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气候，闷热的着装 ——马来西亚女性经验中的身体规训_风闻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 康敏

吉兰丹是马来半岛北部的一个州，在马来语的世界中，吉兰丹（Kelantan）的是意思是“闪电的土地”，但这方水土其实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惊心动魄。相反，在旅游网页上，吉兰丹往往作为一个“特殊宁静、淳朴自然”的小众旅行目的地出现，以其如诗如画的渔村景观、未经破坏的棕榈海滩、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吸引着各地的旅人。

除了在现代旅游业视野中颇具异域风情的面貌之外，吉兰丹州在马来文化中还有另一重形象，该州是马来西亚农业重镇，在所有半岛州中马来人口比例最高，在大约150万的总人口中，有94%以上是马来人，因此，它也是马来文化色彩最浓郁的一州，被称为“马来文化的摇篮”。与此同时，吉兰丹州也是宗教上最保守的州，19世纪中期，吉兰丹被称为“Serambi Mekah”，即“麦加的入口”，大量规模可观的pondok（传统的伊斯兰教学习所）和一批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求学者。自1990年起，吉兰丹州的执政党一直是马来西亚国内实力最强、最重要的反对党——伊斯兰党，它标榜自己是马来人的政党和伊斯兰的政党。

现在让我们尝试想象，伴随着一道照亮天际的银白色闪电，在这片马来属性和伊斯兰色彩最浓厚的土地上，一个女孩呱呱落地了。跟随她的生命洪流一路观察，我们就能看见她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受马来社会在何种方面、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女性个体形塑，她又能在何种程度上与这套规则互动，去接受、反抗、协商甚至实现规则的转化。这一场博弈多重的复杂动态中最为显见的一项表征，就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规训。

出生割礼

一般而言，人们在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个重大仪式是标志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出生礼仪。马来男婴和女婴举行的出生仪式有所不同。在吉兰丹仪村的男婴的出生仪式是剃发仪式，而女婴的出生仪式则是割礼仪式。马来社会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社会，明确要求男性进行割礼，但对女性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然而，为女婴进行割礼(khatan)却是一种普遍情况。

仪村的仙蒂在她女儿出生后的第四十天为她举行割礼，这也是她出月子的时间。她请了一个附近村里的女巫医（bomoh）来施术，这个女巫医也当过接生婆。女巫医先是用燃烧的木炭和大米在房子四周播撒，做仪式性净化，然后回到女婴居住的屋里，用线圈继续做净化仪式。她将用白色绒线制成的线圈绕过抱着女儿的仙蒂三遍，然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小刀（就是非常常见的、学生们用来削铅笔的那种小刀，没有用酒精之类的消毒），轻轻地在婴儿的阴蒂上划一下，孩子只哭了不到一分钟就停了，从仪式的整个过程来看，传统巫术的成分似乎要远远多于伊斯兰教仪式的成分。至于男性，割礼则一般在十一岁到十三岁左右进行，多数情况是到诊所由医生手术。如果把割礼当作一种成年礼的话，那么这只适用于马来男性，因为马来女性根本就不可能记得那么小的时候的割礼及其影响。对于女性来说，成年的标志就是月经的初潮，但这并不伴随着相应的仪式。

“羞体”与着装规范

马来西亚是典型的热带国家，全年大部分时候气候都高温潮湿。然而，即使是在这样四时皆夏的炎热天气中，这里的穆斯林女性却能忍受从头包到脚的日常打扮。她们的头巾完全盖住了头发、耳朵、脖子，她们的锢笼装（Baju Kurung）上衣长到大腿，下裙没及脚踝，长袖遮挡到手腕，有些更为讲究的还要戴手套和穿袜子。后来我才知道，这还不算，她们很多人在头巾里还戴一顶紧身的线帽，长袍里还穿着长裤，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不会因为意外情况而露出身体一丝一毫。如果询问她们是否感觉闷热，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我们习惯了”，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究竟需要面对哪些严格外化的社会规训？

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服饰有明确而且严格的规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暴露“羞体”(aurat)。所谓的“羞体”就是指人身体上性感的部位，或者说是容易让人产生性联想的部位。除了大多数人都公认的胸部、臀部、生殖器官、大腿属于“羞体”之外，伊斯兰认为女性的头发、耳朵、脖子、胳膊、小腿，甚至声音也都属于羞体。

Baju kurung (锢笼装)加上一条头巾（tudung）是马来妇女在公开场合最常见的打扮，也是一切正式的社交场合要求穿的服装。锢笼装分成衣服和裙子上下两个部分。衣服的袖子要长到手腕，垂下来可以遮住半个手掌；衣服是套头穿的，没有领子，仅在围绕颈部的那一圈车上边，在正中开一个约十厘米长的口子，用扣子扣上；衣服要长到足够遮住臀部，一般长度都得到膝盖甚至小腿；衣服和裙子宽大一些，穿着当然就感觉比较不那么炎热，但行动时难免会走光的，比如有风或上天桥、上汽车等等，为了保证不露小腿，虔诚的马来妇女还要在裙子里面再穿一条衬裤。

头巾(tudung)是着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用的头巾都是正方形的，至少得有一米至一米五的长宽，这样才能包住整个头部。不过，严格来说，头巾并不只是为了包住头发的，它的作用还包括要遮住女性的耳朵、脖子、前胸和肩部。即使头巾包得再紧再好，时间长了难免会松动。为了保证不露出一丝头发，马来妇女在包上头巾之前，还得用一顶带松紧的线帽把头发拢个严严实实，这样就算头巾掉了松了，头发也不会露出一丝一毫。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也喜爱T恤衫和牛仔裤的装扮，但他们搭配的方式却有所不同。首先，他们的衣服都特别宽大。通常T恤要长到能盖住臀部，宽到可以掩盖一切体形。其次，男性可以穿短袖的T恤，但女性的T恤衫则最好是长袖的，而且不能太薄，不能明显地露出里面的胸衣。牛仔裤也不能穿得紧绷绷的，必须足够宽大。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喜欢穿短袖紧身T恤和能显出修长双腿的牛仔裤，但在吉兰丹，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爱打扮的18岁女孩伊达由于喜欢穿短T恤和窄牛仔裤，没少挨父母和别人的白眼。至于许多华人女孩们喜欢的迷你裙、超短裤、中裙、七分裤、背心等等，就和马来女性无缘了。在许多地方，规定衣衫不整者不得进入，在吉兰州首府新城市的闹市区立有一块大广告牌，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衣着是得体的：穆斯林女性必须要包头，男性不能穿背心短裤等等……诉诸标语文字的有形规定和皆有社会群体接纳程度传递态度的无形规则一起，建立起了一套越来越细化和坚硬的着装框架，超出边界的部分由此都将承担较大的社会风险。

右侧女士身穿Baju Kurung “锢笼装”

两性空间区隔

禁止男女两性在公共空间的自由混合是伊斯兰区别于其它世界性宗教的重要特征之一。 “两性间的自由混合是被禁止的”，因为“伊斯兰希望建立一个纯洁的社会，连眼睛的通奸行为都没有机会。……所有人都被告知在公共场合要‘低下他们的视线’，这样眼睛就不会被魔鬼撒旦当作工具。”马来人的房屋设计与空间利用正是遵循了这一男女严格分开、女性不在公共场所暴露的规则：不管是在清真寺里举行的集体礼拜还是在家里举办的诵经仪式，女人总是被安排在男人后面，中间还必须有布帘子完全挡住彼此的视线；在宾客较多的时候，女性从后门进厨房，男性从前门进厅堂；举行仪式时，女性不得出现在厅堂，厨房和厅堂之间的门帘必须放下，让男宾看不到厨房里的女宾；厨房位于房屋的后面，远离大路，这样经常在厨房里忙碌的妇女也就不会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

男女要分隔的观念还延伸到了一切世俗领域。在一些日常的公共场合，男女也是要注意保持一定距离的。马来人举办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宴会，都讲究男宾女宾分开坐。他们的宴会多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在自家附近的空地上，搭起两个临时的塑料棚，里面摆上长桌子陈列饭菜、饮料，周围再放上一排排椅子，让客人们自取自用。一般外面的塑料棚是男人的地盘，里面一些的那个棚子则是女人吃饭的地方。就算是夫妻双双赴宴，吃饭时也得分开坐。除了家里的宴席，一些官方举办的大会、苏丹举办的庆典、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等等，主席台上一般也会分男主席台和女主席台，即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能并肩坐的夫妻大概只有在场地位最高的人。甚至即将结婚的未婚夫妻在上婚前教育课时，在教室里也得分开坐。当马来西亚最大的宗教保守政党——伊斯兰党执掌吉兰丹州的政权之后，不仅超市里的收款台分男女、市中心的休息区分男女，就连电影院里的座位也要分男女。在去年，某华人学校组织了慈善筹款晚会，但中途却被哥打巴鲁市议会宗教执法人员叫停，并被处以罚款，理由是演出没有经过市议会的批准，另外演出存在男女同台的情况，根据1998年娱乐管制法令条例，任何形式的舞台演出都不允许女性参演。

吉兰丹州的超市里区分性别的收款台

经济生活中活跃的女性身影

尽管身体被放置在了“锢笼装”的层层包裹之下，马来女性的活跃性却在经济生活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呈现出极高的自主性和主导意识。女性在吉兰丹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她们所制作的手工艺品，从吉兰丹银器、篮子及布服布料等，皆是国内最好的手工艺品。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女性作为生产力扩充劳动大军，但在让妇女进入生产公共领域的同时，却又将她们从公共舞台上排除出去。对于这种规训，妇女们也并不是无法抵抗，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也非常活跃，甚至能够通过一些场合表达自己对禁令、规则的不满。

尽管有一些学者指出，吉兰丹妇女相对于其它州乃至其它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更加独立自主，但事实上，喜欢经商、外出并不是吉兰丹妇女或者中下阶层妇女所特有的。古利克从文献记载中发现，19世纪末，马来族的贵族妇女也有在家庭之外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有的马来妇女拥有锡矿，有的在拜访亲戚的旅行中进行贸易，有的则竞标征税合同。1878年，霹雳州最大的两个投资人是妇女。

四十年代，在马来西亚做买卖的基本上都是妇女，“妇女是主要的出售者，也是主要的购买者”。八十年代，兰卡威的妇女普遍不喜欢烹饪、洗衣和清洁等家务活，她们更愿意从事农业劳动，或者最好是根本不要工作。上了年纪的妇女宁愿干更辛苦的农活，因为她们更喜欢呆在外面，有其他妇女的陪伴。她们也花大量时间走亲访友，在更大的社区中扮演角色，特别是看望病人，失去亲人的人，以及参加婚宴。2004年，《南洋商报》报道，马来西亚2400万人口中，有200万人是直销公司会员。其中60%是女性，而且以家庭主妇居多。[1]显然，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妇女不同于中东地区“深藏闺中”的妇女，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更加活跃，也更加自由。学者加利姆认为，传统习俗（adat）造就了马来妇女的独立自主性、流动性、开拓性和名誉感。

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反映的是其实是权力争夺。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男性统治的社会通过服装控制女性的身体从而控制这个社会”。然而马来女性并不直接在身体这个战场上应对社会的规训，而是将其转化到了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扩大的经济生活需求之上，通过积极地参与其中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参与度，也是女性群体逐渐探索并且行之有效的一条非直接对抗的行动策略。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政党斗争、不断增强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术强化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在女性身体甚至社会性别角色的想象上的规训也更加强烈，暗中较量的身体政治乃至性别政治之潮流也不会停歇。可以想见，这个来自吉兰丹的女孩的故事还将延续，她的发声或是沉默、束缚或是自由、顺从或是反抗，同时也是千万个女性即将共同经历的命运写照。