鸿章都举足轻重。

关于李鸿章，是非评判很多。**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奸相，观奢靡便知；****李鸿章是权相，观淮军便知；**李鸿章是古今能相，观天下便知。

有副李鸿章的对联，在很多人尤其老板群中广为传颂：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

看似抱朴守拙，清心寡欲，事实恰恰相反。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鸿章是生活最奢华的，其筹措洋务几十年，上下其手不知多少，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并非虚言。

李鸿章曾在上海的丁香花园金屋藏娇，我专门去体验过，感受万千。享受金山银海、温香软玉的间隙，还能写出这样朴素的对联，李中堂果然了不起。

当然，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德行简单论之，也不能非红即黑，非此即彼。人的两面性在李鸿章身上深刻的体现了出来，极尽奢华的另一面是中流砥柱。

 “男儿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传颂京师，弱冠才子李鸿章也踏入了历史的舞台，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的同时，也还有着对个人未来宦海生涯的踌躇满志。

至于另一首诗，则有些悲凉：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上呈慈禧太后的绝命诗，诗罢不久李鸿章辞世，享年79岁。在李鸿章死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大清王朝就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的滚滚车轮中。

细品两首诗，竟有些相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万年是对历史的反思，曾经世界之巅的中国为什么会衰败如此？洋世界究竟长什么样？谁在书写历史，接下来会如何书写历史？这是大时代里中国年轻辈中最优秀者的天问；三千里既是安徽到北京之间的距离，也是白衣到宰相的距离。和要做圣人的曾国藩不一样，李鸿章是枭雄性格，手腕更叫圆融，名利之心更重，对于封侯拜相有着强烈的追求。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三百年清朝国祚眼看即将终结，八千年疆域国土到处黎民凋残。同样的句式与用词，一甲子间，从欲封侯拜相，安天下济苍生的布衣青年，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国之重臣，最终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第一人”，辞海中的“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很多人喜欢假设：如果慈禧光绪，母慈子孝，英明神武，锐意改革，四大名臣，齐心协力，中国还有救吗？

我说：失败往往不是瞬间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笔。结果和结局从来不一样：结果是终焉，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浩叹，结局则开始在你错过了最后一个可以扭转局势的路口时。

扭转局势，说来容易做来难，中国这艘太大的船，想要在滔天巨浪中转身更是难上加难。没什么比李鸿章的绝望与希望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的挫折和努力，中国的沉沦与衰落、救亡与复兴，这不是几个人的使命，而是几代人的宿命。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绝命诗，今天犹在耳边。

皖人治国，何以治皖

近现代以来，安徽人可谓身居庙堂，算策天下，唯独安徽日渐落魄，以致岌岌。

安徽的落魄和工业时代有关。四十年工业化的主旋律中，安徽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

我对区域发展有个广为流传的“四口理论”，即渡口、河口、江口、海口，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从渡口到海口进化和转移规律。

江口时代是农耕文明的绝唱，武汉、南昌、南京能成一时之盛，都是江口之利。安徽在这个时期，以徽商的身份征服了长江下游的江口文明，长江延岸的安庆、芜湖等城市也得到发展，但终究没能像湖北那样形成省域性的江口核心城市。

江口时代，安徽棋差一招。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切换到以海口为中心的江海三角区域，大工业文明拉开了序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海口区域强势崛起，不靠海的安徽，又一次错过机会。

安徽的未来，关键还要看合肥。

如果说过去的合肥是“合而肥之”，被动式的汇聚全省资源做大做强，那么今天乃至未来的合肥，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应该说，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集全省之力建设一座大城市是明智之举，这种做法也不是安徽首创。

安徽最早的铁路城市，其实是蚌埠，穿枣庄、徐州、蚌埠、南京而直至上海的津浦铁路，迅速提升了蚌埠在安徽省内的地位。

蚌埠春风得意，合肥则让人心酸。作为省会，在国家规划四纵四横的普铁时代，合肥却被完美避开，京九线在经过安徽境内阜阳的时候却突然拐了一个弯，拐到了湖北，而合肥前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时候还要从蚌埠转车。

不止合肥受到重创，安庆等这些安徽主要城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陷入没有铁路主干线的尴尬境地，而这也造成了安徽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的发展十分的迟缓，只能选择强行做大合肥。

为了发展合肥，安徽举全省的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迁往合肥，仅有记录的就26家。在“合而肥之”战略下，合肥也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从GDP增速来看， 10年增长340%，年均增速达15.9%。要说这十年谁是全中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合肥当仁不让。

十多年前，时任合肥市委书记曾请我去做战略顾问，长谈两三个小时，其核心战略就是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变成合肥的内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整合扩融以后的发展方向。现在来看，这几年来合肥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不算辜负各兄弟市县的倾力支持。

在新一轮高铁时代，错过江口和海口时代的安徽，真正有了崛起之基，中国经济版图将实现大洗牌，大合肥都市圈很有可能成为抓住机会，扶摇直上。

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形规划，合肥的枢纽的地位正在凸显，不仅提升了合肥与外部的通达性，这也让其在省内的几何中心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人流、物流、信息流、科技流、金融流纷纷开始往合肥聚集。

除了高铁外，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科大现象。

1969年中科大外迁，落户的首选地并非安徽，中科大分别向湖北、江西、河南抛出橄榄枝，没想到三个省均婉拒了中国科大。这时安徽省却明确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并腾出了原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用以安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户并扎根安徽，开始了与合肥的互相成就之旅。

由此观之，中科大苦觅下家和千年之前李白落魄江湖竟有些神似，而且都是安徽接纳了他们，汪伦因李白一诗留名青史，安徽因中科大之落户弯道超车****，世事自有因果，此言不虚。

中科大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上天，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全线贯通，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以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量子科技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科大和合肥，甚至有点像斯坦福和硅谷的关系。今天的合肥悄无声息已经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基础科学研究个别领域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安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投入和提前布局，相对于很多传统产业为主的省份，安徽已经走在了前面。

应该说，任何一座中心城市的崛起，都同时伴随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在此之前合肥的做大做强，其人口和产业的虹吸效应要明显强于溢出效应，但随着合肥的不断成熟，其溢出效应正在不断增加，资金、教育、医疗等资源正在不断向外转移，也带动了整个安徽的产业生态升级。

中科大只是一个引子，工业化前期失宠的安徽，已经迎来了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总体来讲，安徽的产业发展，可以概括为“一干三枝”，以“一干三枝”为统领，打造“智慧安徽”。以产业为驱动，合肥都市圈，如策略得当，将会成为中部甚至是大长三角的一股关键力量。

所谓的一干，就是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三大底层应用，以科大讯飞为龙头的语音识别，安徽已经走在国内的前列。以语音识别为基础，向前完善芯片和云计算基础，逐步建立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系统性技术优势是提前布局的关键。当然，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产业化，安徽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赛道，与国内众多省份基本在同一起跑线，甚至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位置，这是后发优势和弯道超车的最好时机。

三枝就是智能仪器、智能装备、智能终端。

安徽智能仪器有两个方向值得投入，第一是医疗医药智慧仪器，第二是智能制造的精密仪器。这两个方向，都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大方向，也是安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更是国内产业化的共同短板，安徽如能有所突破，前景不可估量。

关于智能装备，安徽的主要方向可能还是在小机器人。这也是和人工智能的树干紧密相关的行业，在机器人方面，与国内众多的工业大机器人走差异化路线，在应用更为广泛的小机器人、生活型机器人方面可以大做文章。同时，以小机器人为核心配件，进行其他智能装备的广泛延伸，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智能终端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是智慧家电，第二是智慧汽车，第三是新型计算机。安徽的家电产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物联网化的智慧家电是聚焦重点。另一个智慧终端是汽车，拥有奇瑞和江淮两大基地的安徽，在智慧汽车和自动驾驶方面，同样具有广泛的想象空间。同时，安徽的特种计算机，是军民融合的很好落脚点。在芯片、面板等关键配件上已经小有成效的安徽，将会对智能终端产业提供极好的支撑。

从地缘角度看，长三角扩容是安徽面临的第三重机遇。

在新的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中，安徽、江苏、浙江加上海三省一市全部纳入到长三角范围内，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安徽的全境覆盖首先要归功于高铁，三个小时之内就能从上海到安徽最北边，其次也和安徽近些年在新兴产业领域高歌猛进有关。

安徽省以前属于中部省份，但一直是向东谋发展，安徽是长三角诸多城市的人口流入大省，以上海为最。无论文化还是心理，安徽与长三角都没有距离。如今，各项指标增长处于中东部前列的安徽，省际地位正在呈现不断崛起的态势，甚至未来将会成为承东启西，南北呼应的重要枢纽。

但仅仅是经济发展、交通改善，安徽就能走出“无所谓中国”的陷阱吗？

恐怕还不够。

**安徽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认同感上。**认同感是维系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是归属感得以形成的保证，也是存在感得以凸显的基础。

前几天我在广州遇到一个安徽老板，他曾经在广东徽商组织中担任要职，他讲到：“王老师，安徽商人在广东非常厉害，有上千老板，上千亿资产，安徽商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特别多；第二上市公司特别多；第三美食家特别多，安徽人在广州开了很多顶级的餐厅，有机会请王老师去品鉴”。

我当时就反问他，既然徽商势力强，为什么声势不大呢？他也解释不清楚，后来我才发现了玄机，提起某些安徽的市县时，他很不以为然，“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类人”。

同属一省，他们与我们间泾渭分明，这就是问题所在。走遍安徽，我明显的感到安徽有的是人才，但他们普遍只对自己的圈子有归属感，顶多扩展到周边地市，对于整个安徽省并无特殊的认同感。

他乡相逢，表面上叙叙旧便作罢，很少籍同乡之谊进一步深化乃至衍生合作。这导致安徽人留在历史中的形象往往是个体或者特定群体，不能代言整个安徽。换句话，缺少某种地域相关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于安徽来说，进了一家门，也不是一家人。

诚然，安徽的寂寞有历史原因，也有自然原因，但问题的根源还在安徽人自己身上。心病尚须心药，这不是仅仅发展某个产业，建几条高铁就能迎刃而解的。

走出寂寞

我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区域的发展离不开三大关键要素：基因、契机和生态。

什么是基因？基因是一种软实力，是时间冲刷后的底蕴。

从文明肇始地，历史转折地到商业策源地，文化璀璨地，再到近现代的革命基地、现当代改革源地与创新高地，安徽的基因可谓集古今之大成。

什么是契机？如果说基因是人算，契机就是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契机也分大小：哈尔滨、石家庄、郑州、蚌埠、株洲……一座座火车拖来城市的崛起，靠的是区域级契机；深圳特区的高速腾飞，靠的是国家级契机；中国改开四十年来的伟大复兴，靠的是世界级契机。

今天的安徽，正面临着百年一遇的重要契机。中国崛起与中部崛起双重背景下，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双重浪潮下，长三角一体化和合肥都市圈双重统筹下，安徽正在成为长三角和中部战略双覆盖的通衢要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前期的劣势，反而是后期轻装上阵的优势，抓住这百年一遇的重要契机，安徽很有可能配角变主角。

什么是生态？生态是热带雨林，乔木灌木，老虎狐狸，物竞天择，各安其位。生态是一个闭环，是高度的认同感，是区域竞合间蕴藏着的万类霜天竞自由。

四大特区中深圳一骑绝尘，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极其重要：深圳打造了自己的生态，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共识。如何打造生态，达成最大公约数？是安徽急需补上的一课。

行文至此，或许可以回答文初那个问题了，安徽如何走出寂寞和“无所谓中国”的境遇？答案很简单：发扬基因，把握契机，构建生态。

这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文章的安徽，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